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的一場記者會上，39歲、菲律賓籍的 Noelyn Patricio Arzaga 說話小聲而緩慢，時而欲言又止。她穿著素色衛衣，身子單薄，原有一把長髮的她，現在剷了青。面對現場的20個記者，她明顯感到不太習慣。

她決定站出來，鑑於她自去年3月治療癌症的經歷。Noelyn 去年確診乳癌二期，醫生建議她進行化療，但僱主擔心影響她的工作表現，向她施壓，勸喻她直接進行切割手術。隔了數月，醫生再度建議她進行化療，Noelyn 表示願意。僱主因為擔心 Noelyn 無法打理家務，使自己必須辭工，最終與 Noelyn 終止合約，涉嫌違法。一個深夜，僱主要求她即時離開工作了近兩年的住所。

Noelyn 的個案不是孤例。3月9日，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菲律賓移工癌症支援聯盟（FilMCaSS-HK）召開記者會，公開自2020年有195宗外籍家務工在工作期間被診斷出癌症或其他重病的案例紀錄，其中三成外籍家務工因健康問題被非法終止合約，64宗個案則遭受各種形式的剝削，包括未獲支付工資和病假津貼、僱主拒絕承擔醫療費用等等。

患病的異鄉移工遠赴香港當家務工，簽訂兩年合約、住在僱主家中，一旦被解僱需在限時內離境，狀態比起其他打工人特殊。在疾病、合約、家庭負擔、勞工權益等等多重而複雜的考慮之中，她們做出了怎樣的決定？

診症室裡，化療或切除乳房的決定

如果化療成功把腫瘤縮小，我便能保留身體完整無缺。作為女性，我當然希望保留我的乳房。但當我想起我的兒女、父母，以及有誰可以寄錢供他們讀書、買食糧、藥物……我沒有選擇。我不能失去工作。

因患乳癌被解僱的外傭 Noelyn

Noelyn 在菲律賓的鄉郊成長，父母和大部分村民都是農夫，種稻米、竹蔗。她在家中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二，夢想從事接待業，在不同的酒店工作。

「我想到外面探索世界。」她靦腆地說。

外籍家務工大多數為女性，她們本身或背負媽媽與女兒的身份。Noelyn 很年輕時便懷孕，生下一對子女，作為單身母親，她需要工作養家，唯有依靠年邁父母在菲律賓照顧孩子。由於兄弟姊妹們各有家室，Noelyn 一人擔起養育一家五口的擔子。她沒有放棄到國外闖一闖的目標，於2008年遠赴沙地阿拉伯當一名家務工。工作數年後，她前往香港。

Noelyn 清楚記得，2013年4月29日是她踏足香港的第一天，那年她28歲。她先在一對夫婦家打工10年，然後在2023年轉到前任僱主家工作，當時僱主沒有在聘用前叫她做身體檢查。

前僱主家有一名2歲的兒子及小狗，Noelyn 負責打理家務及照顧年輕兒子，雙方合約原定在今年9月完結。她說，前僱主在她患病前待她「如家人」，偶爾會一起共膳。

去年3月，Noelyn 確診乳癌，與僱主同行前往覆診。醫生指，Noelyn 可以選擇切除乳房手術或進行化療，而他建議先進行六次化療，如果腫瘤縮小便不需要割除乳房。僱主聞及化療後病者身體虛弱，每次都有3至5天不能工作，於是勸阻 Noelyn 進行化療。僱主向她解釋，她依賴 Noelyn 照顧年幼兒子，如果 Noelyn 選擇化療，前僱主可能需要辭工。據悉，僱主現時懷孕。

Noelyn 非常渴望接納醫生的建議。但在診房內，她坐在前僱主身旁，面對保留身體以及保留工作之間的掙扎，內心非常驚恐。「如果化療成功把腫瘤縮小，我便能保留身體完整無缺。作為女性，我當然希望保留我的乳房。」Noelyn 一度哽咽。「但當我想起我的兒女、父母，以及有誰可以寄錢供他們讀書、買食糧、藥物……我沒有選擇。我不能失去工作。」

這是一個不停告訴自己「一切都好」的過程。但最重要是自己是仍然生存。

因患乳癌被解僱的外傭 Noelyn

最後，她選擇跟隨僱主的建議。完成切割乳房手術兩星期後，僱主在Noelyn的病假期間，曾經要求她抬起床褥並更換床單、用手清潔地板等。Noelyn 希望保留工作，亦體諒僱主，選擇接受。

但她坦言花了很長時間接受身體的改變。透明眼鏡背後，她的眼神疲累卻又堅定。她塗上淡淡口紅，為蒼白臉孔添點血色。

「這是一個不停告訴自己『一切都好』的過程。但最重要是自己是仍然生存。」她說。

不過治療並非一帆風順。Noelyn 的乳癌其後惡化至第三期，醫生再度建議 Noelyn 進行化療，以減低癌症復發機率。僱主再次提出反對，說只要密切監察患病狀況便可。這次，Noelyn 終決定接受化療。「這是我的生命。」

因病被炒，外籍家務工的去路

（外籍家務工）被逼接受一個不如要求的（違法解僱後的索償）數字。他們沒有成本在香港拖下去。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幹事及發言人 An An

一個月後，僱主於凌晨時分，把睡眼惺忪的 Noelyn 叫醒，著她即時離開。「我不想再見到你的臉（I don’t want to see your face anymore）。」

「他丟了幾個紅白藍膠袋在地上，著我自行收拾。」Noelyn 要求他發出終止合約通知書，僱主同意，通知書內的解僱理由卻與其健康無關。Noelyn 拒絕簽名，雙方報警處理，僱主更一度喝罵她。最後，Noelyn 妹妹的僱主駕車前來，接 Noelyn 回家，讓她留宿一晚。

根據《僱傭條例》，除非僱員犯嚴重過失而被即時解僱，僱主不能解僱正在放取有薪病假的僱員，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10萬元。《殘疾歧視條例》訂明，若因僱員殘疾而作出解僱，有可能違例。Noelyn 及後向勞工處提出投訴及申索賠償，以領回她在病假期間工作的工資，以及向平機會提出申訴。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幹事及發言人 An An 表示，工會紀錄顯示香港2022至2023年有10宗外籍家務工因合約期間患了疾病而被解僱的個案，去年有13宗求助個案，當中有5位家務工被解僱。但 An An 提醒，實際數字或較紀錄高，因為很多家務工往往因為害怕被僱主解僱，或擔心法律程序漫長而影響治療，而選擇保持沉默。

菲律賓移工癌症支援聯盟發言人表示，要求政府「保護因健康原因遭受歧視的外籍家務工的勞工權益，並確保他們在向僱主提出索償的過程中，能以合資格人士的費率繼續獲得公立醫療服務。」

被解僱後，Noelyn 頓失去外籍家務工的身份，她向平機會提出了投訴，目前留香港接受治療，療養期間暫住教堂。平機會處理投訴的過程包括調查和調解，然而，有的個案複雜且耗時，可長達數年，移工往往於勞工處索賠獲得賠償後，放棄向平機會提交的案件。

An An 解釋，工人面對資金、時間、還有在港治療的昂貴醫療費用等考慮。「面對疾病已經有很大的精神壓力，何況要處理其他複雜程序，所以大部分的工人即使知道可以追溯，但是還是選擇回鄉下。」她補充，香港政府有為外籍家務工提供一些支援，如1823查詢熱線等，但支援仍然不夠到位。例如，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只在星期一至五的上班時間開放，對於只有週末或週日才可放假的工人來說很不方便。

「所以唯一可以去申訴的，都是已經被老闆解僱的工人，他們才可以外出落案。」An An 說。

相比之下，她指其他亞洲國家如台灣政府會資助非牟利機構，為求助家務工提供短期庇護等。她希望政府可以認可工會，在對工人的支援方面諮詢工會意見，以改善情況。

An An 指出，Noelyn 的勞工處申訴個案已結案，並已獲發出補償金，但形容金額「很少」。

工會曾於2019年對33名外籍家務工進行訪談，發現在17名家務工因無理解僱而將案件提交至勞資審裁處申請索償的個案中，受訪者平均索賠金額約3.4萬港元，但實際獲賠償金額平均僅為1.38萬港元，佔其索賠金額的40%。家務工的索償項目除了薪金，亦包括食物與交通津貼、回程機票、醫療保障等；而在使用申訴機制遇到的難處，包括自身財務問題、語言障礙、缺乏資訊等。

2019年，菲律賓工人 Baby Jane Allas 向平機會投訴，稱其前僱主在她請病假治療第三期子宮頸癌期間，基於她的殘疾，終止其僱傭合約。平機會於約8個月後完成調查，向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可惜，Baby Jane 翌年在菲律賓離世。

「（他們）被逼接受一個不如要求的數字。他們沒有成本在香港拖下去。」工人在勞工處申訴，過程一般需時2個月左右。如果要提上勞資審裁處審理，至少需要一年時間，期間工人不可找工作。

勞工處回覆端傳媒稱，於2022至2024年一共處理22宗涉及外籍家務工在有薪病假期間被解僱的申索申請個案，並指如僱員「懷疑僱主違反上述法例規定而被解僱，可聯絡勞工處勞資關係尋求適切協助。」平機會則回覆端傳媒稱，2020年至2024年間，平機會一共收到43宗由外籍家庭傭工按《殘疾歧視條例》提出涉及解僱的投訴，當中有4宗仍在調查中。基於私隱理由，兩個部門均不會評論各別案件。

在香港，外籍家務工因患癌症而被解僱、在去世前都沒有看到訴訟結果的情況時有發生。2019年，菲律賓工人 Baby Jane Allas 向平機會投訴，稱其前僱主在她請病假治療第三期子宮頸癌期間，基於她的殘疾，終止其僱傭合約。平機會於約8個月後完成調查，為她提供法律協助，向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可惜，Baby Jane 翌年在菲律賓離世，離世前未能見證裁決結果。

平機會於3月發新聞稿指，2024年，香港法院批准申索人的遺產管理人，替代申索人繼續殘疾歧視的訴訟。

「雖有合約，多少僱主從頭讀到尾？」

工人希望有互相尊重，以及好好溝通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單方面作出解僱。

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幹事及發言人 An An

泰國家務工阿 Kae 再見前僱主時，是在勞資審裁處。

快將60歲的她在港工作逾20多年，去年10月返泰國探親時遇上車禍，全身數處骨折，送院治療。她托朋友的女兒傳短訊給在港的前僱主，並傳送阿 Kae 在醫院臥床的照片。前僱主閱讀訊息後，回覆：「我怎可確認那真的是阿 Kae？」之後，他再沒有回覆任何信息，僅以電話通知阿 Kae 她被解僱。那時，距離僱主與阿 Kae 的合約到期日還有數個月，非因嚴重過失而解僱她屬違約行為。

按照法例，僱主無須承擔家務工出於自願及基於個人理由離港（例如回祖家度假）期間的醫療費用。工會發言人 An An 指，阿 Kae 出事後曾聯絡僱主，但僱主沒有理會及積極溝通，只是說阿 Kae 曠工，兩三日後更把她解僱。她續指，僱主有責任了解工人出意外後的狀況。阿Kae跟前僱主工作超過五年，如阿 Kae 請了有薪病假後，醫生仍判斷她身體狀況不適合工作，僱主需要待合約完成後，向阿 Kae 支付長期服務金。但在阿Kae的案件中，前僱主聲稱她曠工，並即時終止合約，令她喪失此權利。

「這是否僱主合理對待工人的態度？」她反問。「工人希望有互相尊重，以及好好溝通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單方面作出解僱。」

阿 Kae 最終選擇告上勞資審裁處，申請賠償。今年1月中，她與工會代表及翻譯上庭。

整個上庭的過程，阿 Kae 和前僱主都沒有對上一眼。阿 Kae 向法庭申請3萬港元賠償，涵蓋她為了爭取訴訟賠償而支付從泰國飛到香港的機票、住宿等。前僱主反對，法官綜合個案細節，提議合理賠償為1.5萬至2萬元，前僱主再提議1.7萬元，屬範圍內的賠償。阿 Kae 不同意，前僱主表示願意多加500元，但阿 Kae 堅決繼續上訴。

雖然有一個標準合約，有多少位僱主是從頭讀到尾的？政府有需要向僱主說明，他們有什麼責任。

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江玉歡

法官多番提醒阿 Kae，不接受款額的後果是面臨再度判決，有機會推翻原判，無法領取原來賠償。

聆訊後，阿 Kae 及團隊坐在三樓庭外討論下一步。冷氣很大，阿 Kae 雙手佈滿皺紋，不停緊握又放鬆。

她一時緊皺著眉，一時苦笑。An An 提醒阿 Kae，要在回泰國前處理一堆文件，包括到入境處申請簽證續期、去勞工處申請幫忙筆錄陳述；又要保留宿舍、覆診等收據等。阿 Kae 坐立不安，顯得不知所措。她慢慢重覆待辦事項，急上心頭時，明明懂得廣東話的她，卻頓時失語，望向翻譯員 Ann，跟她說起泰文，示意希望她幫手解說。

「如果車禍死了，我情願死了算。」阿 Kae 嘆道。

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江玉歡對端傳媒表示，「雖然有一個標準合約，有多少位僱主是從頭讀到尾的？政府有需要向僱主說明，他們有什麼責任。」她認為政府應該為僱主設立清晰的公眾教育講座，講述保障權益須知。

而當家務工患病或受傷的時候，僱主確實面對失去照顧人力和財政上的壓力。她指，香港的僱傭保險是自願性質參與，一般普通收入的家庭未必能夠負擔得到，因此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多半不會購買保險，「外傭患上疾病時，就會出現一個很沉重的經濟負擔。」

江玉歡補充，政府可以參考其他國家例子，如新加坡強制要求僱主為外籍家務工購買每年6萬元新加坡幣（港元約34.8萬元）索償額的醫療保險。她亦建議政府為僱主設立團體購買保險計劃、或為患病外籍家務工成立一個基金，讓僱主以較低金額購買醫保。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對端傳媒表示，香港政府批准月薪約1.5萬元的工資的僱主聘請工人，很多僱主「都是打工仔」、或是獨居老人依靠在職子女聘請家務工，「有六成的人都不是有錢人，當中四成已退休」，明白醫藥費對他們來說難以承擔。

她認為，政府把監察外籍家務工驗身報告的責任交給僱主，但很多僱主，尤其退休人士，都不懂看報告而致電協會求助；亦不排除中介公司誤導。她建議，僱主應在簽約前先了解外籍家務工身體狀况。

痛苦源於不被理解

另一邊廂，工會代表 An An 也認為，香港政府應該為新來港家務工提供迎新講座，解說勞工權益。52歲的 Edith 正因為熟讀勞工法例，拯救了自己一命。

Edith 來自菲律賓，家鄉有丈夫及兩隻小狗；在香港，她則是一名家務工，照顧一對夫婦及其兩個女兒。2020年5月某天，Edith 摸到乳房有硬塊，在北角一間診所進行婦科檢查後，醫生告知她患上乳癌第二期。Edith 最初不懂反應，頓時淚腺爆發，用光桌面上一盒紙巾。

不料，僱主的第一個反應是與 Edith 終止合約。但 Edith 熟讀香港勞工法律，她告訴僱主，因病解僱她是違法的，當時僱主瞬間陷入沉思，良久後緩緩道，會支持 Edith 的治療。僱主事前有為 Edith 買保險，所以大部份的醫藥費都由保險承擔。她接受化療期間，在慈善團體白恩逢之家（Bethune House）的宿舍暫住。

白恩逢之家是位於佐敦的一所移民工庇護所及慈善團體。Edith 笑著憶述，在白恩逢之家休養的六個月內，認識了一班熱心的機構幹事以及同鄉好友，一起煮飯、聊天、在困難時期互相扶持。除了提供庇護外，白恩逢之家亦為外籍家務工提供培訓，讓她們學會電腦操作，香港勞工權益等。「培訓員向我們解釋每一個細節，讓我們對法例有更深入的了解，好讓我們遇上僱主不合理對待時，能夠採取保障自己的措施……並且能夠幫助其他人。」Edith 說。

慢慢地，白恩逢之家變成她的第二個家。Edith 康復後，僱主接她回家，讓 Edith 一直工作至合約完結。

生了孩子後，我不久便與他們分隔兩地，一直欠缺照顧幼兒的經歷，所以我份外珍惜可以親身照顧僱主兒子的經歷。

因患乳癌被解僱的外傭 Noelyn

Noelyn 見記者後，引發社會廣泛爭議。有網上批評指僱主也要養家，沒責任照顧患病移工，更有人提議「聯名發聲抗議」。有部份人指香港打工仔雖然獲大部份公司提供醫療保障，但仍要自費額外醫療支出；套在外籍家務工的情況，醫療費用亦不應該由僱主支付。同時，亦有僱主認為有能力便應該去幫助工人，「當做善事」；也有人支持家務工按法例爭取權益。

對於種種聲音，Noelyn 說不介意批評，因為她是真心說出心底話。

同住在一個屋簷下，僱主與僱傭之間的關係，往往不只是據白紙黑字的勞工條款便可說清。在勞資拉踞之際，這些患病外籍家務工內心有更複雜的感受。

阿 Kae 和僱主父親關係不錯，「出門時，他會叫『阿妹，出街穿多一點』。那是我最後一天我見到他的記憶。」她記得，回到前僱主家收拾行裝那天，未能和年邁的僱主父親好好說再見。前僱主不讓阿Kae進門，把她的衣服放在家門口，阿 Kae 對此耿耿於懷。「令到我很不開心，好像做乞衣（乞丐）一樣。」

而 Noelyn 最不捨得的，是她一直幫忙前僱主照顧的兩歲兒子。她和母親通話期間，會分享僱主兒子的可愛點滴。最近與母親聊天時，對方又問及前僱主的小兒子，令 Noelyn 記掛不已。有時，她翻開手機，瀏覽他的相片以解思念。

「生了孩子後，我不久便與他們分隔兩地，一直欠缺照顧幼兒的經歷，所以我份外珍惜可以親身照顧僱主兒子的經歷。」Noelyn 眼泛淚光，她輕輕拭淚，淚水沾濕口罩。她在菲律賓的女兒現時19歲，兒子17歲，比起自己，兩名子女都和祖父母親近得多。「這是正常的，畢竟他們長大期間都沒有我在身旁。」她迅速完結話題，不願多談。

離開親人遠赴海外打工的勞工，除了換取家庭收入，還成為支撐經濟的重要一環。2023年，菲律賓海外勞工的個人匯款創歷史最高水平的372億美元，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8.5%。立法會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香港有36.8萬名外籍家務工，來自菲律賓的人數最多，佔整體55%；其次是印尼，佔比約42%。

我多麼希望所有的僱主都像我的僱主一樣，不終止合同，而是給工人一個機會重新生活和延長生命。

患癌後完成僱傭合約的外傭 Edith

Edith 每次憶起確診患病一刻，不免會感到一點點傷痛。那份痛苦，源於僱主對她的不理解，以及一開始就想把她解僱的態度。「我也不想患癌，但避免不了還是發生了。如果你有同理心，你會明白病者的感受……但可能有些僱主不理解，或者沒有考慮到對外籍勞工來說，生存有多麼困難。」

但她隨即向好的方面去想。「但我還是感恩，至今亦和僱主女兒偶爾會傳短訊。我多麼希望所有的僱主都像我的僱主一樣，不終止合同，而是給工人一個機會重新生活和延長生命。」

康復後，Edith 與前僱主順利完約，數月後來到現任僱主家工作，照顧一對年長伴侶，至今約四年。Edith 說，她每年都去公家醫院覆診，並持續服用荷爾蒙藥控制癌細胞再次增長，現任僱主都很支持，沒有異議。

對她們來說，最重要是僱主的尊重和諒解。

不是深夜時分把我踢出家門。外籍家務工也是人。我們也有家人，有小孩。

因患乳癌被解僱的外傭 Noelyn

被問到如果身體機能退步、工作能力不如以往，而僱主希望解僱她的話，她覺得怎樣才是公道的處理方法，Noelyn 靜默片刻。她說，只要前僱主與她坦誠相對，並安排送她回菲律賓，她可以理解。「而不是深夜時分把我踢出家門。」

她憶起被趕走當晚，仍有餘悸。「當時很多東西要攜帶，即使可以乘搭的士，也不知可以去哪裡。沒有人幫助我時，我就要睡在街上等到早上，這對我來說非常不公平……外籍家務工也是人。我們也有家人，有小孩。」

阿 Kae 說，如果前僱主有困難需要解僱她，只要他計算一個月薪金、還有機票等，她認為公道及可以理解。最重要的，是前僱主願意溝通。

「即使在法庭，他也沒有和我說話，沒有看我一眼。」阿 Kae 輕輕搖頭，神色黯然。

康復之路

回家治療和留港治療之間，Noelyn 選擇留在香港。她覺得香港的高科技醫療相對可靠，但合約被終止後，她無法以「合資格人士」身份使用政府對她的公共醫療補貼費。受僱時，她的看診費用與香港市民看齊，約80港元，化療則每次195元。現在，她需承擔更昂貴的醫藥費，每次門診約1190元，而化療則須支付5100元。對她而言，這是一筆難以承受的巨額開支。

有經濟困難的病人可以向醫院管理局申請費用豁免，An An 指，Noelyn 嘗試申請，但被拒絕。醫管局回覆端傳媒指，香港公營醫療服務優先照顧符合資格人士的需要，只會在緊急情況下為非符合資格人士提供醫療服務，以確保合理使用有限的公共資源。

一次化療所須的5000元港幣，等同外籍家務工一個月的月薪。去年9月，政府宣布將把外籍家務工的最低工資調高2.5%，由現時每月4870元增加至4990元。膳食津貼則維持每月不少於1236元。

5000元也等同 Noelyn 女兒在大學修讀一個學期的學費。她女兒本來修讀護理科，夢想成為一名護士，但 Noelyn 確診乳癌後，她選修了另一門大學課程。「護理生的學費非常昂貴，選修旅遊科則更實惠。」Noelyn 說時目光沉重。

早前她和工會為醫療費用展開眾籌，目前籌得約20萬港元。支付醫藥費後，她會把剩餘的金錢捐贈出去。

其實我愛香港。香港讓我可以給予孩子與兩老未來。

因患乳癌被解僱的外傭 Noelyn

阿 Kae 用了數月的時間與前僱主對簿公堂，最近考慮到自己年紀也不小了。最後，她選擇接受前僱主提出的賠償金額。「一來，我看我的身體不是那麼好；第二，如果留下來，錢差不多已經用完了。拖下去都不是辦法。」

兩位受訪者多年於香港生活、工作，雖然簽證身份就解約而終止，但對於香港，她們感覺不只是一名過客。

「其實我愛香港。香港讓我可以給予孩子與兩老未來。」Noelyn 說。比起沙地阿拉伯，Noelyn 更喜歡香港的自由自在，她周日放假愛和朋友去淺水灣游水、燒烤，在油麻地學跆拳道、返教會。

Noelyn 喜歡跆拳道，研習了三年，更在患病前考獲黑帶，參與陪練比賽。「有時工作期間會感到壓力，因此需要運動來緩解壓力。」舒壓的另一方法是去教堂聽講道。當 Noelyn 最軟弱最想哭之際，到教會給她力量。

「癌症康復後想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返教會。除此之外，我會回到體育中心，因為醫生要求我打網球。」Noelyn 笑言。

我也會想回香港，不過未必能回來。因為我身體，就算醫得好，我都應該不能工作。我現在都很淒涼。

回泰國探親遇車禍後被解僱的外傭阿 Kae

阿 Kae 在香港工作差不多20年，除了因為這邊薪水比泰國高得要多，她覺得香港地方乾淨、市民非常有禮貌。她在香港最開心的回憶是在沙田，當時她負責照顧一位婆婆和她退休的兒子，一照顧便是七年。

在這七年裏，阿 Kae 聽婆婆教她新詞彙，慢慢學會了廣東話。婆婆觀察入微，發覺阿 Kae 好像不開心，會聽她分享，「好像是自己的家人。」後來，婆婆的女兒退休了，可以擔任照顧者，這家人才不再與阿 Kae 續約。

和前僱主選擇庭外和解後，或許因為消去了其中一個壓力，阿Kae的身體痛楚減少，睡眠質素也有所改善。回泰國前夕，問及她要離開香港的心情如何，阿Kae直言，現在把心思放在調理身體上，暫時不想再來香港的事情。 

現在，阿 Kae 的小腿內植入了一根鐵鞏固骨頭，一年後才能拿出來；她每天都需要背負一塊鐵架，牢固脊骨位置。「我也會想回香港，不過未必能回來。因為我身體，就算醫得好，我都應該不能工作。我現在都很淒涼。」阿 Kae 說。

Noelyn 覺得，說真話「需要很大的勇氣」，她的子女因為她站出來也受到攻擊。她堅持保護前僱主的私隱，強調這不是針對前僱主；除了爭取自己權益外，她最希望告訴像她一樣面臨類似情況的患病的外籍家務工，還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他們。「他們大多數人，都因為擔心僱主會拒絕資助他們在香港接受治療，而選擇保持沉默。」她說。

縱使如此，Noelyn 深信香港仍然有很多好僱主。「所以不要失去希望。」

她將在3月末做下一次化療，剩餘三次化療便完成療程。專訪過程裡，她有強烈的意識表示自己有足夠能力重拾工作。她向記者舉高右手，展示腋窩下腫瘤生長的位置，現在有淋巴結，不能拿取太重的東西。醫生認為她康復的進度非常好，雖然她偶爾還會感受到針刺痛楚，但康復後，她有信心回復以前的工作狀態。

「我還可以用這邊拿雜貨袋去買餸。」Noelyn 指著左邊手臂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