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九年前，因为外籍及跨文化圈朋友的介绍下注册了自己的脸书（Facebook）帐号。那时刚到国外，一口气认识了非常多来自美国及全球各地各方的同学，发现脸书是个绝佳的友谊经营工具，对此感到兴奋。否则在派对或破冰联谊上交谈，往往几天就忘记对方自我介绍和聊天的内容，下次碰面连姓名都叫不出。
这时脸书等社群网站用处，就是个“云端的通讯录”、“线上名片档”，记载着大家的姓名、学籍、出生地、照片、电邮，辅助线下真实交流。这是脸书“友谊管理1.0时代”。
不久，随着“开心农场”、“开心水族箱”等游戏爆红，脸书在台湾年轻人间注册热潮风起，一票八百年杳无音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喜孜孜地云端重逢。这是脸书“友谊管理2.0时代”：脸书一口气帮你我把不同人生阶段的线下好友，全部整合在一个空间。
然而随着脸书名人纷设粉丝页、挂蓝勾，各种分众群组及好友分类功能出现，Pinterest、Instagram分走了书签、贴图用户市场，社群网站进入了“友谊管理3.0时代”。这是个“多元交心”的时代。不仅线上多出了亿万个新生的云端“部落”（即全球化现象的global-tribalization），连你我的脸书都加入了许多至今未曾谋面，只以文字思想或共同爱好相交的“好友”。
发文分享为的是与潜在读者的共鸣。“1.0时代”好友几乎都是现实生活同一生活圈（如留学的校园），发文也不出这圈外；“2.0时代”加入了不同时期好友，这时公约数只剩下“自己”，脸书动态改以个人吃喝玩乐、旅游、恋爱、升迁动态为基调。
“3.0时代”则十分奇妙。云端上形成了一层又一层平行的“同温圈”。现在浏览一个陌生人的脸书，从公开资历、几张入眼照片、几则最新贴文，很快就可以把人定调，看他是深绿咖、健身咖、学术咖；看是来自重机圈、GAY圈的、网美圈、小模圈、屁孩圈、创业圈，或是社运圈等等。
分众的诱惑与风险
面对这种同温层现象，从“1.0时代”走来的我一度感到无力；因为脸友的“语言”习惯就分成不同群了。脸书显示内容的“演算法”是个问题。住“外地”时，持续地用“英文”谈“外地”事物，可以触及到外地读者；住“台湾”时，多“中文”谈“华语世界”的事物，则触及到华人读者。但语言及主题交错的效果，却会导致触及程度很差。
曾有朋友建议，把好友按照意识型态“分类”，例如作为“性保守派”与“性自由派”分开喂养。我想，这就是“友谊管理3.0时代”的一种实践。她也果然是将脸书好友分成两个以上意识形态圈子，然后便仿佛大解放似地，在不同的“齿轮”中，说着“尺度内”的语言。
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能读到愈来愈多不同友人挂着“小齿轮”发出的动态。有时他们会主动说明这个小齿轮的意义，像是“基督徒弟兄”、“一夫一妻支持者”；但这反而让我忖问：所以你们对“基督徒姊妹”、“性自由派”，以及各种其他人又是发些什么？
在1967年的著作《书写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中，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曾指出，“书写”相对于“言说”吃亏，在于它让作者无法为自己辩护。那个流传着“作者已死”年代的欧陆文学界已经理解到，“书写”非但不该被当作是“言说”的拟像，更应当化作具有“外部性”的公共财，可以、也必须接受人们从多元脉络中进行抽读、创用。
半世纪后，人们透过小齿轮“自订受众”实践网路书写的传播，在分众的同时，也为书写存在的脉络投射了作者主观的刚性标签；此现象的意涵毋宁可看作是将“书写”类同于“言说”的古典回归。
然而如此分众治理人际关系的前提，是假设整个社会都恪守隐私保护的传播伦理；但那并不现实。正如学生时代“我只有跟你讲”的悄悄话，不用多久就能在隔壁班“出口转内销”；人们以为分众后可在“舒适圈”内畅所欲言，但怎就忘了“截屏工具”的存在和“人心隔肚皮”的硬道理呢？
以意识形态分众论述的陷阱，在于它倚赖二元逻辑（注一）擘划的社群认同想像过于扁平，作为发话者与其自定义社群“交心”及获致“信任”手段，不但未必能讨好，对一群网友预载的信任，更可能让“公开的悄悄话”被两面三刀的人活剐。一般私人，小则出格言论被“损友”存作把柄背后议论；但公众人物失言，一支暗箭则可招来舆论攻击以致万劫不复。
流动的认同，或是破碎的自我
于精神层面，“全球部落化”透过网际网路进行的“重组”与“拆分”，展开的更是“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下的一种“流动认同”。
姑且让我将“身份认同”对立起来。若“身份”为先天或外力所赋予人者，“认同”是我们后天主动拥抱的，那么社群网路（尤其匿名社群网路）发展的神学或精神意义，无疑在于这是一次人类将“受餽赠的身份”（the given-ness as gift）视为包袱予以捐弃，且不再以反映“上帝的形象”（Imago Dei）为人生目标，只求自主地喊出“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认同的转型革命。
在友谊3.0时代，我们享受了充分的人际主导权，任性定义谁是点头之交、谁当挚友、谁应加入、谁该删除；甚至以“类别标签”为他者建档、玩转八面玲珑的分众言说。
脸书令这个世代寄情于“同一款认同”的弱连结──我们是“好友”，因为我们或政治立场相同，或宗教信仰相同，或爱好的明星相同，或刚好买了同一款车。以片面的自我认同为入场券，将“社群”替换为“俱乐部”。
但社会学家包曼（Zygmunt Bauman）清楚地意识到了社交媒体中的陷阱：一个人可以“归属于”社群，不可能“创造”社群。社交俱乐部无法替代真实的团契（κοινωνία）。
看似自主的分众功能于是彰显了“罪欲”更大的诱惑：人们倾向轻易将不当言论下架、让不讨喜的言论灭音，甚至在被指出理亏时不愿承担就直接闪人；我们不再与另一个人真心换真心地肉搏、或慢下来处理深层的矛盾，或为了协调“命运共同体”的身份在同一个屋簷下缠斗。
这个速食多元的世代充斥着任意解消的人际关系；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问责与妥协都是多余。
何以我拥抱地球
于是我最终还是没有架设齿轮，只在脸书上拥抱“地球”。作为从“友谊管理1.0时代”走来的云端老人，我并不是将乌托邦式的“地球一家”寄情于那球型标志──哪怕脸书已经将原为6度分隔的人际关系缩为3.5度了；到底，除了是那份对“网路隐私性”保护过早且过份的悲观，更是因为感到必须积极捍卫，近现代人类在全球部落化下正被消灭中的身份，令我坚定了对云端友谊管理选择“不作为之作为”。
过去500年来，社会凭借“专业”定义人的“身分”；个体则以“召命／天职”（vocation，注二）构筑对新身份的“认同”。无论丈夫、母亲、医生、工匠、运动员、记者，都在互相砥砺的社群中，发展精益求精的工艺（craftsmanship），彰显荣神益人的专业伦理。这种现代人“身分”与“认同”的合一性，不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风风火火的苗头，更是当代民主人权萌芽的启蒙种子。
21世纪随着云端翩然降临的，除了美好的“共享经济”，还有对社群认同的重新定义。然而前者用个人包商（individual contractor）和零工（part-timer）解构了定义现代人身份的“天职”，后者则怂恿咱们利用自定义的“我群”便宜应答“我是谁？”这个既古典又终极的哲学问题。
座落在这个时代中寻道暨传道，我无法抗拒生活的经济来源变得破碎、所学的专业逐渐晕开为杂学、社群共同基础慢慢滑向欲望行销，坐视内容演算法喂食给人们的一切；但至少在网路“第二人生”里，角色扮演者还能选择书写一份完整身份认同记忆的方式，就是做一个冒险的“地球人”。
我之所以拥抱地球，不单为让个人领受的“道”向世界敞开，纳入与任何个体“为谋”的可能；更是因为我的“身份”，让我只能如此的公共神学践行跟随那“道成肉身”者──那位曾以人类面容生活在人群中的上帝，the foundation of our co-humanity。
（邱慕天，台湾醒报副总编辑、美国三一神学院道学硕士）
注一：此时的基本问题是：“is s/he in this or out of this？”
注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释：“召命是指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范围。”原来在16世纪西方更正教运动以前，无论天主教或古代民族的语言中，世俗的工作／职业并没有“召命”或“道”的意义；直到改教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概念，解消了“修道院”与“世俗职场”间的围墙，人的工作才成为一份自我认同追寻的“入世圣召”，开启了近现代社会将身份的定义由“家世出身”转向“专业”的典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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