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门评论》发刊词
哈维尔是捷克作家及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创作斟酌时弊，呼吁人们在（后）极权制度之下活出真诚，受捷克共产党当局持续迫害。1977年起他陆续被指“危害共和国利益”、“颠覆共和国”而锒铛入狱。1989年6月4日起，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公开选举中击败共产党取得超过99％议席，同年及后柏林围墙倒塌，东德政权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头要求司法独立和举行公开的自由选举，最终在1989年12月，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无权势者的力量”是哈维尔的代表作，写于1978年，剖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极权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两者相互构成。
在这篇代表作中，哈维尔认为现今的极权制度已不像过去有明确的制宰源头，社会不存在可以透过破坏特定群体或阶级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极权体制下，权力正如巨大绵延的蜘蛛网，这个网是为体制，限定了每个人生活的模式、形态、思想规矩。也许大家都不明白，也无意深究规矩的意义，但只要大众都服从，就能从这张网之间获取利益，得到“安逸稳定”的生活。假若人们要反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自主意识，在权力网泥足深陷的人们就会告发攻击那些心有异想的人，因为他们恐惧，恐惧在现存权力网下的既得利益会因体制被推翻而烟消云散。
在哈维尔看来，这正是后极权体制的特质：不如过去的极权体制有明确制宰阶级，现在每个人都是权力制宰的源头，沉默不作声的顺服人群，在共同支撑起后极权的制宰结构——“大家都是体制要控制的对象，但大家同时都是体制的主人；大家是体制的牺牲品，也是体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这样的后极权社会中，哈维尔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诚，过光明磊落的生活。当人们开始探问规矩，不再活于谎言假意的体制规限之内，后极权体制就失去默从的支柱，制宰才能够从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诚”的想法，对同样经历八九年国际政局风起云涌，却惨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响很深。当手无寸铁的学生遇到军警的残酷镇压，在这样极端悬殊的权力对比中，被压迫的人们是否束手无策？“判断一种活动的是非功过，能否以有无眼前可见的实效为标准？”这是刘宾雁在《哈维尔选集》撰写的前言中所说，而“人人都应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们每个人为自由所作的事，足够了吗？群众活得真诚磊落了吗？
《哈维尔选集》出版于1992年，收录了哈维尔不同时段的论政文章与剧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维尔译著，它的策划和编译者的联合署名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民主基金”赞助，“基进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据刘健芝在《游走于体制内外》一书内的分享，1989年学生占领广场，5月19日政府宣布戒严令，学生估计快要清场，但市民动员支援未到，军队也未达清场，于是学生们就构想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使得广场不至无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间酿出进一步行动。当时一批香港学生接到北京学生的请求，希望他们买扩音器到北京支援广场办学。至6月3号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接到军队会来压镇的消息，广场上的学生决定，虽压镇将至，但立此存照，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成立。几个小时后，便成血的历史。
后来有人提议，既然广场大学未能实现，就在广场以外的地方延续。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国巴黎、美国东部都有复校尝试，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简称“天安门民主大学”，成了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当时顾问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门民主大学”在香港运作了超过一年半，其间举办过不少公开课程，每个课程大概八课，每周同一时段上课，星期一至五每晚有两门课程，星期六日则每晚有三门课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分子自资自办，还出版过不少对应时局的思想刊物，《哈维尔选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们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门评论》的发刊词里，我们读到了这群人在八九民运后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为在漫长历史中细心建设的时候，各地冒起的地区主动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称珍贵。因为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在现时这个运动退潮的时候，正需要加强理论、思想上的探讨，以作为运动高潮来临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继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抗争精神，承继了历史长河上那忽明忽灭的灯，刻下自由真诚的思想实践。
在思想的角度来看，历史并不过时。二十六年前人们立足香港思考中国，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这段历史同样蕴含思想资源。二三十年过去，我们的社会有变得更好吗？我们也许都该自省，反问己身是否已做足够，是否能在（后）极权笼罩之时，活出真诚磊落？
端传媒将陆续刊出由罗永生翻译，收录在《哈维尔选集》中的“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华文最早之翻译。由于时间久远，文本并无电子版，以下摘文为逐字键入，希望致敬前辈，也将前人曾经的努力散布开去，并与此时此刻意志消沉的同侪前辈后辈互勉。
此次系列书摘主题是“知识分子”，刊载几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对知识“专业化”的想象。知识，也如权力，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也存于日常生活之间。只要愿意思考生命与社群以至世界之关系，愿意活出真诚，就足以称得上是“思想者”。会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为他有所求，有所求则有所限制，有限制则觉无处不是枷锁；然而他们都是最自由的，也许吧！
在我有限的资料之中，曾经被文本记载参与贡献“天安门民主大学”包括讲学出版等等的前辈包括：刘宾雁，罗永生、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刘健芝、许兆麟、古苍梧、钟祖康、岑淑群、黄奇智、陈炳钊、李金凤、陈清侨、郑毓盛、陈文鸿、刘健青、罗树基、李焯桃、梁秉钧、许宝强、卢斯蒙、陆德泉、丘延亮、姿亚飞、金超、潘永忠、言谅、马国明、杜良谋、怀秋、陈国梁、关庆、赵飞、周国强、秦永敏、许应祈、杨淑贞、苏耀昌、楚湘、胡美莲、梁汉柱、姚传礼、夏铸九、陶飞、罗宾士、梁志远、杭之、叶荫聪、斯图、鱼思华、斐文昆、稽士、吴萱人、陈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坚、谭翼飞、阮勋、丁一、求雾子、陆萍、亦农、武藤一羊、韦思……还有众多名不见传或有所遗漏的义工志士，不管他们今天路往何方，但他们曾在历史退潮之时点下思想的灯，我在此向他们一一致意。
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
《哈维尔选集》
出版时间：1992年
出版社：基进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编译：天安门民主大学
XVIII
如果“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基本任务是要为磊落真诚的生活而服务，亦即为生命的真正目标工作，而如果这又一定要发展成保卫个体及让个体拥有自由、忠实生活（即维护人权、维护法制）的行动，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即进入最成熟阶段的工作，就是维克力夫·宾达（Vaclav Benda）所说的平行结构的发展。
当那些决意要过磊落真诚生活的人被剥夺了直接影响现存社会结构的机会，更遑论有机会参与，以及当人们开始创造一种独立社会生活的时候，这种独立生活就会以某种方式形成结构。有时我们只会看见结构形成过程非常初步的迹象，有时又会看到结构已发展成熟。它们的出现和演进不能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现象分离，虽然它往往伸展到这个字所笼统指称的领域之外。
这些结构是怎么样的呢？席华士（Ivan Jirous）是捷克一个构思及实践“第二文化”概念的人。他原先指反叛分子的摇摆音乐及精神上趋近反叛分子音乐团体的文学、艺术及演艺事态，但“第二文化”这字眼很快就被应用在整个独立和受压制的文化领域，包含艺术及其各种流派，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第二文化”建立了基本的组织形式：地下书刊、地下演出、地下音乐会、研讨会、展览等等（在波兰这一切都更为发达：甚至有独立的印刷所及很多刊物，以至政治杂志，除了碳纸复写本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流通方式。在苏联，地下作品有一个悠久传统，形式自然也很不同）。因此，文化是“平行结构”最高度发达的可见领域。当然宾达也考虑过这些结构在其他领域里的原始萌芽形式，由平行的讯息网路到平行的教育形式（地下大学）、平行工会、平行的外交，甚至假设一个平行的经济。在这些平行结构的基础上，他发展出一个“平行邦国（Polis）”或平行国家的概念。又或者说，他在这些结构中，看出这种邦国的雏型。
发展到一个阶段，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持不同政见运动”就不可避免要建立起组织和机构。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除非社会的独立生活受到彻底的镇压和取缔，否则这个趋势是会増大的，一种平行的政治生活也一定会出现。在某一程度上这种生活在捷克已经存在。那些或多或少地含有政治性质的团体会保持自己的政治色彩，互相交往和行动。
这些平行结构可以说是“磊落真诚生活”的最充分表现。“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支援和发展这些东西。它进一步肯定了，任何企图抗拒体制的压力，都起源自那些先于政治的领域。平行结构就是一个让不同的生活存在的领域，那里生活与生命的目标和谐一致，生活的形式亦符合那些生命的见标。舍此之外，平行结构还会是什么呢？那些社会自我组织的尝试，除了是社会某部分人努力挣扎，要社会生活变得磊落真诚，彻底摆脱后极权制度那种盲目自驱的性质，和它一刀两断之外，还有什么？这除了是人们用一种非暴力手段以否定存在于他们中间的体制，并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即自己真正的人性之上去建立自己的生活，还会是什么呢？这种趋向不是一再鼓吹将注意力回归到真实个人的原则吗？还有，平行结构并非先验地从有关改变制度的某种理论观点产生出来的（那里没有政治宗派），而是源自生命的目标及真实的人真实的需要。事实上，所有制度的最终改变，如那些我们可以在这里观察到其萌芽状态的改变，实质上都是由下面生长出来的，因为生命促使它们这样做，而非因它们已走在生命前头，发号司令来逼使它改变。
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个人生命中任何真正有意义的立根点，通常都有着普遍性。换句话说，那不会是偏狭到只有小部分人才可以接触及不能交流。相反地，它一定是向所有人开放，能够预示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法，因而不是只对个人自己负责的内倾和自足感，而是面向世界，和对世界负责。因此，将平行结构及平行邦国视为躲进小楼成一统，只想自己而对别的事漠不关心，退缩逃避和孤芳自赏的行径是错误的。简单来说，将它看成是小群人的解决方法、与大局无关是不对的。这种想法一开始就将对他人的关怀和过磊落真诚的生活割裂，最终将之歪曲为只是“谎瞒骗隐生活”的一种复杂形态。这样，当然不会看到那是个人和群体的真正立根点，反而倒退到那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误解中去，以为他们只是一班特定的人，有着特定的利益，与当权者进行自己特定的，别人不可介入的瓜葛。无论如何，至少在后极权制度下，平行结构中最高度发展的生活形式，最成熟的平行邦国方式，也只能是为个人同时立足在“第一”的官方结构，与它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时才能存在，那怕这关系只是他们的商店里购物，用他们的钱，守他们的法。诚然可以设想的是，在平行邦国中，生命更根本的部分会显得更有姿采，不过这样一种的生活方式，作为一套纲领，谁说不会变成只是另一种每个人都要过的，精神分裂似的“谎瞒骗隐生活”？那不是证明了，如果人的立根点不是个“模范”的答案，放诸四海而皆准，对个人也会失去意义吗？帕托加时常说，责任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将它带到所有我们去的地方，随时随地身体力行。这意味着责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接受它，把它牢牢地在此时此地；在上帝安放我们的这个时空中抓着，无论是印度的静修所还是平行邦国，我们不能借故他去，逃避承担。如果西方的青年人常发觉退缩到印度的寺庙也不能为个人或群体找到答案，那明显地是因为，及只因为这做法欠缺一种普遍性，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退到静修所去。基督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它是一个让我在此时此地出发的立足点，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运用它。
换句话说，平行邦国要指向超越自己的方向。它只有在成为深化个人责任，而向整体和为了整体，并为了这一责任不断发掘出最有效途径的方式，而不是借此而找逃避这一责任的方式时，才会有意义。
XIX
在上面我已谈过，磊落真诚的生活所具有的政治潜力，以及要预测这种生活的某一表达方式究竟会否，或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带出真正的转变，一定会遇上种种的困难。我亦谈过，为这些事情作风险估计也是徒劳的，因为这些独立的行动往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至少起初是这样。
不过，假若不去为这些工作对社会实际产生的影响作那怕是粗略的考虑，看看那种面向整体和为了整体的责任，怎么可能（不是一定可以）在行动中实现，那这里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工作所作的交待，恐怕会不太完备。
首先应该强调，独立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当然并非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转变的唯一因素。在没有这些运动影响下，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可以在任何时间激发一系列的政治转变，或会动摇权力结构，酿成或激化潜在的冲突，造成人事上，观念上，或至少社会“气候”上的改变，深远地影响日常生活的气氛，激发料想不到的社会不安，爆发不满情绪。在集团中心的权力更替可以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的国家，经济因素自然十分重要，而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同样不可忽视。国际政治，另一个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益结构的改变，及我们集团所采取的立场等，是极其重要的领域，可以是彻底革新和政治变动的来源。虽然我曾说过，不应高估后极权制度下领导人物的重要性，但那些高层人物也不是没有作用的。互为影响的变数那么多，因此必须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放在这些背景，以及背景后的大脉络中才可以看到其影响力。这种政治影响只是左右政治发展的其中一项因素（但远不是最重要因素），它和其他因素之差异，仅在于其核心是从保卫人民的观点去思考这政治发展的问题，以及如何将这种思考付诸实践。
正如我们见到，这些运动的表面目标和方向常常是要影响社会，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至少不是直接和立刻影响它。自立的行动向隐蔽的领域呼召，揭示出磊落真诚的生活是人和社会的出路。他们做的就是为扩展容纳这种生活空间而奋斗，他们帮助人民建立信心，虽然这总是间接的。他们粉粹“假象”世界，暴露权力的实质。他们并不负起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也不是社会“先锋”，不是那些以为只有自己才洞悉一切的“精英”，其任务不是去“觉醒”那些“未能觉醒起来”的群众（这种夸夸其谈的自我投射正正是那种全然不同的思考方法所具有的，那种思考方法以为独拥某个“理想蓝图”的专利，因而有权将之强加给社会）。他们也不想领导任何人，他们让每个人决定自己从经验和工作中获取什么（如果捷克的官方宣传机器将宪章运动人士描述为“自封自号的一伙”，并不说明他们真有什么“先锋”式的野心，反而流露出政权自己的想法，将己度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批评意见背后都必然有取代其位之意，企图“以人民的名义”君临天下，这也正是多年来当权者自己为自己封的号）。
因此这些运动永远只会作为社会一部份间接影响现存的权力结构。他们主要是要呼召社会的隐蔽角落，而不是如何在实际权力的层次上对抗政权。
我曾经指出其中一种实行的方法，即加强人们对法律的意觉及维护法制的责任。当然这只是广泛影响的其中一个个别例子，让人们感受到磊落真诚的生活的间接压力，即由另一类价值，“另一类行为”和独立的自我实现带来的间接压力。无论权力结构喜欢与否，都要对这些压力作某种程度的回应，不过它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压下去，要么顺应潮流。有时一种方法占上风，有时又转为另一种。例如波兰的“地下大学”受到愈来愈多的压制，“地下教师”被警察拘控。但与此同时，官方大学的教授们就不断改善自己的课程，加入一些敏感、禁忌的科目，这就是“地下大学”施加间接压力的成果。这些适应的做法有不同的动机，有的是“理想性”的（即人的隐蔽领域已接收到讯息，良知和坚持真理的意志给唤醒了）。有的是纯粹功利性，即政权的求存本能逼使它们注意到思想的转变，以及精神和社会气候的转变，从而灵活地作出回应。究竟那一种动机在特定时候占主导，对最终结果来说就不重要了。
顺应潮流是政权的正面回应，它原则上可以、事实上也常具有多种不同形式与阶级。有的人试图将“平行世界”的价值观或者那里的人纳入官方结构，收编入伍，把自己变得有点像他们一样，同时也试图把他们变得有点像自己，以调节那种明显失控的不平衡状态。在六十年代，进步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一些不受注意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一个积极的起步，虽然有它的危险，因为那些被“融合”或被“拿来”的价值，已失去其独立性与原创性，盖上了官式架子，事事规行矩步，它们的威信也给削弱了。顺应潮流的下一步可以是令官方结构在最终目标及体制问题上开始改革。这些改革往往是半吊子的，试图融合，或者现实一点说，协调为生命服务和为后极权主义的“自动机制”服务这两种不同的方向。他们舍此以外也别无他法。他们混淆了磊落真诚的生活和谎瞒骗隐的生活间清楚的界线，放出烟幕，迷惑社会，令人难于维持其原有方向。当然这仍是一件好事，因为毕竟会开拓出更多新的空间，只不过它令人更难分辨什么是“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
顺应潮流的另一个更高阶段，就是在官方结构内造成分化，令这些架构更多地向多少已成形的多元化形式开放，因为生命的真正目标正要求这些东西（一个例子就是，文化生活中太集中和组织化的情况如果不改变，新的出版机构、同人杂志、艺术团体、平行的研究机关和工作坊等等，也会在来自“下面”的压力下产生。另一个例子是那些后极权制度用以培养接班人、由国家控制的一元化青年组织，会在压力下解体，变成一些多少有独立性质的团体，如大学学生会、中学学生会、职青组织等）。诸如此类的分化令来自下面的力量被感觉到。这种变化与渐次出现的新的平行，甚至独立的结构有关，他们被官方机构重视或至少在一定程度被容忍。这些新的机构不单是适应了生命的真实需要的自由化官方结构，更是直接体现了那些需要在既有的社会环境得以正名，占一席位的要求，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趋向（六八年捷克最为人熟知的这类组织是KAN，一个积极党外人士的组织，及K231，一个前政治犯组织）。
顺应潮流最终阶段就是，那些官方结构——它们充当后极权制度的代理，为它的自动机制服务，依样建成——开始萎缩、消亡，由来自“下面”以全新方式聚合的新结构所取代。
当然，生命目标还可以有很多其他途径影响事物的组成方式，带来政治性的改变，削弱控制技术对社会各层份的控制。我在这里只是将六八年我们在捷克亲身经历到的转变描述出来而已。应该了解的是，这些具体事件都只是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份，不应以为那是唯一的选择，又或者（特别在我们的国家）可以重覆出现。不过，这总无损于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的教训，在今天仍然适用。
说到捷克一九六八的事件，应该讲一下当时一些特点。那时候从一般“气氛”，观念以致结构上的改变，都不是在一如今日正成形的那些平行结构的压力下导致的。当时这些结构——亦即与官方结构完全唱对台的那些结构——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存在今日所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时候的转变是由多种多样的力量造成的，其中一些很全面地产生影响，有些只部份地发挥作用。当时已有一些自由思想，独立创造及表达政治意见的自发零星要求。而独立社会生活对现在结构的渗透，是通过长期、自发和不明显的努力所带来的，通常以默默地将这种生活在官方组织或其边缘建立起来开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社会觉醒的渐进过程，也就是一个隐蔽空间慢慢敞开的“静悄悄”过程（捷克官方宣传机器说有一场“悄悄地蔓延的反革命”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说出了生命目标前进的状态）。这种觉醒背后的动机不一定完全来自可以清楚界定的独立社会生活领域（虽然它的确来自那里，这点还有待被充分了解），也可以因为官方结构内一些认同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他们透过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以及在与权力的真正本质打交道后，尝到痛苦经验而认清了现实真像（我这里主要是指那些“反教条”的共党改革派人物，多年来已在官方组织中形成反对力量）。今天这个“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年代所惯见的在当时却是受到限制但仍力求“自我组织起来”的独立行动，既无条件，亦无存在“理由”，使它们得以截然立足于官方结构之外，整体地得到确认。那时候，捷克的后极权制度还未至如今日那般停滞、无能和僵化，逼使人们要重拾自我组织的能力。由于很多历史和社会因素，六八年的政权要开放得多，但这个已受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侵蚀殆尽，只能绝望地摸索无痛改革方案的权力结构，无可避免地从里面腐烂起来，对大气候的转变，对年青人想法的改变，对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广阔的政治领域内，由先于政治的层次展露出来的那种万千生命对真诚生活的向往，完全无法作理智的回应。
大体来说，有一点同样重要的是：1968年的体制改革，从未有超越改良，也即是只进行分权或对一些其实只是次要的组织进行整顿。它并没有影响后极权制度的权力结构，即作为社会组织基本依据的政治制度，甚至没有触及政治权力凌驾经济权力的那个经济制度。直接行使权力的工具（如军队、警察、司法机构）亦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气氛、人事、政治路线，尤其是行使权力的方式。其余一切都停留在讨论和计划阶段。官方采纳的两个至为深入的改革方案是六八年四月的捷共行动纲领以及经济改革计划。行动纲领无可避免地充满了内在矛盾和半吊子的手段，从没有触及实质权力。而经改计划虽然在经济领域上吸收了很多关于生命目标的东西（例如有多元利益和多元动力、动态诱因等的提法，限制依靠指令的经济措施等），但对于经济权力的支柱问题，即国家拥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拥有生产工具，则丝毫没有触及。因此这里留下一个空隙。在后极权制度下，除了匈牙利起义的几天外，没有任何社会运动可以填塞这空白。
将来有没有其他发展可能呢？我想只能诉诸猜度去回答这问题。照目前来说，体制背后的社会危机通常以政治和社会动荡告终（五三年东德、五六年的匈牙利、苏联、波兰、六八年的捷克、波兰、七O年和七六年的波兰）（也没有理由以为以后不会重演）。这些动荡的背景、进程和结果都不一样，这些动荡背后都有不同的复杂因素，令隐蔽角落暴露出来的那些偶然事件（即最后致命一击）也是难以事先预知的。再者，一方面“集团”内部权力不断扩张，另方面苏联境内非俄罗斯区域民族意识的觉醒导致苏联的解体（苏联并不能永远在全球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置身事外），前途未卜，所以任何长远的预测都是不可靠的。
无论怎样，对“持不同政见运动”来说，这类猜度并无即时意义，因为这些运动反正都不是由猜度发展出来的。将他们放置在这个基础上，只会把他们从自身真实的属性割裂。
就“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前景来说，未来的发展恐怕不会是两个孤立，互不理睬的东西——一边是主导的邦国，一边是平行邦国——长期共存。磊落真诚的生活要是保持原来面目，就不可能不成为体制的威胁。与谎瞒骗隐的生活并存而不发生激烈冲突是难以想象的事。只要后极权制度依然故我，而独立的社会生活仍然是面向整体，向整体负责，让人重建道德责任的领域，两者的关系就永远是公开和潜在冲突的来源。
事情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是后极权制度继续发展（如果有能力继续发展的话），日渐趋近奥威尔（Orwell）笔下那个骇人的绝对操纵的世界，扼杀掉所有稍为明显的对磊落真诚生活的追求，否则独立的社会生活（平行邦国），包括“持不同政见运动”，就肯定会慢慢成为愈来愈重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占真正地位，影响大局。当然，这种只是影响大局的其中一项因素，并且只是作为一个背境因素，与其他适切的条件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无论应该集中于改革官方结构还是促进分权，又或者用新的结构取代旧的，也不论目标是“改进”制度还是相反的去打碎制度，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能在特定环境下，由“持不同政见运动”按当时的具体目标提出来，否则它们只会是一些虚假的问题。我认为，抽象的回答问题，及基于假想的远景去引伸一套纲领，只是向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倒退，局限和割裂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工作。其实只有他们才真正忠于自己，对未来有最真确的洞见。我多次强调，这些“持不同政见运动”不是以发明改变制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立根点，而毋宁是为“此时此地”当下的更好生活而作的日常斗争。生命为自己而发现的种种政治和结构的改变往往是，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有限的、半吊子的，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受策略权谋污染。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一定要把这些都预计在内，不因此失去斗志。要紧的是主要的事情——亦即为了更自由、更忠诚、更有尊严的生活而每天了无止境，吃力不讨好的斗争，从不固步自封，虚心假意，虎头蛇尾，不为政治技俩出卖自己，或者陷入猜度行动的成果，迷恋于幻想未来。斗争的纯洁性是它和后极权制度真正交手时致胜的最佳保证。
XX
后极櫂制度的特殊性质，即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看不到深远的政治改变前景毕竟也带来了一个积极的改变：它逼使我们去检讨我们处境背后一贯起作用的因素，把我自己的前途放到全世界的长远发展前景去考虑。人类与制度最根本和最内在的冲突，较传统传统政深刻得多，并决定了对这种冲突进行思考的方向。
因此我们不得不转向更根本的问题：现代科技社会整体危机，海德格尔称为人面对科技无所不在的权力时所产生的危机。作为现代科学思想之子和现代形而上学产儿的科学技术，已无法为人所控制，不再为我们服务，奴役我们，逼使我们加入自我毁灭的准备。人已经没有出路：我们没有思想，没有信仰，更遑论帮助我们把事物重新安排，为人类所驾驭的政治主张。我们无助地任由自己创造、冷酷无情的大机器吞噬自己，将我们从与自然（例如广义的寄居之地，包括在地球生物圈中的居处）的密切关系分割开来，一如它将我们从“存有（Being）”的体验抽出来，抛掷到“众在在物（existences）”的世界去一样。这种情况已从多方面被探讨过，不少个人及群体亦曾痛苦地找寻出路（例如东方神秘思想及组织公社）。抱有那种普遍性的成份（为了整体，面向整体的责任）的唯一一种社会及政治努力，是生态运动在混乱世界所发出微弱绝望的呼声，而就算这些努力也局限在如何运用科技及反对科技独裁等特定意念上而已。
海德格尔说，“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他说一定要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与多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告别，彻底改变人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及人在世界位置的方式。海德格尔不知出路何在，他所能提议的就是“准备各种冀望”。
不少思想家和思想运动认为，这个仍未为人知晓的出路，也许可笼统地称为一场全面的“存在的革命”。我也是这么想。我更同意说不能从某些科技上的花招，也即某些骚不着痒处的改革建议，或从单纯哲学上，单纯社会上，单纯科技上甚或单纯政治上的革命，就能找到答案。所有这些都是“存在的革命”的后果可以而且一定会被体验到的地方，但他们最牢固的据点只能建立在最深刻意义下的人的存在。只有从这个基础，它才可以在道德上——以及当然最终在政治上重建社会。
我们称之为消费及工业（或后工业）社会，及奥德嘉（O.Y.Gasset）曾叫做“群众的反叛”，以及今日世界的智性、道德、政治和社会灾难，所有这一切或许只是人类绝望地被全球科技文明的自动机制所拖累的深刻危机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后极权制度只是现代人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私一个侧面，也许是一个表现得更激烈，更能揭示其实真正根源的侧面。后极权主义的自动机制只不过是全球科技文明自动机制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它所反映的失败，只是现代人普遍失败的其中一种。
这种对人在世界的位置无所不在的挑战，当然亦发生在西方世界，唯一的差别只是社会及政治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海德格尔直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没有证据显示，西方民主，也即传统的议会民主，能够提供一个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甚至可以说，西方民主（比起我们的世界）提供愈多容纳生命真正目标的空间，危机就愈为隐蔽，人们就更泥足深陷。
看来，传统的议会民主也不能为科技民明的自动机制及工业消费社会提供更根本的反抗，因为它们自己也绝望地受它拖累。人们受到比起后极权社会残暴的手法更为乖巧、细致的方式所控制。由职业机器推动的那些停济、僵化，想法乱七八糟，政治上看风驶舵的群众性政党，抽空了人民自己的具体责任；而资本累颓的孔眼就介入到各种秘密操纵和扩张的地方：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文化、资讯泛滥等无所不在的专制……所有这一切都很难想像为重拾人性的希望所在。索尔仁尼琴一九七八年在哈佛的一次讲座中描述了那些不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自由背后那种虚幻的性质，以及传统民主形式的无力抵抗暴力和极权主义的结果。民主制度下，人们享有我们想也未曾想过的个人自由和保障，但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们最终也是同一个自动机制的牺牲者：民主制度不能够保卫人对自己人性认同的关切，或防止这种关切只流于表面；民主制度不能使人超越对个人自身生存的关切，使人成为邦国（Polis）里要天立地、不忘己责的成员，对创造邦国的前景作出真正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为美好将来而提出的看法都是长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肯定的说，如果苏联集团中某些国家建立民主的条件给创造出来的话（虽然这愈来愈不可能），它可能是一个重建破落的公民意识，重建民主讨论，容纳一个让政治多元性确立，生命目标得以确切表达的一个大好时机。不过，将传统议会民主作为最高政治理想，幻想这些“备受考验而且真正”的形式，已能够保证人类享有不朽的尊严及独立社会生活，在我看来，不啻是短视的想法。
我以为一种重新将焦点放在真实的人的政治，比起仅仅恢复西方（或你喜欢可以叫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体制要来得深刻。在一九六八年时，我曾以为组成一个能够和共产党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很早已发觉事情不这样简单。事实上，没有本身就是反对党的反对党，也没有自然而然就成为反对党的反对党，正如没有一些本质上和自然而然地，就可以令社会不受新的暴力形式影响的选举法，没有任何“坚实”的组织方式本身可以提供这种保证。我们很快便要被迫从中发觉，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XXI
我们现在或许要问这个问题了：那怎么办？
我对提出另一种政治模式，对那些认为要由改变或改革制度来拯救我们的想法存有疑虑，并不意味我对所有政治思想工作都抱怀疑态度。我强调将注意力放到真实的人，不会令我放弃思索各种可能需要建立的结构形式。相反，既然想到一，就理应也想到二。不过我只会谈谈几个粗浅的看法。
概而言之，任何存在革命应该为社会的道德重组提供希望，社会重组意味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彻底建成我曾称之为“人性秩序（human order）”的状态，这是任何政治秩序所无法替代的。一种新的存在体验，一种宇宙中新的立足安身，一种对“更高责任”的重新掌握，一种与其他人和人群新建的内在关系，这些都清楚展示出我们探索的方向。
这些东西在政治上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它们很很可能会给反映在某些组织结构的组成中。这些组织结构将会由“新的精神”，由人的因素，而非由某种形式化的政治关系或政治许诺所发展出来。换句话说，问题是重建诸如信任、开放、责任、团结、爱等。我只信任那些不以行使权力“技术”为目的的组织结构，那些以共同关心的事为基础而组合成的群体，在运用力量时以事物的意义为目标的组织，而不是那些人们同抱“向外”扩张野心的组织结构。那可以而且只能是开放、动态和小规模的组织结构。要是规模过大，人际联系如信赖、责任就不起作用。那须是原则上不会限制发展出不同组织结构的那种组织结构。任何类型的权力积累（即自动机制的一个特性）都是与此背道而驰的。这种结构将不会是组织、机构这意思的结构，而更像一个社群。它们的威信肯定不会以悠久但空洞的传统为根基，一如群众性政党所依持的。相反，威信是建立在他们怎么具体地进入一个特定的情景。临时成立，充满为着同一个目标而有的热情，刚达成目标后又会自行消散的组织，比起一个形式化，深谋远虑地组成的组织更好。领导人的权威应该来自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经受起考验的性格，而不是来自任何任命机构的指派。他们要享有大量人际的信赖，以及基于这些信赖而拥有的立法能力。这看来是超越传统民主组织一贯无能的唯一出路，那些民主组织往往是建基于互相猜疑而非互相信任，建基于集体的不负责多于责任。只有社群里面每一位成员都有圆满的生命存在作为基础，制止那“悄悄地蔓延的极权主义”前进的永久屏障才可以建立起来。那些组织结构自然从社会由下而自我组织成长起来，他们应和那些促使他们成长加起来的真实需要保持对话，从中吸取活力，而当这些需要过去了，组织结构亦应消失，他们内部组织的方式可以非常丰富多样，从外施加的控制减至最低。这些“自我组织”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结构存在的真正意义，而不单是一个抽象的常规。
政治和经济的生活都应建基在这些生生灭灭的组织，互相之间多样和灵活的协作之上。在社会的经济生活方面，我相信自管的原则，那可能是达成所有社会主义理论家梦寐以求的理想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让工人真正（即非形式地）参与经济决策，为他们集体工作带来真正的责任感。控制和纪律的原则应该由自管自律的原则所取代。
就算在这样粗略的提要中也已经清楚，一场这类型的“存在革命”的后果，会大大地超越古典议会民主的框框。既然我为了讨论的方便而杜撰了“后极权”这个辞汇，或者就让我将刚才讨论过的想法——暂时地——称作一个“后民主”制度的设想。
无疑这个想法是可以再发展的，但我想这样做总会变得愚蠢可笑，因为这样的话，整个意念肯定会慢慢地从自身异化和割裂出来。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后民主”制度的本质，在于它只能透过实践建立起来，也就是作为一个直接由生命，由新气候、新“精神”（政治理论在这里当然有一个角色，但不是一个指挥者而是一个向导）所发展出来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精神还未有真正显现，不知其具体形貌之前，试图预想它以怎么的结构形式表现，将会是太鲁莽的。
XXII
如果不是为了一些经常缠绕的问题，我也许会删去上面那一整个章节，因为这是个更适合作私人冥想的题目。看来确是太草率了点，所以我宁可将它用一个个问题去表述出来：这些“后民主”结构的想像，不是令人想起在我们身边那些熟悉的“持不同政见”团体，或某些人们独立自发的行动吗？这些为了多番共同面对的忧患联系起来的小社群，不正产生了我们提过的那种“有人性意义”的政治关系和连结吗？由于根本没法取得直接表面的胜利，主要由对工作所具意义的深厚共同信念促成的这些社群（社群甚于组织），不是塑造了一种团结和友爱的空气，填补了官方结构那种形式化和官样文章的气氛吗？那些直接的人际互信，及非形式化的权利等“后民主”关系，不是由那些大家共同面对的困难所激发出来的吗？那些团体不是在具体而真实的力量驱使下出现、成长及消失，完全摆脱了空洞传统的重压吗？他们想建立磊落真诚生活的种种方式，在冷漠的社会重扬一种崇高责任的感觉，不是某种道德重组过程正在萌芽的讯号吗？
换句话说，这些构成“平行邦国”的非正式、非官僚、动态而开放的社群，不是一种更具意义的“后民主”政治结构的象征及雏型，从中可能是更美好社会的基础吗？
我从千百次个人经验中领略到，只因为签署了七七宪章的宣言那么简单，立即就创造出一个更深更开放的关系，在人们中间突然激发起强烈而真实的休戚与共，真正的活在群体中的感觉。在冷漠的正规机构长久共事的人之间，这些事情也未必会发生。仿佛接受了一个任务和共享一个经验，就可以改造人以及他们生活的气候，好像这已可为他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别处难求的人性面向。
或者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活在共同威胁下的结果，或者当威胁一旦中止或减轻，它帮助形造的气氛就会开始消散（那些威胁我们的人当然有截然不同的见的，他们意图以各种可耻手段破坏受威胁社群私人际关系，真不得不为他们干这些勾当时付出的精力而惊叹）。
不过，这样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上面所列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如何走出这枯竭衰萎的世界。假如我们把自己仅能做的些微东西，视为根本的解决方法，又或者将我们、我们的群体，及我们对重要问题的应付办法视为唯一值得做的事，那更是妄自尊大，无法原谅。
虽然如此，基于上面对后极权境况的思考，以及在这环境下，发展保卫人及其各种认同时遇到的内部和外部问题，我想我的问题仍是合切的。如果不是其他别的什么，这些问题就算是邀请我们对自己具体经验进行反思而提出的吧了。它们要求我们思考自己的经验，看里头是否有什么是我们还不曾察觉到，但已显示出更为高远的境地，超出了表面的局限，反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当下，有没有一些需应付的问题还没有被觉察到，还在静静地等候着一个被理解和被掌握的时刻。
真正的问题是，“光明前途”是不是真的永远这么遥远。或者是相反，它其实早已在这里，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盲目和懦弱，才令我们不能在自身、在周围把它看出来，因而无法发展它。如是这样，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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