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11月19日，马来西亚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The 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净选盟，又称 Bersih，马来文“干净”之意）号召第五次大集会（净5）。尽管警方当天封锁主要路段，而且在前一天搜查净选盟秘书处，并扣留净选盟主席玛利亚陈（Maria Chin Abdullah，原名陈清莲）与秘书处经理曼迪星（Mandeep Singh），但这些举措，都未能阻止身穿黄色（净选盟官方颜色）衣物的民众，涌入首都吉隆玻市中心。
最后，不同聚集点的黄衣人还游行数公里，在国际性地标双峰塔（KLCC）前会师。从空照图按人潮面积与密度估计，全场人数应该至少有12万人。发言者除净选盟与传统在野党领袖，还包括脱离执政党巫统（UMNO）成立新党的前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马哈蒂尔），象征政治版图的洗牌。
集会后，警方援引《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继续扣留玛利亚陈，实行单人禁锢，室内灯光24小时照耀，达10天之久。政府在制定该法令时，声明该法令只用于对付恐怖分子，这次却以净选盟曾在6年前接受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赞助研究与选民教育项目为由，指控玛利亚陈勾结外国势力推翻政府，“危害议会民主”。
玛利亚陈是资深妇运分子，身为寡母，家有三子，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对恐怖分子的想像。莫须有的罪名加上单独禁锢的折磨，反而激起公众义愤，在净5集会后第二晚，就在吉隆玻展开烛光会声援，人数从数百增加到千余人，而且慢慢蔓延到其他城镇甚至国外。
28日晚上，获释的玛利亚陈出现在独立广场，群众欢呼“玛利亚万岁！净选盟万岁！人民万岁！”，她已经毫无疑问成为马来西亚民主化的标杆人物。监禁不但未能使她屈服，反而使她聚集更多能量。
然而，执政者显然不认栽。12月3日，在巫统的代表大会上，副首相阿迈德扎希（Ahmad Zahid Hamidi，阿末扎希）宣布将成立包含警方、总检察署、反贪污委员会、国家银行的特工队，追查索罗斯的基金会对净选盟、其他公民社会团体，以及独立媒体的金援。他指责索罗斯是东欧及其他地区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而净选盟企图在马来西亚掀起黄色革命。
巫统与其盟党从1955年起，在马来亚／马来西亚连续执政。在野党三次组织联盟争取政权，都功亏一篑，净选盟这个由93个团体组成的公民社会联盟，真有能力在马来西亚掀起颜色革命吗？
净选盟走过的路
...在野党派间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各方就以利益一致的“选举改革”作为非正式结盟的基础。因此，选举改革不只是目的，也是结盟的手段。
净选盟正式成立于2006年11月23日，成员包括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但由三大在野党：伊斯兰党（PAS）、人民公正党（PKR）与民主行动党（DAP）主导。
2008年大选，在野党取得空前佳绩，许多活跃于净选盟的领袖，纷纷跻身国会议员、州议员甚至州部长（行政议员）之列，不论时间精力或角色冲突，都无法再领导净选盟。2010年，三大在野党同意全面退出净选盟，改由公民社会组织领袖组成其督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改名为“净选盟2.0”以示区别。净选盟首任主席为前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Ambiga Sreenevasan），原任委员留任的只有玛利亚陈和我。
净选盟的诉求（见图），从最初的选务改革，到2013年后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马来西亚公民组织一般念兹在兹的民生课题。唯一的例外，是净选盟第四次集会（净4）时的最后一个诉求“拯救经济”，但净选盟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经济策略，只是抨击贪污。
这个只谈“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避谈具体政策的大方向，源于在野三党最初倡立净选盟的考量。当时，在野党在国会只有9%议席，亟需重整旗鼓，但因为2001年伊斯兰党要扩大伊斯兰刑事法，在各在野党派间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各方就以利益一致的“选举改革”作为非正式结盟的基础。因此，选举改革不只是目的，也是结盟的手段。
净选盟 2.0 萧规曹随，以保持超越政党的姿态，不问意识形态，尽量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后来证明，这是净选盟能够取得正当性、争取中间选民的关键。
这个大方向有两个例外，第一是2012年之后，净选盟大力支持地方性的环保抗争；第二是2016年初，净选盟曾经参加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示威。然而，就连这两个议题，净选盟也论证出它们与选举、民主体制的关系。
玛利亚陈在2013年接任主席后，把净选盟的工作重点，从“选举改革”扩大到“民主化”，并在2015年时直接喊出首相纳吉（Najib Razak，纳吉布）下台的口号。这个转折有两个因素：
第一，2013年大选，在野三党组成的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民联）赢得51%多数票，却只获得40%国会议席，未能执政；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国阵）只赢得47%选票，却能以60%议席蝉联。选后，不再期望赢回中间选民的首相纳吉，比选前更加强硬和腐败，在野党却一筹莫展，其后更四分五裂；这让许多期待改变的公众怀忧丧志。净选盟如果延续过去议程，将无法满足支持者期待。
第二，马来西亚国家投资臂膀“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 掏空国库的丑闻，如雪球越滚越大，2015年7月，纳吉被揭发有近7亿美元流入他个人户口，加剧巫统党争，连其政治恩师前首相马哈迪都已在2月退党。如果纳吉垮台，确立全面的改革议程就变成重中之重。
失败的改革推手
除非纳吉准备让国家从威权体制过渡到多党民主制，让巫统得以转型成“落败后可以重来”的民主政党，否则其对净选盟的诉求，不是镇压，就是敷衍...
净选盟在九年内举办了五场大集会，它追求的改革到底达到多少？极少。
净选盟第二次集会（净2）遭受强力镇压，引发民意反弹，让纳吉不得不摆出愿意推行政治改革的姿态，包括废除或修改恶法。但后来，不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以发夹弯告终。
净选盟第三次集会（净3）的十大诉求中，选委会只勉强在2013年大选落实了两项：不脱落墨水，和改革不在籍投票（缺席投票）。但即便是这两项改革，选委会也没有尽善其事：防止多重投票的不脱落墨水，竟然可以洗脱；军警不能自外（opt out）于不在籍投票，绝大多数平民也不能自由选择（opt in）不在籍投票。
如果看改革落实的程度，那么净选盟是失败的。然而，这些改革诉求，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纳吉与净选盟间没有双赢空间。净选盟要求的各种改革，绝大部分必须追溯到纳吉亡父、第二任副首相拉萨（Abdul Razak Hussein）在1969年选后族群暴乱（五一三事件）的浓烟中，对马来西亚国家历史的改造。
其时，拉萨一方面推行各种亲马来人的政策，譬如在就业、求学、购屋、拥股各方面给予马来人／土著优惠的“新经济政策”，实行政策绑桩 ；另一方面压制公民与政治权利、收编在野党、解除选区划分不均（malapportionment）的限制。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选举性一党制国家”。拉萨夫子自道：“我们所持的立场是，民主政府是最好及最能为人接受的政府形式。只要保持其形式，其内涵可按一国国情改变。”（注一）
除非纳吉准备让国家从威权体制过渡到多党民主制，让巫统得以转型成“落败后可以重来”的民主政党，否则其对净选盟的诉求，不是镇压，就是敷衍，不可能真心落实。而纳吉上台前已有蒙古女通译员阿丹杜雅（Altantuya Shaariibuu）的财色谋杀案如影随形，后期再有 1MDB 弊案纠缠，自无妥协的空间。
净选盟既无法逼执政者在选举或体制改革上让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支持，参与集会，而政府又视之为洪水猛兽呢？因为净选盟对政权的威胁，不在于它主观上要做之事，而在它客观上能做之事——动员中间选民，改变政治文化，打破族群藩篱。
改变政治文化，促成社会动员
在国阵眼中，净选盟就是在野党的周边组织，支援净选盟就是支持在野党，就是反政府；但在中间选民心中，“净选盟不是在野党” 却是重要的心理屏障...
马来西亚的党国体制，长期灌输“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应该留给政治人物”观念，让一般人尤其是中产阶级避政治而远之。它也同时污名化在野党，冠以“不爱国”、“破坏性”、“滋事分子”、“极端分子”等标签，让在野党难以广招人才。这些宣传，也鼓励民众养成“天下乌鸦一样黑”的犬儒思维，把在野党的缺陷放大，认为即使执政党有很多问题，在野党也不会更好。
在这种“去政治化、避在野党”的氛围下，连许多在野党支持者都不敢公开表态，害怕被视为异类，甚至受到当政者报复，遑论街头示威。在官方论述中，1969年的族群暴乱（在一般华裔眼中是“排华暴乱”），就是在野党支持者选后游行挑起的；从此，“示威”与“暴乱”便画上等号。
1998年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Anwar Ibrahim）被开除后，曾经爆发过一次近10万人的大型示威，除此之外，净1之前不管是“抗议物价高涨”还是“要求废除恶法”的集会游行，一般只能吸引数百至数千人参与，而且绝大多数是在野党铁杆支持者，少有一般群众。
因此，净选盟在民主化运动中的最关键功能，是以其跨党派的姿态提供“政治参与”的正当性，让不满国阵的公众，即使是不信任在野党或不愿意与其有瓜葛，也能够名正言顺反对国阵：“我不是支持反对党。我没有党派。我只是反对选举舞弊！”
在国阵眼中，净选盟就是在野党的周边组织，支援净选盟就是支持在野党，就是反政府；但在中间选民心中，“净选盟不是在野党” 却是重要的心理屏障，让他们能坦然面对其他人的质疑。在2008年在野党取得五州政权变成“政府”后，形象大大提升，得到更多中间选民认可，这些选民自然不需要净选盟招牌的“正当性”。然而，当在野党分裂或者出现丑闻以致民望下跌时，要求净选盟与在野党保持距离的呼声，就会加强。
净选盟集会对国阵政府的最大威胁，就是把“反政府的公众”摆在街上，鼓舞更多心有不满的选民，在选举时踊跃用选票拒绝国阵。2008年3月大选之所以出现几乎让国阵倒台的“政治海啸”，一般分析员都认为，是2007年11月的净1（净选盟宣称有5万人参与）与同年的另外两场示威，让社会上不满政府的各种暗流汇成狂潮。
2011年7月净2（5万人）鼓舞了更多人参加2012年4月的净3集会（25万人），而后者则拉高了2013年5月大选的投票率，激励侨民和游子回乡投票，并吸引数以千计的志工投入监票与监选工作。最终，在野党联盟取得51%选票，却仍输了议席，加以选后纳吉政府贪污严重，在野党却四分五裂，让反国阵选民陷入低潮。
2015年8月的净4集会同时诉求体制改革与纳吉下台，一时成为民怨宣泄的平台，两天一夜34小时内累计50万人次参与，筹款与商品收入更达到马币260万余元。然而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华裔，对华裔选票已绝望的巫统完全不为所动，并在两周后发动万余人的“反净选盟、反华裔”，以暴乱威吓的红衣示威作为反制，成功用族群政治化解净4的气势。
2016年11月的净5，吸取了净4动员基础不够的教训，以火炬车队暖身，在之前七个周末兵分六路，把 1MDB 丑闻带到全国236个城镇乡。其间，巫统的红衣人不断滋扰、威吓甚至动武，反而为净5制造更多新闻。
从去年7月以来，纳吉成功清理党政内部的异议分子后，对政权的掌握更加牢固。净5的12万参与人数虽然逊于前两次集会，但其成功举行，且明显吸引到更多马来人参与，仍让民主党派的气势止跌回升。但是，这股气势能不能延续到下届大选（最迟后年8月），仍有变数。
集会的去污名，与族群藩篱的跨越
他们围城，却把我们围成了兄弟姐妹；他们向我们发射催泪弹和水炮，却粉碎了我们的恐惧；我们上街寻找民主，却找到了国家。
九年来，净选盟五次集会抗争的另一成果就是：集会的正当化和常态化。
净1和净2，警方都以催泪弹、水炮、拳脚暴力对付集会者。净2时，警方在集会前一个月内，在全国各地逮捕200余人，并在集会当天以暴虐手段逮捕1667人，包括妇孺，引起舆论抨击。净3集会者认为，之前在净2镇压备受批评的警方，已被迫接受净3集会，安全无虞，因此气氛宛如嘉年华会。结果在集会结束时，警方仍以一小群集会者推倒围栏为借口，进入被封锁的独立广场，强力以催泪弹、水炮驱散人群，大肆搜捕和殴打集会者。
不过到了净4和净5，纵然集会人数过10万，过程完全和平，没有任何警民冲突。这似乎证明，大型集会已是警方不得不接受的“新常态”，尽管主办人员在事后依然被警方问话，甚至可能被提控，但1969年以来“示威等于暴乱”威吓论述已不攻自破。
“暴乱论述”背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群互不信任，是1969年后“去政治化”社会工程的关键。因此，“暴乱论述”的破产，其实也意味着国阵社会管理模式的式微。
2011年时，国阵为了阻吓公众参与，同时打出国家暴力与族群暴力两张牌。除了由警方出面捕人封路，还让巫统周边鹰派组织“强势土著”（Perkasa）、巫统青年团，和马来武术组织事先放话暗示，若净2不取消就会发生暴乱。这是为了阻吓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参与集会。
然而，强势土著头领依布拉欣阿里（Ibrahim Ali）警告华人要躲在家里、囤积干粮为暴乱做准备，却弄巧成拙，刺激成千上万的华人上街——个别集会者甚至交待好后事，完全打破了“华人贪生怕死、自私”的刻板印象。当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集会者时，许多可能从来不曾与马来人讨论政治的华人，发现拉着他们逃跑、递瓶装水和盐巴给他们的，往往就是素昧平生的马来人。
净2当天，许多华人第一次在唱国歌《我的国家》时泪流满脸，因为“国家”从来不曾如此真实过。我后来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净2改变了他们的移民计划，因为这个国家值得去爱，去改变。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家不一样，其在谈判桌上取得的独立，是少数精英的叙事；过去不曾拥有真实的，超越族群的爱国情感。吊诡的是，巫统对净2的打压，却让集会者在警方暴力和暴乱威胁中，得以建立跨族群的“革命情感”，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连接。
对我而言，净2乃至净选盟本身是一连串神奇的“插柳效应”（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曾写道：“他们围城，却把我们围成了兄弟姐妹；他们向我们发射催泪弹和水炮，却粉碎了我们的恐惧；我们上街寻找民主，却找到了国家。”
温和路线的必然，与未来路线的思考
台港的社会条件、西方的法治条件，马来西亚都没有。若企图以长期抗争考验政权的抗压性，或者借冲突提升公众参与，极可能只会让当权者轻易镇压，甚至扩大事端全面猎捕异议分子
理解净选盟的运作逻辑，我们就会理解，其温和路线不是特定领袖的个性态度使然，而是因应马来西亚现状的政治动员思维范式（paradigm）。虽然其颜色与集会规模，可能神似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但净选盟不是颜色革命，也不可能走向雨伞运动、太阳花运动，或阿拉伯之春的道路。最大的原因是：马来西亚是族群宗教断层线深邃复杂的双峰社会（bipolar society），逐步摆脱1969年513暴乱阴影，也不过是近年的事。
期待街头集会能一步登天终结党国体制，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危险。在公平自由选举之前，任何后纳吉的政权安排，都必须包含足够的前巫统势力，才可能站得住脚。而要足够的巫统诸侯背离纳吉，大集会就只能走和平路线，只能以人数规模去撼动体制内的人心。
台港的社会条件、西方的法治条件，马来西亚都没有。若企图以长期抗争考验政权的抗压性，或者借冲突提升公众参与，极可能只会让当权者轻易镇压，甚至扩大事端全面猎捕异议分子。而运动中比较保守的支持者，可能早已撤回支持，让人数减少的运动更容易受到打压。
如果集会不能推倒政权，也不能推动改革，那么净选盟集会还有意义吗？我们需要一再重复集会来动员中间选民吗？这样的动员，对于下届选举还会有多大影响？
净选盟成立十年，组织过五次大型集会，此刻确实必须深刻省思。希望集会更激进的公众，应思考“后净选盟的集会模式”另辟蹊径；而净选盟领导层与支持者也该思考“后集会的净选盟路线”，避免成为过去成功的囚徒。
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管理参与者与旁观者的期待。人数不可避免会成为比较标杆。但是，集会像跳高，每次都把横杆调高，那最终难免要掉下来。净4时最高峰时有20万人，净5在艰难环境下达到全程最少12万人，已难能可贵，却仍无法避免“净选盟热潮已退”的印象。如果未来还有净选盟6集会（净6），它能超越或至少保持净5的声势吗？不管人潮如何，总会有抗争升级的呼声，净选盟要如何化解这种压力，避免较保守的支持者流失？
集会人数，乃至能否在选举中激起热情，最大关键其实是在野党声势。在野党声势强民望高，净选盟就能动员更多中间选民。在野党声势弱民望低，净选盟就会面对基层压力，要与前者切割，进一步削弱本身气势。然而，在野党强弱分合，完全不操之在净选盟。
在野党强弱分合的关键，除了政党利益与人事好恶，更涉及马来西亚社会深层的族群宗教矛盾——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优惠马来人/土著的“新经济政策”范式。例如，净5集会出现许多马来人，浮现族群融合氛围，巫统便在数天后与伊斯兰党联手，再次抛出伊党党魁哈迪（Hadi Awang） 的争议性法案，寻求扩大伊斯兰宗教法庭的刑事许可权。此举，显然旨在激化保守穆斯林与其他国民间的矛盾，让走中间路线的其他在野党左右得咎。
要落实净选盟的改革诉求，政党轮替几乎是先决条件。然而，如果净选盟以动员中间选民在下届大选推倒国阵为第一要务，那么，其关怀与诉求，可能就要更注重经济民生课题，甚至协助化解族群与宗教间的矛盾。然而，如果它对选民所关心的政策与议题都有特定立场，那么它就更像政党，而非仅是体制改革的倡议团体；而它与在野党的互补功能就消失了。
反过来说，如果净选盟以倡议体制改革为第一要务，它就可能需要重订一套针对不同社群、团体的游说计划，锁定舆论领袖们，把硬邦邦的体制改革与后者的群体利益挂钩。比起吸引数以万计临时、暂时的集会参与者，建构一个“体制改革”的“社会联盟”，肯定是更大挑战。
（黄进发，槟城研究院研究员，英国Essex大学博士，专攻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净选盟创盟委员。）
注一："The view we take is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the best and most acceptable form of government. So long as the form is preserved, the substance can be changed to suit condition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 引自 Michael Ong, （1987）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 The Rules of the Game, 收于 Zakaria Haji Ahmad 编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尋求的普世性價值的可能取最大公約數
靠選擧和監選並不能改变华裔在印尼或大馬的地位，要鼓勵子女到外國讀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