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改變世界的「宇宙中心」

在矽谷的科技公司，每個工程師都有一個個人主頁，每當他們在工作中完成一項任務，主頁上就可以展現一個新得的虛擬徽章。任務通常瑣碎而零散，例如完成一項培訓，參加一項活動，或著測試一項產品。

「這是一種典型的遊戲化設計，」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桐雨在一場講座上解釋，她的聽眾正是在矽谷工作生活的華人工程師，他們過的就是她所研究的生活。

「（公司）用這種徽章明確定義了每個任務，很容易把你們的零散時間收集起來。」她展示了一位工程師的個人主頁，上面都是徽章截圖。台下哄堂大笑，不少人甚至猜到圖片主人就職的公司。

不在科技行業工作的我是少數幾個一頭霧水的人。講座後，我私信活動志願者樹樹，才了解，圖裡的徽章來自搜索引擎巨頭谷歌，而當天台下聽眾裡，谷歌的員工與前員工不在少數。

樹樹是非營利組織「灣區文化沙龍」的一員。「灣區」指加州北部的海灣區域，而它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矽谷」，這裏孕育了一大批舉足輕重的科技公司。2019年，「灣區文化沙龍」由幾名生活在灣區的年輕人成立，不少人就在矽谷就職。沙龍經常舉行學術講座和文化活動。吳桐雨這次講座在洛薩托斯（Los Altos）公共圖書館舉辦，不大的會場裡一百多名華人紛紛分享工作經歷。講座結束，剛剛熟稔起來的人們驅車十幾分鐘去附近丘珀蒂诺（Cupertino）的火鍋店，邊吃邊接著剛才的話題聊下去。

丘珀蒂诺是蘋果公司的總部Apple Park所在之處。這座小城的鬧市區，隨處可見華人超市和亞洲食物，中國家喻戶曉的海底撈火鍋和鮮芋仙甜品也位列其中。而丘珀蒂诺的大道De Anza Blvd，則是有名的灣區「海淀黃莊」：分門別類的課後補習學校、興趣輔導和升學咨詢機構鱗次櫛比；週末或下班時間，華人面孔的家長等候在跆拳道、游泳和其他藝術培訓學校的外面。中國教育集團好未來的子公司Think Academy，也在此開設了美國的第一間學校。

從補習學校到華人老年中心，從連鎖火鍋品牌到華語KTV，灣區是三至四代華人共同的家。

數據顯示，居住在灣區四大縣的亞裔超過此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丘珀蒂诺所在的聖塔克拉拉縣，亞裔甚至超過了任何其他的種族，達到了74萬左右。2000年到2019年之間，灣區亞裔人口增長了57%，而華人又是亞裔中增長速度最快的族裔，佔據所有亞裔人口的30%以上。

年輕一代華人移民大部分是科技行業從業者。從1960年代起，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就來到這裡，任職研發部門。1985年，大陸留學熱潮起，一批批中國大陸留學生開始在矽谷安家落戶。今天，灣區仍是華裔留學生的熱門目的地。

過去十五年，矽谷的科技大廠僱用了大批年輕工程師。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曾經對華爾街趨之若鶩的精英從金融改選計算機，將目標投向風聲水起的矽谷，技術工種炙手可熱。如今，在矽谷的科技公司，一個剛畢業的軟體工程師能夠獲得十五萬、甚至二十萬美元的年薪。

社交軟件「小紅書」上，「灣區」兩個字往往和「碼農」及工程師文化聯繫在一起的。在矽谷華人舉辦的活動，主業是工程師的演員屢屢自嘲：灣區「土」，活動匱乏，華人只能去參加「灣區三俗」—— 徒步、採摘草莓、桌遊或劇本殺等活動。許多工程師為了方便，邀請約會對象前往自己工作的公司的食堂吃飯，也被互聯網當成啼笑皆非的談資。為華人理工科留學生群體建立的線上論壇「一畝三分地」，更從來不缺的是關於灣區房價和生活的討論。

而「沙龍」希望自己組織的活動是關於更大的世界和議題。這樣的個性吸引了十幾名樹樹這樣的志願者。「他們（參加活動者）要認同沙龍的價值」，沙龍創辦人之一、史丹佛大學的博士後研究院Ago說， 「如果他是程序員，他會是一個不只關心自己的事業的程序員。他會關心世界，他會看到不同的學科。他會對這個世界有好奇心。」

•  用程序滿足人們的需求

主持吳桐雨講座活動的向風，也是「沙龍」的志願者之一。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就開玩笑說自己是一個「非典型程序員」。

向風來自江蘇常州，今年29歲，留小平頭和短胡渣，講話慢條斯理。回答問題時，他往往要謹慎思考後才認真開口，並對想法加以限定，常常把「據我所知」掛在嘴邊。

我們在他的房子見面。已經住了三年的家稱得上一塵不染，廚房和餐桌上幾乎不留餐具——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公司吃飯，他養的小貓也很活躍，經常跳上跳下，喜歡吃人的食物。

自2018年研究生畢業來到這裡，這已經是向風在灣區的第六年了，也是他在扎克伯格的公司Meta做工程師的第六年。2012年，還在復旦大學讀本科時，向風讀物理專業。復旦鼓勵學生嘗試不同專業的課程，他在大二時加入了朋友所在的計算機社團，逐漸發現可以通過編程解決自己或同學面臨的問題。學校太大，很多人經常錯過有趣的講座和活動，他們就製作網站匯總各類活動，方便同學檢索。早在網絡直播風靡之前，他們就在學校內網裡搭建直播平台，方便無法到場看講座的同學從網上觀看。

這些創新在向風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他想去全球最適合做技術的地方工作，做出能夠滿足人們需求的產品。矽谷自然成為他的目標。他先前往波士頓攻讀研究生，畢業前夕來到Meta实习，不久獲得全职offer，搬到湾区，加入Meta旗下社交媒體軟件Instagram的項目組。

顺利的求职过程、满意的薪水、友好的團隊，一切都和他本科毕业时的想象所差无几。

• 像馬斯克那樣「星辰大海」

又一次座無虛席的沙龍活動之後，我隨著大部隊走出圖書館的大門，在這時候見到了Brian。

他得知我正在做關於華人工程師的報導，便來介紹自己。沒寒暄幾句，就簡明扼要地告訴我，他在谷歌就職，業餘時間做一個面向華人的活動分享平台，希望不久能將其變成創業公司。說完，他就拿出手機讓我掃描微信二維碼。

Brian的微信頭像是他在一場活動中發言的照片：他穿黑色T恤，舉著話筒，神情嚴肅。朋友圈里內容是大多是在轉發自己的華人活動分享公眾號，標題是「活動匯總」或「本週活動速遞」，內文以表格的形式列舉了灣區正在進行的創業交流、講座或文化活動。

十多年前，Brian從江蘇無錫前往洛杉磯讀本科。他是科幻小說迷，所以選擇物理專業。進入學校之後，他也想嘗試學習文科，上了幾節哲學和歷史課，卻發現不適應英文閱讀材料。最後，他還是像周圍許多人一樣攻讀了計算機，認為這是「務實」的選擇。

Brian打開計算機學科大門的同時，全球科技產業正在飛速發展。同年，八家中國概念股上市，打車軟件在中國市場迅速擴張，大型科技企業開始加速收購創業公司。兩年後，中國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口號推動鼓勵創業和創新的政策。而在美國，社交媒體公司進入大眾視野：推特上市，「閱後即焚」的即時通訊軟件Snapchat迅速收穫年輕人的喜歡，而成熟的科技公司仍在推出包括3D打印、穿戴智能手錶等新產品。

最令人關注的是馬斯克（Elon Musk）打造出的科技帝國：SpaceX打造出世界上第一艘商業運營的貨運飛船。而他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成為了不可小覷的能源巨頭，推出全新的電動跑車車型。

Brian說，馬斯克就像是小時候自己沈迷的科幻小說變成了現實。當年，Brian加入學校的科技創業社團，馬斯克恰巧來演講。潛移默化中，Brian逐漸將馬斯克這樣「硬核」技術的創始人奉為偶像。Brian告訴朋友，如果將世界上偉大的人排序，蘋果手機的創造者喬布斯不如馬斯克：或許手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的發展，但清潔能源和火箭這樣的技術則更加「星辰大海」。

「以前我也覺得程序員很無趣、很宅。」看到矽谷發生的一切之後，Brian意識到，「計算機才能改變世界」。

那十年的矽谷見證了許多改變世界的技術創新。Brian就職的第一家公司線上支付平台PayPal就是其中之一：PayPal的技術總監首創了在電商平台初期最為重要的反欺詐算法，以及如今被廣泛使用的CAPTCHA技術，讓PayPal成為這個領域的巨人。包括馬斯克在內的PayPal創始人團隊接連成立了一大批在矽谷具有顛覆性意義的公司，後來被稱為「PayPal黑手黨」。

這種肉眼可見的技術革新，讓Brian對技術產生了「信仰」。用他的話來說，他是一名「唯技術論者」。他決定加入那些在行業裏像基石一樣的大廠。

• 「主要是這個行業確實最好找工作」

Chen 覺得，能在谷歌的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部門工作，是一件幸運的事。

大學期間在谷歌實習時，Chen被分配在了一個名叫「白日夢（Daydream）」的項目組，即谷歌的虛擬現實平台。這個項目後來停擺，但它成了Chen現在工作內容的前身，他所做的產品涉及到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等最新的技術。

「這個工作算是我做起來相對開心的，」他說，因為產品很「酷」，也很有「前景」。

這和曾經他對科技行業的期待不謀而合。「高中的時候我在報紙上讀到過谷歌這公司多牛逼，又漂亮，做的東西又很酷。」通過報紙對科技行業產生的想像，變成了現在的生活。

但追根究底，Chen不認為這是他選擇計算機的原因。

「主要是這個行業確實最好找工作，找到工作才能留下來。」Chen告訴我。

Chen來自中國東南小城。高中時，他主動接觸防火牆外的世界。通過一個互換明信片的網絡平台，他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筆友。又因為家裡距離香港不遠，很早就接觸更「自由」和「進步」的流行文化，意識到「國內有些東西是自己不是很認同的。」

讓他決心出國的是一件小事：語文老師請同學發表自由演講，其中一人提到了香港首位公開出櫃的女歌手何韻詩，讚揚她勇敢發聲、爭取權益。老師卻立即發表了負面的看法，這讓Chen十分失望。對學習環境的不滿加上青春期與家庭之間的矛盾，Chen認定自己無法在中國生活，進入加州的一所大學之後，Chen攻讀計算機，並前往谷歌實習——都是為了留在美國。

如果留不下來呢？

他頓了一下，說不希望這種事發生。

說這句話的時候，Chen正在他的一居室廚房裡做飯。

儘管他的整個櫥櫃已經滿滿當當，但Chen卻說「還是少了幾個鍋」。他一有空閒便會在家烹飪。那天他準備做一道雞汁燉鱈魚，是幾個月前回國時從酒店裡學來的做法：提前準備好的雞汁要先拿出來化凍，上層是油脂，下層是雞湯，加上切好的薑末和黑鱈魚一起蒸。

我們一邊等待食物出爐，一邊看名為「貓仔」的貓懶懶打哈欠。門後掛著幾個帆布袋，其中一個是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周邊，Chen說，疫情期間沒法出門的，他就在樂隊的線上聽友群裡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人。他的書架上插著彩虹旗，鼠標墊寫滿「苟利國家生死以」，鍵盤邊放著一套錄音設備，這是為他的一檔介紹粵語歌的播客準備的。

他更願意談八小時以外的生活：不僅是參與娛樂活動，他也是幾個包括當地白紙運動在內的政治行動組織者。至於他的本職工作，並不是他生活的重心。

「我不是那種很享受寫代碼的人，但I’m good at it（我很擅長這件事），」他說。 「因為老中人就是會這樣：能夠做得好不代表我喜歡這個事情。」

「我混到有綠卡了以後，可能就會保持一個比較摸魚的上班的狀態，」Chen說。「我不覺得這個工作值得我每天花8個小時在哪裡。」

• 簽證：和工作牢牢綁定的繩子

綠卡是灣區華人對話中離不開的談資。

在美國，科技行業一度是最願意為外籍員工提供工作簽證和綠卡的行業。由於過去十年間的發展，科技公司對技術人才的需求水漲船高，美國本地的工程師數量已經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這些公司也相應地將目光投向了移民群體。在雇用最多H-1B人才（持專業人士臨時簽證）的15個雇主裡，五大科技巨頭———Meta、亞馬遜、蘋果、微軟和谷歌，赫然在列。灣區委員會（Bay Area Council）的統計顯示，2019年，灣區有近6萬名持H-1B簽證的外國公民獲准為灣區的公司工作。

持H-1B的外籍員工最多可以工作六年，若未能在六年內開始綠卡申請，抑或是在此期間失業，就必須離境。申請綠卡的第一道程序是申請PERM（Program Electronic Review Management Proces，外國人通過職業技術進行移民的許可証明），由雇主代表員工提交給美國勞工部。然而，2023年1月起，谷歌在裁員1200人的同時，宣布暫停該申請，直至2025年的第一季度。包括亞馬遜在內的不少科技公司採取了相同舉措。即使在沒有暫停的公司，這個過程也變得極其緩慢。

PERM申請批准之後，雇主才會提交I-140表格，即真正的綠卡申請。對華人而言，綠卡的審批週期由於申請的人數眾多，往往長達六年，並且只會越來越長。在這段時間裡，離開公司可能意味著要重新開始整個綠卡申請的步驟。

對就職於沃爾瑪的工程師Frank而言，簽證是將他和工作牢牢綁定的繩子。

Frank最初是通過一家所謂的「技術咨詢公司」進入科技行業。這類公司就是通俗意義上的外包公司，承包大型科技公司的項目，並為其提供短期人才作為合同工。即使工資較低、合同期短，但這類公司可以提供工作簽證，合同結束後亦有轉正的可能——對於畢業找不到全職工作卻急需留在美國的國際學生而言，技術咨詢公司不失為好的選擇。

Frank從美國一所大學研究生畢業的那年，就通過這樣一家公司獲得了在零售巨頭沃爾瑪的合同工。那九個月，他「完全扎到工作裡頭」，常常主動加班。「覺得轉正很重要吧，因為他能幫你申請工作簽證和綠卡什麼的。」在美國，雇主只能為全職員工申請H1B工作簽證，也就是華人工程師中最常見的簽證類型。

對Frank而言，這樣的處處受限並非第一次。高三畢業之后，Frank高考沒考好，只能上北京一所二流學校，但分數恰好能夠碰到當時最熱門的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父親說，這個專業有前景。可他沒問過自己是不是感興趣。

大一，晚上十點一起做實驗的同學相約離開，回宿舍的路上還在聊技術，他就在後面默默地跟著，不想插话，也插不上話。到了申請研究生的時候，父親又認為應該出國深造，他就申请了一所在华盛顿特区的学校。原本，Frank想先在專業對口的工程學院開始讀，再轉專業去讀感興趣的心理學或者社會學。可他又擔心難以適應英文的學習環境，就此作罷。

最後，他選擇了計算機，理由同樣是：「一個在美國好找工作的專業」。

不過找工作的過程並不順遂。在美國，畢業生要進入科技大廠，就需要「刷題」，練習面試時要考察的技術問題。Frank說自己不愛學習，也不擅長理工科，最後才退而求其次進入了這家咨詢公司。如今已經在公司的第五年，逐漸熟悉了團隊和職責的他，才開始思考工作以外的生活，捧起在研究生期間就心心念念的攝像機，在工作之餘的碎片時間開始了攝影生涯。

我採訪他的時候，正是在一次舊金山影展之後。在這座濱海城市一處港口附近的小巷裡，藏匿著一家獨立畫廊，Frank早早訂好了週五下午的門票。看完展覽，我們來到一家酒吧坐下。Frank拿出筆記本電腦，說「還要再回幾個工作消息。」

為了展覽，他翹班出門。這些日子以來，即使有會議，他也會根據經驗判斷出什麼是有必要的，什麼是沒有意義的，再決定是否參加。

他半開玩笑說，老闆已經忍他很久了。與五年前處處謹慎的自己相比，如今的他可謂是「職場老油條」了。

•  佔位符：可以更實際一點的生活 

當天一起看展的還有菲麗斯。她27歲，在大型遊戲公司Roblox任職工程師。

菲麗斯與我是老相識了。我在芝加哥讀本科的時候，就通過微信群認識了菲麗斯。只是那時我認識的她是攻讀哲學博士的一年級生，因此，四年後，在「沙龍」一場活動的現場見到她時，我尤其驚訝。一方面，她是我採訪的對象中唯一「轉碼」的人，即轉行做工程師；另一方面，她的變化並不大，還是齊耳短髮、黑框眼镜、說話不緊不慢，言行間透露著沈著和鎮定。這更讓我好奇：从博士退学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是什么让她下了决心？

在她家拜訪時，我慢慢了解了問題的答案。

2023年二月，菲麗斯收到遊戲公司Roblox的offer，搬到灣區。她住了幾個月的Airbnb，期間四處拜訪，最後才選定了灣區中半島的一處房子。這間位於二樓的一居室三面都是窗戶，白日漫長的夏日陽光灑滿了壁爐。

她收藏了許多裝飾品。壁爐正中間擺放了一幅二手店購入的拉丁美裔畫家的油畫，色彩鮮豔，「沒有什麼背後的故事，我只是覺得它是我房間的所有視覺上面的那個核心。」其餘有朋友的畫，也有她自己的作品，牆上方還張貼了幾幅馬格南圖片社的攝影藝術品。左邊儲物室的門外斜靠著一面穿衣鏡，鏡子邊是「已經死掉的植物的區域」，擺放著三四顆枯萎的植物。菲麗斯說不想因為「搬家」這個未知的可能影響當下的生活。

本科畢業之後，菲麗斯順應夢想去讀了博士，兩年之後卻意識到，她不想做學問了。她想了很久真正想做的是什麼，後來「意識到在我努力去找那個答案的時候，其實我的生活就已經在向前走了。我就決定這個答案她不需要當下被想出來，我可以先找個placeholder（佔位符）。」

既然是暫時的佔位符，那標準便輕鬆得多，可以更現實甚至功利一些，比如說賺錢比較多。菲麗斯用這樣的方式解釋了為什麼自己選擇做工程師。

尚在讀博的時候，她就自學寫代碼。寫代碼和哲學很類似。「說到底，就是有一個無比複雜的reality，你用抽象的方式把這個不受馴服的reality提出很一個邏輯的、無比抽象的概念，然後用這些抽象的概念去代表這個世界。接著去思考這些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建立一個邏輯系統。在哲學裡面他就是一個argument（論點）、一個proposition（命題），在代碼的世界裡他就是一段program（程序）。」

不像的地方是，在寫代碼的時候，你知道要回答一個問題，直接運行那個程序，就知道它能不能跑通。而哲學家們幾千年來可能都回答不上來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好爽，」她說。那種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覺，即使沒有太大的意義，也讓菲麗斯覺得「特別的快樂」。

剛轉行的時候，菲麗斯花了一段時間與自己和解：她雖然不討厭寫代碼，但畢竟那不是發自內心熱愛的東西。相反，做學問曾經是她的熱忱所在。她覺得自己是一個「逃兵」，一度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碼農」。但隨著時間過去，她已經能心平氣和地解釋自己的工作和轉行的原因。她知道，朝九晚五的工作就只是工作罷了，她從沒想過通過工作尋找生活的意義。

「我現在其實已經有點難以想像我一天的24小時都花在一件我非常喜歡的事情上，那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呢？」曾經讀書的時候，菲麗斯廢寢忘食地撲在做學問上。而現在，在將自己不那麼熱愛的事情當作工作之後，菲麗斯才重新開始照顧自己的日常生活。「對我來說可能離開了哲學，離開了學術界，才讓我真正開始以一個有血有肉、要吃要睡的人去生活。」

玩還是不玩，華人工程師的職場沒有遊戲

吳桐雨的新書《玩兒到服：科技公司中的資本遊戲》關注在矽谷工作的美國工程師，研究對象大部分都是來自美國的白人。在與他們交流中，吳桐雨發現，這些年輕人成長於美國遊戲產業發展最蓬勃的90至00年代，他們對科技的熱情也來自於此。在他們進入職場後，科技公司的管理階層或多或少地將遊戲模式引入日常工作中，透過收集徽章或建立排行榜的形式鼓勵員工完成更多的工作。年輕的工程師逐漸產生了「升級打怪」般的熱情，認為工作和「玩兒」沒什麼兩樣。把興趣變成工作，對上班產生了更大的熱情。

與他們相比，我遇見的華人工程師們似乎並未覺得上班是在「玩兒」。

將工作當作「佔位符」不是玩兒，偷懶「摸魚」不是玩兒，咬牙切齒地趕「死線」不是玩兒，工作縫隙琢磨創業更不是玩兒。在他們眼裡，每天工作的八小時以外的時間才叫「玩兒」。

Frank說，他見過會「玩兒」的人。「我剛來灣區的時候拜把子，就是拜這些所謂在科技行業混的風聲水起的那些人。當時跟他們聊天感到很焦慮，好像我跟他們完全不是一類人。」比如一位前輩，在中國名校三年讀完本科，又在美國常青藤大學讀完了一年碩士，畢業入職Facebook兩年半就升職為管理層，如今在灣區有房有車。

「她跟我說的經驗我覺得完全沒有代入感，」Frank感嘆。「我覺得她太精英了。」

• 「大不了我就擺爛」

那些在外人聽來艷羨的職位和圈子，Frank也努力追求過，為此參加了許多社交活動，與身邊的華人一起去參加「灣區三俗」活動。

他覺得「絕望」，「和大家格格不入」。後來他意識到，許多參與這些活動的人都帶著一個實際目的，比如認識潛在的男女朋友，或是見到求職路上的貴人，總之不是「為了事情本身」。

「我覺得大家反反覆覆聊的東西都很同質化，比如工作和package（總收入），就是很實的東西，聽多了有點聽不下去。」

不過沒到灣區幾個月，Frank就碰上疫情，整日待在家裏工作、打遊戲，看書，這樣的狀態持續了近兩年。這兩年間，Frank也鼓起勇氣向老闆提出了升職，結果意外地順利。後來他才知道，老闆早就覺得他可以升職了。

「他就覺得，你既然自己認為好像待在這兒也可以，那你不說我也就不給我升職。」

之後，在職場升級打怪的遊戲沒有那麼吸引人了。平時的工作裡，「每次要寫那些東西，查那點API」，升職的標準也很明確，就是自己承擔更多的項目，領導一些事情，可是即使到了下一個級別，Frank也不覺得有多興奮。因為組裡有在印度的同事，Frank往往要半夜開會，曾經一個不落的他現在卻會選擇逃避。

「有的時候我在想大不了我就擺爛，然後他把我辭退，到時候我再去找下一個工作，但我隱約又覺得我好像已經熬到140（I-140 批准通知是美國移民局確認外國工人的移民申請獲得批准的文件）快拿到了，又沒有那麼想著離開。」

• 「失業了我的整個生活都會被推到」

但在大部分公司，工程師不能選擇不「玩」。

Meta是最有名的例子：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員工會在評分中被放入最低檔，一旦收到這樣的評分，就會被「PIP」，即「績效改善計劃」。 PIP是一份文檔，指約定時間內員工必須完成的工作或達成的指標。如果沒有完成，則代表PIP沒有通過，將被迫離開公司。同時，Meta也實行所謂的「非升即走」政策，剛入職的應屆生，兩年必須升到下一級，否則也要離開。

我和在谷歌任職的樹樹見面時，他正焦頭爛額地準備升職。雖然谷歌的要求沒有那麼嚴格，但也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升職。為此，樹樹依然要耐下性子來和老闆、同事周旋，包攬更多的任務，至少要等到保證能拿到綠卡的那一天。這些他都不喜歡。

其實，樹樹並非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他高中時就搬來了美國德州，大學在灣區的史丹佛大學就讀，攻讀語言學和計算機。而他早早就知道，他對語言學有濃厚的興趣，直到現在，他也常常利用假期時間自己前往中國的鄉村進行田野調查，研究那些少有人知的語言。無法去現場的時候，他就海淘晦澀語言的教材。對工作以外的一切的興趣，也是他成為「沙龍」志願者的原因。

既然這麼喜歡，為什麼沒有選擇讀博呢？我問。

樹樹的回答很乾脆：他無法適應那樣的生活方式。在聽了許多讀博的恐怖故事後，他選擇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他要逼迫自己「玩」升職這個遊戲，因為他「不能失業」。

「失業了之後我的整個生活都會被推到。」他說。

對工作以外的一切的興趣，也是他成為「沙龍」志願者的原因。同時，他還是灣區「阿卡貝拉」清唱社的一員。如果週末還有時間，他也會和朋友一起旅遊，或是抽出時間去約會。

「在高中大學的時候，雖然我學術上或智識上更快樂，但當時我人是不快樂的，因為我沒有一個support network（支持體系）。現在我能養活我自己，整體上（工作）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快樂，至少減少焦慮了。」

工作這個「金手銬」，「一天最多銬住我八小時就是了。」樹樹說。

大廠變了，對公司祛魅的開始

2023年的矽谷让工程師們，乃至所有科技從業者意识到，这样稳定的生活或许不能长久。

2022年年底，Meta宣布裁員11000人。在2023年二月的季度財報會議上，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宣布2023年為Meta的「效率之年」，稱為了提高公司的商業價值，讓Meta成為一個更好的科技公司，將在之後的幾個月內進行重組，削減開支，關掉不必要的項目。這也是包括谷歌、亞馬遜、微軟在內的美國科技公司裁員大潮的開端：數據顯示，2023年一共有超過22萬的科技從業者被裁員，比前一年高了59%。

對留下的人來說，裁員是對公司祛魅的開始。

• 「即使將商業邏輯抽絲剝繭，我也很難認同」

向風说，公司能如此不留情面的將同事辭退，釋放了一個信號：對於資本而言，員工只是可有可無的工具。

裁员期间他第一次感到和同事產生了工作以外、更深層次的交流。

「有很多人也覺得受到了公司的壓榨，」他說。「我們做的產品都是在追求一個商業指標，而不是真正對客戶有幫助的事情。」

在此之前，向風並不是沒有過這樣的想法。抱著通過技術為他人帶來福祉這一想法進入科技行業的他，在第一段實習時就發現了現實和理想的差距。與其說工作是在解決需求，不如說是在創造需求。通常，公司的管理層會提出一個商業目標——比如要賣出多少廣告，或者實現多少流量的轉換—工程師再通過技術手段去實現這個目標。而這些工作再分配到每個工程師手上時，往往變得更加瑣碎，並不符合向風對「從零到一」的期待。

一開始，他以為可以更換項目組找到更能實現價值的工作。在其中一個組，向風的工作是了解有多少用戶在Instagram上保留了支付信息，藉此了解用戶的消費行為，實現精準投放廣告的目的。這是Instagram作為一家社交媒體公司的核心業務，向風說，所以管理層在佈置工作的時候也會解釋這個項目背後的商業邏輯。

但即使將商業邏輯抽絲剝繭，他也很難對此產生認同。

「我不太能想像，如果我真的面對這些存了支付方式的用戶的話，我就能告訴他們這個事情有多好。」

這樣的心理落差一直伴隨著他，直到裁員浪潮中，他意識到，科技公司有成千上萬的工程師，而他們每一個人都似乎變成了為公司賺錢的工具。那些他無權參與討論的商業目標，白紙黑字寫下的標準，變成了管理層裁員的理由。

• 從「不作惡」到「做正確的事」

早在裁員之前，矽谷就不是年輕工程師入行時的矽谷了。

谷歌成立之初，是一家以「共享全球信息」、「不作惡」作為座右銘的搜索引擎公司。作為企業文化，這種公開透明、富有使命感價值觀頗受讚譽。Chen在谷歌實習的第一年，見證了谷歌在終止「蜻蜓計畫（Project Dragonfly）」前的全體員工大會，即谷歌為了重返中國大陸市場而「妥協」開發一個定製版搜索引擎的計畫。該計畫自2017年被媒體曝光後，遭到1400名員工的集體反對。

那次會議上，Chen回憶道，所有人都在坦誠交流見解。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對會議進行轉播，因為很多員工「感覺這是一種背叛。」儘管Chen本身不認同谷歌為了回到中國市場而應承大陸審查制度的做法，但他尊重公司公開透明地討論此事的方式。

Chen认为那時公司尚且有「理想主義」。他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即使有的工程師在「不賺錢」的小組工作，也不用擔心工作的穩定性。但是2019年，谷歌的兩名創始人Larry Page和Sergey Brin離開公司之後，Chen見證了那些短期發展不好的項目被砍、公司削減福利、以及大規模的裁員。

2024年8月，谷歌前總裁Eric Schmidt在一次活動上的發言被輿論推上了風口浪尖。在回答關於谷歌為什麼在人工智能研究上落後於諸如OpenAI的創業公司的問題時，施密特說，「（因為）谷歌決定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包括允許員工提前回家和在家工作，比贏在產品上更加重要。」「而在創業公司裏，員工拼命的幹活（work like hell）。」他說。「如果你想和他們競爭的話，你不會讓員工只來辦公室一天。」

疫情以來，遠程工作在美國職場成了新常態，但近一年多，大型企業卻不斷施壓，要求員工多返回辦公室工作。施密特的這番話，揭示了大型科技企業管理層的態度，即認為自由的工作時間和福利是導致員工效率低下，無法實現創新的罪魁禍首。

截止2024年3月，谷歌有18萬名員工。這個數字和2022年相比，減少了大約一萬人——2023年幾次大規模的裁員在這之中功不可沒。因此，谷歌的非正式員工工會Alphabet Workers Union在回應施密特的發言時說，「自由安排工作時間並不會影響我們的效率。人手不足、不斷調整項目優先級、頻繁裁員、不漲薪和管理層對項目不聞不問—這些因素才是每天都在拖慢谷歌員工的項目進度。」

「谷歌確實變了。」Chen說。

這家曾經以「不作惡」為座右銘的公司，將這句話移除了章程，以「做正確的事」來取代。而在當下的矽谷，「正確的事」成了向風口中那些讓公司賺錢的事。

• 右轉的矽谷

這也導致一度在政治光譜上被認為是自由派大本營、不吝於為性別平等、性少數權利等事件發生的矽谷，更加趨與保守。在過去幾年內，科技公司內部還會出現類似員工集體寫公開信反對「蜻蜓計畫」的抗議事件。2017年，由於十幾名員工集體請辭，抗議谷歌和軍方合作的AI項目「Project Maven」，谷歌與2018年取消了該項目。同年，在《紐約時報》曝光谷歌高管性侵員工事件後，數千名員工罷工，走上街頭，抗議公司對這些罪行和指責保持沈默。最終，公司妥協，在員工合同裡取消了一則「強制性仲裁條款（Forced Arbitration Clause）」，給了員工在性侵案中上訴的權利。

2020年，特朗普在臉書上發表煽動性言論，表示要對明尼阿波利斯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中的抗議者採取軍事措施。對此，臉書和扎克伯格並沒有任何表示。這導致幾十名員工罷工並抗議領導層的不作為，甚至由於是在疫情期間，他們將「遊行」改為了線上。

在這些風風火火的抗議背後，公司始終態度曖昧，甚至採取反擊。2019年，谷歌對該抗議中的幾名領導者採取了降職和重新分配等懲罰行為。2024年4月，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愈演愈烈，几十名谷歌员工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自发组织了在谷歌办公室的抗议，反对谷歌与以色列政府和军方之间签署的云服务协议。随后，谷歌接连辞退了共50名参与抗议的员工。

這是樹樹對公司失望的時刻。他在内部论坛反对公司的举措，却被一些同事指责，认为公司并未做错什麼，不應該不讓公司賺錢。他也簽署了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動請願，請願雖然已經獲得了上千個簽名，相比谷歌龐大的18萬員工來說還是杯水車薪。

即使在日常的工作中，樹樹和向風一樣，也能看到科技公司對於無法帶來利潤的用戶熟視無睹。比如，有同事想要提升非洲用戶的體驗，為此還做了不少用戶調研，結果意見並沒有被採納，因為北美用戶的商業價值最高。

「我覺得如果現在做這些東西不夠的話，那要到了什麼程度你才會說我不再願意在這個系統裡繼續下去了。」樹樹說。

• 我也可以搞一個滿足人們需求的東西

逐漸商業化、模板化的科技大廠，促使年輕的員工開始尋找自己的出路。

Brian就是如此。曾經信仰「技術中心主義」的他，意識到已經成熟的大廠早已不像初創企業那樣重視技術，反而更強調擴大規模、發展商業，因此交給初級工程師的任務往往也瑣碎且無趣。

「一開始你可能會不甘心，覺得是某個公司的問題。」但是從PayPal跳槽到谷歌之後，他的工作也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如今已經是他工作的第六年了，Brian告訴我，他想要離開大廠，自己創業。

這並不是一個突然的想法。今年年初，Brian報名了史丹佛大學的公開課《如何建立一個創業公司》，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學習。這堂十年前錄製的課程，邀請了一眾矽谷的「頂尖大佬」，Brian說，包括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創始人Sam Altman、送餐公司DoorDash的創始人Stanley Tang和Airbnb的創始人Brian Chesky。

「我很喜歡這個課。其中有一期是DoorDash創辦人講他們是怎麼起步的：他們花了兩個小時隨便做了一個網站，然後隨便找了幾家當地的餐廳就搞定了。洗澡時候我就在想說，我也可以搞一個這種很簡單的，但是能夠滿足人們一定需求的這樣的一個東西，所以當天晚上我就做了一個。」

說起他自己做的項目——目前，這還是一個微信公眾號，收集了灣區華人可以參加的本地活這或許並不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項目，但他說，這是有價值的東西，是屬於他自己的東西。而這樣自我意識的變化，也體現在他的偶像上：曾經對馬斯克所做的事情如數家珍的他說，現在自己更崇拜喬布斯。

「我給我自己做的事情總結了一個mission（目標），就是說讓人們獲得精神上的啟發。因為我自己在上斯坦福這個課的時候，我其實獲得了非常多精神上被啟發的那種爽感。我希望有很多人可以獲得這種爽感。」

走出矽谷：唐人街的新書店

再次回到灣區，是在2024年的十月。不過，這次不是在科技公司林立的矽谷，而是舊金山市內的中國城。

雙十節過後的中國城裏，仍然保留著慶典之後的熱鬧景象：在標誌性的「龍門」牌坊背後，幾條街上掛滿燈籠和青天白日旗。不過，若是再沿著狹窄的坡道走上幾分鐘，便能看見五星紅旗的影子，這是來自大陸的華人移民聚集的區域。而又因為正值美國選舉年，街頭隨處可見舊金山本地市長選舉的拉票廣告，各個候選人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穿插在鱗次櫛比的商鋪和吆喝聲中。

在這座城市的嘈雜的一角，幾種政治不期而遇。

我的目的地則很明確：在一條叫做天后廟（Waverly Place）的小巷裡，一家名為「格外」的書店。如今，店裏還沒有書，只有三面白牆，一面貼滿了拍立得，另一面則是像我一樣前來拜訪的人用馬克筆留下的文字。書店的對面是「黃氏宗親總會」，隔壁是一家古玩店和一家被當作文化演出場地的博物館，再走幾步，一個不顯眼的鐵門後則開著一家粵劇學校。

書店的老闆正是我認識的幾名年輕人，包括菲麗斯和Ago在內。我前腳剛踏進店裏，就見到了後腳回來的菲麗斯和她的朋友們，她興奮的說剛才他們前往了粵劇學校，並在當地的老人面前露了一手，讓十幾名老人從懷疑年輕人的實力到對他們愛不釋手。

開書店是菲麗斯作為一個「文青」一直以來的夢想，也是「沙龍」理想中的子項目之一：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個空間，讓他們在參與講座的同時能夠一起讀中文書籍，滿足自己的求知慾，也通過交流書本的方式與身邊的人建立聯繫。在志願者的工作通訊軟體slack裡面，始終有一個叫做「中文圖書館」的頻道。後來，他們遇到了其他感興趣的灣區青年，其中就有書店的另一位創始人Teddy，一名居住在舊金山的數據科學家。因此，在2024年春天，他們一拍即合，決定開一家書店。

儘管才剛剛開業，他們就已經通過社交媒體吸引了一大批當地的年輕華人。在開業的第一週，他們舉行了電影放映活動，選片包括《十年》和《大同市長》。我去的那一天，牆上的投影正在播放央視六套的《背靠背，臉對臉》，而觀眾就坐在折疊露營椅上。同時，廁所裡還貼了一則黑白打印的告示：「朋友們，我們的小紅書第一天就被封了（emoji）。」

「格外」書店落地舊金山的時刻，恰逢美國華人中的「文藝復興」—這是在美生活近十年的Teddy對這幾年在美國興起的華語文化活動的描述。疫情封控結束後，許多大陸的政治行動者和藝術家越發覺得國內的行動環境舉步維艱，因此不少選擇了來到美國。譬如與「格外」書店幾條街之隔的社區藝術中心「舊呂宋巷」，就接待了成LGBT社區推動者陳想起的展覽活動。九月，因當地政府施壓而被迫停業的上海季風書園，又在美國華盛頓DC重新開業，吸引了一大批曾經的讀者和講者。

一開始，「沙龍」對書店的設想是一個與「沙龍」這個組織形式相同的非營利組織。但Teddy卻認為，書店可以成為一個獲利的公司。於是，才有十幾個聞訊而來，對這個想法表示有興趣的年輕華人成為了書店的「股東」。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灣區生活的工程師，每個人貢獻了一個月的工資，很快書店就湊齊了啟動資金。

在Teddy他們租下這家店面之前，這裡曾是一家中藥店。因此，在書店開業前第一次進入這個空間時，我仍能聞到濃厚的草藥味道，以及拉開沈重柵門時的咯吱聲，匆匆出門時，還容易被腳下的門檻絆倒。而周邊的店面，也都在中國城棲息了十幾年。譬如隔壁的演藝中心「Clarion」，已經有42年的歷史。過去是一家樂器店，專門賣美國很難買到的中國傳統樂器。然而，負責人Inga告訴我，2016年，由於亞馬遜和網絡電商的興起，Clarion逐漸失去了顧客，被迫關閉。

「我恨這些科技公司，」Inga毫不保留地對我說。「他們真的在以最壞的方式影響生活在這裡的人們。」

在科技產業湧入舊金山之後，大量公司開始租下昂貴的辦公樓，高薪的員工也在附近租房或購置房產，導致當地房價水漲船高，像中國城這樣和市中心距離不遠的社區更加無法倖免。居住在中國城的，往往是幾十年前移民美國、靠開小商鋪或餐館生活的亞裔老人，許多人甚至不會說一句英文。在科技資本的裹挾下，他們中的很多人迫於昂貴的租金放棄了他們的營生。

「他們只想要大樓和土地，」Inga提及科技公司時說。對Clarion來說也不例外：Inga知道，這家歷史悠久的樂器店對當地社區來說有著舉足輕重的文化意義，但2016年關閉時整個店只剩下了不到六萬美元，無法支持之後的營業。幸運的是，Clarion獲得了兩筆補助金，並在2019年正式成為了一家非營利組織，這才得以維持在天后廟上的店面，繼續為當地的移民和遊客提供一個音樂藝術演出的場地，並將地下一層改成了講述中國城歷史的博物館空間。

Inga是一名來自俄羅斯的蒙古族裔。隻身來到美國前，她就在俄羅斯見證了原住民的遭遇。深處美國，她也自然地對當地的移民社區感到親切，這才選擇在Clarion工作。而對「格外」書店的到來，Inga也十分好奇：「中國城很少有年輕人來，而天后廟更是如此，在這裡的基本上都是老商鋪，書店就更少了。」唯一一家華裔老人開的中文書店「東風書店」，也在其去世之後永久關閉了。

「他們開業的時候我非常激動。Clarion有很多孩子進行戲劇表演，所以如果附近就有用他們的母語寫作的書籍的話，這對他們來說會非常好。」Inga說。

天后廟街上，面前仍然飄搖著五星紅旗，與我一同來的兩位朋友在身後的古玩店挑選玉鐲，一輛無人駕駛的汽車「Waymo」駛過這條小巷，在人工智能的操控下轉向中國城裏狹窄的單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