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王岐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已經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誇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成麥克法誇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會見出席「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外方代表——60多位國（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學者時，提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此舉被認為是中共最高層領導首次論述中共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共話語體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引發關注和眾多解讀。

如何看待王歧山談中共執政合法性？一種典型的觀點認為，王岐山談話不再回避「合法性」問題，所釋放的信號彰顯中共執政自信。這種看法有多大的道理？

合法性為何重要？

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個政治學概念。按照世界公認的迄今最權威的政治學學術工具書《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解釋，「任何一種人類社會的複雜形態都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即該秩序是否和為什麼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

而在現代社會，這個問題變得更為突出也更為普遍」，合法性「這一概念意指某個政權、政權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個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於有關規範所判定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則認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學術上的定義或許不夠簡明易懂，簡單地說，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指民眾對政權的服從、認可、認同、忠誠的程度。當不服從、不認可、不認同、不忠誠達到一定範圍和程度的時候，就產生了合法性危機，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和安全。因此，合法性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政治秩序的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

合法性由什麼決定？著名的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服從有三種情況，即習慣、熱愛與理性選擇，相應地，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有三種理想情況：一是傳統的合法性，即人民認可歷來適用的傳統的神聖性和由傳統授命實施權威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二是魅力型合法性，即人民認可國家元首因某種神秘經歷或人格魅力而具有的非凡特質或感召力；三是法理型合理性，即人民認同通過民主程序授權公職人員進行治理的政治規則。

韋伯認為，這三種合法性都屬於純粹的（或理想的）類型，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不存在純粹的類型，真正存在的統治形式都是這三種純粹類型的混合，但不同類型的因素的比重和組合方式可能有差異，因而某種現實的統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類型。而在現代國家中，合法性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

韋伯的思想主要建基在西方歷史實踐上，東方比如中國古代的合法性思想存在不同之處，主流可稱政績合法性。這一思想的特點，是認為國家最高權力來自上天眷顧，即天命所歸，皇帝稱為真命天子，代天行使統治萬民的權力；同時，上天之所以選這個人為真命天子，是因為他有德——愛護萬民，施行德政。如果他不愛護萬民，即意味着失德。失德即失去上天眷顧，可由他人——有德者替代。

因此，合法性便由天命轉為德政。帝王有德、施行德政（仁政），便能使天下歸心，萬民擁戴，江山穩固。此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帝王失德，上天會通過乾旱、洪水、地震、瘟疫等災害作為警示，若帝王不悔悟補過，民眾即有權反抗，推翻其統治，另立有德者。各王朝政權新建，都要譴責前朝不行德政，自己是替天行道，由上天授權來拯救萬民的。

但是，帝王的德是可以製造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如歷代開國皇帝，差不多都是流氓和陰謀家，德行都很差，一旦建立政權，便可由意識形態工具塑造成有德的開國君主。因此，有德無德，實際上是靠暴力說話：擁有暴力，可以通過意識形態製造和塑造有德的公共形象；失去暴力，有德也可以被污名化為萬惡不赦。但是，在意識形態中塑造有德形象而具備統治的合法性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民心雖然不一定時時起作用，但在關鍵時刻又的確可能決定（至少是影響）成敗。

德政（仁政）最終體現為百姓安居樂業的政績，因此中國古代的政權合法性，實際上是一種政績合法性。這種政績合法性，在公共權力的運用上，表現為外抗強敵，提供國境之內的安全性，在內部，則是行德政，不要過分剝奪老百姓，避免民怨沸騰。有此兩點，百姓即擁戴，亦即得民心。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的合法性演變

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掌握大陸政權，其合法性是如何建構的呢？如同韋伯所指出的，合法性往往是混和型的，但有主導類型。分析1949年後中共的合法性基礎，亦體現此種特點。

首先，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政績合法性佔主導地位，與古代有相似之處，但有新的東西。相似之處是宣布被推翻者（國民黨、蔣介石）失德，被人民拋棄，共產黨得到人民擁戴，建立政權是人民的選擇。不同的是，共產黨自稱以先進的馬列主義為指導，以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為己任，代表人民利益，這是以革命的正當性、正義性取代古代的天命，而且中共對革命的領導權是歷史的選擇，因為其他階級領導革命都有缺陷，最終都失敗了，中共領導革命成功是歷史的必然。

在毛澤東時代，政績合法性還有一個表現，即通過土改使農民暫時擁有土地，通過朝鮮戰爭「打敗」美國，逐漸建立工業體系，發展「兩彈一星」鞏固國防，都讓當時的人感到不像近代中國那樣受列強欺侮，這些被宣傳為中共的很大政績，人民自然擁戴。

其次，魅力型合法性也一定程度存在，尤其是毛澤東時代，對毛的個人魅力的塑造不遺餘力，個人崇拜越來越升級，其影響延續至今。

第三，法理上的合法性也力圖加強，如1949年政協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1954年頒布了憲法，以「兩會」（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表示最高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法理上的合法性是充足的。

然而，上述合法性基礎在改革開放年代被削弱。要改革，就要否定文革，解放思想，放棄毛澤東時代的做法，經過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1980年四千老幹部會議及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歷史決議，加上社會的反思，毛澤東在80年代走下神壇，已無多大魅力，故而魅力型合法性已不具備。而革命，因蘇聯解體等原因，在90年代中後期經過學界的反思，也已不具多少合法性。法理上的合法性在80年代一度有加強的趨勢，但由於制度操縱（人大代表是安排的，不具真正意義上的代表性，人大是橡皮圖章，人民實際不掌握權力），實際只是在政治精英之間形成合法性幻象（學者吳國光語），民眾心中並無多大認可，實際上法理合法性並不充足。於是，注重政績合法性成為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注重政績合法性，實際上是主要是注重經濟績效，因為「政左經右」，政治體制改革無實質進展，亦無多大政績可言，故政績即改革成果主要體現為經濟績效。所謂經濟績效，又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速，亦即GDP指標。從民眾的角度說，則體現為生活改善。中共官方認為，經濟發展使老百姓生活改善，老百姓滿意，支持中共，因而執政合法性無可懷疑。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確取得了不凡的成績，現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GDP總量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單純依靠經濟績效取得的合法性，在理論上蘊藏著重大危機，其表現有二：1.有了好的經濟績效，民眾生活水平提高之後，轉而關注其他問題，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等，而這些僅靠經濟績效無法提供，合法性也就或遲或早都會失去；2.很難在長時期內保持好的經濟績效，一旦經濟出現大的滑坡和危機，合法性亦將喪失。

經過三十多年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問題逐漸呈現，高速增長已難以持續，經濟危機逐漸暴露。因此，依賴經濟績效的合法性恐難為繼。這又意味着，未來中共將面臨新的合法性危機。

按照現代國家必然要求法理上的合法性的規律，執政黨最需要做的，將是盡快完善法理上的合法性。法理上的合法性要求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要求黨權不能高於國家主權，即黨必須在法下，黨和政府不能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而這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時曾有設想，但最終都沒有實際進展。中共能否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自我革命，至少目前尚看不到希望。由於這一原因，中共始終面臨法理上的合法性不足的麻煩。

回頭看王歧山談合法性，那恐怕不是彰顯中共執政自信，而可能是政績合法性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無意流露的危機感。

（洪振快，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