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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退潮時的燃燈者:在香港重讀哈維爾(一)

「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門評論》發刊詞


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出獄只有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
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中,出獄只有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攝:LUBOMIR KOTEK / AFP

【編者按】「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門評論》發刊詞

哈維爾是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創作斟酌時弊,呼籲人們在(後)極權制度之下活出真誠,受捷克共產黨當局持續迫害。1977年起他陸續被指「危害共和國利益」、「顛覆共和國」而鋃鐺入獄。1989年6月4日起,波蘭的團結工會在公開選舉中擊敗共產黨取得超過99%議席,同年及後柏林圍牆倒塌,東德政權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獨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頭要求司法獨立和舉行公開的自由選舉,最終在1989年12月,出獄僅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總統。

「無權勢者的力量」是哈維爾的代表作,寫於1978年,剖釋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極權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兩者相互構成。

在這篇代表作中,哈維爾認為現今的極權制度已不像過去有明確的制宰源頭,社會不存在可以透過破壞特定群體或階級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極權體制下,權力正如巨大綿延的蜘蛛網,這個網是為體制,限定了每個人生活的模式、形態、思想規矩。也許大家都不明白,也無意深究規矩的意義,但只要大眾都服從,就能從這張網之間獲取利益,得到「安逸穩定」的生活。假若人們要反抗,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自主意識,在權力網泥足深陷的人們就會告發攻擊那些心有異想的人,因為他們恐懼,恐懼在現存權力網下的既得利益會因體制被推翻而煙消雲散。

在哈維爾看來,這正是後極權體制的特質:不如過去的極權體制有明確制宰階級,現在每個人都是權力制宰的源頭,沉默不作聲的順服人群,在共同支撐起後極權的制宰結構——「大家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但大家同時都是體制的主人;大家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體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這樣的後極權社會中,哈維爾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誠,過光明磊落的生活。當人們開始探問規矩,不再活於謊言假意的體制規限之內,後極權體制就失去默從的支柱,制宰才能夠從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誠」的想法,對同樣經歷八九年國際政局風起雲湧,卻慘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響很深。當手無寸鐵的學生遇到軍警的殘酷鎮壓,在這樣極端懸殊的權力對比中,被壓迫的人們是否束手無策?「判斷一種活動的是非功過,能否以有無眼前可見的實效為標準?」這是劉賓雁在《哈維爾選集》撰寫的前言中所說,而「人人都應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們每個人為自由所作的事,足夠了嗎?群眾活得真誠磊落了嗎?

《哈維爾選集》出版於1992年,收錄了哈維爾不同時段的論政文章與劇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維爾譯著,它的策劃和編譯者的聯合署名是「天安門民主大學」,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民主基金」贊助,「基進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門民主大學」誕生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據劉健芝在《遊走於體制內外》一書內的分享,1989年學生佔領廣場,5月19日政府宣佈戒嚴令,學生估計快要清場,但市民動員支援未到,軍隊也未達清場,於是學生們就構想了「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使得廣場不至無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間釀出進一步行動。當時一批香港學生接到北京學生的請求,希望他們買擴音器到北京支援廣場辦學。至6月3號晚上,天安門廣場上接到軍隊會來壓鎮的消息,廣場上的學生決定,雖壓鎮將至,但立此存照,宣佈「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正式成立。幾個小時後,便成血的歷史。

後來有人提議,既然廣場大學未能實現,就在廣場以外的地方延續。中國大陸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國巴黎、美國東部都有復校嘗試,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簡稱「天安門民主大學」,成了延續時間最久的一個。當時顧問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門民主大學」在香港運作了超過一年半,其間舉辦過不少公開課程,每個課程大概八課,每周同一時段上課,星期一至五每晚有兩門課程,星期六日則每晚有三門課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份子自資自辦,還出版過不少對應時局的思想刊物,《哈維爾選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們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門評論》的發刊詞裏,我們讀到了這群人在八九民運後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為在漫長歷史中細心建設的時候,各地冒起的地區主動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稱珍貴。因為只有一個深植民間的,真正以多元多樣作為原則的,充分體現民眾參與的,創造的民主傳統,才可最終堵截由人民動員邁向以人民之名行獨裁之實的可怕道路」,「在現時這個運動退潮的時候,正需要加強理論、思想上的探討,以作為運動高潮來臨的準備。」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承繼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抗爭精神,承繼了歷史長河上那忽明忽滅的燈,刻下自由真誠的思想實踐。

在思想的角度來看,歷史並不過時。二十六年前人們立足香港思考中國,對於今天的香港來說,這段歷史同樣蘊含思想資源。二三十年過去,我們的社會有變得更好嗎?我們也許都該自省,反問己身是否已做足夠,是否能在(後)極權籠罩之時,活出真誠磊落?

端傳媒將陸續刊出由羅永生翻譯,收錄在《哈維爾選集》中的「無權勢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華文最早之翻譯。由於時間久遠,文本並無電子版,以下摘文為逐字鍵入,希望致敬前輩,也將前人曾經的努力散佈開去,並與此時此刻意志消沉的同儕前輩後輩互勉。

此次系列書摘主題是「知識分子」,刊載幾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對知識「專業化」的想象。知識,也如權力,不屬於任何特定群體,也存於日常生活之間。只要願意思考生命與社群以至世界之關係,願意活出真誠,就足以稱得上是「思想者」。會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為他有所求,有所求則有所限制,有限制則覺無處不是枷鎖;然而他們都是最自由的,也許吧!

在我有限的資料之中,曾經被文本記載參與貢獻「天安門民主大學」包括講學出版等等的前輩包括:劉賓雁,羅永生、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劉健芝、許兆麟、古蒼梧、鍾祖康、岑淑群、黃奇智、陳炳釗、李金鳳、陳清僑、鄭毓盛、陳文鴻、劉健青、羅樹基、李焯桃、梁秉鈞、許寶強、盧斯蒙、陸德泉、丘延亮、姿亞飛、金超、潘永忠、言諒、馬國明、杜良謀、懷秋、陳國樑、關慶、趙飛、周國強、秦永敏、許應祈、楊淑貞、蘇耀昌、楚湘、胡美蓮、梁漢柱、姚傳禮、夏鑄九、陶飛、羅賓士、梁志遠、杭之、葉蔭聰、斯圖、魚思華、斐文昆、稽士、吳萱人、陳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堅、譚翼飛、阮勛、丁一、求霧子、陸萍、亦農、武藤一羊、韋思……還有眾多名不見傳或有所遺漏的義工志士,不管他們今天路往何方,但他們曾在歷史退潮之時點下思想的燈,我在此向他們一一致意。

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

《哈維爾選集》

出版時間:1992年
出版社:基進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編譯:天安門民主大學

無權勢者的力量

I

一個幽靈正在東歐徘徊,那就是西方稱之為「不同政見」的東西。這個不息的幽靈並非從天而降,而是那裏實行的一套制度必然會出現的東西。它出現的時候,那制度已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再濫用暴力去消滅一切不循規矩的行為。實際上,那制度已僵化得甚至根本無力切實剷除那種種異樣的舉動。

那些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的究竟是甚麼人呢?他們的思想淵深自甚麼地方?有甚麼大不了?「持不同政見者」共同推動的所謂「獨立組織」又有甚麼意義?這些做法真的可以成功嗎?可以把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叫做「反對派」嗎?如果可以的話,這種制度下的反對派又可以起甚麼作用呢?他們做些甚麼事?他們在社會上有甚麼角色?他們期望甚麼?他們的根基在哪裏?這些身處建制之外當其二等公民的「持不同政見者」,真有能力去改變社會的現狀和制度嗎?他們其實又可以改變些甚麼呢?

我認為,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弄通在這些無權勢者活動的環境中權力的性質,才能了解他們的力量有多大。

II

我們這個制度,很多時候被稱為獨裁制度,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一個在社會及經濟各方面都受到齊一的壓制,並且受政治官僚統治的社會。但我懷疑,雖然「獨裁」這個字在別的地方很容易明白,但在試圖搞清楚我們這制度的性質之前,它可能只會帶來更多的誤解。我們通常將獨裁這概念指稱一小撮以武力奪取政權,公然運用各種手段顯示威勢的人,人們很容易將他們和被統治的大多數區別開來。這種傳統或古典的有關獨裁的定義,最重要之處是假定了獨裁只是暫時和表面的現象,只會在獨裁者有生之年存在,它並沒有牢固的歷史根基,它的影響只局限在特定地方,力量的最終來源是軍警和武裝力量之多寡,而與它以甚麼意識形態理據去為自己的統治建立認授性無關。對這種獨裁制度最大的威脅,就僅來自另一些武備更佳的人起來推翻它而已。

單從這個表面的考察,我們更清楚的看到,我們這個制度,和古典的獨裁並沒有很多共同點。首先,我們的制度已不局限於一個地方,而是在兩大超級霸權其中一個所控制的龐大權力集團中橫行。而且雖然集團內部也存在一些地域差異,但這些差異和變化基本上都受制於同一個框框。這種形式的獨裁不單在任何地方都建立在同一原理上,以同一個方式(亦即那個佔支配地位的超級大國所展示的方式)來建構,而且,每一個國家更墮進受超級大國的中央操縱擺弄的羅網,完全臣服在中央的利益底下。全球的核子均勢,更令這個制度具有古典獨裁前所未見的表面穩定。很多地區性危機若在別的國家爆發,也許會使社會制度改變,但在這個集團內,卻會以別國軍隊直接干預的方式告終。

其次,如果說古典獨裁制的特徵是缺乏歷史根基(它們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歷史事件,由偶然的人,偶然的事帶來的偶然的結果),我們這個制度就絕非如此簡單了。因為雖然我們的獨裁制很早以前已完全和那些促成它誕生的社會運動斷絕了關係,但這些運動(我指十九世紀那些無產階級及社會主義運動)的確給予它無可置疑的歷史基礎。這些來源為它的成長提供了強固的基石,直到今天,它已完全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政治現實,更成為當今世界結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中一個歷史來源是,在那些運動興起的時候,它對社會矛盾具備了「正確的認識」。在這種所謂「正確認識」的核心,其實已內含了其後發生鉅大轉變的種子,不過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心。因為不管怎樣,這些東西都是在那個時代的歷史氣候萌芽的,所以可以說,我們的確可以從這段歷史找到這制度的起源。

第三,那些「正確認識」留下的一項遺產就是,它令得這制度一定會依據一種無比精確、容易理解、條理清晰,本質上又極其靈活的思想來指揮,使得它和其他現代的獨裁制不同。它的精緻全面之處,已差不多使它成為一種世俗宗教,對任何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你很難只接受它的一部份而不接受其他,而接受了它就會對人的生活有莫大的影響。在我們這個已經無法對各種形而上學和存在的問題提出正確答案的危機年代,人們感到無根、失落、把握不住世界的意義,這種意識形態無疑是具有醉人魅力的。對於前路茫茫的人類,它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歸宿,人們只需要接受它,轉瞬間,一切事情都變得清楚明白,生命有了新的意義,一切神秘、疑難、焦慮和孤獨都會一掃而空。當然,人們為這所廉價的歸宿,要付上高昂的代價,那就是要人放棄獨立思考、良知和責任。因為這套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要將理性和良知付託更高的權威。它最根本的一條原則,就是要將權力的中心體認為是真理的中心。(我們這裏的情況,和拜占庭時期神權政治有直接的關聯:世俗最高的權威也就是神靈的最高權威)。要說在我們的集團內,意識形態已再不能感召人,相信無人會反對(可能俄羅斯是一例外,那裏農奴心態當道,對統治者盲目崇拜和附和的情況仍然流行,混合著超級大國臣民的愛國主義,將帝國的利益看成高於人的利益)。但這點並不重要,因為意識形態在我們的制度內確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意識形態就是意識形態(這是我下面會討論到的)。

第四,在傳統的獨裁制度中,運用權力的技術含有必需的即興因素。運用權力的機制大部份並非固定不變,意外的變數。任意和不受約束的力量,完全有發揮作用的餘地。各種社會、心理和物質條件仍然存在著,使到某些形式的反對仍可存在。簡單來說,整個權力結構充滿缺陷,在能夠穩定之前便會破裂。但在我們的制度在蘇聯已建立了超過六十年,在東歐建立了近三十年,這個制度的很多特徵更源自沙皇時期的專制主義。在物質權力方面,它建立了一個全面而複雜的機制,對全體人民進行直接和間接的操縱。事實上它是一股全新的物質力量。同時不應忘記,這個制度質行國家所有制,生產工具由中央控制,所以更為強大,權力結構有著前所未有的、不受駕馭的力量去自我擴張(例如在官僚架構和保安力量上)。作為唯一的僱主,它更可以容易地操縱人民的日常生活。

最後,如果說古典的獨裁制度總還有一點革命興奮的氣息,英雄主義的氣慨,奉獻的精神,及夾雜著洶湧狂熱的暴力,那麼,在蘇聯集團內,這些氣氛已一掃而空。這個集團早已不再孤立於其他發展了的世界,作為一個不受外界影響的閉關之國,相反地,它已是世界的一部份,共同擔負並塑造未來的世界。具體來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念,同時也在我們的社會存在(長期與西方共存只會令這變化更快)。換句話說,我們這裏只是消費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另一種形式,有著各種伴隨而來的社會、心理和思想上的問題。不明暸這一點就不可能明白我們制度下權力的性質。

本文作者為了從權力的本質著眼,去訴說我們的制度和一向熟悉的那種獨裁制度最根本的不同之處,逼得要搜索枯腸地去找一個合適的字眼,我希望這種不同已在上面粗淺的比較中多少弄清了。我知道用「後極權主義」去指稱這制度不是最精確,但我想不出另一個更好的字眼。用「後」這個前綴詞,絲毫不表示它已不再極權;相反地,我是說它用與古典獨裁制度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顯現它的極權性質,有異於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極權制度。

上面只界劃出那些讓後極權制度實際權力構造建立起來的條件和框架,下面我會逐點深入討論。

III

有一天,一個蔬果店的主管在其店的窗櫥中間,在一大堆胡蘿白和洋蔥之間,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究竟他為甚麼要這樣做呢?他想向全世界傳達甚麼訊息呢?他真的這樣關心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否團結起來嗎?他的熱情真的如此高漲,要迫不及待讓公眾知悉他的想法嗎?他曾有花過一分一秒去想過這個團結起來的過程是怎樣的嗎?他知道團結起來是甚麼意思嗎?

我想可以說,絕大部份售貨員從未想過他們掛在櫥窗裏的口號,也不會靠它們去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那張宣傳海報只是上頭分發,與胡蘿白和洋蔥一起送來給我們的賣菜大叔而已。他將他們放進櫥窗,只因為他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以及他一定要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沒有在櫥窗放上適當的「裝飾」,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他這樣做是因為如果你要過活,有些事就一定要完成。這只是保證他過安居樂業,「與世無爭」的生活時,萬千小節的其中一項而已。

明顯地,賣菜大叔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他不是為了使口號的想法被大眾認識而把它張貼在窗櫥內。當然,這也不是說他的行為就全然沒有意義,沒有動機,或者它的口號沒有傳遞任何訊息。口號的而且確是個符號。作為一個符號,它包含了一種超凡但又特定的意義。簡單可以這樣說:「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做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當然,這個訊息是有一個收訊人的,那就是賣菜大叔的上頭。同時,這是一個保護賣菜大叔不受打小報告的人所害的安全罩。因此,口號的真正意義,深植於賣菜大叔整個人的存在。它反映了他生死攸關的利益所在。不過,那又是甚麼生死攸關的利益呢?

我們試想:如果賣菜大叔被指示要掛起這句口號,說「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問,絕對服從」,他就不會對內容漠不關心了,雖然這句話反而說出了實情。如賣菜大叔真要把這樣一句說出他墮落苦況的率直話展示出來,他就會非常尷尬和羞恥。這樣是很自然的,因為他畢竟是人,人總有自己的尊嚴。為了克服這種困擾,他惟有借助一種標記,至少藉著文字表面,以求展示某種程度的冷淡信念。這方式一定要容許賣菜大叔說:「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也不是壞事啊!」,因此,那符號就讓賣菜大叔忍藏了自己忠順的最根本動機,同時亦將權力最深層的根基埋藏起來。它將這些都掩蓋在一些更高更大東西的外殼底下,而這些更高更大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就是人與世界關聯起來時,一種似是而非的方式。它給人提供了一種有關身份、尊嚴、道德的幻覺,但又同時令人更容易遠離這些東西。作為一個裝載「超於過人」的客觀事物的百寶袋,它使人不斷欺騙世界,欺騙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飾真正的立場,以及厚顏無恥的妥協。那便是最便捷的也是最有面子的做法,使上天下地各方面的東西看起來都合理,對人如是;對神也如是。它是一塊面紗,人人可以用來遮掩其「墮落的存在」,及庸碌苟且,安於現狀的心態。下至那位害怕失去工作而呼籲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賣菜大叔,上至戀棧權位,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高幹部都可以借用。因此,意識形態首要的辯解功能就是為同時作為這個極權制度的犧牲者及支持者的們提供幻想,令他們以為這制度和人性的秩序及宇宙的秩序和諧一致。

獨裁制度愈小規模,而社會因現代化過程而形成的層級化程度愈低,獨裁者就愈容易直接行使其意志。換句話說,獨裁者可以直接運用差不多是赤裸裸的紀律和控制手段,而毋需由宇宙的大道理到如何為自己辯護都要繁瑣囉嗦地搞一遍——不過這卻是意識形態要做的功夫。當權力的機制愈趨複雜,它所駕馭的社會愈龐大,更多層級,制度運作的歷史愈長,那人就更需要從外面來和權力機制打交道,而訴諸意識形態的藉口亦更為重要了。它好像成了人民和政權的橋樑,政權透過它靠近人民,而人民亦以此靠近政權。這解釋了為何意識形態在後極權制度中有這麼重要的角色:;由各個單位、層級、傳送帶、間接的操縱工具,以千百種形式去保證政權的整合。這套龐大機器不容有任何差池。如沒有意識形態去為全體開脫,為各部分找藉口,那簡直是不可思議。

IV

在後極權制度的目標和生命的目標之間,存在著雲泥之別:當生命本質上已邁向多元、多樣、自主和自管,簡單地說就是邁向實現自身的自由時,後極權制度卻要求順從、齊一和紀律。生命努力去創造嶄新的和「不常見」的制度,後極權制度卻設法將生命變得刻板無味。制度的目標展示了它內傾的本性,不斷全面和毫無保留地為自身而運轉,也就是使制度的影響範圍不斷膨脹。制度只有在保證人民為制度服務的範圍內才為人民服務,而任何和過這個範圍的東西,也即是那些使人越出預定角色的,就會被視為對體制的攻擊,因而每一個僭越的行為實質上是對體制的唾棄。因此可以說,後極權制度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像表面看來的要將權力保留在一幫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集團手裏。相反地,死抱權力不放的現象,實乃從屬於更為廣泛全面的那套盲目推動整個制度運轉的自動機制。對體制來說,無論一個人在權力的階序中佔有甚麼位置,他們都不是因為本身具有何德何能,他們其實只是那些用來為這體制添火加熱的東西而已。因此,個人的權力慾望,只能在不違反制度的自動機制運作,以機制的方向為馬首是瞻時才可以存在。

意識形態作為制度和個人之間一道由藉口組成的橋樑,銜接了體制目標和生命目標之間的鴻溝。它使制度的需要假裝成源自生命的需要。那是一個假象力求冒充成真實的世界。

後極權制度在每個方面都觸及人,但每次都帶上了意識形態的手套。這就是為甚麼在體制中的生命總是滲透著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的名義下被奴役,人的墮落被說成是人的最終解放,隱瞞事實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權力去卡壓人民叫做權力掌在人民手裏,濫權無度叫做依法查辦,壓抑文化發展叫做百花齊放,擴張勢力範圍叫做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變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階段,扼殺獨立思考變成最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兄弟友邦施加的援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現在,偽造未來。它也偽造統計數字。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逼害任可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人們不需要相信所有這些玄妙,但就一定要表現得好像他們相信一樣,或至少一定要默許它們,和那些幹這些勾當的人保持良好關係。無論如何,由於這個原因,人們一定要在謊言中生活。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暪騙隱來生活,接受生活在謊言中,並且心滿意足。而正因為這樣,他們鞏固了這制度,充實了這制度,構成了這制度,以至就是制度本身。

1920年12月25日,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成員及共產國際的支持者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前發言。
1920年12月25日,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成員及共產國際的支持者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橫額前發言。攝:Stringer/AFP

V

我們說過,賣菜大叔那句口號的真正意義和口號的本文怎樣說並沒有關係。雖然如此,它的真正意義是很清楚易明的,因為那表達的方式實乃司空見慣:賣菜大叔要以政權可以聽到的方式去表白自己的忠順(如要這表白被接納,他根本別無他法),那就是接受規定下來的儀式,接受將假象當作真實,接受遊戲規則。但是,他在這樣做的時候,自己也變成遊戲中的一員,使遊戲能夠得以存在。

如果說意識形態是聯繫整個制度與個別個人之間的橋樑,那當人踏上這道橋的一刻,它同時也就成為制度與制度成員之間的橋樑。就是說,意識形態原初只充當心理藉口,(從旁)協助構成權力,但一旦藉口被人接納,它就成為權力內部的活躍因素,從內部起著權力體系主要的儀式性溝通工具的作用。

我們已討論過整個權力結構在物質上的相互扣連,但整個結構如無某種「形而上」的秩序將各個部分結合在一起,使他們聯絡起來,用同一解釋事物的方法,使不同部分以相同的遊戲規則運作,即提供若干規條,限制和法理根據,它是根本無法存在的。而這種形而上的秩序是權力結構的根本,它提供了整個結構的標準,整合了它的溝通體系,促成內部交往,傳遞訊息和指令。它好像一堆交通指揮燈號,為事物的發展構成形狀和結構。這套形而上的秩序保證極權權力結構內部的聚合力,它是黏合整個結構的黏合劑,維繫結構的原理,和執行紀律的工具。沒有這種黏合劑,這個極權結構就會瓦解,分裂成一個個的原子,混亂地互相碰撞,各為其是。整個極權權力的金字塔若果沒有這些把它黏合起來的東西,就會像發生原子內爆一樣,自行崩潰。

在幫助權力結構去解釋世界時,意識形態往往要從屬於體制的利益。因此,它很自然的會和現實脫節,建造一個假象世界,變成純粹是一種儀式。在那些公眾可以競爭權力和監督權力的社會,公眾同時也可以監視著意識形態如何去為權力辯護,因而在這些社會,會有一些改正的機制令意識形態不致完全和現實脫節。但在極權體制下,這些改正機制消失了,根本就沒有東西去防止意識形態愈來愈變得天馬行空,蛻變成一個假象世界,純粹的儀式以及一套不切實際的語言,和一個由儀式性符號組成的體系,用假的現實去取代現實本身。但後極權體制卻確已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正如我們見到,意識形態同時也愈來愈成為權力的構成因素,它可以成為提供藉口,獲取合法性,取得內聚力的支柱。當另方面愈來愈明顯,也就是,當它愈來愈脫離現實時,它卻獲得了一股奇特但又真實的力量。它自己已成了現實本身。只不過,那是一個完全自足的現實,而在一些地方(主要是權力結構內),甚至比現實更有分量。慢慢地,進行這儀式的那套技巧要比背後的現實更為重要。現象的重要性已無法由現象本身引伸出來,重要的是看那些概念處身在意識形態脈絡的甚麼位置。現實不再塑造理論,理論毋寧在塑造現實。權力漸漸與意識形態靠近,而非向現實靠近。它從理論中獲取力量,甚至完全依賴理論。自然地,這帶來一個自相矛盾的結果:不是理論,也不是意識形態去為權力服務,權力反而開始為意識形態服務,就好像意識形態由權力那裏獲取了力量,它好像已變成獨裁者本身。因而好像是理論、儀式、和意識形態本身,作出一些決定去影響人們,而不是人們作出的決定影響理論。

意識形態成為權力內部一貫性和延續性的重要保證。在古典獨裁制度下,權力的繼承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覬覦王位者沒法為自己的認授性取得合理依據,因而往往要訴諸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但在後極權體制中,權力由一個人傳給另一人,由一個幫派傳到另一個幫派,由一代人傳到另一代,基本上都是例行公事。在選擇承繼人時,新型的擁立新君方法,就是要在儀式中取得合法地位,顯示他可以運用儀式,滿足儀式的需求,利用儀式,令自己在儀式中變得鬥志昂揚,威風凜凜。當然,在後極權體制中也存在著權力鬥爭,很多時比起開放社會要慘烈百倍,因為鬥爭是在幕後進行,不受公眾和民主程序監督(執政共黨更換第一書記時,有哪一次不至少將軍警力量處於戒備狀態)。但是這些權力鬥爭並不會危害體制的延續性和本質(如古典的獨裁制度那樣)。它最多可以使權力結構換班,但很快就會復原過來,因為黏合制度的東西——意識形態——絲毫沒有被動搖。不管誰代替了誰,都只能在一套共通儀式的框架和背景中改朝換代,但不可以否定那套儀式。

然而因為這種獨裁是儀式性的,所以權力已變得沒有個性特徵。個人已幾乎在儀式中消失掉。他們由得自己隨風轉轉,有時甚至好像是儀式把人由昏黑混濁之境,帶去看見權力之光。在後極權體制中,在各級權力階梯之上,人們不是愈來愈為那些沒有個性、面貌的木偶,那些一唱百和,默守儀式和常規的奴才所推擁而隨波逐流嗎?

那個自然而然就會將人非人化,將人變得沒有面貌、沒有個性的權力結構,是那個自動機制的特殊產物,它已成為體制的根本。看來正是這套自動機制的強制要求,選擇那些缺乏個人意志的人來躋身權力結構。正是強制要求所需的空洞言辭,令只有空談的人才能掌握權力,以保證制度的自動機制可以繼續運轉。

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往往過分強調個人在後極權體制的角色,忽視了執政者雖然具備中央集權制賦予的無比力量,他們也只不過是制度內部規矩的盲目執行者而已。他們從不會也不能質疑那些規矩。無論如何,經驗再三告訴我們,這套自動機制,遠比個人意志強大。如果有誰具有更為獨立的意志,他就要好好地收藏起來,加以掩飾,以便有機會在權力的階梯上往上爬。而當有一個人抓著了一官半職,試圖開展自己的抱負,這個自動機制遲早都會以其巨大的慣性將他征服。他要不是被權力結構視為外星人而被排斥,就會被迫放棄一己之個性,向這個自動機制俯首貼耳,成為奴隸,跟前人和後人都沒有分別(例如我們可以想起胡薩克(Husak)和哥穆爾卡(Gomulka))。為了要裝蒜和遵守儀式,權力結構中最開明的人也要和意識形態打滾。他們從不可以將真相坦坦白白地公諸於世,他們往往最終也會將真現實和意識形態的假現實混淆起來(我認為1968年杜布切克(Dubcek)的領導層對當時局勢失控,就是由於這班人在極端的情況和最終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將自己從假象世界中抽脫出來而導致的)。

因此,作為內部溝通工具的那種意識形態,保證了權力結構的內聚力。在後極權體制下,它超過了權力的物質性,在一定程度甚至主宰著權力結構,保障其延續性。它是支持體制外部穩定性的重要支柱,建立在非常虛弱的基礎之上,它以謊言為本。它只有在人們都願意在謊言中生活才能發揮作用。

VI

為甚麼我們的賣菜大叔會在商店櫥窗公開展示他的忠誠呢?在在很多內部和半公開的場合不已展示足夠了嗎?在職工大會上,他不也按應做的投了票嗎?他也曾經參與過各種勞動競賽啊。他就像任何一個良好公民一樣去投票,他甚至在「反七七憲章運動」上簽過名。為甚麼在這些之外,還要公開地展示他們忠順呢?而且,每日行經窗櫥的人,也斷不會駐足細讀,知道原來賣菜大叔認為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應團結起來。事實上,他們從不會細閱口號,也可以坦白說,他們根本視而不見。如果你問一個在店前停下來的婦人,她在櫥窗裏看見甚麼,她肯定會告訴你她今天有沒有見到鮮紅柿,但大概不會說她有沒有留意到有一句口號,更遑論口號說些甚麼了。

看來賣菜大叔公開展示他的忠順並沒有意思,但畢竟這仍是有其意義的。人們雖然不理會口號,但因為這句口號也在其他商店的窗櫥、電燈柱、佈告板、住宅的窗口和建築物出現,可說是無處不在,所以他們也會跟著做。當然,人們不會理會那些細節,但人們是很留意這整個景觀的。賣菜大叔的口號只不過是這個日常生活大佈景下的小擺設而已,除此之外它又會是甚麼嗎?

因此,賣菜大叔一定要將口號放進櫥窗去,他不是希望別人讀它或被這句話說服,而是要和其他千百句口號,合組成這個人人都留意的景觀。當然,這個景觀有其不凡的意義:它提醒人們他們生活在甚麼地方,期望他們做甚麼,它告訴人們,別的人在幹甚麼。而如果他不想被排斥而陷於孤立,與社會隔絕,破壞遊戲規則,冒著喪失平靜、安穩生活的危險,他們自己也要做些甚麼。

那個對賣菜大叔的口號視而不見的婦人,很可能早在一個鐘頭前在她辦公室的走廊上掛出一句類似的標語。她也多多少少是不假思索地就做,正如賣菜大叔一樣。她這樣做也正因為她活在這大景觀下,也留意這個景觀,而賣菜大叔也是這個景觀的其中一分子。

當賣菜大叔走到她的辦事處時,他也不會注意那句口號,正如她會對他的視而不見一樣。然而,他們的口號是互相依靠的:二人都顯示出對此個大景觀的意覺,甚或可以說都在其規條的控制下。不過,兩者也同時有助於構成這個大景觀,因此他們也同時締造著那些強制要求,那些一定要做的事。他們做那些一向做的事,那些將要做的事,那些一定要做的事。但同時——正因如此——他們首肯了那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他們服從某些特定要求,同時也就使這些要求延續下去。形象地說,沒有賣菜大叔的口號,辦事處職員的口號不會存在,相反也一樣。每一個人都提議其他人重複做一些事,每個人也都接受別人的提議。他們對彼此口號的漠不關心其實只是幻像。實際上,每個人在展示自己的口號時,都在催迫著其他人去接受遊戲規則,因而鞏固了先前那要求人們展示口號的權力。每個人都幫助其他人服從,這是簡單不過的。大家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但大家同時都是體制的主人。大家是體制的犧牲品,也是體制的工具。

整個街道都張貼了那些沒有人看的標語,這一方面是街道黨委書記向地區黨委書記發出的一項訊息,另方面更是這個社會自動總體機制操作的示範。後極權制度一個本質特徵,就是將每個人都吸納到權力的範圍下,不是要他們意覺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要他們在體制的身分面前,放棄作為人的身分,成為體制自動機制的螺絲釘,為它自定的目標賣命,把他們拉來,誘來,為體制分擔責任,一如浮士德和魔鬼靡菲斯特一樣。他們更會因此而形成群體壓力,迫使其他人民遵守這種規範。他們也會因此學懂習慣參與這制度而依然心情暢快,甚至認同了它,就好像那是自然和無可避免的一樣。最終,他們會——在沒有外力催迫的情況下——自動監察其他不參與的行為,把它們看作離經叛道、狂妄自大、顛覆破壞、與社會為敵的行為。後極權制度就箊著將每個人都拉進其權力結構內,使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相互構成總體中的器具,而這總體已成社會的自驅總體。

事實上,下至賣菜大叔,上至總理大人都參與其事,亦同受其奴役。不同級別的人只不過以不同程度參與:賣菜大叔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掌權較少,總理大人具有更大權力,自然泥足深陷。兩者同樣是不自由的,只不過方式不同已。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某個人,而是制度。在權力階梯上,在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責任和罪咎,但沒有人要負全部責任,也沒有人可以將責任完全推諉。因而,生命目標和體制目標的衝突,並不是兩個分隔著的社會群體間的衝突。將社會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大陣營,只是一種非常粗枝大葉的觀點(並且只是近似而已)。要搞清楚的是,這裏正顯現了後極權制度和古典獨裁制的最根本區別。在古典獨裁制下總還可以在社會階級之間劃出衝突的界線,但在後極權制度中,這條界線實際上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因為每一個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同時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和犧牲者。因此,我們所熟知的這個制度,並不是一個由某一班人強加於另一班人頭上的秩序,而是一些滲透著整個社會,塑造著社會卻又無以名狀,難以把握的東西(因為它性質上只是一些原理而已)。整個社會體現了它,使它成為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徵。人類創造了,並正每日創造著這樣一個最深入地剝奪人的個性,一個會自我推動的制度。這並非出於人們對一些邪惡力量,為了未知的原因,用來懲罰世人的方法。它之能夠出現,以及存在下去,正是因為在現代人性中,明顯地存在著某些令這制度產生,或至少容忍它產生的趨向。在人類中間,肯定有些東西是和這制度相呼應的。那是一些在這制度容納了並得到反映的東西,一些存在於人心中,麻痺人的良知反抗力的東西。人們迫於生活在謊言之中,但他們之能被迫,是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可以用這方式生活下去的。因此,不能單說制度使人性疏離,相反,是疏離的人性在支持這個制度,作為自己不由自主地要獻身的偉業。它成為人性墮落的寫照,充作人們不能忠於自己的見證。

生命必不可少的目標自然地在每個人身上存在,人心中也總渴望有人性尊嚴、道德良知、自由表達自己,以及追求超越當下存在的願望,但同時,每個人亦可以或多或少地與謊言的生活妥協。每個人多少都會褻瀆自己內在的人性,讓利慾薰心,混在群眾背後,隨虛偽的生活濁浪同流。那並不單是兩種人性的爭戰,更嚴重的是它動搖了人有屬人本性的這個看法。

非常簡單來的來說,後極權制度建基於獨裁制與消費社會的歷史交遇。人們廣泛適應謊瞞騙隱的生活、那個社會自動總體機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賴行,難道不正是與以消費為取向的人們,不願以犧牲安穩物質生活,來換取精神和道德良知的態度相關嗎?不正是與他們寧可放棄高尚情操,屈服於庸俗的現代文明,與他們受到大眾冷漠風氣的感染相關嗎?歸根結柢,難道後極權制度下生命的灰暗、空洞,不正是一幅現代生活的百態圖嗎?(雖然從文明的外表去比較,我們遠遠落後於西方)難道我們事實上不正好成為西方人的一種警號,把它們自身埋藏著的傾向暴露了出來嗎?

VII

我們試想在這麼一天,賣菜大叔突然變了,他不再為了討好自己而張貼那張標語,他又不去投票,因為他知道那是一場鬧劇,他在政治集會上說出了心裏的話,他甚至有足夠勇氣去支援那些他的良知告訴他要去支援的人。在這一連串反叛當中,他由謊言的世界中走出來,他拒絕儀式,違反遊戲規則。他重新發現他被壓抑了的人性和尊嚴,他使自己的自由有了具體的意義。他的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

不用多久,他就會為此而付出代價。他會被革除商店主管的職務,被調往貨倉工作。他的薪金會被削減,他往保加利亞度假的願望也要落空。他的上司會折磨他,他的工友也會猜疑他。不過,大部份施加這種壓力的人都不是因為內心的甚麼呼召,相反只是基於環境壓力而迫不得已,這些環境曾迫使賣菜大叔張貼標語。他們逼迫賣菜大叔,是因為職責所在,又或者要顯示自己的忠順,甚或僅是要成為大景觀的一部分,這景觀提醒人們要怎樣處理這些事,特別如果不想自己也成為嫌疑分子的話。因此,懲罰賣菜大叔的執行者行為多少與常人無異,他們只是後極權制度的螺絲釘,這個自動機制的代理人和社會自驅總體中的小工具。

因此權力結構就可以透過這些不見經傳的代理人和體制的螺絲釘去執行這些制裁,將賣菜大叔流放。制度透過一種異化於人的存在,懲罰那些對制度的叛逆行為。這是制度的自動機制和自衛機能決定了的。

賣菜大叔並沒有犯任何特別的一項罪,不過他的罪咎更為嚴重,因為他破壞了遊戲規則,以及遊戲本身。他揭露了那只是一場遊戲,他粉碎了假象世界,也就破壞了制度最重要的支柱。他拆開了將制度凝聚在一起的東西,從而搞壞了這個制度,他打破了制度體面的外表,暴露了權力的真正基礎。他喊出了皇帝並沒有新衣,只是赤條條的一個。正因為皇帝的確是赤條條的,事情就變得非常危險:賣菜大叔以他的行動各世人訴說,令每個人都往幕後張望。他向每一個人證明了,人是可以活得磊落真誠的。

那個需要人生活在謊言底下的制度,如不能令謊言四處泛濫,它根本無法維持。謊瞞騙隱的原則一定要滲透和貫徹到所有地方去,它絕不可能和磊落真誠的生活和平共處。因此每個違反指示的人都在徹底地否定這原則,危害到整個制度的存在。

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只要當假象碰上了真實就會打回原形。當謊瞞騙隱的生活還未遇上磊落真誠的生活,揭露其欺騙性的眼界就不會出現。當另一種選擇出現了,它就會危及假象的存在,以及謊言生活的一切。同時,究竟這選擇佔有多大空間是不重要的:它的力量不在乎實質的東西,而在乎它對制度支持者以及其虛浮基礎的影響。簡言之,賣菜大叔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實質力量,只因為他的行動超出了自身,照亮了周圍,帶來無可估量的後果,他才成為制度的威脅。因此在後極權制度中,磊落真誠的生活不單有存在的意義(返回人性深處),或知性的意義(揭露事情原來的真相),甚至道德意義(成為他人的典範),它更有毫不含糊的政治意義。如果制度的支持者都生活在謊瞞騙隱,磊落真誠的生活就自然成為威脅,所以它一定要被狠狠地壓下來。

在後極權制度中,廣義的磊落真誠有很特別的意義,那在其他地方是匪夷所思的。磊落真誠扮演著不同的(總是更大的)角色,成為構成力量,或乾脆叫政治力量的要素。磊落真誠的力量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呢?作為眾多力量的一分子,磊落真誠如何運作呢?磊落真誠的力量,如何可以以一種力量顯現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