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11月19日，馬來西亞的「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The 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淨選盟，又稱 Bersih，馬來文「乾淨」之意）號召第五次大集會（淨5）。儘管警方當天封鎖主要路段，而且在前一天搜查淨選盟秘書處，並扣留淨選盟主席瑪利亞陳（Maria Chin Abdullah，原名陳清蓮）與秘書處經理曼迪星（Mandeep Singh），但這些舉措，都未能阻止身穿黃色（淨選盟官方顏色）衣物的民眾，湧入首都吉隆玻市中心。
最後，不同聚集點的黃衣人還遊行數公里，在國際性地標雙峰塔（KLCC）前會師。從空照圖按人潮面積與密度估計，全場人數應該至少有12萬人。發言者除淨選盟與傳統在野黨領袖，還包括脫離執政黨巫統（UMNO）成立新黨的前首相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馬哈蒂爾），象徵政治版圖的洗牌。
集會後，警方援引《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繼續扣留瑪利亞陳，實行單人禁錮，室內燈光24小時照耀，達10天之久。政府在制定該法令時，聲明該法令只用於對付恐怖分子，這次卻以淨選盟曾在6年前接受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贊助研究與選民教育項目為由，指控瑪利亞陳勾結外國勢力推翻政府，「危害議會民主」。
瑪利亞陳是資深婦運分子，身為寡母，家有三子，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對恐怖分子的想像。莫須有的罪名加上單獨禁錮的折磨，反而激起公眾義憤，在淨5集會後第二晚，就在吉隆玻展開燭光會聲援，人數從數百增加到千餘人，而且慢慢蔓延到其他城鎮甚至國外。
28日晚上，獲釋的瑪利亞陳出現在獨立廣場，群眾歡呼「瑪利亞萬歲！淨選盟萬歲！人民萬歲！」，她已經毫無疑問成為馬來西亞民主化的標杆人物。監禁不但未能使她屈服，反而使她聚集更多能量。
然而，執政者顯然不認栽。12月3日，在巫統的代表大會上，副首相阿邁德扎希（Ahmad Zahid Hamidi，阿末扎希）宣布將成立包含警方、總檢察署、反貪污委員會、國家銀行的特工隊，追查索羅斯的基金會對淨選盟、其他公民社會團體，以及獨立媒體的金援。他指責索羅斯是東歐及其他地區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而淨選盟企圖在馬來西亞掀起黃色革命。
巫統與其盟黨從1955年起，在馬來亞／馬來西亞連續執政。在野黨三次組織聯盟爭取政權，都功虧一簣，淨選盟這個由93個團體組成的公民社會聯盟，真有能力在馬來西亞掀起顏色革命嗎？
淨選盟走過的路
...在野黨派間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各方就以利益一致的「選舉改革」作為非正式結盟的基礎。因此，選舉改革不只是目的，也是結盟的手段。
淨選盟正式成立於2006年11月23日，成員包括許多公民社會組織，但由三大在野黨：伊斯蘭黨（PAS）、人民公正黨（PKR）與民主行動黨（DAP）主導。
2008年大選，在野黨取得空前佳績，許多活躍於淨選盟的領袖，紛紛躋身國會議員、州議員甚至州部長（行政議員）之列，不論時間精力或角色衝突，都無法再領導淨選盟。2010年，三大在野黨同意全面退出淨選盟，改由公民社會組織領袖組成其督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改名為「淨選盟2.0」以示區別。淨選盟首任主席為前律師公會主席安美嘉（Ambiga Sreenevasan），原任委員留任的只有瑪利亞陳和我。
淨選盟的訴求（見圖），從最初的選務改革，到2013年後的全面政治體制改革，沒有馬來西亞公民組織一般念茲在茲的民生課題。唯一的例外，是淨選盟第四次集會（淨4）時的最後一個訴求「拯救經濟」，但淨選盟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經濟策略，只是抨擊貪污。
這個只談「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避談具體政策的大方向，源於在野三黨最初倡立淨選盟的考量。當時，在野黨在國會只有9%議席，亟需重整旗鼓，但因為2001年伊斯蘭黨要擴大伊斯蘭刑事法，在各在野黨派間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各方就以利益一致的「選舉改革」作為非正式結盟的基礎。因此，選舉改革不只是目的，也是結盟的手段。
淨選盟 2.0 蕭規曹隨，以保持超越政黨的姿態，不問意識形態，盡量吸納各種社會力量。後來證明，這是淨選盟能夠取得正當性、爭取中間選民的關鍵。
這個大方向有兩個例外，第一是2012年之後，淨選盟大力支持地方性的環保抗爭；第二是2016年初，淨選盟曾經參加反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示威。然而，就連這兩個議題，淨選盟也論證出它們與選舉、民主體制的關係。
瑪利亞陳在2013年接任主席後，把淨選盟的工作重點，從「選舉改革」擴大到「民主化」，並在2015年時直接喊出首相納吉（Najib Razak，納吉布）下台的口號。這個轉折有兩個因素：
第一，2013年大選，在野三黨組成的人民聯盟（Pakatan Rakyat，民聯）贏得51%多數票，卻只獲得40%國會議席，未能執政；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國陣）只贏得47%選票，卻能以60%議席蟬聯。選後，不再期望贏回中間選民的首相納吉，比選前更加強硬和腐敗，在野黨卻一籌莫展，其後更四分五裂；這讓許多期待改變的公眾懷憂喪志。淨選盟如果延續過去議程，將無法滿足支持者期待。
第二，馬來西亞國家投資臂膀「一馬發展有限公司」（1MDB） 掏空國庫的醜聞，如雪球越滾越大，2015年7月，納吉被揭發有近7億美元流入他個人戶口，加劇巫統黨爭，連其政治恩師前首相馬哈迪都已在2月退黨。如果納吉垮台，確立全面的改革議程就變成重中之重。
失敗的改革推手
除非納吉準備讓國家從威權體制過渡到多黨民主制，讓巫統得以轉型成「落敗後可以重來」的民主政黨，否則其對淨選盟的訴求，不是鎮壓，就是敷衍...
淨選盟在九年內舉辦了五場大集會，它追求的改革到底達到多少？極少。
淨選盟第二次集會（淨2）遭受強力鎮壓，引發民意反彈，讓納吉不得不擺出願意推行政治改革的姿態，包括廢除或修改惡法。但後來，不是雷聲大雨點小，就是以髮夾彎告終。
淨選盟第三次集會（淨3）的十大訴求中，選委會只勉強在2013年大選落實了兩項：不脫落墨水，和改革不在籍投票（缺席投票）。但即便是這兩項改革，選委會也沒有盡善其事：防止多重投票的不脫落墨水，竟然可以洗脫；軍警不能自外（opt out）於不在籍投票，絕大多數平民也不能自由選擇（opt in）不在籍投票。
如果看改革落實的程度，那麼淨選盟是失敗的。然而，這些改革訴求，其實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因為納吉與淨選盟間沒有雙贏空間。淨選盟要求的各種改革，絕大部分必須追溯到納吉亡父、第二任副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在1969年選後族群暴亂（五一三事件）的濃煙中，對馬來西亞國家歷史的改造。
其時，拉薩一方面推行各種親馬來人的政策，譬如在就業、求學、購屋、擁股各方面給予馬來人／土著優惠的「新經濟政策」，實行政策綁樁 ；另一方面壓制公民與政治權利、收編在野黨、解除選區劃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的限制。雙管齊下的結果，就是「選舉性一黨制國家」。拉薩夫子自道：「我們所持的立場是，民主政府是最好及最能為人接受的政府形式。只要保持其形式，其內涵可按一國國情改變。」（註一）
除非納吉準備讓國家從威權體制過渡到多黨民主制，讓巫統得以轉型成「落敗後可以重來」的民主政黨，否則其對淨選盟的訴求，不是鎮壓，就是敷衍，不可能真心落實。而納吉上台前已有蒙古女通譯員阿丹杜雅（Altantuya Shaariibuu）的財色謀殺案如影隨形，後期再有 1MDB 弊案糾纏，自無妥協的空間。
淨選盟既無法逼執政者在選舉或體制改革上讓步，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願意支持，參與集會，而政府又視之為洪水猛獸呢？因為淨選盟對政權的威脅，不在於它主觀上要做之事，而在它客觀上能做之事——動員中間選民，改變政治文化，打破族群藩籬。
改變政治文化，促成社會動員
在國陣眼中，淨選盟就是在野黨的周邊組織，支援淨選盟就是支持在野黨，就是反政府；但在中間選民心中，「淨選盟不是在野黨」 卻是重要的心理屏障...
馬來西亞的黨國體制，長期灌輸「政治是骯髒的」、「政治是危險的」、「政治應該留給政治人物」觀念，讓一般人尤其是中產階級避政治而遠之。它也同時汙名化在野黨，冠以「不愛國」、「破壞性」、「滋事分子」、「極端分子」等標籤，讓在野黨難以廣招人才。這些宣傳，也鼓勵民眾養成「天下烏鴉一樣黑」的犬儒思維，把在野黨的缺陷放大，認為即使執政黨有很多問題，在野黨也不會更好。
在這種「去政治化、避在野黨」的氛圍下，連許多在野黨支持者都不敢公開表態，害怕被視為異類，甚至受到當政者報復，遑論街頭示威。在官方論述中，1969年的族群暴亂（在一般華裔眼中是「排華暴亂」），就是在野黨支持者選後遊行挑起的；從此，「示威」與「暴亂」便畫上等號。
1998年前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Anwar Ibrahim）被開除後，曾經爆發過一次近10萬人的大型示威，除此之外，淨1之前不管是「抗議物價高漲」還是「要求廢除惡法」的集會遊行，一般只能吸引數百至數千人參與，而且絕大多數是在野黨鐵杆支持者，少有一般群眾。
因此，淨選盟在民主化運動中的最關鍵功能，是以其跨黨派的姿態提供「政治參與」的正當性，讓不滿國陣的公眾，即使是不信任在野黨或不願意與其有瓜葛，也能夠名正言順反對國陣：「我不是支持反對黨。我沒有黨派。我只是反對選舉舞弊！」
在國陣眼中，淨選盟就是在野黨的周邊組織，支援淨選盟就是支持在野黨，就是反政府；但在中間選民心中，「淨選盟不是在野黨」 卻是重要的心理屏障，讓他們能坦然面對其他人的質疑。在2008年在野黨取得五州政權變成「政府」後，形象大大提升，得到更多中間選民認可，這些選民自然不需要淨選盟招牌的「正當性」。然而，當在野黨分裂或者出現醜聞以致民望下跌時，要求淨選盟與在野黨保持距離的呼聲，就會加強。
淨選盟集會對國陣政府的最大威脅，就是把「反政府的公眾」擺在街上，鼓舞更多心有不滿的選民，在選舉時踴躍用選票拒絕國陣。2008年3月大選之所以出現幾乎讓國陣倒台的「政治海嘯」，一般分析員都認為，是2007年11月的淨1（淨選盟宣稱有5萬人參與）與同年的另外兩場示威，讓社會上不滿政府的各種暗流匯成狂潮。
2011年7月淨2（5萬人）鼓舞了更多人參加2012年4月的淨3集會（25萬人），而後者則拉高了2013年5月大選的投票率，激勵僑民和遊子回鄉投票，並吸引數以千計的志工投入監票與監選工作。最終，在野黨聯盟取得51%選票，卻仍輸了議席，加以選後納吉政府貪污嚴重，在野黨卻四分五裂，讓反國陣選民陷入低潮。
2015年8月的淨4集會同時訴求體制改革與納吉下台，一時成為民怨宣洩的平台，兩天一夜34小時內累計50萬人次參與，籌款與商品收入更達到馬幣260萬餘元。然而參與者絕大多數是華裔，對華裔選票已絕望的巫統完全不為所動，並在兩周後發動萬餘人的「反淨選盟、反華裔」，以暴亂威嚇的紅衣示威作為反制，成功用族群政治化解淨4的氣勢。
2016年11月的淨5，吸取了淨4動員基礎不夠的教訓，以火炬車隊暖身，在之前七個週末兵分六路，把 1MDB 醜聞帶到全國236個城鎮鄉。其間，巫統的紅衣人不斷滋擾、威嚇甚至動武，反而為淨5製造更多新聞。
從去年7月以來，納吉成功清理黨政內部的異議分子後，對政權的掌握更加牢固。淨5的12萬參與人數雖然遜於前兩次集會，但其成功舉行，且明顯吸引到更多馬來人參與，仍讓民主黨派的氣勢止跌回升。但是，這股氣勢能不能延續到下屆大選（最遲後年8月），仍有變數。
集會的去污名，與族群藩籬的跨越
他們圍城，卻把我們圍成了兄弟姐妹；他們向我們發射催淚彈和水炮，卻粉碎了我們的恐懼；我們上街尋找民主，卻找到了國家。
九年來，淨選盟五次集會抗爭的另一成果就是：集會的正當化和常態化。
淨1和淨2，警方都以催淚彈、水炮、拳腳暴力對付集會者。淨2時，警方在集會前一個月內，在全國各地逮捕200餘人，並在集會當天以暴虐手段逮捕1667人，包括婦孺，引起輿論抨擊。淨3集會者認為，之前在淨2鎮壓備受批評的警方，已被迫接受淨3集會，安全無虞，因此氣氛宛如嘉年華會。結果在集會結束時，警方仍以一小群集會者推倒圍欄為藉口，進入被封鎖的獨立廣場，強力以催淚彈、水炮驅散人群，大肆搜捕和毆打集會者。
不過到了淨4和淨5，縱然集會人數過10萬，過程完全和平，沒有任何警民衝突。這似乎證明，大型集會已是警方不得不接受的「新常態」，儘管主辦人員在事後依然被警方問話，甚至可能被提控，但1969年以來「示威等於暴亂」威嚇論述已不攻自破。
「暴亂論述」背後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族群互不信任，是1969年後「去政治化」社會工程的關鍵。因此，「暴亂論述」的破產，其實也意味着國陣社會管理模式的式微。
2011年時，國陣為了阻嚇公眾參與，同時打出國家暴力與族群暴力兩張牌。除了由警方出面捕人封路，還讓巫統周邊鷹派組織「強勢土著」（Perkasa）、巫統青年團，和馬來武術組織事先放話暗示，若淨2不取消就會發生暴亂。這是為了阻嚇非馬來人（尤其是華人）參與集會。
然而，強勢土著頭領依布拉欣阿里（Ibrahim Ali）警告華人要躲在家裏、囤積乾糧為暴亂做準備，卻弄巧成拙，刺激成千上萬的華人上街——個別集會者甚至交待好後事，完全打破了「華人貪生怕死、自私」的刻板印象。當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集會者時，許多可能從來不曾與馬來人討論政治的華人，發現拉着他們逃跑、遞瓶裝水和鹽巴給他們的，往往就是素昧平生的馬來人。
淨2當天，許多華人第一次在唱國歌《我的國家》時淚流滿臉，因為「國家」從來不曾如此真實過。我後來不止一次聽到，有人說淨2改變了他們的移民計劃，因為這個國家值得去愛，去改變。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國家不一樣，其在談判桌上取得的獨立，是少數精英的敘事；過去不曾擁有真實的，超越族群的愛國情感。弔詭的是，巫統對淨2的打壓，卻讓集會者在警方暴力和暴亂威脅中，得以建立跨族群的「革命情感」，感受到個人與國家的連接。
對我而言，淨2乃至淨選盟本身是一連串神奇的「插柳效應」（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曾寫道：「他們圍城，卻把我們圍成了兄弟姐妹；他們向我們發射催淚彈和水炮，卻粉碎了我們的恐懼；我們上街尋找民主，卻找到了國家。」
溫和路線的必然，與未來路線的思考
台港的社會條件、西方的法治條件，馬來西亞都沒有。若企圖以長期抗爭考驗政權的抗壓性，或者借衝突提升公眾參與，極可能只會讓當權者輕易鎮壓，甚至擴大事端全面獵捕異議分子
理解淨選盟的運作邏輯，我們就會理解，其溫和路線不是特定領袖的個性態度使然，而是因應馬來西亞現狀的政治動員思維範式（paradigm）。雖然其顏色與集會規模，可能神似歐亞大陸的顏色革命，但淨選盟不是顏色革命，也不可能走向雨傘運動、太陽花運動，或阿拉伯之春的道路。最大的原因是：馬來西亞是族群宗教斷層線深邃複雜的雙峰社會（bipolar society），逐步擺脫1969年513暴亂陰影，也不過是近年的事。
期待街頭集會能一步登天終結黨國體制，不但不切實際，而且危險。在公平自由選舉之前，任何後納吉的政權安排，都必須包含足夠的前巫統勢力，才可能站得住腳。而要足夠的巫統諸侯背離納吉，大集會就只能走和平路線，只能以人數規模去撼動體制內的人心。
台港的社會條件、西方的法治條件，馬來西亞都沒有。若企圖以長期抗爭考驗政權的抗壓性，或者借衝突提升公眾參與，極可能只會讓當權者輕易鎮壓，甚至擴大事端全面獵捕異議分子。而運動中比較保守的支持者，可能早已撤回支持，讓人數減少的運動更容易受到打壓。
如果集會不能推倒政權，也不能推動改革，那麼淨選盟集會還有意義嗎？我們需要一再重複集會來動員中間選民嗎？這樣的動員，對於下屆選舉還會有多大影響？
淨選盟成立十年，組織過五次大型集會，此刻確實必須深刻省思。希望集會更激進的公眾，應思考「後淨選盟的集會模式」另闢蹊徑；而淨選盟領導層與支持者也該思考「後集會的淨選盟路線」，避免成為過去成功的囚徒。
最大挑戰，就是如何管理參與者與旁觀者的期待。人數不可避免會成為比較標杆。但是，集會像跳高，每次都把橫杆調高，那最終難免要掉下來。淨4時最高峰時有20萬人，淨5在艱難環境下達到全程最少12萬人，已難能可貴，卻仍無法避免「淨選盟熱潮已退」的印象。如果未來還有淨選盟6集會（淨6），它能超越或至少保持淨5的聲勢嗎？不管人潮如何，總會有抗爭升級的呼聲，淨選盟要如何化解這種壓力，避免較保守的支持者流失？
集會人數，乃至能否在選舉中激起熱情，最大關鍵其實是在野黨聲勢。在野黨聲勢強民望高，淨選盟就能動員更多中間選民。在野黨聲勢弱民望低，淨選盟就會面對基層壓力，要與前者切割，進一步削弱本身氣勢。然而，在野黨強弱分合，完全不操之在淨選盟。
在野黨強弱分合的關鍵，除了政黨利益與人事好惡，更涉及馬來西亞社會深層的族群宗教矛盾——社會的伊斯蘭化，以及優惠馬來人/土著的「新經濟政策」範式。例如，淨5集會出現許多馬來人，浮現族群融合氛圍，巫統便在數天後與伊斯蘭黨聯手，再次拋出伊黨黨魁哈迪（Hadi Awang） 的爭議性法案，尋求擴大伊斯蘭宗教法庭的刑事許可權。此舉，顯然旨在激化保守穆斯林與其他國民間的矛盾，讓走中間路線的其他在野黨左右得咎。
要落實淨選盟的改革訴求，政黨輪替幾乎是先決條件。然而，如果淨選盟以動員中間選民在下屆大選推倒國陣為第一要務，那麼，其關懷與訴求，可能就要更注重經濟民生課題，甚至協助化解族群與宗教間的矛盾。然而，如果它對選民所關心的政策與議題都有特定立場，那麼它就更像政黨，而非僅是體制改革的倡議團體；而它與在野黨的互補功能就消失了。
反過來說，如果淨選盟以倡議體制改革為第一要務，它就可能需要重訂一套針對不同社群、團體的遊說計畫，鎖定輿論領袖們，把硬邦邦的體制改革與後者的群體利益掛鈎。比起吸引數以萬計臨時、暫時的集會參與者，建構一個「體制改革」的「社會聯盟」，肯定是更大挑戰。
（黃進發，檳城研究院研究員，英國Essex大學博士，專攻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淨選盟創盟委員。）
註一："The view we take is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the best and most acceptable form of government. So long as the form is preserved, the substance can be changed to suit condition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引自 Michael Ong, （1987）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 The Rules of the Game, 收於 Zakaria Haji Ahmad 編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尋求的普世性價值的可能取最大公約數
靠選擧和監選並不能改变华裔在印尼或大馬的地位，要鼓勵子女到外國讀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