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東時間6月12日凌晨兩點，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Orlando）的 LGBT 酒吧「Pulse」遭到襲擊，造成百餘人傷亡。襲擊者奧馬爾·馬汀（Omar Mateen）在事前打給911，宣稱向 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伊斯蘭國）效忠，而ISIS的官方新聞機構也「認領」了這次血腥屠殺。
事件的細節逐漸浮出水面：這又是一次「獨狼」式恐怖襲擊。疑犯真實動機為何，恐怕難以確認；其是否與 ISIS 有實際聯繫也有待調查。但這次襲擊，確實符合近年「ISIS式」恐怖襲擊的特徵：分散、隨機、令人防不勝防，且直到最後一刻，才宣布和 ISIS 的關係。在這類事件中，ISIS 更像是在「事後追認」，而非從頭到尾策劃行動。
過去幾年裏，從巴黎到布魯塞爾，再到奧蘭多，這類恐怖襲擊，不斷在西方腹地發生，引起了大量控制穆斯林移民及難民的爭議。然而正如哈光甜曾經指出的：傳統的分析與應對，已經無力處理今天 ISIS 式的威脅。如果要理解這些襲擊為什麼防不勝防，我們必須到 ISIS 的宣傳和組織中，去窺探其恐怖襲擊模式及邏輯。
ISIS 宣傳中的「普世主義」
ISIS有專門的媒體中心和新聞機構，在網絡新媒體方面尤其發達。常用的宣傳手段有視頻、社交網絡帳號等等。最負盛名者即其官方雜誌 Dabiq。
雜誌本身得名於敘利亞的城鎮 Dabiq，在預言中是穆斯林軍隊和「羅馬軍隊」末日決戰並戰勝的地點。雜誌每一期目錄上，都引用了前基地組織首腦之一紮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的話：「星火已經在伊拉克點燃，而在真主的允許之下，它的光熱將會越來越猛烈，直到點燃 Dabiq 的十字軍」。2014年 ISIS 佔領該城後，先將先前的兩份宣傳刊物《伊斯蘭國新聞》（Islamic State News）和《伊斯蘭國報告》（Islamic State Report）合併為現在的綜合雜誌。
這份雜誌以英語在暗網（deep web）刊發，但也很快在普通網絡中流傳。其內容包括宗教理論、國家治理、戰局報告、宣傳動向、世界各地的「聖戰」等方面。雜誌常設欄目包括前言、專題文章、「伊斯蘭國報告」、「敵人話語中的伊斯蘭國」等等。ISIS也會通過雜誌發布人質消息，勒索贖金，展示殺戮成果。Dabiq 的版式設計非常現代，堪比《經濟學人》等國際大刊。
然而， Dabiq 雖然服務於 ISIS，卻並不完全反映 ISIS 的實在本體。儘管鼓吹全世界穆斯林都要參與其建設，ISIS 仍然依託着具體的國家形體：佔有領土、開展税收、懲罰犯罪，改變既有地緣格局，製造恐懼。而 Dabiq 所反映的，則是 ISIS 的意識形態精神──即便摧毀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ISIS控制區，Dabiq 仍然可以存活下去。
Dabiq 的 ISIS 是「普世主義」的──它反對塔利班和基地等組織的「民族主義路線」。他們不把自己視為某地的穆斯林，而是把穆斯林塑造成一種夠跨越國界、階級的普遍認同。在這種認同之上，國界足以消弭，襲擊不需要組織，而任何平凡生活場景，都可以成為恐怖的源泉。
對「現代社會」宣戰
ISIS 的主張，看似是要建立前現代的哈里發國（Caliphate）；其攻擊的對象，也是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不過其實，他們並不是在建立中世紀中東的宗教社會，而是在催發一種後現代的新狀態。
Dabiq 認為，穆斯林的痛苦來自於「現代的民族國家與社會」，ISIS則使穆斯林能夠通過遷徙和聖戰開展自我拯救。雜誌第三期的一篇文章描述了「當代奴隸制」，直指現代個人的忙碌與虛無。文章作者說，當代的僱傭、工作時間、工薪制度不過都是「奴隸制」，讓穆斯林無法感受到一個自由人應有的尊嚴。他們呼籲穆斯林離開異教徒的土地，來到他們的烏托邦，以逃離那種內涵與表面不相符的「虛偽狀態」，這種狀態被
Dabiq 描述為現代社會（甚至我們可以直接說是資本主義社會和消費主義）的結果。
同樣是第三期中，Dabiq 引用了一名「殉教者」（Shahid）的話鼓吹道：很多穆斯林日常服從於虛偽，而他們厭惡這種服從，解決方案就是參與「聖戰」（jihad）──也只有將自己全身心都投入「聖戰」的反抗中去，才能戰勝那種日常化的虛偽。
ISIS 通過 Dabiq 很明確地表述：生活就是「聖戰」，而聖戰就是「遷徙」（Hijrah）──該詞原指穆罕默德率領信眾從麥加出走麥地那，在ISIS話語中特指從虛偽的現代社會出發，遷徙到ISIS佔領區加入組織。在這裡，他們針對的不只是穆斯林，甚至也包括非穆斯林。加入ISIS成為了一種解決現代性諸多問題的方案──一種重新賦予個體生命意義的方案。當一個人感受到現代生活的空虛感，並感到需要填充的時候，他/ 她就成為了ISIS的徵募對象。這也恰是Dabiq第二期推崇的一名加拿大人的故事。他放棄了原來的信仰、丟下了家庭，遷徙到了中東，加入了ISIS。
ISIS將自己標榜為解決現代人空虛生活與失落心靈旗手，這接近於歐洲學者霍斯洛哈瓦爾（Khosrokhavar）所表述的「極端主義的伊斯蘭化」：左翼的政治烏托邦消逝，中東的復興主義之夢消解，ISIS的伊斯蘭作為新的烏托邦出現，成為了新的「反抗方式」和「解決方案」。
去中心化的襲擊
Dabiq 中的 ISIS，並不像傳統的伊斯蘭社會那樣，推崇清真寺系統出身的，擁有豐富教法知識的伊斯蘭教法學者，甚至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全球各地的清真寺系統。相反，他們推崇的是扎卡維、本拉登等「聖戰者」，乃至普通的恐怖分子。與此同時，儘管ISIS由教法學者「哈里發」巴格達迪（Baghdadi）領導，但 Dabiq 卻並不強調對他的崇拜。
於是，在 Dabiq 所表述的 ISIS 意識形態中，教士和教法學家的地位大大下降，聖戰者們本身成為了崇拜的中心（每一期雜誌都有專門的欄目介紹）。世俗的恐怖襲擊與戰爭，成為了個人化的宗教義務，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聖戰」獲得救贖，這種新的個人倫理，正是 ISIS 意識形態的一大基礎。
在此基礎上，Dabiq
清楚表達了一種隨機的、無中心的恐怖襲擊模式。它要求追隨者在攻擊伊斯蘭國的所謂「十字軍國家」發動襲擊；並且無論這些「十字軍國家」的公民在哪裏被發現，都應該發動襲擊。它也號召每個穆斯林都走上街頭去殺「十字軍」，並且要公開表達對
ISIS 的效忠，避免被媒體描繪為隨機殺戮。同時這種襲擊應該計劃簡單，避免和過多人討論，避免複雜準備和「完美主義」，以保持秘密並保證成功。
Dabiq 煽動說，即便只殺一個異教徒，也可以免於地獄的火獄。而這種襲擊模式，非常簡單且無法預防。它不需要計劃，甚至「反對」計劃。簡單而直接的屠殺，結合顯明的對 ISIS 的效忠即可。襲擊者無需和 ISIS 組織直接聯繫，甚至也無需告知 ISIS，所需要做的就是發動襲擊、發表宣言，然後 ISIS 就可以享受其帶來的恐怖。這和人們印象中傳統的，組織化的恐怖襲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ISIS 也無需自己親自組織攻擊，只需要發布預告要襲擊哪裏，將自發的支持者引向目標國家，恐怖就可以在目標地點蔓延開。
Dabiq 在第十二期中聲稱，真主對敵人的打擊將會來自意想不到的地方。現實中 ISIS 式襲擊的遍地開花，也的確令安全部門防不勝防。但這並不是他們蓄意謀劃的結果，更不是襲擊者出於宗教的選擇。很多時候，選擇地點的理由非常世俗，非常個人化。例如 2015 年加州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的襲擊，發生地點就是襲擊者上班的地方。
這些襲擊者的宗教背景，也往往難以用一般人眼中的「原教旨主義信徒」來概括。巴黎襲擊的主謀之一 Abaaoud 在投向 ISIS 之前甚至從來不去清真寺，另一主謀 Abdeslam 則喜歡出入夜店；聖伯納迪諾的襲擊者 Farook 是一名出生在美國的當地公務員，但在與來自中東的妻子訂婚之前就已經「激進化」，隨著 ISIS 的崛起開始付諸行動。
從組織方式到宗教生活，ISIS 式的恐怖襲擊，都展現出了和既往截然不同的形態。這次發生在奧蘭多的襲擊，也不例外遵循了這種模式。
瀰漫的恐懼，每個人的戰爭
隨著案情逐漸披露，奧蘭多襲擊者 Mateen 的生活，展現為令人難解的組合：他充滿對警察的崇拜，喜歡穿着紐約警局（NYPD）的衣服自拍，並加入一家保安公司。他熱愛生活，在家中按照《星球大戰》的主題裝修浴室。更有人指出，Mateen 本人可能是所謂「深櫃」──隱藏自己身份的LGBTQ人士，這令他的「恐同」動機變得更為複雜。此外，儘管有人發現他父親支持阿富汗塔利班路線，但 Mateen 本人沒有參加在阿富汗的「聖戰」，甚至可能毫不在乎阿富汗穆斯林的處境。
若容許大膽揣測：Mateen 的襲擊，「或許」是一種自我身份的實現，也是身份撕裂的最終爆發。他如同警察一般，用暴力捍衞某種價值律令，而這種律令約束的對象，可能正是自己的慾望與生活。襲擊發生在最世俗的地方，消滅的是最世俗的慾望。這是因為，襲擊者自己不過就是世俗的生活者──他們的憤怒不在宗教中，而是在個人化的世俗經驗中生發。
這些與中東的恐怖襲擊大不相同。中東的恐怖襲擊往往針對宗教和教派、針對政府、針對西方軍隊；襲擊地點經常是清真寺或政府駐地。因為當地的襲擊者的生活已經是宗教的，他們的宗教生活是圍繞清真寺展開的。而只有在世俗的、原子化的社會中，才能夠想象出世俗的敵人。
ISIS 式襲擊模式是「反結構、反中心、日常化」的：每個穆斯林都應該做，且都應該自己做，而對於與穆斯林共同生活的非穆斯林來說，被攻擊的危險，就明顯泛化為一種日常化的戰爭。人們會開始擔心身邊的穆斯林，懷疑其是否已經接受了Dabiq 的宣教，是否正在從正常人變成殺手。這種「正常」的擔心，也恰恰是恐怖主義之「恐怖」所在：在恐怖主義不知道從何處投來的注視下，秩序的、和平的日常生活漸次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混亂與戰爭。
在這種日常化、無中心的戰爭中，威脅來自於每一個人、存在於每一分鐘，人們無法判斷自己是否安全，而不得不成為一個時刻警惕的戰士。恐怖之下的人們會猜疑、仇恨。恰恰是在這樣的機制下，非穆斯林會變成伊斯蘭國想像中的「十字軍」──這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ifilling
prophecy）。其結果是，世界將徹底分為兩個對立陣營，但卻表現為每個人針對每個人的戰爭。
這種戰爭並非直接組織的結果，而是出於消費社會豐富圖景下意義的空虛。每個人的空虛都被引向了屬於自己的狂熱或憤怒。對於Mateen來說，也許是對自己LGBTQ身份的恐懼，而對其他人，則可能是其他任何事情。
當代社會想要消除這種危險已經不可能，因為它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它這是生活的結果，是活生生的世界精神。如同某個自殺式恐怖襲擊者所說：「如果吉哈德（聖戰）進入一個人的心中，那麼它就永遠無法離開。」
仇恨和恐怖恰恰是他們所希望的，但是或許我們可以借用一句《古蘭經》的話語：「善惡不相等，你要以較好的去對付惡，那麼與你有仇的人就會變得猶如密友。」
（戴娜美，幾個人類學學生的共用筆名，愛好廣泛，熱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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