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九年前，因為外籍及跨文化圈朋友的介紹下註冊了自己的臉書（Facebook）帳號。那時剛到國外，一口氣認識了非常多來自美國及全球各地各方的同學，發現臉書是個絕佳的友誼經營工具，對此感到興奮。否則在派對或破冰聯誼上交談，往往幾天就忘記對方自我介紹和聊天的內容，下次碰面連姓名都叫不出。
這時臉書等社群網站用處，就是個「雲端的通訊錄」、「線上名片檔」，記載着大家的姓名、學籍、出生地、照片、電郵，輔助線下真實交流。這是臉書「友誼管理1.0時代」。
不久，隨着「開心農場」、「開心水族箱」等遊戲爆紅，臉書在台灣年輕人間註冊熱潮風起，一票八百年杳無音訊小學同學、初中同學、高中同學喜孜孜地雲端重逢。這是臉書「友誼管理2.0時代」：臉書一口氣幫你我把不同人生階段的線下好友，全部整合在一個空間。
然而隨着臉書名人紛設粉絲頁、掛藍勾，各種分眾群組及好友分類功能出現，Pinterest、Instagram分走了書籤、貼圖用戶市場，社群網站進入了「友誼管理3.0時代」。這是個「多元交心」的時代。不僅線上多出了億萬個新生的雲端「部落」（即全球化現象的global-tribalization），連你我的臉書都加入了許多至今未曾謀面，只以文字思想或共同愛好相交的「好友」。
發文分享為的是與潛在讀者的共鳴。「1.0時代」好友幾乎都是現實生活同一生活圈（如留學的校園），發文也不出這圈外；「2.0時代」加入了不同時期好友，這時公約數只剩下「自己」，臉書動態改以個人吃喝玩樂、旅遊、戀愛、升遷動態為基調。
「3.0時代」則十分奇妙。雲端上形成了一層又一層平行的「同溫圈」。現在瀏覽一個陌生人的臉書，從公開資歷、幾張入眼照片、幾則最新貼文，很快就可以把人定調，看他是深綠咖、健身咖、學術咖；看是來自重機圈、GAY圈的、網美圈、小模圈、屁孩圈、創業圈，或是社運圈等等。
分眾的誘惑與風險
面對這種同溫層現象，從「1.0時代」走來的我一度感到無力；因為臉友的「語言」習慣就分成不同群了。臉書顯示內容的「演算法」是個問題。住「外地」時，持續地用「英文」談「外地」事物，可以觸及到外地讀者；住「台灣」時，多「中文」談「華語世界」的事物，則觸及到華人讀者。但語言及主題交錯的效果，卻會導致觸及程度很差。
曾有朋友建議，把好友按照意識型態「分類」，例如作為「性保守派」與「性自由派」分開餵養。我想，這就是「友誼管理3.0時代」的一種實踐。她也果然是將臉書好友分成兩個以上意識形態圈子，然後便彷彿大解放似地，在不同的「齒輪」中，說着「尺度內」的語言。
於是我開始觀察，自己能讀到愈來愈多不同友人掛着「小齒輪」發出的動態。有時他們會主動說明這個小齒輪的意義，像是「基督徒弟兄」、「一夫一妻支持者」；但這反而讓我忖問：所以你們對「基督徒姊妹」、「性自由派」，以及各種其他人又是發些什麼？
在1967年的著作《書寫與差異》（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中，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指出，「書寫」相對於「言說」吃虧，在於它讓作者無法為自己辯護。那個流傳着「作者已死」年代的歐陸文學界已經理解到，「書寫」非但不該被當作是「言說」的擬像，更應當化作具有「外部性」的公共財，可以、也必須接受人們從多元脈絡中進行抽讀、創用。
半世紀後，人們透過小齒輪「自訂受眾」實踐網路書寫的傳播，在分眾的同時，也為書寫存在的脈絡投射了作者主觀的剛性標籤；此現象的意涵毋寧可看作是將「書寫」類同於「言說」的古典回歸。
然而如此分眾治理人際關係的前提，是假設整個社會都恪守隱私保護的傳播倫理；但那並不現實。正如學生時代「我只有跟你講」的悄悄話，不用多久就能在隔壁班「出口轉內銷」；人們以為分眾後可在「舒適圈」內暢所欲言，但怎就忘了「截屏工具」的存在和「人心隔肚皮」的硬道理呢？
以意識形態分眾論述的陷阱，在於它倚賴二元邏輯（註一）擘劃的社群認同想像過於扁平，作為發話者與其自定義社群「交心」及獲致「信任」手段，不但未必能討好，對一群網友預載的信任，更可能讓「公開的悄悄話」被兩面三刀的人活剮。一般私人，小則出格言論被「損友」存作把柄背後議論；但公眾人物失言，一支暗箭則可招來輿論攻擊以致萬劫不復。
流動的認同，或是破碎的自我
於精神層面，「全球部落化」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的「重組」與「拆分」，展開的更是「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下的一種「流動認同」。
姑且讓我將「身份認同」對立起來。若「身份」為先天或外力所賦予人者，「認同」是我們後天主動擁抱的，那麼社群網路（尤其匿名社群網路）發展的神學或精神意義，無疑在於這是一次人類將「受餽贈的身份」（the given-ness as gift）視為包袱予以捐棄，且不再以反映「上帝的形象」（Imago Dei）為人生目標，只求自主地喊出「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認同的轉型革命。
在友誼3.0時代，我們享受了充分的人際主導權，任性定義誰是點頭之交、誰當摯友、誰應加入、誰該刪除；甚至以「類別標籤」為他者建檔、玩轉八面玲瓏的分眾言說。
臉書令這個世代寄情於「同一款認同」的弱連結──我們是「好友」，因為我們或政治立場相同，或宗教信仰相同，或愛好的明星相同，或剛好買了同一款車。以片面的自我認同為入場券，將「社群」替換為「俱樂部」。
但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清楚地意識到了社交媒體中的陷阱：一個人可以「歸屬於」社群，不可能「創造」社群。社交俱樂部無法替代真實的團契（κοινωνία）。
看似自主的分眾功能於是彰顯了「罪欲」更大的誘惑：人們傾向輕易將不當言論下架、讓不討喜的言論滅音，甚至在被指出理虧時不願承擔就直接閃人；我們不再與另一個人真心換真心地肉搏、或慢下來處理深層的矛盾，或為了協調「命運共同體」的身份在同一個屋簷下纏鬥。
這個速食多元的世代充斥着任意解消的人際關係；既然「道不同，不相為謀」，問責與妥協都是多餘。
何以我擁抱地球
於是我最終還是沒有架設齒輪，只在臉書上擁抱「地球」。作為從「友誼管理1.0時代」走來的雲端老人，我並不是將烏托邦式的「地球一家」寄情於那球型標誌──哪怕臉書已經將原為6度分隔的人際關係縮為3.5度了；到底，除了是那份對「網路隱私性」保護過早且過份的悲觀，更是因為感到必須積極捍衛，近現代人類在全球部落化下正被消滅中的身份，令我堅定了對雲端友誼管理選擇「不作為之作為」。
過去500年來，社會憑藉「專業」定義人的「身份」；個體則以「召命／天職」（vocation，註二）構築對新身份的「認同」。無論丈夫、母親、醫生、工匠、運動員、記者，都在互相砥礪的社群中，發展精益求精的工藝（craftsmanship），彰顯榮神益人的專業倫理。這種現代人「身份」與「認同」的合一性，不但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風風火火的苗頭，更是當代民主人權萌芽的啟蒙種子。
21世紀隨着雲端翩然降臨的，除了美好的「共享經濟」，還有對社群認同的重新定義。然而前者用個人包商（individual contractor）和零工（part-timer）解構了定義現代人身份的「天職」，後者則慫恿咱們利用自定義的「我群」便宜應答「我是誰？」這個既古典又終極的哲學問題。
座落在這個時代中尋道暨傳道，我無法抗拒生活的經濟來源變得破碎、所學的專業逐漸暈開為雜學、社群共同基礎慢慢滑向慾望行銷，坐視內容演算法餵食給人們的一切；但至少在網路「第二人生」裏，角色扮演者還能選擇書寫一份完整身份認同記憶的方式，就是做一個冒險的「地球人」。
我之所以擁抱地球，不單為讓個人領受的「道」向世界敞開，納入與任何個體「為謀」的可能；更是因為我的「身份」，讓我只能如此的公共神學踐行跟隨那「道成肉身」者──那位曾以人類面容生活在人群中的上帝，the foundation of our co-humanity。
（邱慕天，台灣醒報副總編輯、美國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
註一：此時的基本問題是：“is s/he in this or out of this？”
註二：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解釋：「召命是指一種終生的任務，一種確定的工作範圍。」原來在16世紀西方更正教運動以前，無論天主教或古代民族的語言中，世俗的工作／職業並沒有「召命」或「道」的意義；直到改教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聖經》中「信徒皆祭司」的神學概念，解消了「修道院」與「世俗職場」間的圍牆，人的工作才成為一份自我認同追尋的「入世聖召」，開啟了近現代社會將身份的定義由「家世出身」轉向「專業」的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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