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6日，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首轮辩论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速贷球馆”上演，从而正式拉开了2016年选战的大幕。这场关乎美国未来至少四年内政外交走向的竞选旷日持久，要到明年11月才尘埃落定，其间选情变数也将颇为波云诡谲。
从中国角度出发，更令人关心的是，2016年大选会否与金融危机以来的三个选举周期一样继续炒作中国事务？这种以中国议题为抓手的竞选鼓噪又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
中国事务：从低级政治走上高级政治
至少有7位两党参选人在首次公开演讲时论及了中国议题，且几乎均为负面立场。
就众多参选人的负面涉华言论可见，议论中国事务已成为2016年选举周期中两党政治人物证明自身国际视野、展示强势领导力的重要途径。
迄今为止，民主共和两党已分别有5位和17位主流政治人物先后宣布参选，如此拥挤的规模不仅追平了2012年两党22位主流参选人的历史纪录，而且创造了共和党初选参选人数的新高。
即便尚且处于党内角逐，选战争论的焦点已广泛弥散到经济与就业、教育、医疗福利、劳工待遇、移民等国内议题，而中国事务等对外议题也被装入了竞选动员的工具箱。至少有7位两党参选人在首次公开演讲时论及了中国议题，且几乎均为负面立场。依照阐释视角的差异，参选人目前的涉华言论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
一种路径基本上沿袭了将中国议题与美国经济挂钩的竞选动员“传统”具有代表性的言论来自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意外领跑共和党初选的“搅局者”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工会组织关系密切的桑德斯曾宣誓，“不能再让本应该属于我们的就业流向中国了，数百万人正在找工作”。而代表商业利益却追逐宗教保守主义审美的特朗普则扬言，“他们（美国公众）没有工作，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因为中国得到了我们的就业机会……我会把就业岗位从中国带回来”。与此同时，高举自由意志主义火炬的共和党参选人、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在抨击联邦财政窘况时也“添油加醋”地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中国借钱、用在巴基斯坦的做法，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在保持“传统”之余，两党参选人还明显地将话锋转入了南海事务与网络安全等当前中美关系的交锋热点。在南海事务乃至亚太战略上，在民主党这边，有越战经历、曾任海军部长的弗吉尼亚州前国会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曾宣称，“我多年来一直警告，美国必须成为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稳定的捍卫者，中国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威胁着我们的国家安全。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保证我们不会容忍中国持续的军事扩张以及在南海等地区的恐吓”。而在共和党这厢，同为鹰派人物的南卡罗来纳国会参议员林赛·格莱厄姆（Lindsey Graham）也声称，“中国在被其他国家宣誓主权的资源丰富的水域建造岛屿，挑战了海上航行自由，让我们的盟友感受到了美国领导力的缺失”。
即便是更多渲染中国经济影响的特朗普也不忘染指南海事务，“现在他们（中国）开始搞军事了。他们在南海建造了军用岛屿。……他们正在将军队发展到吓人的地步。我们有伊斯兰国的问题，但我们的中国问题会更大”。而在网络安全议题上，民主党人韦伯曾宣称，“我们不能再忌惮于对中国贸易的经济依赖，必须保护数百万民众的个人信息免受中国情报部门的介入与破坏”。即便是在国际事务上毫无经验的共和党参选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也借机展示了强硬态度：“我们必须终止中国的网络攻击，停止他们在国际水域的领土扩张以及揭露他们糟糕的人权纪录”。
作为两党各自目前的最重量级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杰布·布什在中国事务上也可谓动作频出。虽然前者在6月13日首次演讲中只称中国为“需要应对的新兴力量”，后者甚至在参选演说中绕开了中国，但两人在随后却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示强：希拉里攻击中国盗取商业机密、国防合同图纸、大量政府信息等；杰布则在接受专访时矛盾地承认了中美经贸利益的重要性，又强调了中国是美国的国家“威胁”。
就众多参选人的负面涉华言论可见，热炒中国事务已成为2016年选举周期中两党政治人物证明自身国际视野、展示强势领导力的重要途径。必须注意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的2012年大选以及2010年和2014年中期选举中，针对中国事务的热炒较多地以桑德斯或特朗普的第一种传统路径加以呈现，其话语范式通常为“中国抢夺了本应该属于美国公众的就业，导致了美国的经济萧条”，进而抨击对手的对华政策软弱。而今，虽然这一维度的竞选阐释仍在，但却明显地让位于后一种对中国议题的阐释框架，即“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与国际秩序的威胁”。
换言之，中国议题的“低级政治”的存在已逐渐上升为“高级政治”的表达。这种“中国威胁论”的流变虽然是以美国经济缓慢复苏为背景的，但也足见在中美国家实力对比调整下美国精英决策界乃至公众的疑惑与焦虑。
中国议题的竞选动力学
这些对当前中美关系走向的质疑出于众多原因，比如中国的“道路自信”令美国失望、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大不如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尝试建构新的国际体系，等等。
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存在已渐成必然趋势。这种必然性的一个原因是，从长周期观察，当今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区域乃至全球而言都至关重要，如何理顺中美关系一定是长期考验决策者的核心外事议题。
中国议题在美国竞选中遭遇“高级政治”阐释的背后具有着复杂而多面的动因。选战舆论背景、选举政治特有结构以及参选人涉华标签等因素共同将中国议题推向了前台。
众所周知，美国战略界正在针对中美关系展开重大辩论，而这也就为选战营造了不可小觑的舆论氛围。2015年开年以来，美国精英层与舆论界明显出现了在对华政策上的激烈争论，吸引更多眼球的是那些对中美关系并不乐观的声音。这些对当前中美关系走向的质疑出于众多原因，比如中国的“道路自信”令美国失望、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大不如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尝试建构新的国际体系，等等。
临近选举周期，这些辩论不但将直接塑造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更构成了两党参选人必须回应的重大关切，即促使参选人就中美关系“表决心”。比如，被认为与民主党阵营特别是希拉里本人关系密切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就已提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未定，美国将持续全方位推进亚太再平衡”等论调，为参选人提供着对华政策的各种备用选项。
在宏观的舆论氛围之下，2016年大选开放式的选举结构也凸显了中国事务的重要地位。 与2008年的开放式大选相类似，奥巴马执政遗产也势必是2016年大选中两党攻守的关键争议点，其中对华政策堪称重中之重。在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清单上，经济复苏、全民医改、同性婚姻合法化、移民新政等国内事务都可大书特书，而对外政策议题上更为抢眼地可以包含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为亮点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伊朗核协议、美古关系正常化、伊拉克撤军以及击毙本·拉登，等等。
值得玩味的是，其中众多外交议题均存在着紧密而致命的国内利益链接。比如，TPP存在损害美国劳工利益的潜在危机，伊朗核协议引发着原本作为民主党基本盘的犹太裔的极度失望，而美古关系正常化也激起了众多古巴裔的强烈不满。这些对外政策所带来的选举裂痕正在被两党参选人特别是共和党人加以操作、攻击对手。甚至有分析指出，在犹太裔和古巴裔重叠密集分布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对奥巴马外交遗产的抨击极可能断送希拉里或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在这个关键州获胜的希望。
在这样一场重点关注外交政策的选举中，作为亚太战略“重中之重”的对华政策也是首当其冲、无法绕开的热点议题；参选人在宣誓维持美国领导力的政见立场时，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无疑是必谈话题。
从更微观地细节上看，两党参选人在涉华事务上的个人标签增加着中国议题的曝光度。比较而言，目前放手一搏的某些参选人在对外政策上的确还是具有一定经验的，在涉华事务上尤甚。比如，希拉里的四年国务卿生涯证明了其具备被验证的领导力与国际经验：作为亚太战略的始作俑者之一，她在对华事务上也持续保持了鹰派倾向。
又如，韦伯和格莱厄姆皆为国会参议院中重要的“外交政策企业家”，充当着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国会山上的最强和声，两人在涉华事务上也素来强硬。从目前选情观察，韦、格两人笃定无望获得提名，因而他们更多会以所谓“议题候选人”的身份存在，其强调的议题正是强化美国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安全，鼓吹中国威胁。再如，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兰德·保罗、特德·克鲁兹（Ted Cruz）以及斯科特·沃克等被贴有茶党标签的参选人出于“有限政府”理念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对华政策上表现过激。卢比奥甚至公开将“中国梦”称为“噩梦”，克鲁兹也多次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可以预见，当意识形态偏见遭遇“中国威胁论”时，极可能引爆颇具火药味儿的负面涉华攻势。
多因素的交错塑造着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议题，舆论背景和选举结构驱动参选人染指中国议题，而参选人的个人标签则催化了这一动力，进而酿成了在两党初选和大选中对华示强的恶性竞争。同时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因素虽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或者说是2016年选举周期的特性，但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存在已渐成必然趋势。这种必然性的一个原因是，从长周期观察，当今的中美关系对两国、区域乃至全球而言都至关重要，如何理顺中美关系一定是长期考验决策者的核心外事议题。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议题从来不是一个议题，而是一组议题，其内涵涉及到两国国内众多政策领域和利益群体，所以在任何一次选举中都存在不同的阐释与炒作的空间。某种程度上，伴随着在中美之间未来长期的潜在权力转移或再分配，中国议题很难离开美国选战舞台。中国对这种“常态化”趋势应该做好多方面的充分准备。
超越选举周期的负面效应
面对选举政治的负面批判，中国亟待将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真实意图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有效传递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意愿。
无论怎样阐释或者动机如何，针对中国议题的热炒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一方面，对于对国际事务了解相对有限、更不熟悉中国的美国公众而言，批判中国的负面竞选动员直接降低了他们的对华好感度。根据盖洛普的民调数据，2008年以后认定中国为美国当今最大威胁的受访者比例持续上升，从2008年的18%上升至2012年的23%，虽然2014年下降为20%，但当年中国却取代伊朗、朝鲜跃升为“首要威胁”。
对这一短期变化的解释无疑涉及到选战的动员因素。另一方面，美国选举中的中国议题炒作也会累积中国公众负面甚至具有敌意的美国印象，加深对美国的反感与深度怀疑。换言之，炒作中国议题严重侵蚀着作为两国关系稳步健康发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宝贵民意基础，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民意互疑。
面对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政治中负面炒作的蔓延，中国当然不能也没有必要直接介入美国国内事务的运行轨迹，但从推进中美关系稳步发展、超越选举周期影响的角度出发，中方的确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更具战略性的综合考虑。
中国应当考虑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的纵深发展，切实稳固经贸作为压舱石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努力不但要为中美两国在经贸、投资以及金融等领域扩展更为高端且深入的合作与互利的战略空间，还要积累中美经贸互动在美的受益面与影响力。所谓“受益面”即将中美经贸互动中应该适当平衡考虑受到中国冲击较大的美国产业利益，采取让美国普通公众分享实际获益的方式，比如嵌入式的投资、涉足基础性且影响美国大众日常生活的产业、发展就业导向型的产业等，从而降低将中国议题与经济挂钩的竞选炒作空间。
所谓“影响力”即应该注意积累中国在美经济利益的实际政治影响，从而驱动参选人在中国事务上做出务实且理性的反应。以对美投资为例，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题为《新邻居：中国对美投资的国会选区分布》的报告，2000年到2014年之间，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60亿美元，涉及领域广泛且基本覆盖全美50州中的43个，但其潜在政治影响力却仍处于较低水平。据统计，创造就业最多的选区增加了7640个岗位。在美国各众议院选区平均人口71万上下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只能触及到各选区1%强的人口，难以形成有效的民意压力。显然，受益面是影响力的基础，而强大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扩大受益面。
中国应当考虑强化人文交流、城市交往、议会交流等中美互动，加大力度对美开展公共外交。面对选举政治的负面批判，中国亟待将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真实意图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有效传递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意愿。特别应当强化中美两国青年之间的广泛交流，以防止美国政治人物以消极的对华立场塑造青年选民，将可能为中美关系未来纵深发展埋下重大民意隐患的几率降至最低。
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无疑是2015年中美关系的“头等大事”。作为中美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在美国大选周期中的访美，此访也一定会引领竞选舆论的关切甚至导向。中国国家领导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包容以及对中美两国共同未来的信心与期待，有助于在美国精英和公众中塑造正面而积极的中国形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种“增信释疑”被期待有效超越选举周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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