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雨傘運動」已踏入兩週年。去年此時，公民社會仍困在傘運「失敗」的愁雲慘霧之中，聚焦於追究「失敗」責任誰屬。接著的一年，一連串事件包括區議會選舉、旺角騷亂、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和立法會選舉等，不但將傘後新勢力帶進議會，改變了民主派的政治勢力板塊，更開始扭轉悲憤無力的整體氛圍，令公民社會重新起步，思考和實踐更多的可能。
經歷了兩年的醞釀沉澱，以今天的目光回望雨傘運動，到底會帶來什麼新的反省和想像？為打開新的討論，《端傳媒》籌備了「傘運兩週年」檢討與前瞻專題，於9月28日開始陸續發表。今天兩位作者吳靄儀、朱江瑋，分別從議會和地區組織工作兩條路，思考民主運動的新路向。
不足一年前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新民主同盟、民協的社區「深耕模式」大勝。然而，短短九個月後，他們在立法會選舉卻全軍盡墨，是代表這種模式的局限，還是其他原因？立法會選舉後，工黨民協新民主同盟的失利，讓社區組織深耕細作的團體成員，出現一種失落的情緒，憂心傳統的社區工作和弱勢社群政策倡議，是否已被高漲的政治主張所淹蓋。眨眼兩年過去，雨傘運動後提出的傘落社區深耕細作，經歷兩次選舉洗禮後，卻讓過往一直默默耕耘的社區組織陷入憂鬱當中。如何面對運動後的社會變化，就讓我們回到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裡，希望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朱凱廸近日接受電視訪問，認為立法會議員的任務是帶領民主運動突破困局，而非將重點放在個案工作。言論隨即引起爭論，首先的質疑是接個案與推動民主運動是否矛盾或只能二選一？其次，立法會議員的任務又是否推動民主運動？亦有人提出朱的言論是「被剪接」的效果，被斷章取義了。
公民社會團結的前提是辯論，而辯論的基礎則在檢討自身。這或許是一個機會，能夠檢討當下民主運動的在地經驗，以及總結過往社區組織工作（俗稱揼石仔）與民主運動的關係。最重要的，當然是探討未來的方向。
阿倫斯基充權論的影響
傳統泛民在區議會選區建立「椿腳」的選舉模式，源自社工裡的社區工作手法，而這種手法源自於阿倫斯基（Saul Alinsky）的理論。作為曾經被美國新左派所高度讚頌的代表人物，他的豐功偉績很容易在網絡上找到。而在他成名的半個世紀後，他的理論傳到香港，並成為香港社區組織工作的經典，深深影響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尤其在社區組織手法的培養上。
阿倫斯基認為要改變社會，首先要讓民眾擁有權力，也是他被引為經典的「充權／賦權」組織手法，而權力來自於團結的組織。他主張願意投身改革社會的人，化身成為組織者，以揭發問題的方式介入社區，破壞社區原有的權力架構，重建社區關係，團結民眾奪取權力。他反對「燒燬體制」的革命，主張「民主改革」。個案工作本來是重奪權力的組織手法的起點。
經過1970年代的火紅年代，香港戰後嬰兒吸收了他的理論，札根於基層社區的壓力團體居民團體如雨後春筍，並且成就了今日部分的泛民政團和民間社會。香港主權移交的時代背景，令英殖政府催生香港的民主化進展，間接加速了香港民間社會、社區組織和政黨政團的發展。
90年代社運政黨分裂的後果
然而，在英殖民地不完整的民主體制下，港英政府使用的是行政吸納政治的陽謀，意圖收編民間的反抗力量，而這種由上而下推動的民主選舉制度，只是被催生的早產嬰兒；回歸後，英殖時期的那種被閹割的民主制度，在一國兩制的框架限制下被特區政府所繼承，所謂回歸祖國其實只是轉換宗主國。
阿倫斯基的理論核心，本來是組織民眾透過民主制度奪取權力，但在承認一國兩制的基礎下，香港民眾最重要的民主選舉權利，被行政主導所取消，社區組織工作變成民間團體和弱勢社群向政府爭奪資源分配的手段，而政團和議會則成為中介人和代理人。八九民運被鎮壓後，民主中國變得遙遙無期，而一國兩制的承諾變成香港人的救命稻草。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倫斯基的激進組織理論被部分民間團體所繼承，而進入議會體制的反對力量，則被社運團體批評為包青天式的請願遊戲。社運民間團體和議會政團政黨，在1990年代正式分道揚鑣。
由阿倫斯基到包青天，香港民間社會中走過一段奇妙之旅。思想上的激進批判繼續，後現代的理論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資源，行動上則透過個案工作作為起點，累積成為政策倡議和社會行動，民間抗爭變成社會運動的主流。然而由於與議會政治的割裂，政策倡議和社會行動往往止步於政策的改變，變成政府政策的修補執漏。
這種以「唧牙膏」（擠牙膏）式爭取資源再分配的手法，由於未能收割倡議和行動的成果，與重奪權力的目標背道而馳，最終成果可能困守於行動者的個人成長。充權的領域轉移到個人反抗社會建構的解放，個人即政治、另類實踐、小宗派式的社運團體在當時大行其道。
而且，如果行動者和團體缺乏自身的反思和批判，個案工作則會由找出問題重奪社區權力的手段起點，變成尋找案例修補政策的不足，甚或成為另一種上訴機制，演變成中國式的人大信訪辦。
八九六四後的20年，基層組織日益虛弱，變成小眾弱勢社群的利益代表，已遠離阿倫斯基理論中，民眾透過組織奪取權力的初衷。而議會中政團政黨，透過選舉拿到的資源回饋壯大民間組織，以達到所謂「裡應外合」的想像，也漸漸成為海巿蜃樓。
兩制神話失落，須重踏奪權戰場
香港民間社會的其中一個盼望，建立在中國民主的和平演變上，所以回歸前後不少民間社會的積極分子北上參與中國社會建設。但這樣的盼望，自北京奧運的希望高點滑落，然後譚作人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謝文飛王默張聖雨到最近的夏霖等名字，赤裸裸的告訴我們中國政治開放的邊界正在收縮。習近平上台後，民間社會由失望演變成今日的絕望。
中共政權在過去30年透過改革開放，吸收了大量的資金、技術和知識，完成它現代化進程的最後一塊拼圖後，開始反守為攻，向外輸出「中國模式」的威權政治體制，以抗衡民主化的呼聲。中共對內宣揚盛世的降臨，宣布改良時代的終結，限制維權活動，打壓收編民間社會的力量，對外則編造「中國威權模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並且限制外國力量的介入，以便關門打狗。對於香港，它撕破一國兩制的承諾，由間接管治意圖轉變成以代理人直接管治，計劃以「假普選」完成它政治藍圖的最後拼圖，最終被雨傘運動所擊退，演變成今日重新對峙的局面。
在一國兩制承諾破產的局面裡，民眾意識到奪取權力的迫切，雨傘運動的爆發除了是被人大8．31和催淚彈所逼出來，「自己政府自己揀」、「我要真普選」這些口號，也演變成行動的綱領，驅使醒覺的民眾自發奪回自身權力，而社區重新被視為爭奪權力的戰場。議會選舉的戰場再一次被重視，不只是深受雨傘運動影響的一批傘兵積極投入政治運動，而策略投票的影響力也增加到一個超越想像的地步，造就了本土派和自決派的當選奇蹟。
有不少民間團體的成員擔心，這一批新冒起的力量，是建立在否定過去社會運動努力成果的基礎。這個擔心不無道理，因為在香港民主體制這個早產畸嬰的體內，確實存在太多問題而又未被解釋和檢討清楚，網絡的生態也加強了只問結果不問手段的氣氛。然而，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香港泛民主派和傳統民間社會，要正視一國兩制神話失落後，如何重新進入奪取權力的戰場裡。
陣地戰成果與民主運動藍圖結合
民主運動不能只有運動戰，它更需要陣地戰，社區尤其是重要戰場，太和邨之役「太和的後裔」團結邨民反圍標，做了一個完美的示範；去年區議會的戰果，也被說成是社區戰場的爭奪將會越趨激烈，而且民主運動的力量並非只是防守還可以進攻。然而，立法會的戰場告訴我們，陣地戰的成果需要與整體民主運動的藍圖結合才是民眾希望見到的出路。
泛民主派的支持日漸萎縮，不只是因為世代／新舊交替的欲望，更是因為它沒有回答，一國兩制破產後民主運動的新藍圖，這個民眾相當重視的問題。像「太和的後裔」這類民間自發的組織將會越來越多，基層社區組織和政團應思考如何與之合作和結盟，共同成為民主運動的動力來源，否則將被逐漸醒覺的民眾所拋棄，並逐漸被邊緣化。
香港基層社區組織，以及實踐社區深耕理念的政團，如何突破山頭主義的陰影，回應當下民眾對於奪回權力的呼聲，以及找到民主運動當下的位置，實在是迫在眉睫的問題。筆者對此有莫大的焦慮感，文章中的觀點可能情急語重、掛一漏萬，未能梳理完全，但希望把主要思路先拿出來，引發討論。
香港民主發展應建立在過往運動的檢討和改進上，而非每次推倒重來萬劫輪迴。成敗雖不足以論英雄，但拒絕檢討只會讓團體和運動失去前進的動力。讓基層社區組織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動力，而非漸漸被運動形勢邊緣化，是每一個投身運動的社區組織者的責任。八九民運27年後、雨傘運動兩年後的當下香港，民主運動需要的是檢討自身的勇氣，和實踐改革的決心。共勉之。
（朱江瑋，街坊工友服務處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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