【編者按】「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門評論》發刊詞
哈維爾是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創作斟酌時弊，呼籲人們在（後）極權制度之下活出真誠，受捷克共產黨當局持續迫害。1977年起他陸續被指「危害共和國利益」、「顛覆共和國」而鋃鐺入獄。1989年6月4日起，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公開選舉中擊敗共產黨取得超過99％議席，同年及後柏林圍牆倒塌，東德政權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獨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頭要求司法獨立和舉行公開的自由選舉，最終在1989年12月，出獄僅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
「無權勢者的力量」是哈維爾的代表作，寫於1978年，剖釋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極權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兩者相互構成。
在這篇代表作中，哈維爾認為現今的極權制度已不像過去有明確的制宰源頭，社會不存在可以透過破壞特定群體或階級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極權體制下，權力正如巨大綿延的蜘蛛網，這個網是為體制，限定了每個人生活的模式、形態、思想規矩。也許大家都不明白，也無意深究規矩的意義，但只要大眾都服從，就能從這張網之間獲取利益，得到「安逸穩定」的生活。假若人們要反抗，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自主意識，在權力網泥足深陷的人們就會告發攻擊那些心有異想的人，因為他們恐懼，恐懼在現存權力網下的既得利益會因體制被推翻而煙消雲散。
在哈維爾看來，這正是後極權體制的特質：不如過去的極權體制有明確制宰階級，現在每個人都是權力制宰的源頭，沉默不作聲的順服人群，在共同支撐起後極權的制宰結構——「大家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但大家同時都是體制的主人；大家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體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這樣的後極權社會中，哈維爾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誠，過光明磊落的生活。當人們開始探問規矩，不再活於謊言假意的體制規限之內，後極權體制就失去默從的支柱，制宰才能夠從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誠」的想法，對同樣經歷八九年國際政局風起雲湧，卻慘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響很深。當手無寸鐵的學生遇到軍警的殘酷鎮壓，在這樣極端懸殊的權力對比中，被壓迫的人們是否束手無策？「判斷一種活動的是非功過，能否以有無眼前可見的實效為標準？」這是劉賓雁在《哈維爾選集》撰寫的前言中所說，而「人人都應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們每個人為自由所作的事，足夠了嗎？群眾活得真誠磊落了嗎？
《哈維爾選集》出版於1992年，收錄了哈維爾不同時段的論政文章與劇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維爾譯著，它的策劃和編譯者的聯合署名是「天安門民主大學」，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民主基金」贊助，「基進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門民主大學」誕生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據劉健芝在《遊走於體制內外》一書內的分享，1989年學生佔領廣場，5月19日政府宣佈戒嚴令，學生估計快要清場，但市民動員支援未到，軍隊也未達清場，於是學生們就構想了「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使得廣場不至無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間釀出進一步行動。當時一批香港學生接到北京學生的請求，希望他們買擴音器到北京支援廣場辦學。至6月3號晚上，天安門廣場上接到軍隊會來壓鎮的消息，廣場上的學生決定，雖壓鎮將至，但立此存照，宣佈「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正式成立。幾個小時後，便成血的歷史。
後來有人提議，既然廣場大學未能實現，就在廣場以外的地方延續。中國大陸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國巴黎、美國東部都有復校嘗試，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簡稱「天安門民主大學」，成了延續時間最久的一個。當時顧問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門民主大學」在香港運作了超過一年半，其間舉辦過不少公開課程，每個課程大概八課，每周同一時段上課，星期一至五每晚有兩門課程，星期六日則每晚有三門課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份子自資自辦，還出版過不少對應時局的思想刊物，《哈維爾選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們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門評論》的發刊詞裏，我們讀到了這群人在八九民運後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為在漫長歷史中細心建設的時候，各地冒起的地區主動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稱珍貴。因為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在現時這個運動退潮的時候，正需要加強理論、思想上的探討，以作為運動高潮來臨的準備。」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承繼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抗爭精神，承繼了歷史長河上那忽明忽滅的燈，刻下自由真誠的思想實踐。
在思想的角度來看，歷史並不過時。二十六年前人們立足香港思考中國，對於今天的香港來說，這段歷史同樣蘊含思想資源。二三十年過去，我們的社會有變得更好嗎？我們也許都該自省，反問己身是否已做足夠，是否能在（後）極權籠罩之時，活出真誠磊落？
端傳媒將陸續刊出由羅永生翻譯，收錄在《哈維爾選集》中的「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華文最早之翻譯。由於時間久遠，文本並無電子版，以下摘文為逐字鍵入，希望致敬前輩，也將前人曾經的努力散佈開去，並與此時此刻意志消沉的同儕前輩後輩互勉。
此次系列書摘主題是「知識分子」，刊載幾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對知識「專業化」的想象。知識，也如權力，不屬於任何特定群體，也存於日常生活之間。只要願意思考生命與社群以至世界之關係，願意活出真誠，就足以稱得上是「思想者」。會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為他有所求，有所求則有所限制，有限制則覺無處不是枷鎖；然而他們都是最自由的，也許吧！
在我有限的資料之中，曾經被文本記載參與貢獻「天安門民主大學」包括講學出版等等的前輩包括：劉賓雁，羅永生、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劉健芝、許兆麟、古蒼梧、鍾祖康、岑淑群、黃奇智、陳炳釗、李金鳳、陳清僑、鄭毓盛、陳文鴻、劉健青、羅樹基、李焯桃、梁秉鈞、許寶強、盧斯蒙、陸德泉、丘延亮、姿亞飛、金超、潘永忠、言諒、馬國明、杜良謀、懷秋、陳國樑、關慶、趙飛、周國強、秦永敏、許應祈、楊淑貞、蘇耀昌、楚湘、胡美蓮、梁漢柱、姚傳禮、夏鑄九、陶飛、羅賓士、梁志遠、杭之、葉蔭聰、斯圖、魚思華、斐文昆、稽士、吳萱人、陳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堅、譚翼飛、阮勛、丁一、求霧子、陸萍、亦農、武藤一羊、韋思……還有眾多名不見傳或有所遺漏的義工志士，不管他們今天路往何方，但他們曾在歷史退潮之時點下思想的燈，我在此向他們一一致意。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
《哈維爾選集》
出版時間：1992年
出版社：基進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編譯：天安門民主大學
XVIII
如果「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基本任務是要為磊落真誠的生活而服務，亦即為生命的真正目標工作，而如果這又一定要發展成保衛個體及讓個體擁有自由、忠實生活（即維護人權、維護法制）的行動，那麼下一步要做的，即進入最成熟階段的工作，就是維克力夫·賓達（Vaclav Benda）所說的平行結構的發展。
當那些決意要過磊落真誠生活的人被剝奪了直接影響現存社會結構的機會，更遑論有機會參與，以及當人們開始創造一種獨立社會生活的時候，這種獨立生活就會以某種方式形成結構。有時我們只會看見結構形成過程非常初步的跡象，有時又會看到結構已發展成熟。它們的出現和演進不能和「持不同政見者」的現象分離，雖然它往往伸展到這個字所籠統指稱的領域之外。
這些結構是怎麼樣的呢？席華士（Ivan Jirous）是捷克一個構思及實踐「第二文化」概念的人。他原先指反叛分子的搖擺音樂及精神上趨近反叛分子音樂團體的文學、藝術及演藝事態，但「第二文化」這字眼很快就被應用在整個獨立和受壓制的文化領域，包含藝術及其各種流派，和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第二文化」建立了基本的組織形式：地下書刊、地下演出、地下音樂會、研討會、展覽等等（在波蘭這一切都更為發達：甚至有獨立的印刷所及很多刊物，以至政治雜誌，除了碳紙複寫本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流通方式。在蘇聯，地下作品有一個悠久傳統，形式自然也很不同）。因此，文化是「平行結構」最高度發達的可見領域。當然賓達也考慮過這些結構在其他領域裏的原始萌芽形式，由平行的訊息網路到平行的教育形式（地下大學）、平行工會、平行的外交，甚至假設一個平行的經濟。在這些平行結構的基礎上，他發展出一個「平行邦國（Polis）」或平行國家的概念。又或者說，他在這些結構中，看出這種邦國的雛型。
發展到一個階段，獨立的社會生活和「持不同政見運動」就不可避免要建立起組織和機構。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除非社會的獨立生活受到徹底的鎮壓和取締，否則這個趨勢是會増大的，一種平行的政治生活也一定會出現。在某一程度上這種生活在捷克已經存在。那些或多或少地含有政治性質的團體會保持自己的政治色彩，互相交往和行動。
這些平行結構可以說是「磊落真誠生活」的最充分表現。「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支援和發展這些東西。它進一步肯定了，任何企圖抗拒體制的壓力，都起源自那些先於政治的領域。平行結構就是一個讓不同的生活存在的領域，那裏生活與生命的目標和諧一致，生活的形式亦符合那些生命的見標。捨此之外，平行結構還會是甚麼呢？那些社會自我組織的嘗試，除了是社會某部分人努力掙扎，要社會生活變得磊落真誠，徹底擺脫後極權制度那種盲目自驅的性質，和它一刀兩斷之外，還有甚麼？這除了是人們用一種非暴力手段以否定存在於他們中間的體制，並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即自己真正的人性之上去建立自己的生活，還會是甚麼呢？這種趨向不是一再鼓吹將注意力回歸到真實個人的原則嗎？還有，平行結構並非先驗地從有關改變制度的某種理論觀點產生出來的（那裏沒有政治宗派），而是源自生命的目標及真實的人真實的需要。事實上，所有制度的最終改變，如那些我們可以在這裏觀察到其萌芽狀態的改變，實質上都是由下面生長出來的，因為生命促使它們這樣做，而非因它們已走在生命前頭，發號司令來逼使它改變。
歷史經驗教訓我們，個人生命中任何真正有意義的立根點，通常都有著普遍性。換句話說，那不會是偏狹到只有小部分人才可以接觸及不能交流。相反地，它一定是向所有人開放，能夠預示一種全面的解決方法，因而不是只對個人自己負責的內傾和自足感，而是面向世界，和對世界負責。因此，將平行結構及平行邦國視為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想自己而對別的事漠不關心，退縮逃避和孤芳自賞的行徑是錯誤的。簡單來說，將它看成是小群人的解決方法、與大局無關是不對的。這種想法一開始就將對他人的關懷和過磊落真誠的生活割裂，最終將之歪曲為只是「謊瞞騙隱生活」的一種複雜形態。這樣，當然不會看到那是個人和群體的真正立根點，反而倒退到那種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誤解中去，以為他們只是一班特定的人，有著特定的利益，與當權者進行自己特定的，別人不可介入的瓜葛。無論如何，至少在後極權制度下，平行結構中最高度發展的生活形式，最成熟的平行邦國方式，也只能是為個人同時立足在「第一」的官方結構，與它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時才能存在，那怕這關係只是他們的商店裏購物，用他們的錢，守他們的法。誠然可以設想的是，在平行邦國中，生命更根本的部分會顯得更有姿采，不過這樣一種的生活方式，作為一套綱領，誰說不會變成只是另一種每個人都要過的，精神分裂似的「謊瞞騙隱生活」？那不是證明了，如果人的立根點不是個「模範」的答案，放諸四海而皆準，對個人也會失去意義嗎？帕托加時常說，責任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會將它帶到所有我們去的地方，隨時隨地身體力行。這意味著責任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一定要接受它，把它牢牢地在此時此地；在上帝安放我們的這個時空中抓著，無論是印度的靜修所還是平行邦國，我們不能借故他去，逃避承擔。如果西方的青年人常發覺退縮到印度的寺廟也不能為個人或群體找到答案，那明顯地是因為，及只因為這做法欠缺一種普遍性，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退到靜修所去。基督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它是一個讓我在此時此地出發的立足點，因為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可以運用它。
換句話說，平行邦國要指向超越自己的方向。它只有在成為深化個人責任，而向整體和為了整體，並為了這一責任不斷發掘出最有效途徑的方式，而不是藉此而找逃避這一責任的方式時，才會有意義。
XIX
在上面我已談過，磊落真誠的生活所具有的政治潛力，以及要預測這種生活的某一表達方式究竟會否，或在甚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帶出真正的轉變，一定會遇上種種的困難。我亦談過，為這些事情作風險估計也是徒勞的，因為這些獨立的行動往往是一種孤注一擲的賭博，至少起初是這樣。
不過，假若不去為這些工作對社會實際產生的影響作那怕是粗略的考慮，看看那種面向整體和為了整體的責任，怎麼可能（不是一定可以）在行動中實現，那這裏對「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工作所作的交待，恐怕會不太完備。
首先應該強調，獨立社會生活的整個領域，特別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當然並非影響後極權國家歷史轉變的唯一因素。在沒有這些運動影響下，潛伏著的社會危機可以在任何時間激發一系列的政治轉變，或會動搖權力結構，釀成或激化潛在的衝突，造成人事上，觀念上，或至少社會「氣候」上的改變，深遠地影響日常生活的氣氛，激發料想不到的社會不安，爆發不滿情緒。在集團中心的權力更替可以以不同方式影響不同的國家，經濟因素自然十分重要，而世界文明發展的大趨勢也同樣不可忽視。國際政治，另一個超級大國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國際利益結構的改變，及我們集團所採取的立場等，是極其重要的領域，可以是徹底革新和政治變動的來源。雖然我曾說過，不應高估後極權制度下領導人物的重要性，但那些高層人物也不是沒有作用的。互為影響的變數那麼多，因此必須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放在這些背景，以及背景後的大脈絡中才可以看到其影響力。這種政治影響只是左右政治發展的其中一項因素（但遠不是最重要因素），它和其他因素之差異，僅在於其核心是從保衛人民的觀點去思考這政治發展的問題，以及如何將這種思考付諸實踐。
正如我們見到，這些運動的表面目標和方向常常是要影響社會，而不是影響權力結構，至少不是直接和立刻影響它。自立的行動向隱蔽的領域呼召，揭示出磊落真誠的生活是人和社會的出路。他們做的就是為擴展容納這種生活空間而奮鬥，他們幫助人民建立信心，雖然這總是間接的。他們粉粹「假象」世界，暴露權力的實質。他們並不負起救世主的角色；他們也不是社會「先鋒」，不是那些以為只有自己才洞悉一切的「精英」，其任務不是去「覺醒」那些「未能覺醒起來」的群眾（這種誇誇其談的自我投射正正是那種全然不同的思考方法所具有的，那種思考方法以為獨擁某個「理想藍圖」的專利，因而有權將之強加給社會）。他們也不想領導任何人，他們讓每個人決定自己從經驗和工作中獲取甚麼（如果捷克的官方宣傳機器將憲章運動人士描述為「自封自號的一伙」，並不說明他們真有甚麼「先鋒」式的野心，反而流露出政權自己的想法，將己度人。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批評意見背後都必然有取代其位之意，企圖「以人民的名義」君臨天下，這也正是多年來當權者自己為自己封的號）。
因此這些運動永遠只會作為社會一部份間接影響現存的權力結構。他們主要是要呼召社會的隱蔽角落，而不是如何在實際權力的層次上對抗政權。
我曾經指出其中一種實行的方法，即加強人們對法律的意覺及維護法制的責任。當然這只是廣泛影響的其中一個個別例子，讓人們感受到磊落真誠的生活的間接壓力，即由另一類價值，「另一類行為」和獨立的自我實現帶來的間接壓力。無論權力結構喜歡與否，都要對這些壓力作某種程度的回應，不過它的選擇只有兩個，要麼壓下去，要麼順應潮流。有時一種方法佔上風，有時又轉為另一種。例如波蘭的「地下大學」受到愈來愈多的壓制，「地下教師」被警察拘控。但與此同時，官方大學的教授們就不斷改善自己的課程，加入一些敏感、禁忌的科目，這就是「地下大學」施加間接壓力的成果。這些適應的做法有不同的動機，有的是「理想性」的（即人的隱蔽領域已接收到訊息，良知和堅持真理的意志給喚醒了）。有的是純粹功利性，即政權的求存本能逼使它們注意到思想的轉變，以及精神和社會氣候的轉變，從而靈活地作出回應。究竟那一種動機在特定時候佔主導，對最終結果來說就不重要了。
順應潮流是政權的正面回應，它原則上可以、事實上也常具有多種不同形式與階級。有的人試圖將「平行世界」的價值觀或者那裏的人納入官方結構，收編入伍，把自己變得有點像他們一樣，同時也試圖把他們變得有點像自己，以調節那種明顯失控的不平衡狀態。在六十年代，進步的共產黨員開始「發現」一些不受注意的文化價值和現象。這是一個積極的起步，雖然有它的危險，因為那些被「融合」或被「拿來」的價值，已失去其獨立性與原創性，蓋上了官式架子，事事規行矩步，它們的威信也給削弱了。順應潮流的下一步可以是令官方結構在最終目標及體制問題上開始改革。這些改革往往是半吊子的，試圖融合，或者現實一點說，協調為生命服務和為後極權主義的「自動機制」服務這兩種不同的方向。他們捨此以外也別無他法。他們混淆了磊落真誠的生活和謊瞞騙隱的生活間清楚的界線，放出煙幕，迷惑社會，令人難於維持其原有方向。當然這仍是一件好事，因為畢竟會開拓出更多新的空間，只不過它令人更難分辨甚麼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協。
順應潮流的另一個更高階段，就是在官方結構內造成分化，令這些架構更多地向多少已成形的多元化形式開放，因為生命的真正目標正要求這些東西（一個例子就是，文化生活中太集中和組織化的情況如果不改變，新的出版機構、同人雜誌、藝術團體、平行的研究機關和工作坊等等，也會在來自「下面」的壓力下產生。另一個例子是那些後極權制度用以培養接班人、由國家控制的一元化青年組織，會在壓力下解體，變成一些多少有獨立性質的團體，如大學學生會、中學學生會、職青組織等）。諸如此類的分化令來自下面的力量被感覺到。這種變化與漸次出現的新的平行，甚至獨立的結構有關，他們被官方機構重視或至少在一定程度被容忍。這些新的機構不單是適應了生命的真實需要的自由化官方結構，更是直接體現了那些需要在既有的社會環境得以正名，佔一席位的要求，表現了社會自我組織的趨向（六八年捷克最為人熟知的這類組織是KAN，一個積極黨外人士的組織，及K231，一個前政治犯組織）。
順應潮流最終階段就是，那些官方結構——它們充當後極權制度的代理，為它的自動機制服務，依樣建成——開始萎縮、消亡，由來自「下面」以全新方式聚合的新結構所取代。
當然，生命目標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途徑影響事物的組成方式，帶來政治性的改變，削弱控制技術對社會各層份的控制。我在這裏只是將六八年我們在捷克親身經歷到的轉變描述出來而已。應該了解的是，這些具體事件都只是特定歷史進程中的一部份，不應以為那是唯一的選擇，又或者（特別在我們的國家）可以重覆出現。不過，這總無損於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的教訓，在今天仍然適用。
說到捷克一九六八的事件，應該講一下當時一些特點。那時候從一般「氣氛」，觀念以致結構上的改變，都不是在一如今日正成形的那些平行結構的壓力下導致的。當時這些結構——亦即與官方結構完全唱對台的那些結構——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存在今日所稱的「持不同政見者」。那時候的轉變是由多種多樣的力量造成的，其中一些很全面地產生影響，有些只部份地發揮作用。當時已有一些自由思想，獨立創造及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發零星要求。而獨立社會生活對現在結構的滲透，是通過長期、自發和不明顯的努力所帶來的，通常以默默地將這種生活在官方組織或其邊緣建立起來開始。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社會覺醒的漸進過程，也就是一個隱蔽空間慢慢敞開的「靜悄悄」過程（捷克官方宣傳機器說有一場「悄悄地蔓延的反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說出了生命目標前進的狀態）。這種覺醒背後的動機不一定完全來自可以清楚界定的獨立社會生活領域（雖然它的確來自那裏，這點還有待被充分了解），也可以因為官方結構內一些認同官方意識形態的人，他們透過各種潛在的社會危機，以及在與權力的真正本質打交道後，嚐到痛苦經驗而認清了現實真像（我這裏主要是指那些「反教條」的共黨改革派人物，多年來已在官方組織中形成反對力量）。今天這個「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年代所慣見的在當時卻是受到限制但仍力求「自我組織起來」的獨立行動，既無條件，亦無存在「理由」，使它們得以截然立足於官方結構之外，整體地得到確認。那時候，捷克的後極權制度還未至如今日那般停滯、無能和僵化，逼使人們要重拾自我組織的能力。由於很多歷史和社會因素，六八年的政權要開放得多，但這個已受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侵蝕殆盡，只能絕望地摸索無痛改革方案的權力結構，無可避免地從裏面腐爛起來，對大氣候的轉變，對年青人想法的改變，對官方與非官方之間廣闊的政治領域內，由先於政治的層次展露出來的那種萬千生命對真誠生活的嚮往，完全無法作理智的回應。
大體來說，有一點同樣重要的是：1968年的體制改革，從未有超越改良，也即是只進行分權或對一些其實只是次要的組織進行整頓。它並沒有影響後極權制度的權力結構，即作為社會組織基本依據的政治制度，甚至沒有觸及政治權力凌駕經濟權力的那個經濟制度。直接行使權力的工具（如軍隊、警察、司法機構）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改變的只是氣氛、人事、政治路線，尤其是行使權力的方式。其餘一切都停留在討論和計劃階段。官方採納的兩個至為深入的改革方案是六八年四月的捷共行動綱領以及經濟改革計劃。行動綱領無可避免地充滿了內在矛盾和半吊子的手段，從沒有觸及實質權力。而經改計劃雖然在經濟領域上吸收了很多關於生命目標的東西（例如有多元利益和多元動力、動態誘因等的提法，限制依靠指令的經濟措施等），但對於經濟權力的支柱問題，即國家擁有，而不是真正的社會擁有生產工具，則絲毫沒有觸及。因此這裏留下一個空隙。在後極權制度下，除了匈牙利起義的幾天外，沒有任何社會運動可以填塞這空白。
將來有沒有其他發展可能呢？我想只能訴諸猜度去回答這問題。照目前來說，體制背後的社會危機通常以政治和社會動盪告終（五三年東德、五六年的匈牙利、蘇聯、波蘭、六八年的捷克、波蘭、七O年和七六年的波蘭）（也沒有理由以為以後不會重演）。這些動盪的背景、進程和結果都不一樣，這些動盪背後都有不同的複雜因素，令隱蔽角落暴露出來的那些偶然事件（即最後致命一擊）也是難以事先預知的。再者，一方面「集團」內部權力不斷擴張，另方面蘇聯境內非俄羅斯區域民族意識的覺醒導致蘇聯的解體（蘇聯並不能永遠在全球的民族解放鬥爭中置身事外），前途未卜，所以任何長遠的預測都是不可靠的。
無論怎樣，對「持不同政見運動」來說，這類猜度並無即時意義，因為這些運動反正都不是由猜度發展出來的。將他們放置在這個基礎上，只會把他們從自身真實的屬性割裂。
就「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前景來說，未來的發展恐怕不會是兩個孤立，互不理睬的東西——一邊是主導的邦國，一邊是平行邦國——長期共存。磊落真誠的生活要是保持原來面目，就不可能不成為體制的威脅。與謊瞞騙隱的生活並存而不發生激烈衝突是難以想象的事。只要後極權制度依然故我，而獨立的社會生活仍然是面向整體，向整體負責，讓人重建道德責任的領域，兩者的關係就永遠是公開和潛在衝突的來源。
事情的發展只有兩種可能性：要不是後極權制度繼續發展（如果有能力繼續發展的話），日漸趨近奧威爾（Orwell）筆下那個駭人的絕對操縱的世界，扼殺掉所有稍為明顯的對磊落真誠生活的追求，否則獨立的社會生活（平行邦國），包括「持不同政見運動」，就肯定會慢慢成為愈來愈重要的社會現象，在社會生活中佔真正地位，影響大局。當然，這種只是影響大局的其中一項因素，並且只是作為一個背境因素，與其他適切的條件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無論應該集中於改革官方結構還是促進分權，又或者用新的結構取代舊的，也不論目標是「改進」制度還是相反的去打碎制度，諸如此類的問題只能在特定環境下，由「持不同政見運動」按當時的具體目標提出來，否則它們只會是一些虛假的問題。我認為，抽象的回答問題，及基於假想的遠景去引伸一套綱領，只是向傳統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倒退，局限和割裂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工作。其實只有他們才真正忠於自己，對未來有最真確的洞見。我多次強調，這些「持不同政見運動」不是以發明改變制度的方法作為自己的立根點，而毋寧是為「此時此地」當下的更好生活而作的日常鬥爭。生命為自己而發現的種種政治和結構的改變往往是，或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有限的、半吊子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受策略權謀污染。它不可能是別的樣子，一定要把這些都預計在內，不因此失去鬥志。要緊的是主要的事情——亦即為了更自由、更忠誠、更有尊嚴的生活而每天了無止境，吃力不討好的鬥爭，從不固步自封，虛心假意，虎頭蛇尾，不為政治技倆出賣自己，或者陷入猜度行動的成果，迷戀於幻想未來。鬥爭的純潔性是它和後極權制度真正交手時致勝的最佳保證。
XX
後極櫂制度的特殊性質，即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看不到深遠的政治改變前景畢竟也帶來了一個積極的改變：它逼使我們去檢討我們處境背後一貫起作用的因素，把我自己的前途放到全世界的長遠發展前景去考慮。人類與制度最根本和最內在的衝突，較傳統傳統政深刻得多，並決定了對這種衝突進行思考的方向。
因此我們不得不轉向更根本的問題：現代科技社會整體危機，海德格爾稱為人面對科技無所不在的權力時所產生的危機。作為現代科學思想之子和現代形而上學產兒的科學技術，已無法為人所控制，不再為我們服務，奴役我們，逼使我們加入自我毀滅的準備。人已經沒有出路：我們沒有思想，沒有信仰，更遑論幫助我們把事物重新安排，為人類所駕馭的政治主張。我們無助地任由自己創造、冷酷無情的大機器吞噬自己，將我們從與自然（例如廣義的寄居之地，包括在地球生物圈中的居處）的密切關係分割開來，一如它將我們從「存有（Being）」的體驗抽出來，拋擲到「眾在在物（existences）」的世界去一樣。這種情況已從多方面被探討過，不少個人及群體亦曾痛苦地找尋出路（例如東方神秘思想及組織公社）。抱有那種普遍性的成份（為了整體，面向整體的責任）的唯一一種社會及政治努力，是生態運動在混亂世界所發出微弱絕望的呼聲，而就算這些努力也局限在如何運用科技及反對科技獨裁等特定意念上而已。
海德格爾說，「現在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他說一定要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即與多個世紀以來的哲學告別，徹底改變人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及人在世界位置的方式。海德格爾不知出路何在，他所能提議的就是「準備各種冀望」。
不少思想家和思想運動認為，這個仍未為人知曉的出路，也許可籠統地稱為一場全面的「存在的革命」。我也是這麼想。我更同意說不能從某些科技上的花招，也即某些騷不著癢處的改革建議，或從單純哲學上，單純社會上，單純科技上甚或單純政治上的革命，就能找到答案。所有這些都是「存在的革命」的後果可以而且一定會被體驗到的地方，但他們最牢固的據點只能建立在最深刻意義下的人的存在。只有從這個基礎，它才可以在道德上——以及當然最終在政治上重建社會。
我們稱之為消費及工業（或後工業）社會，及奧德嘉（O.Y.Gasset）曾叫做「群眾的反叛」，以及今日世界的智性、道德、政治和社會災難，所有這一切或許只是人類絕望地被全球科技文明的自動機制所拖累的深刻危機中的一個側面而已。
後極權制度只是現代人類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私一個側面，也許是一個表現得更激烈，更能揭示其實真正根源的側面。後極權主義的自動機制只不過是全球科技文明自動機制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它所反映的失敗，只是現代人普遍失敗的其中一種。
這種對人在世界的位置無所不在的挑戰，當然亦發生在西方世界，唯一的差別只是社會及政治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海德格爾直稱之為民主的危機。沒有証據顯示，西方民主，也即傳統的議會民主，能夠提供一個更為深刻的解決方法。甚至可以說，西方民主（比起我們的世界）提供愈多容納生命真正目標的空間，危機就愈為隱蔽，人們就更泥足深陷。
看來，傳統的議會民主也不能為科技民明的自動機制及工業消費社會提供更根本的反抗，因為它們自己也絕望地受它拖累。人們受到比起後極權社會殘暴的手法更為乖巧、細緻的方式所控制。由職業機器推動的那些停濟、僵化，想法亂七八糟，政治上看風駛舵的群眾性政黨，抽空了人民自己的具體責任；而資本累頹的孔眼就介入到各種秘密操縱和擴張的地方：消費、生產、廣告、商業、消費文化、資訊泛濫等無所不在的專制……所有這一切都很難想像為重拾人性的希望所在。索爾仁尼琴一九七八年在哈佛的一次講座中描述了那些不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自由背後那種虛幻的性質，以及傳統民主形式的無力抵抗暴力和極權主義的結果。民主制度下，人們享有我們想也未曾想過的個人自由和保障，但結果也並沒有甚麼好處，因為人們最終也是同一個自動機制的犧牲者：民主制度不能夠保衛人對自己人性認同的關切，或防止這種關切只流於表面；民主制度不能使人超越對個人自身生存的關切，使人成為邦國（Polis）裏要天立地、不忘己責的成員，對創造邦國的前景作出真正貢獻。
因為我們所有為美好將來而提出的看法都是長遠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傳統民主的深刻危機。肯定的說，如果蘇聯集團中某些國家建立民主的條件給創造出來的話（雖然這愈來愈不可能），它可能是一個重建破落的公民意識，重建民主討論，容納一個讓政治多元性確立，生命目標得以確切表達的一個大好時機。不過，將傳統議會民主作為最高政治理想，幻想這些「備受考驗而且真正」的形式，已能夠保證人類享有不朽的尊嚴及獨立社會生活，在我看來，不啻是短視的想法。
我以為一種重新將焦點放在真實的人的政治，比起僅僅恢復西方（或你喜歡可以叫資產階級）民主的各種體制要來得深刻。在一九六八年時，我曾以為組成一個能夠和共產黨公開競爭權力的反對黨，就可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我很早已發覺事情不這樣簡單。事實上，沒有本身就是反對黨的反對黨，也沒有自然而然就成為反對黨的反對黨，正如沒有一些本質上和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令社會不受新的暴力形式影響的選舉法，沒有任何「堅實」的組織方式本身可以提供這種保證。我們很快便要被迫從中發覺，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們。
XXI
我們現在或許要問這個問題了：那怎麼辦？
我對提出另一種政治模式，對那些認為要由改變或改革制度來拯救我們的想法存有疑慮，並不意味我對所有政治思想工作都抱懷疑態度。我強調將注意力放到真實的人，不會令我放棄思索各種可能需要建立的結構形式。相反，既然想到一，就理應也想到二。不過我只會談談幾個粗淺的看法。
概而言之，任何存在革命應該為社會的道德重組提供希望，社會重組意味改造人與人的關係，徹底建成我曾稱之為「人性秩序（human order）」的狀態，這是任何政治秩序所無法替代的。一種新的存在體驗，一種宇宙中新的立足安身，一種對「更高責任」的重新掌握，一種與其他人和人群新建的內在關係，這些都清楚展示出我們探索的方向。
這些東西在政治上的含義又是甚麼呢？它們很很可能會給反映在某些組織結構的組成中。這些組織結構將會由「新的精神」，由人的因素，而非由某種形式化的政治關係或政治許諾所發展出來。換句話說，問題是重建諸如信任、開放、責任、團結、愛等。我只信任那些不以行使權力「技術」為目的的組織結構，那些以共同關心的事為基礎而組合成的群體，在運用力量時以事物的意義為目標的組織，而不是那些人們同抱「向外」擴張野心的組織結構。那可以而且只能是開放、動態和小規模的組織結構。要是規模過大，人際聯繫如信賴、責任就不起作用。那須是原則上不會限制發展出不同組織結構的那種組織結構。任何類型的權力積累（即自動機制的一個特性）都是與此背道而馳的。這種結構將不會是組織、機構這意思的結構，而更像一個社群。它們的威信肯定不會以悠久但空洞的傳統為根基，一如群眾性政黨所依持的。相反，威信是建立在他們怎麼具體地進入一個特定的情景。臨時成立，充滿為著同一個目標而有的熱情，剛達成目標後又會自行消散的組織，比起一個形式化，深謀遠慮地組成的組織更好。領導人的權威應該來自他們在特定環境下經受起考驗的性格，而不是來自任何任命機構的指派。他們要享有大量人際的信賴，以及基於這些信賴而擁有的立法能力。這看來是超越傳統民主組織一貫無能的唯一出路，那些民主組織往往是建基於互相猜疑而非互相信任，建基於集體的不負責多於責任。只有社群裏面每一位成員都有圓滿的生命存在作為基礎，制止那「悄悄地蔓延的極權主義」前進的永久屏障才可以建立起來。那些組織結構自然從社會由下而自我組織成長起來，他們應和那些促使他們成長加起來的真實需要保持對話，從中吸取活力，而當這些需要過去了，組織結構亦應消失，他們內部組織的方式可以非常豐富多樣，從外施加的控制減至最低。這些「自我組織」最重要的標準應該是結構存在的真正意義，而不單是一個抽象的常規。
政治和經濟的生活都應建基在這些生生滅滅的組織，互相之間多樣和靈活的協作之上。在社會的經濟生活方面，我相信自管的原則，那可能是達成所有社會主義理論家夢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讓工人真正（即非形式地）參與經濟決策，為他們集體工作帶來真正的責任感。控制和紀律的原則應該由自管自律的原則所取代。
就算在這樣粗略的提要中也已經清楚，一場這類型的「存在革命」的後果，會大大地超越古典議會民主的框框。既然我為了討論的方便而杜撰了「後極權」這個辭彙，或者就讓我將剛才討論過的想法——暫時地——稱作一個「後民主」制度的設想。
無疑這個想法是可以再發展的，但我想這樣做總會變得愚蠢可笑，因為這樣的話，整個意念肯定會慢慢地從自身異化和割裂出來。但無論如何，這樣一個「後民主」制度的本質，在於它只能透過實踐建立起來，也就是作為一個直接由生命，由新氣候、新「精神」（政治理論在這裏當然有一個角色，但不是一個指揮者而是一個嚮導）所發展出來的過程。但是，在這個精神還未有真正顯現，不知其具體形貌之前，試圖預想它以怎麼的結構形式表現，將會是太魯莽的。
XXII
如果不是為了一些經常纏繞的問題，我也許會刪去上面那一整個章節，因為這是個更適合作私人冥想的題目。看來確是太草率了點，所以我寧可將它用一個個問題去表述出來：這些「後民主」結構的想像，不是令人想起在我們身邊那些熟悉的「持不同政見」團體，或某些人們獨立自發的行動嗎？這些為了多番共同面對的憂患聯繫起來的小社群，不正產生了我們提過的那種「有人性意義」的政治關係和連結嗎？由於根本沒法取得直接表面的勝利，主要由對工作所具意義的深厚共同信念促成的這些社群（社群甚於組織），不是塑造了一種團結和友愛的空氣，填補了官方結構那種形式化和官樣文章的氣氛嗎？那些直接的人際互信，及非形式化的權利等「後民主」關係，不是由那些大家共同面對的困難所激發出來的嗎？那些團體不是在具體而真實的力量驅使下出現、成長及消失，完全擺脫了空洞傳統的重壓嗎？他們想建立磊落真誠生活的種種方式，在冷漠的社會重揚一種崇高責任的感覺，不是某種道德重組過程正在萌芽的訊號嗎？
換句話說，這些構成「平行邦國」的非正式、非官僚、動態而開放的社群，不是一種更具意義的「後民主」政治結構的象徵及雛型，從中可能是更美好社會的基礎嗎？
我從千百次個人經驗中領略到，只因為簽署了七七憲章的宣言那麼簡單，立即就創造出一個更深更開放的關係，在人們中間突然激發起強烈而真實的休戚與共，真正的活在群體中的感覺。在冷漠的正規機構長久共事的人之間，這些事情也未必會發生。彷彿接受了一個任務和共享一個經驗，就可以改造人以及他們生活的氣候，好像這已可為他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別處難求的人性面向。
或者所有這一切都只是活在共同威脅下的結果，或者當威脅一旦中止或減輕，它幫助形造的氣氛就會開始消散（那些威脅我們的人當然有截然不同的見的，他們意圖以各種可恥手段破壞受威脅社群私人際關係，真不得不為他們幹這些勾當時付出的精力而驚嘆）。
不過，這樣也絲毫改變不了我上面所列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如何走出這枯竭衰萎的世界。假如我們把自己僅能做的些微東西，視為根本的解決方法，又或者將我們、我們的群體，及我們對重要問題的應付辦法視為唯一值得做的事，那更是妄自尊大，無法原諒。
雖然如此，基於上面對後極權境況的思考，以及在這環境下，發展保衛人及其各種認同時遇到的內部和外部問題，我想我的問題仍是合切的。如果不是其他別的甚麼，這些問題就算是邀請我們對自己具體經驗進行反思而提出的吧了。它們要求我們思考自己的經驗，看裏頭是否有甚麼是我們還不曾察覺到，但已顯示出更為高遠的境地，超出了表面的局限，反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當下，有沒有一些需應付的問題還沒有被覺察到，還在靜靜地等候著一個被理解和被掌握的時刻。
真正的問題是，「光明前途」是不是真的永遠這麼遙遠。或者是相反，它其實早已在這裏，只不過因為我們的盲目和懦弱，才令我們不能在自身、在周圍把它看出來，因而無法發展它。如是這樣，我們又該怎麼辦呢？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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