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歐迪斯：習核心的東盟佈局，撞上特朗普扭轉的國際秩序

「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砲彈攻擊......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 毛澤東，中共第七屆二中全會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今年11月1日展開他任內第三次訪中之旅，為習近平帶來大禮，馬來西亞首次向中國採購巡邏艦，不但寫下歷史，更驚動了華盛頓，西方媒體議論紛紛「馬來西亞是否倒向中國？」

然而，在政治板塊浮動的表象之下，與其說是納吉「決定」要向北京傾斜，倒不如去思考，納吉在這場精心設計的朝貢大戲中，被安排在什麼位置。

天上掉下來的不只杜特地

今年五月起，我們看到一連串東南亞政治領袖陸續造訪北京：

05月，老撾（寮國）國家主席本揚
06月，柬埔寨國王西哈莫尼
08月，緬甸實質領導人昂山素姬（翁山蘇姬）
09月，越南總理阮春福
10月，菲律賓總統杜特地（杜特爾特）
11月，馬來西亞總理納吉

在這一連串「進京」名單上，中南半島上的東盟國家，除了正為君王辭世舉國服喪的泰國之外，老、柬、緬、越、馬全到齊；甚至連海上的菲律賓都參一腳，適時給了中方臺階，緩解南海的矛盾。對於後者，中媒紛紛形容「天上掉下來一個杜特地」。

這些政治領袖的接連來訪，除了象徵在中美南海角力的戰場上，北京扳回一城之外，其最大的共通點，其實是為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黃袍加身」的閉幕高潮提供外部推動力——也就是「習核心」的確立。中國，再次具備了爭霸的集權實力。

換個角度來看，在亞太經貿板塊正式浮出水面前，東盟（東協）領導人都希望先爭取利多、增加自己在國內的政治籌碼。中國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在博鰲論壇上表示，中方希望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定）在今年底前完成談判，為各國領導人提供了訪中的政治正確性；魚幫水，水幫魚，各取所需。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邁向四十年，北京對於國際經貿戰略的遊戲規則，也越來越熟練；與此同時，東盟國家也越來越懂得，怎麼在華盛頓懷中向北京拋媚眼。

弔詭的地方在於，就在這個時候，美國選出了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川普）。

外界大多認為特朗普對盟國頤指氣使的態度，無疑是中國一大利多；但實際上，他給習近平添亂的可能性也讓人無法忽視。

對中國來說，從現在到2017年十九大之前，將會是整個西太平洋地區，「中國版門羅主義」的成型關鍵期；確立「習核心」之後，中國的對外政策，必定更能加速朝向習近平所倡導的「亞洲新安全觀」、「新型大國關係」擬訂，這是習用來改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策略、中國崛起路線最清楚的指導方針，一步步逼使美國承認中國的後院範圍。

現在好死不死來了個特朗普，萬一美俄融冰「過快」，反而打亂中國崛起的腳步。對於曾經出過尼克遜（尼克森）的共和黨來說，特朗普的野心有多大，才是逆轉中美局勢的核心。而這一切都將圍繞著習近平賭上政治生命所推動的「一帶一路」。我們將親眼見證中美的大博弈時代來臨。

「一帶一路」撞上「亞太再平衡」

杜特地、納吉會見習近平，西方媒體之所以高度關注，無非是質疑南海是否再度吹起東風。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美國金融海嘯，在殃及全球經濟之餘，也給了中國「承擔」的機會——其透過推動1200億美元的「清邁倡議」基金計畫（CMIM）來穩定亞太金融、主導東盟加三機制與 RCEP 談判、創建亞投行等，積極展現負責任的大國態度，穩健推進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這一系列佈局，也相對弱化了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建制，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或是亞洲開發銀行（ADB），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隨著習近平時代「一帶一路」的成型，中國大戰略的輪廓，逐漸清晰。

在歐亞大陸，北京利用「亞信會議」(CICA)、「上海合作組織」兩個平台修好中俄關係、解決陸上邊境爭議，構建有利中國崛起的安全環境。這個前共產集團區域提出「亞洲新安全觀」，主張「亞洲事務由亞洲人來管」，以陸制海，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在亞太地區，中方則對美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以拖待變，在亞太完全整合、東協放棄引入區域外勢力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來臨之前，為中國爭取更多時間。北京企圖將911之後，中美兩國在亞太安全領域的合作，過渡到「中美共治」的局面，並且透過主導東盟一體化的過程，拉攏東盟各國、邊緣化日本。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教授 Andrew Erickson 及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 Adam Liff 曾在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指出，奧巴馬（歐巴馬）政府與北京之間，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並無共識。

事實上，希拉莉（希拉蕊）國務卿時期的「亞太再平衡」烽火策略，就是美國的回應——自2010年南海局勢快速升溫，一直到今年7月海牙仲裁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的判決，美國將南海議題視為權力平衡的溫度計。其透過踩住中國能源運補的脆弱處，來提醒北京誰才是老大。美國可以承認中國崛起，但還沒到平起平坐的時候。

中國對東盟的態度，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反饋。站在北京的立場，即便無法將東盟十國全變成朋友，起碼也要分而治之。

中國冒著衝突風險，將南海幾座小島列為國家的「核心利益」，除了有國內民族主義因素之外，也恰好能以之辨識東盟的利益分歧。其長期目的就是將中南半島納入勢力範圍；這跟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一步步將亞太地區納入勢力範圍的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新的時代不再以據有領地為手段，而有新的面貌。

東盟各國也的確隨著南海爭議的白熱化，在立場上出現了明顯對比，分成「陸上東盟」與「海上東盟」兩群。兩者的分野不完全取決於地理位置，而是經濟、安全議題在美中之間「靈肉分離」程度的不同。2016年出爐的「瀾滄江─湄公河會議」，讓中國與「陸上東盟」的關係進一步制度化，而「一帶一路」與泛亞高鐵的完成，將是中國版的「雁型體系」（the flying-geese model）大功告成之時。

奧巴馬曾經用「800磅大猩猩」來形容中國，認為放任中國主導亞太經濟秩序，未來美國將無立足之地，並不只是為了 TPP 在說項。奧巴馬「畢業旅行」，選擇越南與老挝作為拔樁目標，代表美國某種程度上也意識到，「天朝降臨」已經開始倒數。中美兩國角力，成為了人盡皆知卻不能說的秘密。別問太平洋夠不夠大，連為了一點點立足之地，都能吵得面紅耳赤。

中南半島諸國，北京皆有槓桿

老撾、柬埔寨由於歷史因素，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靠攏中國；中國經濟起飛後，兩國態度更加堅定。剛剛掌握老挝人民革命黨大權的本揚沃拉吉（Boungnang Vorachith），極度需要中方填補高鐵資金。通過首都永珍（中國稱萬象）的泛亞高鐵中線，將是這個東盟最窮的內陸國家，一舉翻身的百年大運。柬埔寨的總理洪森則是靠著北京，才能持續掌握柬埔寨政權。

位於中南半島中心位置的泰國，自暹羅時期以來的立國方針，也是與北方的中華政權交好。一向充滿外交智慧的泰國，懂得適時引進日本經濟力量，來抗衡中國的影響力——連高鐵都是中日各半。不過近期因為拉瑪九世皇普密蓬（蒲美蓬）的仙逝，泰國恐將有一段期間被內政所困，無法維持過去的靈活度。

半島西側的緬甸，實質掌權者是擔任國務資政、外交部長的昂山素姬。雖然她的上台與緬甸民主化，一度帶給北京極大壓力，但是昂山素姬很快意識到，在奈比多政府還未能實質掌控全境之前，無論美、日能提供多少幫助，與緬甸交界兩千公里的中國，才是緬甸能否實質統一的關鍵。

昂山八月訪北京，國際媒體都聚焦在中緬邊界密松水電站工程的重啟，懷疑她想要「水壩換石油」，但筆者認為， 昂山更重視新世紀「彬龍會議」能否成功，完成其父昂山將軍的未竟之業。緬甸國父昂山將軍周旋各方，才得以聯合緬甸本部、撣聯邦、克欽邦、欽邦等少數民族地區，在1947年的「彬龍會議」達成共識，建立統一的緬甸聯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然而，實際狀況是，少數民族與緬甸政府衝突不斷；其中，擁槍自重的緬北果敢地區，最為棘手。

果敢地區位在緬甸北境與雲南交界處，面積相當於香港2.5倍大，本為清帝國屬地，20萬的人口組成，九成都是華人，由於英國殖民才被併入緬甸。果敢的地位曖昧、「回歸中國」的呼聲從未止息。盤據該地的武裝力量「民族民主同盟軍」（MNDAA）領導者彭家聲，則自視是緬北華裔的保護者，動向因而受到中方多所關注。這些都讓緬甸政府有所顧忌，也給了彭底氣。北京的態度將決定，這支緬北武裝力量願不願意坐下來跟政府談判。昂山素姬明白，一日無法解決緬北問題，北京將永遠掐住緬甸的軟肋。

至於半島最東邊的越南，近年內鬥嚴重；以南北地域為劃分的派系鬥爭，影響了越南外交的走向。越共的權力核心分散，共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國會主席、總理四者間的鬥爭平衡，便成為北京能夠著力的軟肋。改革派的阮春福成為總理，是越共第12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權力鬥爭的結果，也預示了越南的中國政策將轉回以經濟發展，而不是安全威脅所主導的基調。對越南來說，最大變數將是安倍可能接手主導的 TPP，因為同時簽署RCEP跟TPP的越南，是美中貿易角力的最大獲益者，2030年GDP成長幅度預估將高達10%。但一旦TPP消失，將打壞越南經濟發展的如意算盤。這些是否會變成越南國會的內政籌碼，仍須關注。

陸上東盟，各有北京能夠插手的議題，那麼海上東盟呢？

海上東盟，中美間的「對沖戰略」

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三國對馬六甲（麻六甲）控制權的爭奪，以及過去歷史所種下的安全矛盾，是北京最能運籌帷幄的地方。

印尼從馬來西亞建國初期的1963年，就曾在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印尼稱加里曼丹島）與馬國發生過邊境戰爭。兩邊操著相近的馬來語言，卻因殖民秩序的遺留，打從一開始就是彼此天敵。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齟齬，就更為華人所知──新加坡建國初期的國防政策，就是以馬來西亞為假想敵。

星馬雙方對中美關係，各別出現過一進一退的發展。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年8月訪美時，形容奧巴馬為「美國首個太平洋總統」，而奧巴馬表示新加坡是「美國在亞洲區域存在的一個錨」；新加坡目前是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前沿，美軍在此除了軍事演習，還有兩艘濱海戰鬥鑑（LCS）。不久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與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才針對新加坡在南海的角色爆發筆戰，瀰漫著一股十分不尋常的火藥味。

形成對比的是，在今年7月，美國司法部宣布，同意凍結與馬國企業有關的10億美元資金，這筆鉅額和馬來總理納吉所捲入的國內貪腐醜聞有關。10月25日馬國國防部長希山慕丁，就在臉書上洩漏，馬來西亞將向中國採購18艘巡邏艇（LMS）的消息，最後納吉在北京敲定地一波 4艘訂單。

澳洲學者Euan Graham認為，馬國此舉發出了一個訊號：中國因素首次被以「軍事能力」的形式，引進了馬六甲，以平衡美國、甚至印度在此地區的影響力。中美星馬相互制衡的情勢，正進入重新調整的變動期。

按照中國南海研究院的觀察，馬六甲三國，長期以來精心構建兩面下注的「對沖戰略」（Hedging Strategy），主要透過三種途徑：加強自身能力建構，鞏固與區域大國之間的關係，增強與美國等區域外大國的關係這些變化能否被解讀成，中國成功在亞太地區拔樁？恐怕還有待觀察。

澳洲國立國家大學戰略研究所學者Evelyn Goh就認為，從2000到2010年之間，越南、菲律賓甚至其他東盟國家的「對沖戰略」傾向越來越明顯。它們游走在華盛頓、北京之間，目的都是為了取得對本國較有利的籌碼，杜特地反反覆覆的態度，正是最好的例證。

然而，印尼，這個人口三億、位居印度洋與太平洋要津的東盟國家，被稱為東盟的天然領頭羊；它的選擇才是影響全局的關鍵。

嚴格來說，印尼不屬於南海爭端的主權聲索國，但其在納土納群島與中、越存在海疆爭議。 自 1990 年代以來，它一直積極扮演「調停者」角色，希望藉由推動南海爭端解決機制，來彰顯影響力，確立它在東盟的領導地位。

印尼與中國在漁業捕撈議題上摩擦頻傳，讓印尼總統佐科·维多多（佐科威）在國內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印尼民意越來越傾向改變過去「不結盟」的立場，改挺越南、菲律賓，甚至考慮倒向美國，來平衡逐漸從南海外溢的對峙情勢。

在奧巴馬任內，陸上東盟已經進入了中國的重力場，海上東盟則明顯在中美角力間想多撈點好處。而這盤棋，在白宮易主後，可能將出現格局之外的重大變化。

中美俄大三角的可能逆轉

特朗普喊出要廢 TPP，大多人解讀北京大喜、亞太將由 RCEP 主導，卻沒意識到特朗普當選隔天，普京（普丁）隨即對美拋出橄欖枝背後的意義。美俄融冰，將會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帶來巨大挑戰。中國北面無事，才能推動南進。美國若是能透過與俄國合作，破壞中國在歐陸地區的支點，中國就無法在亞太地區使盡全力挑戰美國。

中國用美國建立的國際經貿秩序，逐漸挑戰美國在亞太的領導地位；美國卻能逆轉中國崛起的根本因素。在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特朗普的出線，要說北京高興，恐怕得言之過早。

1970年代以來的中美蘇（俄）大三角，極有可能在特朗普任內，同樣以美國為支點逆向調整，從過去的「聯中制蘇」，變成「聯俄制中」。特朗普上任後，很可用東歐換取東南亞──其對歐洲各國「承擔更多責任」的要求，將造成北約內部的大幅震盪，也紓緩俄羅斯西線壓力；屆時，俄羅斯對中亞或遠東的著力會增加，中俄暫時性的同盟關係將回到競爭狀態，成為中國的災難。

更可能的狀況是，安倍隨著美俄關係改善，趁機解決北方四島的領土問題，日俄關係一下子熱絡起來，亞太地區將正式引入「俄羅斯因素」。今年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潘科夫（Nikolai Pankov）就曾表示，有意重返越南金蘭灣，重啟在2002年關閉的俄國海軍基地；不過越南卻傾向讓金蘭灣「國際化」，各方勢力在此匯聚、彼此制衡。

對中國來說，這將是一場惡夢。本來贏得東盟是加分，這下子變成非贏不可，否則就全盤盡墨。特朗普效應引發的反彈，更讓擔心「拋棄論」的美國諸盟國，迅速提昇自主防衛態勢。

日本、印度結盟動作頻頻，澳洲、印尼也傳出要在南海議題上合作。印尼面對馬來西亞在馬六甲引入的中國因素，也很可能會明確表態，讓北京知道，不是所有東盟國家都已經俯首稱臣，藉以捍衛東盟領導者的地位。

較少人注意到的是，連法國都以歐盟代表的身分，開始在南海布局。法國擁有印度洋上的留尼旺、馬約特, 凱爾蓋朗群島，以及南太平洋小島法屬波里尼西亞、新喀里多尼亞等領地，作為前進亞太的前哨站。印太地區的常駐軍隊有8000人，其中2800在亞太。

法國贏得澳洲12艘潛艇的軍購案之後，這個世界第五大武器出口國，不但可能以軍購、軍援來增強美國亞太盟友的軍武能力，來交換美國保持北約參與的力道，還可能將南海當作新商機大賺一筆。從歐盟欲在北約之外，構建歐洲防衛組織的情況看來，歐洲人對特朗普的擔憂相當真切。未來可能會見到歐盟對美國安全戰略有更多「以退為進」的動作。

按照中國原來的計畫，2013年與東盟簽署的《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應該在2016年至2020年之間，升級到戰略夥伴關係的程度，並且把宣言推進到實際行動，現在看起來，能否落實也可能充滿了變數。

特朗普人馬，葛瑞（Alexander Gray）與加州大學教授納瓦洛（Peter Navarro）在選前撰寫的亞太政策，也被解讀為：特朗普的亞太政策可能比奧巴馬更強硬，甚至已經傳出要增加美國派駐亞太軍艦的總量──不過不是改變美軍全球部署的比例，而是製造新的軍艦與中國抗衡。

眼前，北京需要爭取更多時間，針對東盟國家各個擊破，無論是在內政上見縫插針，或是運用「分而治之」的地緣戰略。過去，美國在反恐、經濟等議題上對中國多有索求，給了北京彈性運作的空間。然而，這一切將隨著特朗普上台，出現更大壓力，讓東盟國家更有談判底氣。光是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北京要摸清虛實，恐怕就要花上好大力氣。

習近平苦心經營多年的強國大計，將可能被這位喊著「讓美國再度偉大」的白宮辛普森大叔給毀於一旦。面對特朗普，北京沒有任何理由樂觀看待。

（歐迪斯：澳洲國立國家大學戰略學及外交碩士，現為國際新聞專業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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