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是一种奠基于公民社会人群之间“愿意彼此信任”的政治；也以公民社会稳定的运作，让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决策与民心向背的可预测性，愿意寄予比较高的信任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新政府日前透过“促转条例”在擘画的“转型正义”工程，可知道其是希望透过妥善处理过去的历史创伤，为更良善、更稳定的未来铺路。
目前台湾社会将“转型正义”这个概念运用到许多领域，显示出我们社会因长期被威权政治压抑，有太多历史伤痕需要处理，现在的我们是站在一个时代转捩点，需要好好重整社会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转型正义”处理的内容并非包山包海，它的核心精神在于：“体制”的翻转，与公民社会“信任感”的重建。
诚如“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为自己工作设下的目标：“帮助转型社会，处理过去大规模人权侵害的遗绪，建立国民对政府机构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信任感”。由此可见，转型正义的目的是透过处理人权被践踏的历史创伤，改造政治社会相关体制，以清除威权遗绪，建立公民社会对普世价值的认知。转型正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应转型以争取国民信任；且公部门各种机制的存在前提，是保障人权、深化对人性尊严价值的肯认。
德国的转型正义：不只“司法清算”
联邦德国在二战之后针对纳粹大屠杀、以及1990年后针对前东德共产政权迫害人权之行径，进行过两次转型正义。台湾对德国转型正义之认识，不该只停留在“司法清算”这么片面简化的概念上；而应更深切去看到，转型正义更牵涉到社会价值观的重建与教育文化内涵的更新，与在此基础上追求整个社会心灵的修复与和解，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支持。
换句话说，转型正义不只是在一定期程内的司法介入、不当党产处理，写完结案报告就了事；而应是能铺筑道路、有长远续航力的民主深化工程。
去年10月22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宣称，是巴勒斯坦人煽动希特勒去迫害犹太人。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Dorothea Merkel）随即公开反驳，重申“该为犹太大屠杀负责的是我们”。默克尔这种坦率面对黑暗历史的态度，不仅坚定地重申联邦德国立国的根基，建立在民主与捍卫人性尊严价值之上；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再次明确保证，德国不会再被过去的历史错误搅扰纠缠（即便是以色列总理抛出的示好之词），错了就是错了。德国不去牵扯其他国家在二战期间是否也有涉入战争责任的问题，坚定地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认罪道歉，这是德国真正的重生之道。
能走到这么坚定明朗的一步，并不容易。诚如电影《沉默的迷宫》(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以及《跟弗利茨包尔对抗的国家》 （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所勾勒的的历史背景：二战后的联邦德国（西德），在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执政时期有十来年，对转型正义工作冷漠以对。战后西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纳粹过往陷入社会的集体沉默。
然而，从耶路撒冷大审、法兰克福大审以及六八学运以降，年轻世代积极追求转型正义的呼声日高。1970年，温和左派的社民党（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在战后西德首次执政，总理 Willy Brandt 在该年年底到波兰华沙犹太区，代表西德政府致意。当时他突然下跪道歉，表达自己内心深沉哀悼，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此举不仅成为轰动全球的大新闻，更奠定了联邦德国自此以“认罪道歉”来面对纳粹过往的政策基调。
纪念的两种姿态：前东德记忆工程的吊诡
西德政府跨出视自己为战争受害者的自悲自怜，勇敢面对历史真相，的确让他们在国际间赢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与信任。这也让他们清楚认知到：放弃为自我错误行为辩解，以积极融入国际民主社会秩序，来取代过去保守势力所坚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才是让德国赢得世人尊重与信任的不二法门。
相对之下，冷战时期的东德也进行所谓“对抗法西斯胜利”的纳粹战犯审判，而且比西德还早设立纳粹集中营纪念园区与纪念碑。但是，东德在审判纳粹战犯时，顺便把人权运动者、人权律师、政治异议者一并抓来整肃。集中营纪念园区的设置，也是为了打造“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共党政权统治，而非为追求健全的民主体制。
这些被视为“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记忆，成为东德共产党操控的官方记忆，用于民族精神教育。吊诡的是，这些记忆其实大量沿袭纳粹新闻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在战争末期，为刺激德国人浴血奋战而布下的错误国际新闻宣传。这是只想用历史来服务统治政权的威权国家，会踏入的历史陷阱；其更让不少前东德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害甚深至今。
换言之，真正能被视为转型政治的历史工程，必须能导向建立理性讨论运作的民主法治、并保障重视个人生命尊严的思想文化内涵。
德国两次转型正义工程，都非常重视民众“知”的权利。这是一个民智已开、媒体拥有高度新闻自由的社会，应该掌握的基本原则。为了深化民主，他们勇敢正视那深不可见的黑暗过往，不断透过公共参与，让转型正义融入以“民主”与“人权”为基底的国民教育内容、并成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伺机而动的威权遗绪
联邦德国将他们的民主体制打造为“防御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国家对于具有极端思想（不论是极左或极右）的政党可令其解散，也直接将与纳粹相关的思想与举措列为禁忌。这种作法是因为深知，需要处理转型正义的社会里，往往有许多历史沉疴要面对，也潜藏著不少会让威权再起的因素。实际上，有些人（或团体）确实是伺机而动。
因此，需要转型正义的国家，更应从社会价值重建与教育内容上，积极打造国民对普世价值的认知，避免威权思想转变样貌，以各种煽动人的方式重现──就像近年来波兰或匈牙利的政局，在某些程度上有些令人担心。
这样的问题联邦德国并不是没有经历过。
两德民主统一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以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校长Heinrich Fink （1935- ）。他虽然顺利通过“除垢法”（lustration law，旨在清除昔日威权体制的残存势力）规范的相关检查，但1991年11月联邦秘密警察档案馆证实，有更多事证显示他曾为东德秘密警察线民，并获颁金牌奖励。Fink 在1992年初被洪堡大学无限期解聘；心有不甘的Fink 遂加入东德共产党在两德统一后转型成立的民主社会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DS），积极鼓动德东民众跟联邦德国政府对抗，且号召大学生对联邦秘密警察档案馆施压。
转型正义不是按照某些特定作法照表操课，就可以将威权遗緖毕其功于一役清理殆尽。反之，这是个需要集众人智慧与良善意愿一起推动的社会体质改造工程。这个工程除了希望给予过去的受难者及家属应有的正义与抚慰，同时也是为了让明天的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安全、生命尊严有更多保障。
台湾的转型正义
社会文化体质的改造是我们应该好好努力推动的事，不应让威权文化幽灵，在社会生活里继续盘旋萦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台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在台北街头，不时可见有年轻人穿纳粹军服，出现在游行队伍或暑期青少年营队里，以吸引众人目光；台北的百货公司里，甚至有以纳粹党卫军图腾为标签的潮牌流行服饰。这是民主时代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但确确实实在台湾发生了。民主不是失去价值，多元不是可以罔顾人命。
过去台湾处理二二八的最大缺憾是：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德国作为加害者国家的转型正义经验却清楚告诉我们：如果加害者及其后代只想避谈过去、粉饰太平、甚或扭曲历史真相，最后结果是自己陷于受害的情境中。
不管对受害者或加害者而言，受伤的心走不远。当世代之间，有著无法坦言、不容许进一步探问的雷区时，亲历创伤的上个世代，可能会苦于“创伤后症候群”，其精神状况也可能在家庭里，造成跨世代间的伤害传承。别过头去不想（或不敢）去面对，最后留给自己与后代的，不会是时间自然疗愈一切，而是大家任由各种没有被检证的历史记忆，互相纠缠打结出一个互信基础薄弱的社会。
一个互信基础薄弱的社会，内部撕裂必然深重，也无法有足够强壮公民凝聚力，可以抵抗专制独裁。就以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来看，当时不乏起来呼吁德国人要觉醒、甚或勇敢起来反抗暴政的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苦于各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叫嚣对阵，互信基础薄弱，让这些前仆后继挺身抵抗纳粹的人，也难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撑与回应，接连孤单无助地牺牲殒落。最后，也让六百多万人无辜牺牲生命。
近年来台湾的社会运动与学运频繁，公民社会过日趋成熟。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没有深入检视过去错误的行为，并从这些历史检视里汲取教训，并不足以预防台湾再度重蹈威权覆辙。只是徒有和好的意愿，仍难打造足够有力的公民互信基础，深化台湾的民主政治。
公民社会“信任”（trust）的关系，不是传统党国恩庇政治拉帮结派的“依存/ 依赖”（reliance）关系。“依赖”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就像我们依赖闹钟唤醒、依赖捷运通勤。“信任”关系则建立在信守承诺、同时也具有兑现承诺的实际能力。
二次大战结束七十年，重新回首德国走过的路，两次转型正义，让德国不仅看到国家发展稳健精实，而且深得国际社会信任支持。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才刚要正式踏上转型正义之路的台湾参考。
（花亦芬，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德国走过的转型正义之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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