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曾參加巴勒斯坦紮營抗議的華人師生還好嗎？

2025年3月10日，哥倫比亞大學巴勒斯坦團結營地的學生談判代表和發言人Mahmoud Khalil在紐約的住所被國土安全部特工拘捕，並被轉移至ICE（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所等待驅逐。Khalil的被捕震驚美國社會，因為他持有綠卡，是美國永久居民，且沒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國務卿盧比奧稱驅逐他的原因是「其在美國的存在或活動可能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造成嚴重不利後果」。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兌現「嚴懲2024年美國大學支持巴勒斯坦抗議活動參與者」的承諾，並把對抗議學生的「秋後算賬」與其徹底重塑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更宏大戰略結合起來。美國大學因縱容「反猶主義」而被切斷大量聯邦經費，而參與抗議的國際學生被吊銷簽證、綠卡，並被拘捕並面臨驅逐的新聞不時出現。

當美國大學的言論和學術自由受到威脅，曾參與抗議的華人師生同樣處於巨大的潛在風險中。去年5月，我採訪過七名美國高校的華人師生，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所在學校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他們中有人直接參與紮營，有人策劃罷工，有人只是密切觀察形勢。

一年後，我開始牽掛他們的境況：他們恐懼嗎？大學裏現在是什麼氛圍？他們是否還在繼續抗爭？如何看待美國這一年來發生的變化？我回訪了其中四位仍身處原先校園的師生，記錄下他們此刻的感受。

Erwin，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生

去年Erwin沒有直接參與哥大營地以及佔領漢密爾頓大廳，但加入了此後的一系列抗爭，與友人一起蒐集校園警暴證言，並給本科生群發郵件，徵集簽名支持各種形式的罷工。他經常以拉美革命的經驗關照美國生活的現實。去年他說：「我們什麼都沒做錯，不需要你來原諒。」

我感覺自己現在的處境比許多手足要安全得多。最近我和朋友覆盤，為什麼我們至今還沒有被舉報、打擊。想了一想，我們參加抗議的時候沒有留下姓名，在現場都戴口罩，各種聯署也都沒簽。去年我們蒐集了許多學生在封校期間的證詞，並給本科生群發，讓他們一起簽名支持研究生罷工。當時我們用了自己的學校郵箱。說實話，如果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想要追查，是能查到我們的。不過那封郵件裏我們沒有提巴勒斯坦，只是停留在校園言論自由這個自由派的安全範圍裏。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學校目前還沒有抓到本科生，因為去年抗議時研究生更勇一些。另外可能優先抓的都是來自中東的學生，這當然也是個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

我甚至猜測哥大是不是在和ICE（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合作，提供某些學生領袖的信息，這樣就能擺脫他們。因為理論上大家的地址就是學校地址，住校的學生比住外面的學生更難被抓到，但為什麼ICE能那麼準就抓到他們呢？

其實去年營地結束後到現在，我也沒做太多事情。可以去抗議，但萬一被警察抓住就直接遣返了。至於學校的研究生工會，在Mahmoud Khalil被抓後說打算罷工。但他們的反應太慢了，事發一週之後才說要罷工，更何況最後還不是真罷工，而是想搞「宣傳性糾察」（informational picket；即工會派傳單﹑舉牌等行動）。

但我還是告訴他們，如果他們罷工，我會盡我所能給予支持。我擬完了給本科生的群發郵件，他們又讓我先別發，說還在研究罷工細節，然後又很長時間沒回復。等我再問，他們又開始說，現在學生很擔心去上課被ICE抓，所以想要改成線上線下混合教學。

我作為國際學生，擔心的不是課堂，課堂是現在唯一正常的地方。我擔心的是我的法律狀態，擔心學校和ICE直接合作，提供我的地址，然後ICE來敲我的宿舍門。而改成線上上課，我們豈不是有更多時間待在宿舍，豈不更危險嗎？

現在被針對打擊的主要還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但在有些地方，移民權益行動者、工會領袖也都是打擊對象。各種大學的DEI（多元、平等、包容）部門是整肅對象，有時則是純粹的砍預算。最近好幾所理工科學校還被特朗普政府要求解釋學校裏中國留學生的問題。我感覺只要觸動美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歷史底色的行動者，基本都會被針對。這和現在的中國一模一樣，先是攻擊民主行動者，然後是少數族裔、搞酷兒的、搞工運的，全都逃不掉。

現在哥大的這個情況，我就等着下個月課上完回家，趕緊離開美國。我甚至不準備參加畢業典禮。因為我覺得這所學校不配說出我的名字，不配我坐在下面給它鼓掌。不配。而且我一旦去了，肯定會身披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旗，最後又要被趕出去，所以就還不如不去。

還有我是跨性別，現在我的證件上的性別都改過來了。可如果美國這邊查到這和以前舊簽證上的信息不一致，他們會不會要我重新改回我的出生性別？之前我還想試一下，現在我連試都不想試了。總之，許多事情都在劇變，最後疊加在一起，讓我只想盡快離開這個地方。

我是學拉美史的，他們經歷過十幾年的漫長獨裁統治，但一直有抗議，一直有抵抗，一直有希望。希望總是有的，但它永遠取決於對獨裁的有組織抵抗。比如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Plaza de Mayo），比如智利不斷抗議皮諾切特的工人。現在的問題是，很多美國人似乎都不太相信自己的民主了（雖然美國的民主本身也很難讓人相信得起來）。

從課堂討論來看，能感受到學生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憤怒，但缺乏好的領導，無論是工會還是CUAD（哥倫比亞大學種族隔離撤資組織）。現在是指望美國人來領導的時刻。去年無論是抗議還是罷工，其實都是很多留學生冒着被學校開除、停課的風險在組織。那現在當國際學生需要被保護的時候，美國學生會站出來嗎？我感覺好像不會。學生們確實在課堂上熱火朝天地討論，但最終他們沒有去訴諸實踐。你們得去罷工，得去提出訴求。你們的工會主席都被開了，這肯定是不合法的，要行動啊！

Vova，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研究生

去年Vova觀察了學校的巴勒斯坦抗議和營地，雖然並未參與其中，卻被學校停學處分。之後的維權歷程，以及在法學院學到的知識都讓他對美國社會的運作方式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去年他說：「有那麼多學生被冤枉，我理解成此舉是學校有意在搞擴大化，殺雞儆猴……如果我也能被整，那他們可以整看不順眼的任何一個人。」

哥大的情況很不好。學校最近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們陷在漩渦裏了，學生基本已處在被放棄狀態。它給我們發的所有聲明、郵件，都很假大空，諸如「我們堅持了自己的原則」這樣的話可以重複說很多遍，但就是不說他們具體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堅守了什麼原則。

我們最近被抓的學生不少。DHS（國土安全部）和ICE的麵包車經常停在學生住所附近。於是學生在Signal群聊裏建起了內部監控網絡，報告這些人的動向。氛圍挺緊張的，學生很恐慌，給學校寫了很多郵件諮詢，而學校也沒什麼反應。

我去年被學校錯誤地停學，一開始我也挺擔心。畢竟這屆政府是一個政治迫害政府，我還是能感覺到危險。但在觀察了他們抓人的模式後，稍微放心了一點。目前他們抓的都是非常公開的人，而就連抓這些二號人物、三號人物都很費力，那如果要把手伸到我這種五百號人物這裏，估計還要過很久。

此外，特朗普政府想讓哥大交出所有被學校處罰過的學生名單，但學校交了一份把名字全都編輯掉的名單。你只能看到上面寫了A做了什麼，B做了什麼，如果要看A和B是誰，就得再向哥大申請。而且現在紐約的聯邦法院做了決定，哥大不能把這些信息都交給政府。政府如果想獲得名單，還得通過最高法院，而能不能讓政府這樣搜查個人信息，涉及到許多憲法修正案。

當然，就算是真要遣返我這樣一個有簽證的人，也必須先開一個聽證會。那屆時我還是有機會的，我可以有理有據地講，我真的沒有做錯什麼，我不知道他們能編出什麼證據來。我現在最怕的一是哥大完全放棄，直接把我的名字交上去，二是政府完全亂來，無視所有法院禁令，直接把我運去薩爾瓦多，那我確實沒辦法。

最近我從國外入境美國，做的信息安全準備比回中國都完善。基本把大部分聊天記錄從手機、電腦端都刪了。然後再搜索關鍵詞，「特朗普」、「萬斯」、「猶太」、「巴勒斯坦」、「邊境」、「移民」……能想到的全都刪除。還好我平時挺注意信息安全，許多消息每週都會自動清空，最後還是用了兩三個小時。最後手機裏只剩下旅遊照片，雖然我去過很多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當然，如果僅僅因為這個理由就遣返我，那我也只好認栽。

新聞上說聯邦政府撤走了哥大4億美元的撥款。撥款就像一個水龍頭，每週都有資金流入，而特朗普直接把水龍頭擰上了，也不說什麼時候再開。所以每週撤走的撥款數字都在不斷上漲，很快就會超過4億了。每年的聯邦撥款總共16億，也有可能完全停掉。雖然學校現在簽了協議，但特朗普政府的意思是，這只是一個好的開始，接下來還會提別的要求。

現在管理層已經跟教授、學生割裂了。校長和學校董事會每天跟白宮談，但教授和學生持另不同意見。人文社科的教授和學生覺得，既然這都能妥協，豈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為所欲為，那大家就別上學了。反正我們法學院不拿任何聯邦撥款，就算停掉哥大所有的錢，對我們也沒有任何影響。

但醫學院、工學院和基礎科學那邊不是這麼想的。現在聯邦停掉的對學校的撥款主要是用來支持他們的。如果你停一週聯邦撥款，醫學院的很多實驗室可能就得關掉。所以不是說他們不支持學術獨立，但沒有撥款他們確實活不下去。作為學校管理層，得想辦法把他們那邊保住。

我們法學院的許多教授聯名寫過一篇文章，論述現在特朗普針對哥大的行政令無論從內容還是程序上都是違法的。從內容上看，行政令給出的理由是哥大違反了《民權法案》第六章（Title VI Allegation），對猶太學生所處的敵視性環境熟視無睹（deliberate indifference）。但在法庭上這個論點完全無法被支持，因為哥大校方實際上做了很多事，只不過在政府眼裏他們沒有成功。而另一方面，從特朗普下達一個援引《民權法案》的政令到實際停掉撥款，當中要走一系列程序。但特朗普政府自然是全部跳過的，他們現在根本就無視法律。所以法學院教授的意思是，去打官司迎擊，把這4億美元要回來。

校董會的意思是，就算你告贏了，他們還有很多別的方法來搞你。最乾脆的做法就是明年直接不續這16億美元了。所以為了不被搞，還是應該簽協議。協議是校董會和教育部長Linda Mcmahon在談。教育部那邊其實態度還算挺好，但問題是現在做決策的不是教育部的人，而是國土安全顧問、白宮副幕僚長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哥大做出的妥協他始終不滿意，還要不斷再加壓。作為極右翼，他對高等教育持完全不同的意見。我們法學院的教授認為，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摧毀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體系。

所以相當於哥大被敲詐了，給了白宮各種妥協，但什麼都沒有得到。校長和校董兩頭不討好，把學校裏的人基本全都得罪了，但錢還是沒拿回來。接下來校長和校董可能都要辭職。過去包括我在內，很多人都討厭校長，覺得她說了很多空話，什麼都沒幹。但現在大家知道，處在這個位置上，其實也做不了什麼。

法學院教授還提出了另一個辦法，就是讓很多大學一起去集體訴訟，這樣能把事情拖很久，上升到最高法院，做成一個全國性案件，讓聯邦政府陷入很麻煩的境地。但現在其他大學還不願意這麼做，因為不想當出頭鳥。大家都知道誰得罪了特朗普，他就會打擊誰。所以教授們認為，可能要等政府的壓力大到讓許多大學都覺得無法容忍，觸及了所有人的底線，才會有這樣大規模的反彈。

法學院在美國的高校中通常是比較右翼的，即使左翼教師，往往也只是中左。當然，法學院的右翼教師通常也只是中右，不太會有MAGA教授。去年學生紮營抗議加沙戰爭的時候，並沒有太多教師支持。

但我們有一個非常左翼的教授 Katherine Franke，她一直出面批評這、批評那，到處抗爭，和學校、同事的關係都比較差。因為對以色列和部分以色列學生做過非常嚴厲的批評，她惹了不少麻煩。今年1月，學校大概是為了提前規避風險，就把她解僱了。一般來說，美國高校很少會因為個人意見而解僱終身教授。在法學院很多教授看來，這件事已經觸及了底線。所以最後有57名終身（tenure）或預備終身（tenure track）教授簽署聯名抗議，儘管他們私交可能並不好。

許多中間派或中右翼教授都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一個左翼教授說，某個中右翼教授之前去敲他的門，說「我想要加入抵抗」。他覺得很好笑，因為「抵抗」（resistance）這個詞有很強烈的左翼色彩，過去就連中左派都不會用的。

學生則處在一種自我組織狀態中。教授和學生最近都在校外開地下會議商討對策。聊天全都轉去了Signal，而傳單都是私下信任的朋友之間小規模分發，不會在大群通知，以免被校方或持某些觀點的學生知道後報復，他們會滲透進一些會議錄音，然後組織大規模人身攻擊。

現在這些地下會議往往是在學校周邊的教堂裏進行，甚至包括巴勒斯坦行動相關的會議。因為教堂比較私密，不太會被搜查，對我們又比較包容。於是大家紛紛戴着阿拉伯頭巾（keffiyeh）坐在教堂裏，還有不少穆斯林學生，這畫面我感覺也挺諷刺的。

也有學生在試圖組織罷工，但這種公開行動現在風險都很大，只能由美國學生來進行。其實現在看到去年紮營有那麼多國際學生參與，我也挺驚訝的。感覺他們要麼沒有完全考慮清除自己面臨的風險，要麼就是真的勇。

從學校的角度來看，校董會雖然看上去軟弱，但其實還是有些底線的。比如他們沒有同意把之前處分的學生名單上交政府，所以還被特朗普罵了。此外政府要求接管學校的中東學系，學校也不願意，而是說在外面找一個第三方來管。就算迫不得已要處罰一些人，也儘量只動那些最嚴重、最公開的人。比如Khalil雖然被抓了，但哥大甚至沒有吊銷他的學位。總之在一些觸及基本原則的事情上，他們還在堅持反擊。

特朗普現在針對大學和律所的行政命令往往是完全非法的，甚至會同時違反各種憲法修正案和平權法案。在法律教授和律師看來，這是完全不可容忍的。因為美國這個國家能維持到今天，就是靠了它的司法制度。無論你有什麼樣的意見，都應該遵守這種制度。最近特朗普、馬斯克和許多MAGA官員都說要彈劾叫停他們行政令的法官，結果就連保守派大法官羅伯茨（John Roberts）都看不下去了，出來為法官說話。

我覺得最近美國法院的表現還挺好的，因為這些違法的政令如果被上訴到聯邦或巡迴法院，基本都會被駁回。就算打到最高法院，雖然我們現在常說高院很保守，但其實像羅伯茨、巴雷特（Amy Barrett）、戈薩奇（Neil Gorsuch）這三位保守派法官也還是體面的，對於特朗普政府一些明目張膽的違法行為、明顯胡編亂造的論點，他們還是會出面反駁。我還是相信這些人的。

當然，政府和ICE這邊也有自己的對策。除了各種擦邊或肯定不合法的行政令外，他們的另一個策略就是打你個措手不及，比如抓了人之後儘快送往ICE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中心，或者乾脆直接遣返出去。路易斯安那州是非常保守的第五巡回法庭，可能比高院還保守。另一方面，ICE在那裏的拘留中心非常偏僻，距離最近的機場都要兩三小時車程。這樣就能儘量防止律師去見你，讓你感到絕望，是一個剝奪你正當權益的狡猾辦法。所以一旦被ICE拘捕，就要第一時間在藍州上訴，這樣會讓你儘可能留在一個好的司法管轄區。

特朗普政府現在的行為肯定也會對我未來作為律師的前景產生影響。首先，因為移民政策的頻繁變動，我沒法做未來的長遠計劃；其次，他最近打擊了很多律所，雖然我實習的律所還沒被觸動，但大家也都很擔心；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法治正在受到根本性破壞。通過整肅律所，他想把我們變成一個只能寫寫合同，或者幫他的政府打官司的行業。哪怕從經濟收入角度來看，這一點也很好理解：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制度保障，你的職業才會顯得重要。律師在美國地位高、收費高，那是因為美國的法治。如果法治被破壞，律師的地位就會降低，我們的收費也會越來越低。

所以我也在計劃探索一下海外的律師事務所，比如倫敦、迪拜、新加坡、東京。不過現在很多美國律師因為不滿美國的現狀潤了出去，導致這些賽道都變得非常卷。美國律師都在往外跑了，哪輪得到我們外國人。

未來美國如果要有一個自我修復過程，那我覺得國會應該立法，防止行政權這種濫用職權的行徑。法院的權力還可以更大一些。如果你只能裁定某個行政令違法，但又沒法強制執行，這有什麼用。如果行政機構不執行法律，那就應該給特朗普的「邊境沙皇」Tom Homan，甚至盧比奧這樣的人判一個藐視法庭，甚至是刑事藐視法庭，把他關進去，這樣才能顯示美國的制度在起作用。當然，這對美國來說都是非常非常遙遠的事了。

Zo，加州，加州大學某分校教工

Zo所在的加州大學分校是美國著名的「左校」，師生對巴勒斯坦營地的支持熱情也十分高漲。去年採訪時，該校是唯一一所營地仍未被拆除的學校，營地學生正在積極演練如何應對未來的警察清場。採訪後不久，研究生也開始了罷工。不過去年採訪時，Zo已經感受到了抗爭之難。Ta說：「在美國，你沒法很自由地作為一個人去戰鬥。」

我們學校本科生的營地是去年5月1日立起來的，經歷了一個月，在5月31日被清除。與此同時研究生也在罷工。一度在學校的核心區域的路口，左邊是本科生營地，右邊是研究生罷工的糾察線。營地被清除後，研究生的罷工還持續了幾天，後來有個法官出了個臨時限制令（TRO），罷工就只能暫停，然後工會方面也表示停止，之後就沒有新的研究生罷工了。

營地被清除時，許多學生被抓，還有人被起訴，據我所知都是輕罪。教師也被抓了三個，但後來都釋放了。一部分學生被下了禁制令，兩週內不能進學校的邊界，結果許多學生甚至沒法回宿舍拿東西。

針對不同學生的控罪在法律細節上非常不同，這就把紮營學生的集體訴求變成了一個個學生應對自己被控罪的個人化抗爭。對多數學生的控罪都被撤銷了，但我們覺得，現在對社會運動的鎮壓就是給你製造很多麻煩。法官可能最後不會真的起訴你，因為起訴也需要很多法律成本，但控、罪、撤銷這一來一去，會給你增加非常多的負擔。

比如法律程序要進行很多次聽證會，而聽證會需要法律觀察員，需要志願者在現場進行第三方記錄，而這些志願者就是我們老師自己。所以我的同事們都去旁聽這些聽證會，而因為被控罪的學生多達幾十個，所以老師們每天要出席好多場聽證會，最後整個人都聽暈了。

再比如有的被下禁制令的學生，那兩週正好有考試，而考試又要到現場，結果他沒法參加考試，那門課就只能掛了，可能還會導致沒法按時畢業。總之學校不會公然直接開除你，但會極大地增加你繼續課業的難度。

有個研究生，也算是研究生工會里的中層，因為參與罷工，被學校解僱了。後來大家進行了跨校動員抗議，最後她被學校特赦。但這一來一去，差不多經歷了三個月，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

我們學校的SJP（學生支持巴勒斯坦正義組織）被禁了，組織架構還在，但不再是學校社團，所以也就沒法申請學校的社團經費。當然他們可能還會有一些校外的捐款，但運作模式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他們還會共同在校外協辦一些巴勒斯坦相關的活動，但現在去參加他們聚會的人都會戴口罩。

最近特朗普開始打擊哥大後，我們學校也很慌張。猶太復國主義陣營列過好幾個支持巴勒斯坦（當然他們會說成「支持哈馬斯」）學校的清單，我們學校都在裏面。美國司法部也在進行一個高校「反猶主義」調查，加州大學的四所分校都是調查對象。

不同於其他許多學校的是，我們學校不僅有FSJP（教職員工支持巴勒斯坦正義組織），而且它還有一個結構完整的單獨的網站。去年紮營時，許多教職員工簽署了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這一方面是為了表達對學生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分擔一些學生面臨的危險。

簽名者中幾乎只有我一個外國人，還有一名員工是DACA（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我們討論過是否要把我的名字撤下來，但我覺得肯定已經被人備份了，這時候拿下來，別人一比對，反而顯得更可疑。不過我們還是把FSJP的網站關閉了，算是一種保護措施吧。

我自己也還是有一些恐懼和擔憂的。昨天布朗大學一個和我一樣持H-1B工作簽證的學者剛被遣返。而且他們現在完全不走法律程序了。法官其實下令說她不能被遣返，因為之後還有上庭開聽證會，結果就直接在聽證會前把她遣返了。

雖然我們學校還沒有發生ICE上門抓人的事情，但學生在心態上還是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有些學生不敢來學校上課。大學發了個通知，說教室是半私人空間，ICE不能進來抓學生。但這全都是理論上的，現在也沒人知道如果真發生這種情況該怎麼辦。我有一個同事說，如果ICE真的出現在教室，我完全沒有能力去保衛自己的學生，因為我自己也是移民，也有可能被遣返。

我們教師內部也一直在討論，現在打算做一些緊急演練，同時比較信任的同事們在各種Signal群聊裏分享信息，並制定預案。當然也有線下動員，比如針對特朗普政府對高等教育系統的攻擊，4月17日全美教育工作者會舉辦一個全國行動日，那天預計會有很多線下活動。

學校老師正在積極思考對策，但現在並不只是具體圍繞巴勒斯坦問題，而是和整個政治局勢聯繫在一起了。因為狀況實在太多，還有移民問題，就連此前對運動不怎麼積極的理工科師生也因為經費被削減而加入進來，形成了一個更大的網絡。大家比以前更能形成共識了，因為知道無人可以倖免。去年抗議動員期間，我們的教職員工內部出現了很多裂痕，今年面對共同的困難，這些裂痕彷彿都修復了。

當然分歧也是有的，比如我們工會內部也會爭論，有人認為現在應該向加州大學系統爭取更多資助和法律援助，也有人認為，現在管理層肯定也會以學校的錢被聯邦卡着為由拒絕提供幫助，所以不如我們自己先動員起來，直接搞抗議。

去年受訪時，我說「美國的恐懼是網格化的、更精細的資本主義管控體系」，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不是說它不暴力，而是它的暴力是通過法律，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進行。學校自然會發一些非常泛泛的郵件，說「我們還是非常支持無證學生等等」，但其實你得不到任何實際幫助，因為每個人都困在自己的系統裏。

無論移民還是高等教育系統，它們都是把人分化的，這是一個非常精細地管理你的體系。我們面臨着同樣的威脅，但哪怕我們想要聯合，我們也會發現每個人的處境非常不一樣。比如現在面臨遣返的哥大學生Khalil，他有綠卡，他妻子是懷孕八個月美國公民。所以現在營救他的策略就是讓他妻子站出來說，我是公民，你侵犯了我的權益，因為我的家屬被不公正對待了。

但沒有美國公民伴侶的綠卡持有者就不一樣，H-1B工簽的策略也不一樣，F-1學簽也不一樣。再比如我簽證快到期了，而我的同事簽證有效，但護照快到期了，更新護照至少要等半年，那我們的應對策略也會非常不一樣。

我還沒有觀察到現在美國的情況和過去有非常明顯的不同。或許有人說，特朗普政府更容易違法、不遵守程序了，但他的第一任期也做了許多違法的事情，比如移民監獄違法關押移民的事情其實一直有，只不過以前沒有那麼多的報道。

當然現在有這些非常受關注的高階案件，尤其綠卡持有者也面臨遣返、拘押，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是很嚴重的。但因為事情剛剛發生，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情況。最後還要看這些官司能不能打贏，會不會搞擴大化，波及範圍到底有多大，打擊對象是否有族裔特徵，比如只針對中東地區出生的人，還是所有簽證持有者都會被查。我們都還在理解形勢，並試圖做出更有效的反應和抵抗。

John，芝加哥，西北大學研究生

John曾在中國參與白紙抗爭，也加入了西北大學的巴勒斯坦團結營地。在營地汲取經驗後，他在美國投身了更多的政治抗議與行動。去年他曾說：「現在，我對『自由』的理解變了。在營地中，我感到空前的自由。」

我們學校是美國少數幾所紮營抗議的學生與管理層達成協議的高校之一。但前往與學校談判的師生代表並不受大家認可，多數參與者都覺得自己被營地領導者出賣，營地運動失敗了。我們的營地只持續了四天，在整個中西部最早開始，也最早結束。

營地結束後，我們學校還由過兩次直接行動意義上的抗議，規模都不大。一次是去年10月7日，學生在學校的抗議地標「塗鴉石」附近組織了一場抗議。所謂抗議就是大家手挽着手，圍起來轉圈。有學生站在中間演講，也有同學分享詩歌。幾個小時後，大家又繞學校外圍走了一圈，隨後吃東西、聊天，對學校的秩序沒有任何擾亂。

第二次抗議是10月18日，正值猶太傳統節日住棚節。學校裏支持巴勒斯坦正義的猶太學生兩次在校園裏搭起了長寬一米半左右的蘇克棚（Sukkah）。第一個棚搭在學校大草坪上，結果被警察和「安保服務」人員直接拆解。第二個棚子更簡易，搭在「塗鴉石」邊，還有樂手彈唱、學生演講，幾個小時後又被警察拆除。我經過時，正好看到警察站在不到50米外的教學樓後，商討應對策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帶着塑料軋帶的警察，說明他們是計劃抓人的。我離得很近，感到心跳加速。

警察把蘇克棚放在一輛皮卡車上，組成一個鬆散的人牆，把學生抗議者和車隔離開來。學生跟在車後，邊走邊唱猶太歌曲《我們站起來》（We rise）：「心懷希望，虔誠祈禱，我們就在這裏……」走到一條大路上，皮卡揚長而去，一些學生跟在後面跑了很遠，一直到追不上為止。身邊一個猶太學生和朋友擁抱哭泣，我也有種幻滅感。

營地運動後，我們學校SJP、JVP（猶太和平之聲）這樣的巴勒斯坦相關學生組織並沒有被關停或切斷資金，反而如同覺醒了一般，變得更為活躍。只不過直接行動和集會抗議顯著減少，而是轉向內部小型社團活動：文化論壇、覆盤討論、講座、募捐都很多。可能也是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吧，我們不像哥大學生那麼勇武。

學校對抗議師生也有報復。新聞系助理教授史蒂文·思拉舍（Steven Thrasher）因為積極參與營地抗議而被校方帶薪停課兩學期，最近評終身教職也被拒了。10月7日抗議後，大約10名參與學生被學校約談約談，其中有些人受到留校察看處分，不過這更多是種心理威脅，意味着如此下次再抗議，就有被停學的可能。目前還沒有學生真被停學或取消獎學金，總的來說處罰都很輕微。

我的一個朋友在參與這場抗議後被學校找了，校方向她展示了其參與「非法抗議」的「證據」——她的照片。儘管照片上其實是別人，但校方說，是不是你不重要，我們有人認出了你。再後來，「塗鴉石」周圍架設了更多的攝像頭。

雖然直接打壓不多，但學校還是通過各種小動作來壓制學生運動。比如一次次地修改抗議行為準則，通過精心設計、看似無害的官僚系統來管控異議。比如學校的「活動支援團隊」，名字很好聽，但其實就是一個處理學生抗議的官僚機構。如果你要組織抗議活動，要使用麥克風，那就要向他們申報，他們大可以不批，或者遲遲不回覆，這樣就能增加你行動的難度。

隨着行為準則的不斷更新，自由表達的空間越來越緊縮。如果這還不夠，那就直接讓警察暴力介入。住棚節的抗議就是個例子。新修改的校規禁止搭帳篷，但蘇克棚屬於宗教建築，而非帳篷，因而理論上可以繞開學校的限制。結果學校直接出動了警察。我感覺，這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環，學生用各種創意方式規避管理層的限制，而後者總能隨之更新手則、加強壓制。

在巴勒斯坦相關的活動外，學校裏有過一次比較大規模的餐廳工人罷工。現場沒有警察，氛圍非常輕鬆，罷工持續了兩週，大家來去自由，但學生、工人和一些社區人士還是形成了非常好的共同體，可以感受到團結的力量。我也加入其中，和他們一起敲鼓，甚至因為太投入，手上的皮全都破了。

在觀察和參與罷工的過程中，我才知道一場「正常」的抗議該是什麼樣的：沒有人需要費心戴口罩或遮臉。反觀在巴勒斯坦相關的直接行動中，大家得儘可能保護身份信息，戴口罩、用阿拉伯頭巾把自己包裹成「恐怖分子」。SJP最近的活動都需要私信告知地址，也有一定的保密性。

巴勒斯坦營地雖然也得到了社會廣泛的支援和援助，但那真的是自由的烏托邦，真的平等、包容麼？當然不。從談判者、黃馬甲的糾察隊、普通參與者再到社區成員，形成了等級結構。在露營時，我就見證了社區參與者如何被「糾察隊」從帳篷中趕出來。

面對外部監控、壓制，社群內充滿了不信任，學校管理層的壓迫經由「談判代表」、學生組織者向下傳遞：比如在某次會議前，為了防止滲透者、挑撥者，所有參會者都被搜查學生證。我在上一次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向一位重要的組織者確認信息，而她的態度首先是質疑：這會給營地帶來什麼好處？這種對於個體參與者的不信任和層級制讓我深惡痛絕。有位參與營地的朋友在私聊甚至用「斯大林主義」來形容社群內部的氛圍。

抗議組織者分化成了越來越小的圈子，這不僅導致領導層決策不民主、不透明，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也變得更同質、激進。我的一個積極參與抗議的華裔朋友詢問核心組織者有什麼閱讀推薦，結果他們說讀毛選。

通信媒體的遷移也是同樣原因。紮營時，大家還使用Signal聯繫，運動結束後，學生組織者又換了其他更安全的平台，過去的Signal群聊逐漸廢棄，一片死寂。很多人不知道陣地已轉移，以為大家喪失了熱情。我是去年住棚節和朋友聊天時才知道此事。我很失望，當時和朋友抱怨說，學生運動如果想成功，就必須要主動拓展，讓更多人加入，而非不斷「拉小群」。

最近的食堂工人的罷工也是通過Singal組織、聯繫。而且我個人是由SOLR（學生支持勞工權益組織）主動邀請入群的，而SJP過去、現在都不可能這樣做。安全度、敏感度、學校和政府的處理態度不同，這些方面都造成了抗議組織方式的差異。

特朗普當選後，對學校最大的直觀影響是，學校所有的學院相繼拿掉了自己網站上關於DEI的頁面，甚至學校女性中心的網站也被關閉。有些老師上課也開始迴避這類問題，或者用玩笑來應對。我記得有個老師講了一個題目，寫了些關鍵詞，然後自嘲說：「或許我講這個不會被學校針對。」

今年2月，全校學生都收到了一封郵件，要求必須在4月前完成一門「建設互相尊重的社群並打破偏見」的線上課。視頻課總長一個多小時，無法快進，一旦拉動進度條，課程結束就不會出現「下一步」按鈕，需要從頭看。

課程內容有關於修改學生手冊的概述，大學關於歧視、騷擾和宗教適應的而政策，何謂反猶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等等。關於反猶主義的課程是大學和猶太團結基金會（Jewish United Fund）合作製作的，其中稱猶太教是世界所有宗教裏最受迫害和歧視的，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反猶等等。而關於預防伊斯蘭恐懼症的部分則不涉及巴勒斯坦歷史，反而強調了反阿拉伯、反穆斯林和反巴勒斯坦的區別。

哥大示威學生被拘禁的新聞出來後，大家自然也感受到了壓力，尤其是國際學生。自我審查肯定是有的。被學校處分的前景降低了行動的積極性。有一位國際學生朋友在被學校約談後見了律師，律師給出了很直接的建議：那你以後不要那麼活躍，低調一點就好了。

我過去以為，參加巴勒斯坦相關的行動風險很小，至少肯定小於我做中國相關的行動。我對組織者換通訊軟件這樣的行為很不屑，覺得這是自己嚇自己，現在我能夠理解他們的心情了。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同時成為中美兩國政府的目標。

儘管如此，我在巴勒斯坦團結營地還是有很多收穫。首先，在營地遇到的一些人，之後在其他行動現場也會不斷遇到，漸漸地有了戰友情誼。其次，我學到了一些行動的組織方式，比如音樂的力量。後來參加聲援香港47人案集會的時候，我就帶了一把琴去現場彈唱。第三，在行動中認識的朋友打開了我的眼界，讓我接觸了很多新知識，並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進化：過去我更偏自由派一點，現在變得更左翼了。最後，自然是汲取到了行動的勇氣。

我試圖把中國相關行動和巴勒斯坦相關行動的語境結合起來。我會嘗試把西方左翼的話語運用到關於藏地、香港的語境之中，把中國人關心的問題和更廣泛的世界性議題，如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反對資本主義與法西斯擴張相聯繫起來，讓中國人意識到自己關心的問題是普世的，也「妄圖」讓西方左翼知道中國問題是全球性問題的一部分。

不過相對宏大敘事，我現在更關注同溫層和「附近性」的構建。我沒有政治抑鬱，反而感覺自己可以做的事很多。我在組織、參與社群活動，與同溫層朋友相處的過程中汲取了很多能量。除了直接行動和公民參與外，文化類社群活動也是一種行動主義。被動等待炬火是沒意義的，重要的是成為炬火，讓我們照亮彼此。諸如白紙、加沙團結營地這樣的運動表面上受到打壓，但實則不然，尤其後者讓海外的離散左翼找到了彼此，是克服原子化的里程碑。

我對自己的未來報開放態度，我想自由地學習更多新東西，比如新聞紀錄片、人類學。之前我決心留在美國，但現在又感覺這並非必要，我也不想讓自己被這個不公正的移民系統所羞辱。但二次流亡去歐洲對我也不太有吸引力。去新的地方意味着學習新的語言、尋找社群、建立新的社會關係網。歐洲的社會風氣或許確實比美國好，但誰知道幾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對世界的未來不抱很好的希望，但我覺得，無論在中國、美國還是歐洲，抵抗都是生活的主旋律。與其被動接受系統的霸凌，或是消極享受自由、民主的成果，不如去不斷抵抗這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