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任何一個角度講，ISIS（伊斯蘭國）都是新的。
雖然我們可以跟從他們自己的宣傳，說他們力求在當代實現一個中世紀的宗教社會──可中世紀的伊斯蘭宗教社會卻是完全的另一個樣子。
人們也願意去追問，ISIS到底是不是「伊斯蘭的」（Islamic），這對於目前爭論的兩方都是焦點之一：批評伊斯蘭的人，願意去將暴力歸結於宗教本身，或者至少在宗教的教條和歷史中找到暴力的根源；支持伊斯蘭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希望將ISIS看作是對宗教的背叛，看作是以伊斯蘭之名行非和平之實──「伊斯蘭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又怎麼會屠戮無辜平民呢？」
更進一步，又會有人將巴黎的恐怖襲擊與同時期發生在貝魯特、巴格達和尼日利亞的恐怖襲擊並置，通過國際（尤其是西方）媒體完全不對等的曝光和報導來說明，生命的權利乃至於什麼構成「值得被憐惜和哀悼的生命」，往往取決於你是生活在法國還是伊拉克，取決於你的膚色是白色、棕色還是黑色（這三個膚色，以及更多的「膚色」其實根本不存在）。問題於是再一次變成了對於什麼是「常態（normal）」的討論，變成了「巴格達本來就是一個混亂的戰場，而巴黎則是一個日常的世界」這一類的論斷。
然而，ISIS以及它脫胎於其中的世界，首先改變了什麼是戰爭。
ISIS的出現，讓日常生活戰爭化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這場戰爭不再具備明確的始終，這場戰爭沒有宣戰也不會有投降。換句話說，ISIS指向的，是一種新的戰爭形式，這個形式不會隨着ISIS或者Al-Qaeda的消失而消失。實際上，這種戰爭形式在21世紀的這十幾年內已經實現了快速的擴張。
任何參與戰爭的力量，即便在實質上是對立的，但在形式上卻是共通的。就像是兩種化學試劑在燒杯中發生猛烈的化學反應，生成的物質反過來徹底重組了原來的兩者。所以「恐怖主義」的核心很可能不是宗教教條、不是狂熱信仰、不是20世紀西方勢力在中東地區種下的苦果，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導致的極度絕望和膨脹的幻想。
「恐怖主義」的核心可能是日常生活的戰爭化，是暴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重組，是暴力和社會生活的一種重新結合和相互滲透，是一種新的歷史的產生。
我們現在或許可以把這種戰爭放到歷史裏面去：如果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紀初可以說「戰爭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war is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s by other means）」，如果19世紀乃至20世紀種族主義的複雜歷史讓一些知識分子覺得，似乎「政治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politics is the continuation of war by other means）」更能蓋括他們的生活世界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或許處在另一個歷史的結點。
或許對我們而言，日常社會生活──而不是慣常的「（國家）政治」──開始成為戰爭本身，甚至不再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戰爭，似乎日常生活成為戰爭唯一的場所，成為戰爭最鍾愛的場所。戰爭不再「無意」闖入日常生活，它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新鮮的血液（你可以當成比喻來讀，也可以按照字面來讀），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成為它自身。
戰爭去領土化，國境線不再保護歐洲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
這不再是20世紀的冷戰，不再是傳統的「意識形態之爭」。
就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所說，一種新語言的初學者總會將新的語言翻譯成自己的母語，而只有當她完全吸收了新語言的精髓，才會在新的世界中游刃有餘。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革命要依靠古羅馬的語言，正如我們為了理解新的戰爭形式卻只能依靠20世紀乃至更早的範式。
當舊語言、舊詞彙和舊理論塵囂直上讓我們覺得似乎時代錯亂的時候，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一個全新的世界已經到來了──雖然這個世界不但不會更好，很可能只會更糟。
這種新的戰爭形式需要我們找到新的語言，找到新的比喻──這不僅是文學的問題，更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問題。新的戰爭形式的一個標誌就是「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究竟和所謂的「難民危機」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社會歷史意義上的不同。
所謂的「難民危機」和「歐洲邊境危機」是兩個相互聯繫但並不相同的東西。就後者而言，歐洲的邊境要遠遠超出領土的界線。在核心的西歐之外，意大利和希臘是邊境的外緣，而更遠的地方，包括東歐以及土耳其和利比亞，則是歐洲核心用以防止移民內湧的最前線。也就是說，以西歐為核心，有至少三層保護圈，層層設卡。
這種關卡甚至以與各地的獨裁者合作為條件：「我們給你錢，支持你經濟，幫你組建軍隊，維持你的政權，但是你要保證讓你的人留在你的土地上，不要讓他們來歐洲」。而各地的獨裁者也願意利用這樣的交易，並且在自己不能如願以償的時候以此來威脅他們在西歐的合作夥伴。但無論怎樣，歐洲的「邊境危機」是一個傳統的問題，是一個以領土和可見邊界為核心的問題。
這個傳統的框架同樣成為當下法國應對恐怖襲擊的最初反應──緊急狀態、關閉邊境。人們仍舊覺得，只要不讓外面的人進來，只要我們可以守衛好我們的邊境，只要空間是可以相互區隔開的──民族國家的機構設置仍舊是有效的，我們就是安全的，我們的日常生活就仍舊是可能的。
但歷史卻不會因為你不具備理解它的語言就停止它的腳步。ISIS不是中世紀的，它告訴我們未來的歷史大約會是什麼樣子。它是21世紀的產物。不可否認它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根本上卻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如果我們還用西方與非西方、殖民與被殖民的角度看，如果我們腦子裏還是兩個或者多個實體之前的對壘，如果我們還在「文明衝突」或者「文明對話」之間擺動，如果我們覺得在極端右派和「多元文化」之間做出選擇還是可能的話，那就是用20世紀的思維來處理21世紀的事情。
如果你要通過封鎖國境線來嚴查ISIS人員的流入，這就是個誤判。因為ISIS是一種全新的影子組織──它當然有實際的存在，有領土、軍隊、武器和財政，它頒布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警察，甚至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但除了這些20世紀的特徵，它的靈魂、組織精髓和技術都是21世紀的。
國境線的封鎖很可能是枉然，因為ISIS可以就在你的國境線內產生。或許應該把它想像成一種輻射，照到任何有機體上都會讓這個有機體內的一部分細胞發生癌變。癌變的可能內在於每一個健康細胞內，是不需要植入的。
左派知識分子的思考，ISIS從反面實現了？
ISIS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
21世紀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受到「去領土化」的啓發，開始思考新世紀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模式，而其中一個觀念便是「共振」或「共鳴」（resonation）。這是一種以聲音為意象的想像，意思是說，當社會革命在一處發生的時候，它的傳播會採取聲波的樣式──不同的點不需要發生任何實際的聯繫，它們會隨着聲波一同振動。
振動的頻率各有不同，所以地方性的反抗千差萬別，但它們卻相互之間都了解，卻不會形成任何實際的連結和統一的組織。一些左派知識分子覺得，這種形式的全球反抗將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局面。只需要做出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重組（這裏的意識形態與「洗腦」完全不同），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反抗和力量之間建立起概念上的「對等關係（relation of equivalence）」，一個新的世界很可能就可以產生。而要完成這個概念工作最後一步的，應該是左派的知識分子──這聽起來和黑格爾寫作《精神現象學》時，自覺絕對精神在自己的文本和概念中得到最終的實現具備驚人的相似點。歷史的終結存在於概念中，而最後的人永遠是知識分子。
這與ISIS有什麼關係？歷史永遠是出人意料的，而它讓你驚訝的方式卻也不是毫無章法。當知識分子覺得「去領土化」和意識形態工作將通向一個理想世界的時候，歷史不但沒有回避這個預測──歷史齊齊整整地把這個理想實現了。
ISIS沒有任何遲疑、沒有任何猶豫地成為了那個烏托邦的聲波，世界各地的行動都宣稱自己是ISIS的一部分，而後者更欣然接納並且將其他並不一定如此明確宣稱的行動也劃歸自己名下。ISIS似乎站在歷史的盡頭向世人宣告：「我們才是最後的人」──而事實上，他們確實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覺得自己是最終審判日前的戰士，他們覺得將有最後一戰，然後世界就會終結。
他們對末世的想像是當代的《精神現象學》，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做到了一些左派知識分子想做但沒有做到的，但卻是以一種面目全非──實際是嚴格相反──的形式呈現在後者面前。我們的理想，在我們提出來的時候，歷史就已經將它實現──在形式上嚴格對應，但在價值和後果上卻完全相反，以至於我們根本辨別不出來，原來那個就是我們自己身處的世界和我們自己對這個世界的想像。
好像我們站在一面哈哈鏡前，根本認不出來鏡子裏面的自己。ISIS是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並迫使我們去想，烏托邦是否還是可能的。歷史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它想告訴我們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