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今年8月初浸大清洁工成功争取加薪，到近月工友英姐无端被要求“自愿离职”，也在事件曝光后迅速获得回应，两者均有赖工会及时介入。近几年公民社会急剧萎缩，工会也受到严重影响。为何仿佛处处受限的工会，仍能在事件中发挥显著影响力？在劳资关系不对等下，职场改变明明非常困难，为何弱势的清洁工人能够持续与雇主争持？或许，可以先从浸大清洁工潮的发生过程及背景说起。

工会在浸会大学的组织工作

今年7月中旬，工会从个别会员得悉，浸大清洁承办商将从8 月初由“惠康”转为“庄臣”，但庄臣却迟迟未有交代新合约条件。工会职员、理事及义工开始到校了解情况，同时庄臣宣布新合约条件，月薪只加0.32元，引起工人强烈反弹。于是，工会鼓励工友集体讨论，凝聚共识争取更佳待遇。最后，庄臣在罢工行动的压力下，答应每月加薪$500。工友的静坐行动未及半日，即告凯旋。事情说来平平无奇，历时不及两星期，也没有轰烈的行动画面。虽然加薪幅度不多，但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已算不错。

工会在浸会大学的组织工作，已经长达20年。2000年初，劳工团体联合学生组织，纷纷关注院校外判基层工人的处境。较多人熟知的范例，是至今仍存在的中大女工合作社。2003年独立注册的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也是在差不多时间开始关注浸会大学清洁工的情况，甚至曾经一度考虑筹组合作社。当时浸大清洁工每天工作10小时，但月薪仅$3,800港币，在众多院校中垫底。2004年9月，工会更联同学生组织游行到政府总部，要求订立最低工资和8小时工作制。对上一次工潮是2017年，清洁承办商由庄臣转为惠康。当时庄臣拒绝支付遣散费，加上工人不满惠康提出的合约条件，最后触发短暂罢工，最后成功争取遣散费及改善新合约安排。从中亦可见，浸会大学每逢更换清洁承办商，都会闹出风波。

成功争取的前提

其实，基层工人面对的困境，包括职场欺凌、无理解雇、拖欠工资，或者在经济下行时冻薪或减薪，可以说非常普遍。在人力物力限制下，工会能够知悉并且及时支援的个案，不过是冰山一角。最后能够成功争取，并且透过传媒为社会大众所认识的案件，更加是屈指可数。究其原因，很多时并非因为客观条件上争取机会渺茫，而是工人在无数的挫败经验中，往往已经养成习得的无力感。既不相信集体行动能够改变现实上严重倾斜的劳资权力关系，也不相信同事之间能够甘冒得罪管理层的风险，衷诚合作共同争取集体权益。资方及奉行资方意志的管理层，固然会在职场上积极渲染“改变不可能”的气氛；基于无力感而拒绝行动的工人，也会因为心理防卫机制，向有意行动的工人泼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