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6日，新一輪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初選首輪辯論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速貸球館」上演，從而正式拉開了2016年選戰的大幕。這場關乎美國未來至少四年內政外交走向的競選曠日持久，要到明年11月才塵埃落定，其間選情變數也將頗為波雲詭譎。
從中國角度出發，更令人關心的是，2016年大選會否與金融危機以來的三個選舉週期一樣繼續炒作中國事務？這種以中國議題為抓手的競選鼓譟又將對中美關係產生何種影響？
中國事務：從低級政治走上高級政治
中國事務等對外議題也被裝入了競選動員的工具箱。至少有7位兩黨參選人在首次公開演講時論及了中國議題，且幾乎均為負面立場。
就眾多參選人的負面涉華言論可見，議論中國事務已成為2016年選舉週期中兩黨政治人物證明自身國際視野、展示強勢領導力的重要途徑。
迄今為止，民主共和兩黨已分別有5位和17位主流政治人物先後宣布參選，如此擁擠的規模不僅追平了2012年兩黨22位主流參選人的歷史紀錄，而且還創造了共和黨初選參選人數的新高。
即便尚且處於黨內角逐，選戰爭論的焦點已廣泛彌散到經濟與就業、教育、醫療福利、勞工待遇、移民等國內議題，而中國事務等對外議題也被裝入了競選動員的工具箱。至少有7位兩黨參選人在首次公開演講時論及了中國議題，且幾乎均為負面立場。依照闡釋視角的差異，參選人目前的涉華言論大致可分為兩種路徑。
一種路徑基本沿襲了將中國議題與美國經濟掛鉤的競選動員「傳統」。具有代表性的言論來自以「民主社會主義者」自居的佛蒙特州國會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意外領跑共和黨初選的「攪局者」地產大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與工會組織關係密切的桑德斯曾宣誓，「不能再讓本應該屬於我們的就業流向中國了，數百萬人正在找工作」。而代表商業利益卻追逐宗教保守主義審美的特朗普則揚言，「他們（美國公眾）沒有工作，是因為沒有就業機會，因為中國得到了我們的就業機會……我會把就業崗位從中國帶回來」。與此同時，高舉自由意志主義火炬的共和黨參選人、國會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在抨擊聯邦財政窘況時也「添油加醋」地說，「我們必須意識到，從中國借錢、用在巴基斯坦的做法，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在保持「傳統」之餘，兩黨參選人還明顯地將話鋒轉入了南海事務與網絡安全等當前中美關係的交鋒熱點。在南海事務乃至亞太戰略上，在民主黨這邊，有越戰經歷、曾任海軍部長的弗吉尼亞州前國會參議員吉姆·韋伯（Jim Webb）曾公然宣稱，「我多年來一直警告，美國必須成為東亞以及東南亞地區穩定的捍衛者，中國在該地區咄咄逼人的軍事態勢威脅着我們的國家安全。如果我當選總統，我保證我們不會容忍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以及在南海等地區的恐嚇」。而在共和黨這廂，同為鷹派人物的南卡羅來納國會參議員林賽·格萊厄姆（Lindsey Graham）也聲稱，「中國在被其他國家宣誓主權的資源豐富的水域建造島嶼，挑戰了海上航行自由，讓我們的盟友感受到了美國領導力的缺失」。
即便是更多渲染中國經濟影響的特朗普也不忘染指南海事務，「現在他們（中國）開始搞軍事了。他們在南海建造了軍用島嶼。……他們正在將軍隊發展到嚇人的地步。我們有伊斯蘭國的問題，但我們的中國問題會更大」。而在網絡安全議題上，民主黨人韋伯曾稱，「我們不能再忌憚於對中國貿易的經濟依賴，必須保護數百萬民眾的個人信息免受中國情報部門的介入與破壞」。即便是在國際事務上毫無經驗的共和黨參選人、威斯康星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也借機展示了強硬態度：「我們必須終止中國的網絡攻擊，停止他們在國際水域的領土擴張以及揭露他們糟糕的人權紀錄」。
作為兩黨各自的重量級參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和傑布·布什在中國事務上也可謂動作頻出。雖然前者在6月13日首次演講中只稱中國為「需要應對的新興力量」，後者甚至在參選演說中繞開了中國，但兩人在隨後卻不約而同地對中國示強：希拉里攻擊中國盜取商業機密、國防合同圖紙、大量政府信息等；傑布則在接受專訪時矛盾地承認了中美經貿利益的重要性，又強調了中國是美國的國家「威脅」。
就眾多參選人的負面涉華言論可見，議論中國事務已成為2016年選舉週期中兩黨政治人物證明自身國際視野、展示強勢領導力的重要途徑。必須注意的是，金融危機之後的2012年大選以及2010年和2014年中期選舉中，針對中國事務的熱炒較多地以桑德斯或特朗普的前一種「傳統」路徑加以呈現，其話語範式通常為「中國搶奪了本應該屬於美國公眾的就業，導致了美國的經濟蕭條」，進而抨擊對手的對華政策軟弱。而今，雖然這一維度的競選闡釋仍在，但卻明顯地讓位於上述後一種對中國議題的闡釋框架，即「中國正在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與國際秩序的威脅」。
換言之，中國議題的「低級政治」的存在已逐漸上升為「高級政治」的表達。這種「中國威脅論」的流變雖然是以美國經濟緩慢復蘇為背景的，但也足見在中美國家實力對比調整下美國精英決策界乃至公眾的疑惑與焦慮。
中國議題的競選動力學
這些對當前中美關係走向的質疑出於眾多原因，比如中國的「道路自信」令美國失望、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大不如前、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嘗試建構新的國際體系，等等。
中國議題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存在已漸成必然趨勢。這種必然性的一個原因是，從長週期觀察，當今的中美關係對兩國、區域乃至全球而言都至關重要，如何理順中美關係一定是長期考驗決策者的核心外事議題。
中國議題在美國競選中遭遇「高級政治」闡釋的背後具有着複雜而多面的動因。選戰輿論背景、選舉政治特有結構以及參選人涉華標籤等因素共同將中國議題推向了前台。
衆所周知，美國戰略屆正在針對中美關係展開重大辯論，而這也就為選戰營造了不可小覷的輿論氛圍。2015年開年以來，美國精英層與輿論界明顯出現了在對華政策上的激烈爭論，吸引更多眼球的是那些對中美關係並不樂觀的聲音。這些對當前中美關係走向的質疑出於眾多原因，比如中國的「道路自信」令美國失望、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大不如前、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嘗試建構新的國際體系，等等。
臨近選舉週期，這些辯論不但將直接塑造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對華政策走向，更構成了兩黨參選人必須回應的重大關切，即促使參選人就中美關係「表決心」。比如，被認為與民主黨陣營特別是希拉里本人關係密切的新美國安全中心就已提出了「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未定，美國將持續全方位推進亞太再平衡」等論調，為參選人提供着對華政策的各種備用選項。
在宏觀的輿論氛圍之下，2016年大選開放式的選舉結構也凸顯了中國事務的重要地位。與2008年的開放式大選相類似，奧巴馬執政遺產也勢必是2016年大選中兩黨攻守的關鍵爭議點，其中對華政策堪稱重中之重。在奧巴馬的「政治遺產」清單上，經濟復蘇、全民醫改、同性婚姻合法化、移民新政等國內事務都可大書特書，而對外政策議題上更為搶眼地可以包含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即TPP）為亮點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伊朗核協議、美古關係正常化、伊拉克撤軍以及擊斃本·拉登，等等。
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眾多外交議題均存在着緊密而致命的國內利益鏈接。比如，TPP存在損害美國勞工利益的潛在危機，伊朗核協議引發着原本作為民主黨基本盤的猶太裔的極度失望，而美古關係正常化也激起了眾多古巴裔的強烈不滿。這些對外政策所帶來的選舉裂痕正在被兩黨參選人特別是共和黨人加以操作、攻擊對手。甚至有分析指出，在猶太裔和古巴裔重疊密集分布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對奧巴馬外交遺產的抨擊極可能斷送希拉里或其他民主黨候選人在這個關鍵州獲勝的希望。
在這樣一場重點關注外交政策的選舉中，作為亞太戰略「重中之重」的對華政策也是首當其衝、無法繞開的熱點議題；參選人在宣誓維持美國領導力的政見立場時，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無疑是必談話題。
從更微觀的細節上看，兩黨參選人在涉華事務上的個人標籤增加着中國議題的曝光度。比較而言，目前放手一搏的某些參選人在對外政策上的確還是具有一定經驗的，在涉華事務上尤甚。比如，希拉里的四年國務卿生涯證明了其具備被驗證的領導力與國際經驗：作為亞太戰略的始作俑者之一，她在對華事務上也持續保持了鷹派傾向。
又如，韋伯和格萊厄姆皆為國會參議院中重要的「外交政策企業家」，充當着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國會山上的最強和聲，兩人在涉華事務上也素來強硬。從目前選情觀察，韋、格兩人篤定無望獲得提名，因而他們更多會以所謂「議題候選人」的身份存在，其強調的議題正是強化美國在全球和區域範圍內的國家安全，鼓吹中國威脅。再如，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蘭德·保羅、特德·克魯茲（Ted Cruz）以及斯科特·沃克等被貼有茶黨標籤的參選人出於「有限政府」理念而對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着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在對華政策上表現過激。盧比奧甚至公開將「中國夢」稱為「噩夢」，克魯茲也多次抨擊中國的人權狀況。可以預見，當意識形態偏見遭遇「中國威脅論」時，極可能引爆頗具火藥味兒的負面涉華攻勢。
多因素的交錯塑造着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中國議題，輿論背景和選舉結構驅動參選人染指中國議題，而參選人的個人標籤則催化了這一動力，進而釀成了在兩黨初選和大選中對華示強的惡性競爭。同時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因素雖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或者說是2016年選舉週期的特性，但中國議題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存在已漸成必然趨勢。這種必然性的一個原因是，從長週期觀察，當今的中美關係對兩國、區域乃至全球而言都至關重要，如何理順中美關係一定是長期考驗決策者的核心外事議題。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議題從來不是一個議題，而是一組議題，其內涵涉及到兩國國內眾多政策領域和利益群體，所以在任何一次選舉中都存在不同的闡釋與炒作的空間。某種程度上，伴隨着在中美之間未來長期的潛在權力轉移或再分配，中國議題很難離開美國選戰舞台。中國對這種「常態化」趨勢應該做好多方面的充分準備。
超越選舉週期的負面效應
面對選舉政治的負面批判，中國亟待將改革與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真實意圖展現在美國公眾面前，有效傳遞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積極意願。
無論怎樣闡釋或者動機如何，針對中國議題的熱炒對中美關係產生的負面效應不可低估。一方面，對於對國際事務了解相對有限、更不熟悉中國的美國公眾而言，批判中國的負面競選動員直接降低了他們的對華好感度。根據蓋洛普的民調數據，2008年以後認定中國為美國當今最大威脅的受訪者比例持續上升，從2008年的18%上升至2012年的23%，雖然2014年下降為20%，但當年中國卻取代伊朗、朝鮮躍升為「首要威脅」。
對這一短期變化的解釋無疑涉及到選戰的動員因素。另一方面，美國選舉中的中國議題熱炒也會累積中國公眾負面甚至具有敵意的美國印象，加深對美國的反感與深度懷疑。換言之，炒作中國議題嚴重侵蝕着作為兩國關係穩步健康發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寶貴民意基礎，加劇了中美之間的民意互疑。
面對中國議題在美國選舉政治中負面炒作的蔓延，中國當然不能也沒有必要直接介入美國國內事務的運行軌跡，但從推進中美關係穩步發展、超越選舉週期影響的角度出發，中方的確應該有意識地進行更具戰略性的綜合考慮。
中國應當考慮保持中美經貿關係的縱深發展，切實穩固經貿作為壓艙石的積極作用。這方面的努力不但要為中美兩國在經貿、投資以及金融等領域擴展更為高端且深入的合作與互利的戰略空間，還要積累中美經貿互動在美的受益面與影響力。所謂「受益面」即將中美經貿互動中應該適當平衡考慮受到中國衝擊較大的美國產業利益，採取讓美國普通公眾分享實際獲益的方式，比如嵌入式的投資、涉足基礎性且影響美國大眾日常生活的產業、發展就業導向型的產業等，從而降低將中國議題與經濟掛鈎的競選炒作空間。
所謂「影響力」即應該注意積累中國在美經濟利益的實際政治影響，從而驅動參選人在中國事務上做出務實且理性的反應。以對美投資為例，根據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和榮鼎諮詢公司近期發布的題為《新鄰居：中國對美投資的國會選區分布》的報告，2000年到2014年之間，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60億美元，涉及領域廣泛且基本覆蓋全美50州中的43個，但其潛在政治影響力卻仍處於較低水平。據統計，創造就業最多的選區增加了7640個崗位。在美國各眾議院選區平均人口71萬上下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只能觸及到各選區1%強的人口，難以形成有效的民意壓力。顯然，受益面是影響力的基礎，而強大的影響力會進一步擴大受益面。
中國應當考慮強化人文交流、城市交往、議會交流等中美互動，加大力度對美開展公共外交。面對選舉政治的負面批判，中國亟待將改革與發展的實際情況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真實意圖展現在美國公眾面前，有效傳遞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積極意願。特別應當強化中美兩國青年之間的廣泛交流，以防止美國政治人物以消極的對華立場塑造青年選民，將可能為中美關係未來縱深發展埋下重大民意隱患的幾率降至最低。
今年9月習近平主席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無疑是2015年中美關係的「頭等大事」。作為中美建交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在美國大選週期中的訪美，此訪也一定會引領競選輿論的關切甚至導向。中國國家領導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與包容以及對中美兩國共同未來的信心與期待，有助於在美國精英和公眾中塑造正面而積極的中國形象。國之交在於民相親，這種「增信釋疑」被期待有效超越選舉週期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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