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坐落在三藩市灣區，常年是美國民主黨的票倉。 在 2016 年，來自科技行業的超八百萬美元的政治捐款中，有 95% 都流向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相比之下，當時只拿到矽谷地區1% 政治獻金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則被淹沒在美國科技中心的一片藍海之中。
而今年總統大選，一向以進步政治為象徵的矽谷科技業，卻似乎來了個政治大轉向，將政治希望寄於特朗普及其所在的共和黨。 六月，知名風險投資人薩克斯（David O. Sacks）為特朗普募捐一千兩百萬美元；曾是風險投資人的凡斯（J. D. Vance）在七月成為特朗普的競選夥伴。 同在七月的特朗普遇刺案後，曾在 2020 年投票給拜登的企業家馬斯克（Elon Musk）公開宣布支援特朗普競選；十月初，出現在特朗普造勢大會的馬斯克告訴選民，只有投票給特朗普才能「保護美國的民主」。 知名基金 a16z 的合夥人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和霍羅威茨（Ben Horowitz）也加入這位特斯拉創始人的行列，宣佈將捐款給特朗普團隊。
美國運輸部長、民主黨人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表示，科技業對特朗普的熱忱不難理解：挺特朗普的科技大鱷是有錢人，而富裕階層自然投票給共和黨。 但此類「經濟決定論」卻難經推敲：並非一夜暴富的矽谷、曾經被視為進步主義政治的搖籃的矽谷，如何解釋它的「右轉」，和正在這個領域興起的科技右翼新思潮？
起源：從公社運動到賽博民主
「新公社」為矽谷留下了文化進步主義的遺產，但這類技術解決主義（techno-solutionism）的「科技—政治」聯姻並沒有真正爭取到社會等級的消除。 在另一方面，宣導自由意志主義的「新公社」運動在經濟上頗為保守。
要理解矽谷科技業的進步主義政治，必須追溯至三藩市灣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盛行的「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思潮。 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青年意識到他們正在成為工業生產和可能到來的核戰爭中的一顆螺絲釘。 面臨日漸軍事化、機械化的社會制度與對工人「專業化」的日益苛求，新左派（New Left）通過政治動員與當權政府對抗。 他們罷課、走向街頭，抗議政府對越南戰爭的參與並反對美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受到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政治影響和嬉皮士（hippies）文化的衝擊，青年人白天參與街頭政治，夜間則進行致幻類藥物和性解放的嘗試。
特納（Fred Turner）在《數字烏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一書中提出，以伯克利的青年嬉皮士為標誌的「反文化」與新左派的運動其實是兩場不同的社會運動。 如果說新左派的社會運動宣導用政治對抗政治，反文化運動中的「新公社派」（New Communalists）則選擇逃避政治。 從 1966 年到 1973 年，一部分不滿於現狀的年輕人離開三藩市灣區，來到深山中建立公社。 他們和新左派一同反對國家的海外戰爭，卻同時抗拒新左派的動員政治；對其而言，社會進步源於科學技術和意識上的改變。 公社是小型社會組織的試驗田，而其中小型科學技術——從伐木用的斧頭和投影儀到冷戰「軍事工業複合體」所生產的無線電和 LSD——成為了物質上自給自足、精神上融為一體的工具。
在山區的公社裏，技術成為了一種代替進步民主政治的解決方案，其中一本由記者布蘭德（Stewart Brand）在1968年創建、旨在去中心化的公社之間傳播技術和工具的雜誌，《全球概覽》雜誌（Whole Earth Catalog），影響深遠。 《概覽》受到數學家維納（Norbert Wiener）的影響；他在《人有人的用處》一書中提出，一切生物和社會組織都是可程式設計的信息系統，在法西斯社會裏，作為政治指令的資訊從獨裁者傳達到每一個社會等級，而在沒有等級制度的自由社會中，資訊可以在民眾之間傳播，民眾也可以向政府提供數據反饋。 維納斷言，美國社會並不會走向蘇聯或德國的威權社會模式。 對《概覽》的讀者來說，在去中心化、去等級化的公社中，技術的不斷發展會帶來社群的平等、和諧與大同。
正是這一在反文化運動結束後淡出視野的「新公社」，成為了矽谷政治文化的基石。 七十到八十年代，個人電子計算機進入歷史舞臺，與之而來的還有網路和後工業經濟的興起。 1985年，布蘭德建立了「全球電子連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成為了世界上最早的在線論壇之一。 在「連接」的虛擬空間裏，真實社會中的地理、種族、性別、性取向的差異被用戶名掩蓋，就像六十年代的公社一樣提供了現實裏社會不公的庇護所。 這個被記者萊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稱為「電子民主社會」（electronic democracy）的平臺，後來成為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的雛形。
曾在俄勒岡州公社待過的喬布斯（賈伯斯，Steve Jobs）將《概覽》比作聖經。 在 1984 年，喬布斯的蘋果公司在「超級碗」投放電視廣告：如同喬治·奧威爾以該年份命名的反烏托邦小說情節，視頻中面無表情的民眾盯著螢幕中的獨裁者講話，而一位穿著蘋果麥金塔（Macintosh）電腦標識的女人從放映廳外走來，將鎚子甩向螢幕中的老大哥——拯救自由的不是民眾的覺醒和暴力抗議，而是資訊技術的到來。
在21世紀矽谷的進步主義中，布蘭德的「技術解放政治」也隨處可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想像一個通過資訊傳播而創造的「更開放的世界」，而臉書似乎能夠讓人們跨越國界、自由表達。
「新公社」為矽谷留下了文化進步主義的遺產，但這類技術解決主義（techno-solutionism）的「科技—政治」聯姻並沒有真正爭取到社會等級的消除。 恰恰相反，上世紀末的平等主義成就，包括民權法案的通過和女權運動的成功，更應歸咎於反文化運動中新左派的動員政治和有效的政府干預；而無視「政治」的技術解決主義者只是在虛擬世界中掩蓋了這種差異。 直到本世紀初，全世界只有極少的人能夠參與「電子民主社會」，而就像在公社中自我篩選的參與者一樣，軟體行業所創造的虛擬世界僅向少數人開放。
在另一方面，宣導自由意志主義的「新公社」運動在經濟上頗為保守。 他們反對政府干預，傾向於基於共同意識的社會自我組織，而這些組織方式會被去監管化的、自由市場下的技術發展穩固和優化。 肯尼迪總統在 1961 年就職演說中發表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國家做什麼」，對此布蘭德和《全球概覽》的讀者們則拒絕了二元選擇：有了科學技術，自己社會自己管。 反文化運動的標誌性人物巴羅（John Perry Barlow）在 1996 年的《網路獨立宣言》中宣佈： 「工業世界的政府們」在賽博空間中「沒有主權」。
彼得·泰爾的文化戰
如果經濟學家赫希曼認為一切關於團體的經濟和政治選擇皆為「呼籲」和「退出」之中二選其一，那麼 2009 年的泰爾面對美國的政治體制無疑將賭注放在了「退出」中。
如果說矽谷將右翼自由市場下的技術革新當作左翼平權運動的替代方案，八十年代席捲英美的「雷根—撒切爾革命」則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左右。 美國兩黨的競爭不僅僅是基於稅收高低、大小政府的經濟政策，更是對「誰是美國」的身份競爭。 從1964 年的民權法案到越南戰爭的終結，左翼運動盛行近二十年，也在共和黨的雷根時期受到了基督教保守主義的抗衡，雷根及其支援者推行反同性戀、反平權、反墮胎和反文化多元的政策。 在八十年代，美國又經歷愛滋病爆發和女性主義運動興盛的社會背景，去監管化的大眾傳媒將種族和性別的多元化通過有線電視一次次放大。 歷史學家亨特（James Davidson Hunter）將此形容為：在這場「文化戰爭」中，斷裂的兩種政治極端不留餘力地爭搶國家的「道德權威」。
這次抗衡中，矽谷校園成為了文化戰場。 1988 年，史丹佛大學的五百余名學生遊行抗議該學校的「西方文化」本科必修課。 對左翼學生示威者而言，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核心的大一基礎課展示了「歐洲—西方與男性偏見」，而大學應該主動推動多元化和全球文化的視角。 以《美國精神的封閉》（美國思想的封閉）作者、哲學家布魯姆（Allan Bloom）為代表的保守派則認為，左翼多元文化本質上肯定了道德相對主義，摒棄了對「真理」的追求，而對政治正確的追求使得大學校園思想更加封閉。
這時，出生於1967 年的德國、在加州長大，後來成為如今的矽谷右翼的重要推手的泰爾（Peter Thiel），成為了史丹佛大學哲學系的本科生；對校園左翼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嗤之以鼻的他創立了保守派雜誌《史丹佛評論》（The Stanford Review）。
在「西方文化」辯論的背景下，《評論》在1988年12月刊登了主編泰爾撰寫、題為「西方是否值得捍衛？ 」的引言，批評學校管理層無法「理解西方獨特的知識遺產，以及對其保護的必要」。 泰爾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產生了空前成就，但「在這個充滿了極權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等人的世界裏，西方的理想和制度需要得到堅定而積極的捍衛。 「而這種對於左翼身份政治的批評則成為了《評論》日後的主旋律；1993 年 1 月，時任主編薩克斯寫到，「就像前蘇聯那些被誤導的烏托邦主義者一樣，史丹佛的激進多元文化主義者與人性和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他們的失敗將不可避免。 」
薩克斯與泰爾二人畢業後很快合著《多元性的神話》（多樣性神話）一書，以批評校園左翼政治正確對學術、言論以及思想自由的遏制，甚至對學校性侵案作辯護。 （泰爾後對此道歉。 ）在80年代末期，《史丹佛評論》僅是全國文化戰中保守主義網路的眾多節點之一：在東海岸的常青藤校園裏，《達特茅斯評論》和《康奈爾評論》扮演了類似的政治角色。 但以泰爾為核心的史丹佛保守派，卻享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優勢：他們處於正在從冷戰軍工復合體脫穎而出的矽谷。 1998 年，離開律所工作的泰爾與工程師列夫琴（Max Levchin）組建了一個網路貨幣公司，後來與競爭對手馬斯克的 x.com 合併，成為了知名的在線支付服務 PayPal。
二十世紀初，隨著互聯網熱潮不斷升溫，科技行業延續了《斯坦福評論》的右翼政治遺產。 雖然 2002 年 PayPal 被 eBay 收購，其早期員工在退出後還是參與創建了多家成功的互聯網公司，被《時代》雜誌稱為「PayPal 黑幫」。 除了泰爾的軍工科技企業 Palantir 和馬斯克的特斯拉與 SpaceX，「黑幫」成員還創建了領英、YouTube 和 Yelp 等知名企業。 曾在斯坦福校園辱駡同性戀教師的拉布瓦（Keith Rabois）後來在 PayPal、領英和泰爾的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陸續任職；泰爾的合著者、PayPal 的首席運營官薩克斯後多次創業，並成為了成功的早期投資人。 2003年成立Palantir後，泰爾本人在2004年投資臉書50萬美元，成為其首個外部投資人。
泰爾在風險投資的成功並未停止他對保守主義政治的濃厚興趣，但隨著奧巴馬上任，他意識到文化戰的勝負似乎已決。 泰爾在 2009 年文章《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中回憶 80 年代末《評論》的成績「如同一戰西線的堑壕戰：許多人傷亡，但我們並沒有轉移輿論的重心。 「隨著奧巴馬上任，自視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泰爾認為保守主義已經在傳統民主政治戰場失去動能。 在茶黨（Tea Party）運動崛起之際，他強調經濟自由主義者如想掌權，不能再通過辯論和選票，而必須「超越」目前的政治制度。 在泰爾眼中，逃離被左翼政治腐蝕的政治現狀需要「新的、迄今為止尚未嘗試過的過程，引領我們到尚未發現的國度」。
和六十年代逃避政治的「新公社」成員類似，泰爾把逃避政治體制的希望寄託於新科技之中。 文中，他提出三個科技探索的前沿：賽博空間提供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庇護所；外太空殖民將允許新的政治制度的產生；第三條線索是海洋移民（seasteading），即在公海上建立永久居所，建立新國家。 為此，他投資了保守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孫派翠·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所建立的海洋移民研究院（Seasteading Institute）。
如果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認為一切關於團體的經濟和政治選擇皆為「呼籲」和「退出」之中二選其一，那麼 2009 年的泰爾面對美國的政治體制無疑將賭注放在了「退出」中。 2010年，對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不滿的他推出了泰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鼓勵精英大學生退學創業。 與其政治觀點相似的投資人斯里尼瓦桑（Balaji S. Srinivasan）在孵化器 YCombinator 演講時提出，矽谷應該「退出」美國，成為一個科技業管理的社會，不受華府和紐約的精英約束；而他和泰爾均視虛擬貨幣和不受國家政府約束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ies）為「超越」政治制度，即躲避傳統監管的工具。
民主黨與矽谷的愛與恨
在過去的十餘年中，曾看起來無害的風險投資行業和資訊產業逐漸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形成挑戰。 2018年，《經濟學人》預測了一場「科技反彈」（techlash）。 如果奧巴馬是首位「社交媒體總統」，特朗普則是第二位。
2010年，隨著一場場民主革命席捲全球，從摩爾多瓦到埃及的年輕人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對抗集權政府，包括「阿拉伯之春」的運動也被一些媒體和學者稱為「推特革命」或「臉書革命」。 如果冷戰的結束和本世紀初的軍事干預沒有「終結」歷史，建設「資訊高速公路」的矽谷互聯網企業似乎可以推動美國霸權下的「全球民主化」進程。
奧巴馬（Barack Obama）任期的民主黨擁護了這場資訊革命。 競選期間的奧巴馬善用推特和臉書，並保證在白宮設立「聯邦首席技術官」（CTO）職位；他被稱為首個「社交媒體總統」。 臉書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休斯（Chris Hughes）在 2007 年離開矽谷，參加奧巴馬競選團隊。 他在任內推動了「網路中立」政策，禁止運營商（ISP）對不同網站進行差別待遇：這一政策削弱了傳統網路基礎設施供應商對矽谷新貴的影響。 時任國務卿克林頓在 2010 年提出，小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還應包括「連接自由」（freedom to connect），而美國外交戰略應該在全球範圍內維護一個民主、自由的互聯網，保障外國民眾通過網路表達、獲取資訊、組織運動的能力。 這類論述不僅呼應了紮克伯格對互聯網民主性的政治雄心，也同時迎合了布蘭德、維納和 1984 蘋果公司廣告中「技術解放政治」的幻想。
在奧巴馬的科技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t）政策之外，民主黨平臺也切合了矽谷的經濟利益和文化政治。 三藩市灣區的創業公司和「大廠」依賴高技術移民，並支援通過全球化獲得廉價產業鏈和國際市場；急需人才的矽谷重視政府對國民教育的投資。 信奉技術進步主義的軟體公司和其背後的風險投資人自然將民主黨視為其盟友：大到全球民主化和節能減排，小到零工經濟，民主黨無法通過政策實現的社會目標，留給自由市場下的科技業來解決。
然而，在過去的十餘年中，曾看起來無害的風險投資行業和資訊產業逐漸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形成挑戰。 2018年，《經濟學人》預測了一場「科技反彈」（techlash）。 如果奧巴馬是首位「社交媒體總統」，特朗普則是第二位：在 2016 年的總統大選中，推特和臉書等平臺成為了右翼民粹主義的風暴中心。 在特朗普「俄羅斯門」和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醜聞背景下，社交媒體不再被天然認為是「地球村」的樞紐了，而被認為是把個人數據賣給外國政府的「假新聞」（fake news）的培養皿。 隨著零工經濟的普遍化，逐漸形成壟斷地位的平臺降低勞工分成，在榨取利潤的同時拒絕為事實上全職的司機和外送員提供應有的社會保障。 2015年，谷歌公司重組，將「不作惡」（Don’t be evil）的理念從其行為準則中刪除。
民眾和監管機構都逐漸認識到，曾經小而美的矽谷創業公司並沒有帶來他們所承諾的去中心化、人人平等的數字烏托邦，反而在迅速發展成為巨頭、佔領壟斷地位後，造成了新的社會不滿。
因此，自 2016 年以來，民主黨和矽谷的聯盟逐漸瓦解。 許多民主黨人將特朗普獲勝矛頭指向互聯網平臺上的「虛假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呼籲修改「使用者言論，平臺免責」的「230 條」（Section 230），並試圖推動全國性的在線隱私保護法案。 拜登任內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則更是對各大科技巨頭進行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反壟斷審查。
隨著虛擬貨幣產業的擴張，拜登政府開始加強監管；而其內閣面對人工智慧的新挑戰亦採取謹慎措施，強調保障 AI 技術的安全和可信度。 Covid疫情期間，隨著遠端工作的科技從業者搬離城市、經濟衰退、房屋供給不足和左翼政客對犯罪從輕處罰的政策，民主黨統治的三藩市一度成為無家可歸者、癮君子和砸車犯罪的庇護所；不少科技公司舉家搬離高稅負的加州，前往共和黨執政的邁阿密或奧斯丁。 民主黨不再無條件支援科技行業，而兩者的密切關係產生了諸多摩擦。
雖然不少共和黨人也對矽谷寡頭有所不滿，但他們至少名義上扛起了「去科技監管」的大旗：例如，2024 年的共和黨平台強調，共和黨人將終結民主黨的對加密貨幣「非法且反美的打擊行動」，並廢除拜登「阻礙 AI 創新發展的危險行政命令」。 （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期間也發行了自己的加密貨幣，挑起爭議。 ）今年給特朗普捐款的風險投資人、網景（Netscape）瀏覽器創始人安德里森及合夥人霍洛維茨稱，自己支援特朗普的一大原因是共和黨或對虛擬貨幣的開放態度。
突破民主政治的加速？
可見的趨勢是，一度在美國政治中被邊緣化的科技業，今後將在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中扮演前所未有的角色。 而矽谷的下一次「退出」，會否是美國民主制度本身？
如果技術是一切政治的解藥，那麼不難理解如今的不少矽谷大鱷們將美國愈演愈烈的社會問題歸因於左翼對科技發展的遏制。 安德里森在 2023 年 10 月發布了《科技樂觀主義宣言》，批評公眾對矽谷的悲觀態度；他認為，科技必須無條件、不受阻礙地發展。 他寫道：
我們當今的社會已經在過去六十年間經歷了一場針對技術和生命的大規模道德瓦解運動。 這場運動以各種名義展開，如「生存危機」、「可持續性」、「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可持續發展目標」、「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預防原則」、「信任與安全」、「技術倫理」、「風險管理」、「去增長」、「增長的極限」等等。
安德里森提出「有效加速主義」（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視一切阻礙美國技術發展的因素——包括民主過程中的社會決策——為敵。
而這篇讓人聯想到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的《未來主義宣言》的文章，同樣迎合了安德里森好友泰爾長期以來對民主政治的不滿。 與通過資訊技術追求小規模民主的「新公社」運動不同，深受施密特（Carl Schmitt）影響的泰爾認為經濟與政治自由遠比民主過程重要：「我已不再認為自由與民主相容，」他在 2009 年寫道，認為市場自由無法在美國政治中實現。
此類「民主—自由」對立，在一場影響力逐漸擴散的「黑暗啟蒙運動」（Dark Enlightenment）中上演：該運動的主要人物、與泰爾關係密切的雅文（Curtis Yarvin）認為民主制度已經過時，而應該回歸君主制政治。 「如果美國人想改變他們的政府，則必須克服對獨裁者的恐懼，」他在 2012 年一場演講中提到。 在雅文的理想國中，國家的界限應被打破，而社會應被拆分，交給由具有絕對權力的科技企業統治。 而這一切，都以穿破體制的牢籠為前提。
也許受到雅文的影響，「退出」政治的泰爾選擇在特朗普參政後「滲透」政治。 2016年，保守主義作者安東（Michael Anton）撰文《93 號航班選舉》，將特朗普大選比作 9-11 中恐襲者開向華府，卻被乘客制止並在賓夕法尼亞墜機的航班：在美國政治被左翼「劫機」之際，保守主義者只有選擇特朗普才有生還的可能。 （泰爾將安東介紹給了特朗普。 ）
雖然泰爾的政治哲學實際上與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有不少差異，他還是在 2016 年向特朗普捐款一百萬美金，並在共和黨全國大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上發言。 他未在2020 年總統選舉中捐款，但於2022 年中期選舉時支持了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候選人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即他《從零到一》一書的合著者和泰爾資本（ Thiel Capital）的首席運營官，以及當時俄亥俄州參議院候選人、曾在泰爾的基金Mithril Capital 工作過的凡斯。 泰爾給兩人的競選各捐款一千萬美元，再加上他所支援的2018 年當選的密蘇里州參議員、《斯坦福評論》前評論員霍利（Josh Hawley）⋯⋯《紐約時報》稱泰爾為「右翼的下一個造王者」。
泰爾的右翼網路無疑是特朗普競選夥伴的選擇中的關鍵一環。 凡斯成為副總統候選人後，矽谷資本看到了科技利益進入白宮的捷徑。 「我們有一位前科技風險投資人入駐白宮，」泰爾的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合夥人阿斯帕羅霍夫（Delian Asparouhov）發帖稱。
十一月份這場大選，民主黨仍最有可能贏得三藩市灣區選票；以泰爾為核心的右翼政治，或許還未能觸及矽谷大多普通民眾。 州政府數據顯示，在矽谷所在的聖克拉拉和聖馬特奧兩個縣中，民主黨選民在所有註冊選民中持續過半，而共和黨註冊選民從 2010 年的 23% 跌落到 2023 年的 16%。 在馬斯克、薩克斯、安德里森等人擁護特朗普的同時，包括領英創始人霍夫曼（Reid Hoffman）、風險投資人柯斯拉（Vinod Khosla）和前谷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不少科技業領袖依舊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
但可見的趨勢是，一度在美國政治中被邊緣化的科技業，今後將在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中扮演前所未有的角色。 而矽谷的下一次「退出」，會否是美國民主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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