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慕容雪村：我與我的審查員

一、劉力朋

在這裏，自由是橙色的。

整整4個月，劉力朋一直在翫忽職守，每過一小時，系統就會給他發來大量的信息，他一字不刪，等信息積累到三千條或五千條，他就輕輕地敲一下鼠標，把所有信息全部放行，用審查員的話說，這叫「一鍵全通」，然後這些信息就會出現在新浪微博的頁面上，被千萬人閱讀、轉發和評論。

那是2013年的初夏，劉力朋還是新浪微博的一名審查員，微博是一個類似於twitter的社交媒體平台，和twitter不同的是，在這裏公開發表的每一句話都會被審查，劉力朋的工作就是盯着這些待審查的言論，許多字句都被系統特別標註出來，橙色的是一般敏感詞，需要仔細審核，比如自由、民主和「習近平」3個字，雖然這些詞也常常出現在報紙和電視上，但這並不意味着平民可以隨便使用，就在3個月前，有人舉着民主和自由等標語走上街頭，但用不了幾小時，這些人就會被警察毆打或逮捕。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會對這種事感到驚訝。

紅色的是高危詞，不許發表，只能刪除，比如法輪功、六四——這個數字指的是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以及劉曉波和達賴喇嘛的名字，還有茉莉花，因為兩年前的突尼斯革命，中國也出現了幾場以「茉莉花」為名的小規模遊行，這讓中國政府十分緊張，所以這小小的白色花朵，菲律賓的國花，也成了超級敏感、不可提及的危險事物。
這是劉力朋擔任審查員的第3個年頭，他越來越討厭這份工作，這討厭的白色天花板，討厭的灰色地毯，還有這討厭的工廠車間般的辦公大廳，以及那200多個討厭的同事，他們都坐在自己的格子間中，聚精會神地敲擊着鼠標和鍵盤，對用戶的帖子進行分門別類的「處理」：刪除、隱藏、限制轉發，或者設置為「僅用戶自己可見」,也就是所謂的「刪、隱、止、私」（刪是delete，私是shadow banning），這是中國網絡審查員們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有時候他們還會發現犯罪證據呢，就在幾個月前一個無聊的午後，旁邊格子間裏的陳敏手舞足蹈地站起來，說他發現了王丹的微博賬號。審查員們都知道王丹，這位1989年的學生領袖、政治犯和流亡者是這個國家的重要敵人，所以這項發現極為重要，他們立刻向北京的新浪總部報告，很可能還報告了公安局，到下個月，一位領導專程從北京趕來，對發現敵情的陳敏大加表揚，說他「敏銳」「覺悟高」，還給他發了400元獎金，當時所有的人都鼓掌讚歎，只有劉力鵬不以為然，他坐在人群中，盯着陳敏那張興奮得發紅的臉，心裏想：這有意思嗎？

在那4個月裏，劉力朋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掐着陳敏的脖子把他揪起來，問他：這有意思嗎？也不只是陳敏，還有這裏的每一個一絲不苟的審查員，當他們坐在格子間中瘋狂刪帖，還覺得這事無比重要，劉力朋就想站到大廳中央怒吼一聲：你們幹嗎這麼來勁？不就一個月兩千多塊錢的工資嗎，你們犯得着嗎？這有意思嗎？

沒意思，沒價值，沒有成就感，而且相當疲勞，如果是白班，他們要工作11個小時，夜班還要長一些，13個小時。工作間隙，審查員們常常會躲到樓梯間抽菸閒聊，劉力朋不抽菸，跟他們也沒什麼好聊的，所以就百無聊賴地在電腦上玩遊戲，他也常常使用VPN翻越中國的防火長城（GFW），在谷歌地球上瀏覽那些他從沒去過的城市，想像那裏的人和那裏的生活。他也常常登錄微博頁面，不是作為審查員，而是普通用戶，在那裏，他叫「普通法西斯」，這名字當然是諷刺，但他自己也說不清是諷刺誰。

審查員們幾乎都不上微博，劉力朋也不會跟人談起這事，他的同事們一定想不到他居然在微博上說了那麼多話，發表了那麼多「不健康的」「不適宜的」，甚至是「非法的」和「反動的」內容，而且從來沒有惹過麻煩。他知道所有的敏感詞，也知道如何規避它們，那時一條微博最多隻能發表140個字，他可以把這140個字玩得花樣百出，諷刺共產黨，嘲笑中國政府，從頭到尾都是敏感詞，卻完全不會被審查員們注意，因為他們只盯着那些橙色和紅色的詞。大約在2013年的4月，中國政府開始整肅有影響力的微博用戶，也就是俗稱的「大V」，《解放軍報》的一位記者為此振奮不已，發了一條慷慨激昂的微博，大意是說大V都是害蟲，應該嚴厲打擊。幾分鐘後，這條微博下面出現了一句評論，作者「普通法西斯」，他的評論非常粗魯，意思是要跟那位記者的母親發生激烈的性愛。這句話引來了更多的評論和轉發，很多人都認為罵得解氣，但他們肯定不會想到，這位作者就是微博的審查員，他們也不會知道，在那時，這種粗魯骯髒的詛咒和謾罵反而是安全的、合法的，任何一位審查員都不會多看一眼。換句話說，這個國家並不希望你談論自由和民主，他們更願意看到你粗魯地罵娘。

「普通法西斯」在微博上關注的人有300多個，大多都是敢於批評共產黨的人，也就是「不安定因素」和危險分子。他們中有記者、教授、律師，還有一些影視明星，在那個時候，這些人都有勇氣時不時地批評一下政府，雖然絕大多數批評都很委婉和含蓄，比如把政府比喻成有暴力傾向的丈夫，或者是自吹自擂的二流子。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那已經是共產中國言論自由的高峰時刻，堪稱是一代人的黃金年華，但即使是這些含蓄的、指桑罵槐式的批評，也深為政府忌恨，普通法西斯的關注名單中，也常常有人無緣無故地「失蹤」，被禁言、被註銷賬號，甚至被警察逮捕。劉力朋對這些人既欣賞又同情，所以就利用手中的權限，偷偷摸摸地搞點小動作，用他的話說，就是「做一點反審查的事」，幫一些被禁言的賬號解封，把一些被刪除或隱藏的帖子「打撈」回來。他有時也會自責，覺得做這些事違反了職業道德，但很快就想通了，「就像數學中的負負得正，這是一份不道德的工作，違反其道德反而是道德的。」

很多年後，Jenny Ho還記得劉力朋幫她解封賬號的事，她是香港人，在微博上發表了幾條關於香港遊行的消息，然後就遭遇禁言，連續十幾天不能發表任何內容，那時微博開始出現「轉世黨」，當舊的賬號被封，而且無法解除，那就只能註冊一個新的，這就是所謂的「轉世」。就在Jenny準備轉世的時候，劉力朋給她發了一封郵件，說他已經悄悄地幫她解封了。「我不知道他是誰，但他幫了大忙，」Jenny說，「我常常想，這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為什麼要冒着危險做這樣的事？」

不過在劉力朋看來，這事並沒有那麼危險，「如果被發現了，可能會挨一頓批，或者扣我的績效（工資），最嚴重的也不過就是開除，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我早就不想幹了。」

那時劉力朋剛滿30歲，有一張略帶稚氣的臉和過早生出的白髮，以及某種不切實際的樂觀。那些「違反職業道德」的事其實遠比他想的危險，更危險的是，他一直在偷偷地收集微博的審查材料，主要就是審查員的《交班檔案》，其中有來自上級的審查指令，有新發生的敏感事件，新增加的敏感人物和敏感詞句，以及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刪、隱、止、私」4大利器，在那個時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樣蒐集這些東西，只是覺得它們很重要，「這就是一部活的中國當代史啊。」

和很多人想像的不同，這些審查檔案既不規範也不嚴謹，有許多錯字和病句，有一些語句十分粗魯：「……發現了直接除！」「色情圖片直接刪除，不要私密，再發現一律重罰！」如果發生了重大的惡性事件，上級也會發布一些既像威脅也像關心的指令：「今天這個是大事，公安在盯着，大家自己小心。」還有一些則過分直率，就像粗暴的父母教訓闖了禍的孩子，比如2013年5月6日的那條：「與政治色情無關的內容不要隨便處理，別手欠，按程序走！」

看到這條指令時，劉力朋剛剛提交了辭職申請，心裏大感輕鬆，終於可以離開這個破地方了，他想。

5天之後，就在他即將辦完離職手續的時候，他又一次登錄微博的後台管理頁面，發現關注名單中的另一個大V，作家慕容雪村的微博賬號被註銷了。

二、Me

我就是慕容雪村。

在2013年的時候，我還是一位暢銷作家，也是微博的認證（Verifiled）用戶，名字後面有個小小的藍色的V字，這也是大V一詞的由來。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裏，我發表了1900多條微博，其中有很多批評和諷刺共產黨的內容，這些內容大受歡迎，被成千上萬的人轉發和評論，也常常有人因此而稱讚我的勇氣，但事後想來，那些指桑罵槐式的比喻和嘲弄並不是真的勇敢，我所說的，都是可以說的，我所發表的，也都是允許發表的，我最多隻是打了幾個「擦邊球」而已，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公知」一樣，我們從來不曾指出房間裏的大象，也沒有說過要終結共產黨的統治。當然，如果我真的這麼說了，我的賬號，甚至我這個人，也許早就已經不在了。

到2013年5月，我在微博已經擁有將近400萬粉（followers）。這樣的用戶不歸劉力朋管，微博為我們配置了專屬的審查員，稱之為「微博小秘書」，我的那個叫佳佳，每當我發表了什麼不適宜的內容，她就會給我打電話：「老慕，你剛發的那條不行，我給你刪掉了哈。」有時候她也會直接告訴我，哪些人、哪些事不可以提，讓我儘量繞着走，「咱們沒必要跟他們正面衝突，你說對吧？」

她說的是「咱們」，而不是「你」。說這些話的時候，她總是語聲溫柔，帶一點商量的口吻，就像是姐妹或親密的朋友。我從沒見過佳佳，但我得說，我挺喜歡她的工作方式，沒錯，她是一名審查員，但是你看，她的審查那麼溫柔，那麼體貼，也不乏人性的溫度，在這個國家，這樣的審查多麼稀缺和珍貴啊。

我一直不知道我的賬號為什麼被註銷，沒人告訴我答案，佳佳也沒有。那時習近平剛剛上台，還沒有顯露出他的真正意圖，很多人對他寄予厚望，認為他將帶領中國走向民主之路。但沒過多久，一份名為「七不講」的內部文件讓這些人傷透了心，這份文件肯定是出自習近平本人的意思，它要求高校教師不得在課堂上教授7個方面的內容，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

文件泄露的那天，我的日程相當繁忙，先是在一家圖書館做了一場演講，然後趕赴一場聚會，就在乘車的間隙，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條簡短的評論，認為這所謂的「七不講」，其實就是一句話：不準講文明。

習近平政府一定不喜歡這樣的評論，或許就是這句話讓我徹底告別了中國的公共生活。

我至今都記得那場聚會，在北京中心區的一家豪華餐廳，我們十幾個人，有教授、律師、記者和人權活動家，我們開了幾瓶酒，吃了一些很貴的菜，也談到了中國的未來，當時很多人都滿懷信心，認為共產黨的統治不可能持續太久，中國即將迎來美好的明天，「天就快亮了，」一位教授這樣告訴我，「我們一定等得到。」

10年之後，座中有一半以上都成了囚犯，還有一些像我一樣流亡海外，而留在北京的那幾位也沉寂許久，不再發出任何聲音。而當年的那場盛會，還有那些樂觀的言論，也顯得無比虛幻和遙遠，就像一個稍縱即逝的夢。

就在從聚會回家的途中，我收到了一位朋友的私信，他的微博賬號於一天前被禁言，在那個時候，我們覺得禁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則措辭嚴厲的質問，要求下令禁言的國信辦回答我的問題：「誰賦予的權力讓你們可以隨意剝奪公民的言論自由？」

國信辦是中國最重要的審查機構，全稱是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在那個時候，人稱「網絡沙皇」的魯煒剛剛上任，開始實施一系列嚴厲的言論整肅，在接下來的日子，將會有無數的賬號被註銷，還有很多人因為其網絡言論而身陷囹圄。可以想象，他們一定很不喜歡我的質問，更不想回答我的問題，直接把我幹掉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不過這些只是猜測。在這個國家，封殺一個人並不需要有充足的理由，只要違反了那個虛無縹緲、誰都無法說清的「相關規定」，有權力的政府機構就可以發出命令，讓一個人徹底從公共生活中消失。我的報應來得更快，就在我發出那則質問後20分鐘，我的賬號就被註銷了。

許多人為我感到不平，他們為我點亮虛擬的蠟燭，為我開起了「追悼會」，還有幾位朋友宣布停用微博以示抗議，更多的人開始引用我「生前」說過的話，在十幾個小時中，這樣的言論大量涌現，我的名字也成了最熱門的搜索詞。

我的微博小秘書，那位溫柔的審查員佳佳也給我打來電話，她說了很多次「抱歉」，但也認為我應該更小心一些，「沒必要跟他們正面衝突，你說對吧？」

這次她沒有說「咱們」，或許是因為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她也不肯告訴我是哪個機構下的命令，只說是 「上級部門」，事實上，這樣的「上級部門」有無數個，國信辦、宣傳部、公安局，或者是某個人和他秘書，只要他們覺得有必要，就可以下令刪除某條微博，或者註銷某個賬號，而且這樣的命令從來都不會被質疑、被違背。

我希望佳佳能夠多告訴我一些細節，她這樣回答：「抱歉啊老慕，我真的不能說，你也知道，我們都簽了保密協議，你要體諒我，我也有我的生活，對吧？」

這是我和佳佳的最後一次通話，在那之後，我又註冊過許多新的賬號，也發表過很多微博，但每一個賬號都被註銷了，我想佳佳一定也看到了，但她從沒說過一個字。在未來的日子，我時常會想起這位素未謀面的審查員，想起她溫柔、體貼又不乏人性溫度的審查，就像囚犯懷念一位溫柔的獄卒。我不知道佳佳一生中都經歷過什麼，也不知道她是怎樣成為一名審查員的，但無論如何，我希望她能夠幸福。她還年輕，應該可以等得到天亮。

第二天日落時分，我的朋友俞大有給我打來電話，說他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郵件，內容與我有關。我重新坐回電腦前，打開了那封郵件，正文只有一句話：請轉交慕容雪村。附件中有兩張照片，是微博後台管理頁面的截圖，上面有我的賬號的詳細信息：註冊時間、Ip地址、我的手機號碼，每一次被禁言或刪除的原因，以及我一直苦苦追問佳佳的那個問題：是哪個機構、什麼人下令註銷了我的賬號。

三、劉力朋

那是劉力朋在新浪微博的最後一天，該移交的都已經移交了，該收拾的也已經收拾好了，只要再熬過幾小時，他就可以永遠離開這個「惡臭的地方」。

他不認識慕容雪村，也不曾讀過他的書，作為審查員，他看過他的一些微博，但並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感覺他就是，公知年代的許多公知之一，或許是比較大的一個。」他看到了那場聲勢浩大的悼念活動，也專門去看了慕容雪村這個賬號的後台管理記錄，開始並沒有想太多，但漸漸地，一個念頭浮上心頭，他覺得自己可以做點什麼。

劉力朋很少跟人談起自己的工作，而從那時到現在，審查員一直處半地下狀態，用劉力朋自己的話說，「那是一份見不得光的工作」，「一個髒活兒」。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連很親近的人都不知道他具體是做什麼的，「你打電腦啊，會修電腦不？」一位親戚甚至會這樣問他。

劉力朋會修電腦，也懂一些黑客技術，知道怎樣隱藏自己的網絡足跡。他曾經想把「慕容雪村」這個賬號「打撈」回來，不過很快就放棄了，因為這道封殺令來自很高的級別，不可能像對別的賬號那樣，悄悄解封，卻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和溫柔的審查員佳佳一樣，劉力朋也簽過保密協議，不過他決心違反它。趁其他人不注意，他偷偷下載了這兩張網頁截圖，把它拷貝到自己的U盤中，他知道這兩張圖片的價值，他不能直接發給慕容雪村，必須要找一個「中轉站」。

他在慕容雪村的關注列表中找到了俞大有，這是一個不太成功的生意人，言行毫無出格之處，估計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劉力朋花了一點時間瀏覽他和慕容雪村的交流記錄，確定兩人有現實中的聯繫。就是他了，劉力朋對自己說。

離開的時候到了，劉力朋提着他不多的一點家當走出那棟灰撲撲的高樓，沿着古老的京杭大運河走了幾百米，心裏一直琢磨着要不要做這件事。如果被發現了，至少是個拘留，他想，判刑也不是沒有可能，會判多久？兩年，3年？最多也就是3年，不可能再多了。

他走進一家網吧，找了個隱蔽的座位，註冊了一個新的郵箱，用戶名就叫nameless，無名者，他喜歡這個名字。也想到了那句著名的電影台詞：「來，讓我們為這個無名無姓的年代乾一杯！」

他把那兩張圖片發給俞大有，還加了一句留言：請轉交慕容雪村。發完後在電腦前呆坐了一會兒，想起了過去3年的審查員生涯，也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和Alice，再過些日子，他和Alice就要結婚了，她是一個心地單純的姑娘，對政治完全無感，大概也不會理解自己做這事的意義，算了，還是別跟她說了，免得她擔心。

過了大約40分鐘，俞大有回信了，也是隻有一句話：那位朋友問你，這東西可不可以公開？

劉力朋早就想過這事，一旦「那位朋友」把這兩張圖片公開發表，新浪微博肯定會追查是誰泄露出去的，說不定還會報警。他猶豫了一會兒，想有多少人能夠看到這些後台機密，至少也得有三、四百人吧，他想，他們不見得就會懷疑自己。

「可以公開，」他這樣寫道，「反正他們也不太可能找到我。」

他退出郵箱，刪除了瀏覽歷史，做完後又檢查了一遍，確定沒留下什麼馬跡蛛絲，這才放心地站起來，網吧裏有許多玩遊戲的年輕人，他們盯着電腦屏幕，嘴裏胡亂地喊叫着，誰都沒有注意他。劉力朋低下頭，悄無聲息地走出網吧，外面天快黑了，他撣了撣衣袖，就像拂去了一些長期沾染的髒東西，然後快步走進黃昏散步的人流之中。

四、Me

無名者發來的兩張截圖中有很多名字：孫業誠、賈凡、雷小蕾……他們都是微博的審查員，有些還是審查員的領導，還有錢鋒，就是他動手註銷了我的賬號。還有老沉，他是新浪的總編輯，也曾是我的朋友，但因為這起事件，我們的友誼就此終結，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也不曾互致問候，在他眼中，我肯定已經成了一個「敏感分子」，就像必須遠離的病毒。我能夠理解他，也很抱歉給他添了那麼多麻煩。

最重要的角色是彭波，也就是截圖中的那位「彭部長」，在那個時候，他剛剛晉升到副部級，成了中國無法無天的特權階層中的一員，他常常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號稱要「實現網絡空間的全面清朗」，意思是要消除一切對共產黨不利的聲音，也就是因為這個，他下令對我全網封殺。這位彭部長有一個閃亮的禿頭和一張扁闊的嘴，看起來威嚴而不乏智慧，我用了一點時間才查明他的身份，然後寫了一篇語調鏗鏘的文章，說他是「黑暗中的弄權者」，「你不可能永遠地棲身黑暗，黑暗也不可能永遠地庇護於你，總有一日你會暴露在陽光下，到那時，我會讓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

過了兩個月，在一個心潮難平的午後，我用新註冊的賬號發了一條語帶威脅的微博，隔空告訴彭波：如果我的賬號再被註銷，我將動用我全部的資源來調查你的貪腐事蹟，然後將之公之於衆，「這個賬號消失之日，也就是你入獄之時。勿謂言之不預也。」

這些話並非全然的無的放矢。在升為副部級高官之前，彭波曾是記者、編輯和出版人，我們有許多共同的熟人和朋友，雖然他常常聲稱「我不是什麼官，我就是一個火線上的小兵。」而且常常談到「清廉」和「正直」，但他的生活並不像他自詡得那樣清白，了解中國的人也會明白，像彭波這樣手握大權的高官也幾乎不可能清白。

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彭波對我的那條微博也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敬畏，大約一個月後，我新註冊的微博賬號又一次被註銷，那時已經是午夜時分，我剛剛回到住處，就接到了新浪總編輯——也就是圖中的那位老沉，我曾經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他聽上去十分緊張，說這次封殺是另一個部門下的命令，與彭波沒有半點關係，還提醒我「不要被別人利用了。」

「彭波記者出身，跟你我一樣，我們原本都是一路人，」老沉說，「而且他上次下令封殺你也是身不由己，他也是奉命行事，你就不要搞他了吧？」接着他建議我和彭波見面談一談，「就現在，就我們三個，我們找個地方喝一杯，把這事說開，好不好？」

在大約兩小時內，類似的電話我一共接了6通，除了老沉，還有我們共同的朋友，內容都是「別搞他了，結下私仇對你也沒什麼好處」。我聽而不聞，在電腦上起草了一則啓事，準備懸賞20萬元徵集彭波的貪腐證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俞大有打來電話，他說：「你這麼一搞，彭波肯定危險了，但如果你搞不倒他，那位給你通風報信的哥們兒麻煩就大了，他好心好意地幫了你，你可不能連累人家啊。」

五、me and my censor

關於這一切，劉力朋一無所知。他沒有讀過我的文章，也不知道我和彭波之間的那場秘密戰爭，在2013年夏天，他和Alice結了婚，婚禮舉辦於天津的一家高檔酒店，當時賀客如雲，有親戚、有同學和朋友，劉力朋喝了不少酒，聽了許多喜慶的話，但時不時地，也會想起他不久前的審查員生涯，依然有種想嘔吐的感覺。

婚禮之後,一位親戚介紹他去一家國營企業工作了一段時間，那份工作「不算開心，但也不算不開心，就是平平吧。」也就是在那段時間，Alice懷上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或許是為了更好的收入，劉力朋跳槽去了樂視網，這是一家類似Netflix的流媒體網站，他在那裏做質量控制主管，這工作與審查沒什麼關係，但他和審查員們一起工作，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審查指令，來自中宣部的、網信辦的，還有廣電總局的，有一些指令匪夷所思，比如綜藝節目的主持人說一句「笑死我了」，在字幕中，這個「死」字就必須加上雙引號，不然就屬違規，似乎觀衆的智力不足以理解這句簡單之極的話似的。

「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劉力朋笑着說，「我開始大量地收集這些資料。」他自己架設了6個設在境外的VPN服務器，開始整頁整頁地拷貝這些審查指令，然後將它們全部上傳到牆外的雲盤中，在大約4年的時間裏，他收集了超過一百萬字的審查資料，而且越來越相信，這些資料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他暗暗發誓，總有一日他會把這些公之於衆，「讓大家知道這個邪惡的系統是怎麼運作的，就像，」他結結巴巴地說，「就像揭開一個黑暗的騙局。」

他知道這事有多麼危險，所以一直瞞着Alice，如果讓她知道了，她一定會嚇得魂不附體，他這樣想。隨着審查檔案一天天增加，他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緊張，他很清楚，自己的行為早就夠得上坐牢了，三年起步，五年六年不在話下，十年八年也不無可能，而他的兒子剛會走路，還有一個剛剛出生的小女兒，如果他被警察帶走，那麼這個家就算毀了。

他一直都很沉默，這沉重的負擔讓他越發沉默，他很少結交新朋友，跟任何人都不吐露心跡，走在街上，他大多數時間都是低着頭，很怕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在這座1500萬人口的城市，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正在做着那麼危險的事。

那時我已經從中國的公共生活中徹底消失，我的書不能出版，文章無處發表，在離劉力朋大約150公里的小公寓中，我離群索居，常常為錢發愁，也常常會想起那位無名者，他或她是個怎樣的人？為什麼要冒着危險向我通風報信？有一瞬間，我甚至想到了佳佳，我專屬的那溫柔的審查員，會不會是她冒着風險向我通風報信？但無論如何，我和俞大有都同意，這是個了不起的人。「如果有一天，這個謎解開了，」俞大有說，「我一定要請這位無名者吃頓飯。」我也是這麼想的，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我一定要走到他或她面前，鄭重地說一聲「謝謝你，謝謝你在那個無名無姓的年代所做的一切。」

在那個無名無姓的年代，彭波一如既往地官運亨通，他常常出現在電視和報紙上，主持會議，發表講話，號召人們要「學習好、宣傳好、貫徹好、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還要「提高社會公衆的舉報意識，自覺清理網上有害信息」，他的權力也越來越大，除了網絡輿論，還負責「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也就是對中國的信仰群體進行打擊和鎮壓，其中一定有無數淚水和鮮血，我的那些因為信仰而被毆打、被逮捕的朋友，或許就是因為他的一紙命令而身陷苦難之中。在2018年的時候，彭波還成了中國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的一名新聞學教授，在課堂上，他時不時地就會告訴他的學生：「我不是什麼官，我就是一個火線上的小兵。」

當人們回首往事，常常感慨於時光之迅猛無情，我已經很難想起我是怎樣熬過那艱難的歲月，劉力朋也有相同的感受，「就像做夢一樣，」他說，「不經意間，幾年就過去了。」

2019年末，Covid-19開始在人群中蔓延，先是武漢，然後是整個世界，短短几個月間，就有數百萬人被奪去了生命。在中國，習近平開始推行他的野蠻而殘酷的病毒清零政策，把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監獄，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動輒被徹底封鎖，未經放可，任何人都不得外出，即使是為了水和食物，即使是亟待就醫的重症病人和即將分娩的孕婦。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劉力朋決定離開中國，他無法忍受這囚徒般的生活，更擔心自己收集的那些審查檔案。那時中國政府開始用各種二維碼來控制中國人的生活，包括行程碼、場所碼、健康碼……這些東西就像無形的鐐銬，無論走去哪裏都需要掃碼向政府報告自己的位置和行動軌跡，只要稍有差失，就可能被搜查，甚至被逮捕。「如果他們查看我的手機，那一切都完了，」劉力朋說，「所以我必須儘快離開。」

那時航班極少，天津機場已經關閉，他和Alice帶着兩個孩子取道北京，幾乎是在最後一刻登上了前往洛杉機的飛機。直到飛機起飛之時，他的心情才安定下來，「就像一個困在火場中的人，終於終於終於逃了出來。」

差不多與此同時，我買了一張火車票，悄悄地潛入依然被封鎖的武漢，在那裏調查採訪了一個月，然後躲在中國西南部的大山中，用幾個月的時間寫完了Deadly Quiet City,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候，我拖着一個行李箱，看上去就像短期出差的樣子，心驚膽顫地離開了中國，直到過海關的那一刻，我都不確定我們的政府是否會允許我這樣一個「敏感分子」離開，但登上飛機之後，我清楚地意識到，也許有生之年我再也不會回來了。

就像一年多之前，劉力朋和Alice離開中國時的心情。

那時彭波已經被停職調查，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根據官方報道，這位「火線上的小兵」一共收受賄賂5464萬元，不過了解中國的人都明白，受賄絕不是他唯一的罪行，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像他這樣的高官本來都擁有貪污受賄的豁免權，受懲罰很可能只是因為「站錯了隊」，或政治上不夠忠誠——雖然他無數次學習、宣傳、貫徹、落實習近平精神，但習近平依然覺得他不夠忠誠。有意思的是他受賄的金額，因為其中有「64」，如果權力還在他的手中，他很可能會親自，或命令手下刪除這個數字。

劉力朋很享受美國的生活，到達洛杉機的第一天，他們全家去吃了一頓IN N OUT，這是他最喜歡的食物，在此後的四年中，每到了這一天，他們都會再次光顧那家店，買幾個漢堡、一堆薯條和幾杯汽水，然後全家人同時舉杯，慶賀他們終於過上了自由的生活。

「雖然已經在這裏住了幾年，但我還是會驚歎於南加州的藍天，我在中國活了那麼久，從來就沒見過這麼藍的天。」劉力朋說。

他在推特上給我發了一封私信，語氣過分的客氣：「慕容先生您好，冒昧打攪請見諒……」接着他問我記不記得曾經收過一封郵件，是經由俞大有轉發的，裏面有兩張微博後台的截圖……像是有某種心靈感應似的，我幾乎瞬間就看到了他的留言，心潮一陣激盪，我說是的，有這事，我一直不知道是誰發的郵件，非常感謝你。

我們通了一個長長的電話，就像失散多年的老友，各自講述別後所發生的一切，劉力朋說：「我就是想證明，雖然我做過微博審查，但並不是個壞蛋。」

我回答：「我可以為你證明。」

在那之後，許多媒體都報道了劉力朋的事蹟，人們稱讚他就像電影《他人的生活》中的那位好心的秘密探員，或者是一個信息世界的「脫北者」，他也如願以償地成了中國數字時代網站的一名編輯，在那裏，他把自己收集的審查檔案分類、編輯，然後逐一上傳，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查閱，去見識這個他曾供職的黑暗系統到底有多麼黑暗。「我本來是個審查員，現在卻做着反審查的工作，」劉力朋這樣對我說，「想起來，哎呀，就像一場夢一樣。」

那時我的書已經在澳洲、美國和英國等多個國家出版，劉力朋也多次向我表示祝賀，我們約好，未來一定要聚會一次，他來澳洲，或者我去加州，聚會時我們一定要喝上一杯，為了我們的自由，也為了那個無名無姓的年代中他所做的一切。

而在我們的祖國，在那些防衛森嚴的監獄中，還有無數我們的朋友，那些學者、律師、記者、牧師，正在艱難地熬着歲月，而彭波也在其中。2021年12月23日，他最後一次出現在新聞報道中，那是他的受審現場，他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裝，戴着大黑框眼鏡，神情木訥地站在被告席上，根據官方報道，他犯有許多罪行，包括「理想信念坍塌」「對黨不忠誠」「搞迷信活動」和「違規出入私人會所」，還有他收受賄賂的那個不祥的數字，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彭波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他肯定知道，上訴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對他曾效力的這個政權來說，法律並不重要，領導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命運，就像8年前，在他還是領導的時候，他的一句話就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國家電視台用了大約兩分鐘的時間來報道這次審判，其中有許多彭波的面部特寫，在兩位高大魁梧的警察的襯托下，這位64歲的前高官、前教授和「火線上的小兵」顯得格外瘦弱，也格外蒼老，滿頭的頭髮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