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一種奠基於公民社會人群之間「願意彼此信任」的政治；也以公民社會穩定的運作，讓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政治決策與民心向背的可預測性，願意寄予比較高的信任感。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新政府日前透過「促轉條例」在擘畫的「轉型正義」工程，可知道其是希望透過妥善處理過去的歷史創傷，為更良善、更穩定的未來鋪路。
目前台灣社會將「轉型正義」這個概念運用到許多領域，顯示出我們社會因長期被威權政治壓抑，有太多歷史傷痕需要處理，現在的我們是站在一個時代轉捩點，需要好好重整社會價值。但是，我們也要知道，「轉型正義」處理的內容並非包山包海，它的核心精神在於：「體制」的翻轉，與公民社會「信任感」的重建。
誠如「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為自己工作設下的目標：「幫助轉型社會，處理過去大規模人權侵害的遺緒，建立國民對政府機構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信任感」。由此可見，轉型正義的目的是透過處理人權被踐踏的歷史創傷，改造政治社會相關體制，以清除威權遺緒，建立公民社會對普世價值的認知。轉型正義的基本精神在於：國家機器的運作應轉型以爭取國民信任；且公部門各種機制的存在前提，是保障人權、深化對人性尊嚴價值的肯認。
德國的轉型正義：不只「司法清算」
聯邦德國在二戰之後針對納粹大屠殺、以及1990年後針對前東德共產政權迫害人權之行徑，進行過兩次轉型正義。台灣對德國轉型正義之認識，不該只停留在「司法清算」這麼片面簡化的概念上；而應更深切去看到，轉型正義更牽涉到社會價值觀的重建與教育文化內涵的更新，與在此基礎上追求整個社會心靈的修復與和解，以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支持。
換句話說，轉型正義不只是在一定期程內的司法介入、不當黨產處理，寫完結案報告就了事；而應是能鋪築道路、有長遠續航力的民主深化工程。
去年10月22日，以色列總理納坦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台譯內坦雅胡）宣稱，是巴勒斯坦人煽動希特勒去迫害猶太人。德國總理默克爾（ Angela Dorothea Merkel，台譯梅克爾）隨即公開反駁，重申「該為猶太大屠殺負責的是我們」。默克爾這種坦率面對黑暗歷史的態度，不僅堅定地重申聯邦德國立國的根基，建立在民主與捍衛人性尊嚴價值之上；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再次明確保證，德國不會再被過去的歷史錯誤攪擾糾纏（即便是以色列總理拋出的示好之詞），錯了就是錯了。德國不去牽扯其他國家在二戰期間是否也有涉入戰爭責任的問題，堅定地為自己做過的錯事認罪道歉，這是德國真正的重生之道。
能走到這麼堅定明朗的一步，並不容易。誠如電影《沈默的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台譯《謊言迷宮》）以及《跟弗利茨包爾對抗的國家》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 台譯《大審判家》）所勾勒的的歷史背景：二戰後的聯邦德國（西德），在阿丹拿（Konrad Adenauer，台譯艾德諾）執政時期有十來年，對轉型正義工作冷漠以對。戰後西德，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對納粹過往陷入社會的集體沈默。
然而，從耶路撒冷大審、法蘭克福大審以及六八學運以降，年輕世代積極追求轉型正義的呼聲日高。1970年，溫和左派的社民黨（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戰後西德首次執政，總理 Willy Brandt 在該年年底到波蘭華沙猶太區，代表西德政府致意。當時他突然下跪道歉，表達自己內心深沉哀悼，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此舉不僅成為轟動全球的大新聞，更奠定了聯邦德國自此以「認罪道歉」來面對納粹過往的政策基調。
紀念的兩種姿態：前東德記憶工程的弔詭
西德政府跨出視自己為戰爭受害者的自悲自憐，勇敢面對歷史真相，的確讓他們在國際間贏得越來越多的肯定與信任。這也讓他們清楚認知到：放棄為自我錯誤行為辯解，以積極融入國際民主社會秩序，來取代過去保守勢力所堅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才是讓德國贏得世人尊重與信任的不二法門。
相對之下，冷戰時期的東德也進行所謂「對抗法西斯勝利」的納粹戰犯審判，而且比西德還早設立納粹集中營紀念園區與紀念碑。但是，東德在審判納粹戰犯時，順便把人權運動者、人權律師、政治異議者一併抓來整肅。集中營紀念園區的設置，也是為了打造「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鞏固共黨政權統治，而非為追求健全的民主體制。
這些被視為「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勝利」的歷史記憶，成為東德共產黨操控的官方記憶，用於民族精神教育。弔詭的是，這些記憶其實大量沿襲納粹新聞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在戰爭末期，為刺激德國人浴血奮戰而佈下的錯誤國際新聞宣傳。這是只想用歷史來服務統治政權的威權國家，會踏入的歷史陷阱；其更讓不少前東德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受害甚深至今。
換言之，真正能被視為轉型政治的歷史工程，必須能導向建立理性討論運作的民主法治、並保障重視個人生命尊嚴的思想文化內涵。
德國兩次轉型正義工程，都非常重視民眾「知」的權利。這是一個民智已開、媒體擁有高度新聞自由的社會，應該掌握的基本原則。為了深化民主，他們勇敢正視那深不可見的黑暗過往，不斷透過公共參與，讓轉型正義融入以「民主」與「人權」為基底的國民教育內容、並成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
伺機而動的威權遺緒
聯邦德國將他們的民主體制打造為「防禦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國家對於具有極端思想（不論是極左或極右）的政黨可令其解散，也直接將與納粹相關的思想與舉措列為禁忌。這種作法是因為深知，需要處理轉型正義的社會裡，往往有許多歷史沉痾要面對，也潛藏著不少會讓威權再起的因素。實際上，有些人（或團體）確實是伺機而動。
因此，需要轉型正義的國家，更應從社會價值重建與教育內容上，積極打造國民對普世價值的認知，避免威權思想轉變樣貌，以各種煽動人的方式重現──就像近年來波蘭或匈牙利的政局，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令人擔心。
這樣的問題聯邦德國並不是沒有經歷過。
兩德民主統一後，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以選舉產生的第一位校長Heinrich Fink （1935- ）。他雖然順利通過「除垢法」（lustration law，旨在清除昔日威權體制的殘存勢力）規範的相關檢查，但1991年11月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證實，有更多事證顯示他曾為東德秘密警察線民，並獲頒金牌獎勵。Fink 在1992年初被洪堡大學無限期解聘；心有不甘的Fink 遂加入東德共產黨在兩德統一後轉型成立的民主社會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積極鼓動德東民眾跟聯邦德國政府對抗，且號召大學生對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施壓。
轉型正義不是按照某些特定作法照表操課，就可以將威權遺緖畢其功於一役清理殆盡。反之，這是個需要集眾人智慧與良善意願一起推動的社會體質改造工程。這個工程除了希望給予過去的受難者及家屬應有的正義與撫慰，同時也是為了讓明天的我們，可以生活得更安全、生命尊嚴有更多保障。
台灣的轉型正義
社會文化體質的改造是我們應該好好努力推動的事，不應讓威權文化幽靈，在社會生活裡繼續盤旋縈繞。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台灣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在台北街頭，不時可見有年輕人穿納粹軍服，出現在遊行隊伍或暑期青少年營隊裡，以吸引眾人目光；台北的百貨公司裡，甚至有以納粹黨衛軍圖騰為標籤的潮牌流行服飾。這是民主時代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但確確實實在台灣發生了。民主不是失去價值，多元不是可以罔顧人命。
過去台灣處理二二八的最大缺憾是：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德國作為加害者國家的轉型正義經驗卻清楚告訴我們：如果加害者及其後代只想避談過去、粉飾太平、甚或扭曲歷史真相，最後結果是自己陷於受害的情境中。
不管對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受傷的心走不遠。當世代之間，有著無法坦言、不容許進一步探問的雷區時，親歷創傷的上個世代，可能會苦於「創傷後症候群」，其精神狀況也可能在家庭裡，造成跨世代間的傷害傳承。別過頭去不想（或不敢）去面對，最後留給自己與後代的，不會是時間自然療癒一切，而是大家任由各種沒有被檢證的歷史記憶，互相糾纏打結出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
一個互信基礎薄弱的社會，內部撕裂必然深重，也無法有足夠強壯公民凝聚力，可以抵抗專制獨裁。就以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德國來看，當時不乏起來呼籲德國人要覺醒、甚或勇敢起來反抗暴政的人；但是當時德國社會苦於各種極端意識形態的叫囂對陣，互信基礎薄弱，讓這些前仆後繼挺身抵抗納粹的人，也難得到足夠的社會支撐與回應，接連孤單無助地犧牲殞落。最後，也讓六百多萬人無辜犧牲生命。
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與學運頻繁，公民社會過日趨成熟。但是我們還是要知道，沒有深入檢視過去錯誤的行為，並從這些歷史檢視裡汲取教訓，並不足以預防台灣再度重蹈威權覆轍。只是徒有和好的意願，仍難打造足夠有力的公民互信基礎，深化台灣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會「信任」（trust）的關係，不是傳統黨國恩庇政治拉幫結派的「依存/ 依賴」（reliance）關係。「依賴」在本質上是工具性的，就像我們依賴鬧鐘喚醒、依賴捷運通勤。「信任」關係則建立在信守承諾、同時也具有兌現承諾的實際能力。
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年，重新回首德國走過的路，兩次轉型正義，讓德國不僅看到國家發展穩健精實，而且深得國際社會信任支持。這樣的歷史經驗，值得才剛要正式踏上轉型正義之路的台灣參考。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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