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何明修：區議會選舉的台灣觀察（上）

香港區議會選舉11月22日正式落幕，由於這是去年底雨傘運動爆發、以及今年6月立法會否決了「假普選」的政改方案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意測驗。選舉結果考驗親北京的建制派與泛民主黨派，到底誰才能掌握香港民心。雨傘運動開啟了青年參政風潮，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與積極的社區居民也發起種種「傘後組織」，再加上在運動期間號召勇武抗爭而大出風頭的激進本土派，這些新興勢力的參選也使得這場基層選舉格外有看頭。

在選舉前夕，大部分的觀察都認為民主派的選情吃緊。不只一位泛民資深領袖私下向我透露，要維持區議員不到四之分一席次的現狀，都算是艱困的目標。這樣的悲觀猜測是有下列理由：

首先，乘着2003年反23條國安立法遊行的聲勢，泛民一舉獲得近半數的區議員席次之後，北京決定直接插手香港政治，中聯辦的輔選與組織工作更加積極。因此，建制派的區議員席次從2003年的52%，提升為2007年的70%與2011年的76%。從逢年過節的送禮吃飯（亦即是香港人所說的「蛇宴齋粽」），到中聯辦的候選人協調與責任區劃分，以及區議會直接撥款給建制派所掌控的社團與協會。短短幾年內，北京已經打造了一道牢固的「選舉長城」，這使得反對黨逐漸喪失了基層支持，他們的舞台僅存立法會與街頭。理所當然，如果建制派在這次區議員選舉能再延續以往的攻勢，甚至僅只是拔掉幾位指標性泛民議員，就更能理直氣壯地宣稱，這是香港人民對於佔領運動的公民投票。

其次，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相比較，香港的雨傘運動持續更久，也獲得了更多的國際同情與關注，但是其政治後果卻是有明顯的不同。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所在2014年12月進行的調查，53%的台灣人贊成太陽花運動，高於反對的47%；香港的比例則是相反，47%支持雨傘運動，而53%則是反對。

如果說太陽花運動在台灣是一項政治資產，而雨傘運則在香港則比較可能是負債。這並不是說，香港人追求貨真價實的特首普選之集體意志，低於台灣人對於黑箱服貿的反感。真正的差別並不在於兩場大規模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否反應了人民心聲，而在於運動所帶來的附帶損害；畢竟79天在繁華市中心的封街佔領，對於小商家與居民的衝擊實在是太大了。

有跡象顯示，儘管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直接挑戰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但是其政治對手也不得不肯定運動的正當性。馬英九總統在今年元旦文告中，提到「年輕人懷有比較高的理想性與正義感，對不公不義的事，特別反感。如果政府說明不清或做法不當，很容易引發誤解與批評」。無論這樣的政治修辭是否真誠，可以確定的是，梁振英特首絕對不會講出類似的話語。也因此，這次區議員選舉中，儘管許多受雨傘運動感召的香港人投入，這些「傘兵」通常不會表明自己的運動經歷。他們反而採取因地制宜的選戰策略，在外國人與管理階層較多的社區，打出中英文對照的文宣，以西裝革履的打扮展現自己的專業形像；在公屋群聚的社區，則是強調社區服務與民怨的改善。反倒是有些拿黃絲帶標籤到處張揚的候選人，他們與建制派的關係被網民起底，原來根本是意圖瓜分泛民選票的「假傘兵」。

事實上，從公共論述與空間來看，「雨傘運動」看似成為一種充滿曖昧的符號，參與者低調避談，而反對者則是高調批評。在選前的香港街頭，到處都有「毋忘佔中禍害、慎防動亂再來」的圖片展，這群疑似有建制派資金挹注的反佔中人士，特意將雨傘運動描述成暴力抗爭，提醒選民不要投票給民主派人士。左報見獵心喜，痛斥反對派候選人「隱瞞佔中立場」，存心欺騙選民，完全展現了共產黨鬥臭、鬥倒的流氓無賴行徑。

第三，早在雨傘運動爆發之前，香港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早就因為雙非子女、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而裂解成為對立的勢力。從激進本土派來看，向來抱持談判路線的民主黨即是壟斷了香港人與北京溝通的管道，並且從中謀利，無異是「離地賣港」。同樣地，長期領導社運的「左膠」分子倡導一套和平與非暴力的價值觀，無法形塑出強而有力的挑戰，根本是毫無用途的「維穩社運」。

在雨傘運動期間，勇武派崛起，甚至取代了原先較為溫和的公民抗命理念；等到運動落幕，四所大學公投決定退出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之風波，反映了香港大學生對於學聯領導風格之不滿。大破才能大立，先置於死地而後能復生，因此，激進本土派認定追殺溫和的泛民，遠比挑戰執政的建制派是更為重要的任務。打着「本土起義」旗幟的熱血公民這次推派六位參選人，其中五位就是特意與民主黨「撞區」，明顯擺出「內除國賊」優位於「外抗強權」的姿態。

相對於此，早在台灣太陽花運動出現之前，從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2009年的熱比婭事件、到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一般公眾所感受到的「中國因素」是越來越明顯，也更加侵蝕既有的言論自由與媒體自主。近幾年來，隨着本土國家認同日益高漲，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激發了台灣人的危機意識，「自己國家、自己救」，這個膾炙人口的口號即是有力地呈現了這樣的想法。太陽花運動主要領袖高舉「台灣獨立」的旗幟，在當時完全沒有一點違和感，也不是令人意外的。在太陽花運動結束後，儘管有其不滿與怨懟，不同勢力仍決定「分進合擊」，共同將國民黨視為最主要的敵人，而不是製造無謂的內訌，即是顯示本土認同所帶來的團結效應。

最後，就選舉規模而言，香港的區議員選舉相當於台灣村里長選舉，只要一兩千票就可以當選。理所當然，越是貼近基層社區的選舉，其關切的事項越是「去政治化」，像是捷運站的出口設置、路樹的維護、流浪貓狗的處理等，很難從這些零碎的議題拼湊出來具有原則性與理念的政治圖像。

台灣目前一共有7,851位村里長，其中超過四分之三是無黨籍，連長期以來壟斷地方派系的國民黨也無法在此享有優勢。這顯示，在民主化後的台灣，國民黨逐漸喪失其基層控制；相對於此，在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共產黨則是日益精進其操控基層選舉的治理之術。在港英時期，共產黨採用的是「交朋友」的統一戰線；如今一套綿密的恩惠與忠誠交換體系已經浮現，支撐起北京對於香港的持續控制。這樣的情況有點像是國民黨在戰後的台灣，從一開始掠奪與屠殺的外來政權，逐漸轉形成為穩固的恩庇侍從主義，地方派系成為其可以運用的政權協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