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变世界的“宇宙中心”

在硅谷的科技公司，每个工程师都有一个个人主页，每当他们在工作中完成一项任务，主页上就可以展现一个新得的虚拟徽章。任务通常琐碎而零散，例如完成一项培训，参加一项活动，或著测试一项产品。

“这是一种典型的游戏化设计，”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桐雨在一场讲座上解释，她的听众正是在硅谷工作生活的华人工程师，他们过的就是她所研究的生活。

“（公司）用这种徽章明确定义了每个任务，很容易把你们的零散时间收集起来。”她展示了一位工程师的个人主页，上面都是徽章截图。台下哄堂大笑，不少人甚至猜到图片主人就职的公司。

不在科技行业工作的我是少数几个一头雾水的人。讲座后，我私信活动志愿者树树，才了解，图里的徽章来自搜索引擎巨头谷歌，而当天台下听众里，谷歌的员工与前员工不在少数。

树树是非营利组织“湾区文化沙龙”的一员。“湾区”指加州北部的海湾区域，而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硅谷”，这里孕育了一大批举足轻重的科技公司。2019年，“湾区文化沙龙”由几名生活在湾区的年轻人成立，不少人就在硅谷就职。沙龙经常举行学术讲座和文化活动。吴桐雨这次讲座在洛萨托斯（Los Altos）公共图书馆举办，不大的会场里一百多名华人纷纷分享工作经历。讲座结束，刚刚熟稔起来的人们驱车十几分钟去附近丘珀蒂诺（Cupertino）的火锅店，边吃边接著刚才的话题聊下去。

丘珀蒂诺是苹果公司的总部Apple Park所在之处。这座小城的闹市区，随处可见华人超市和亚洲食物，中国家喻户晓的海底捞火锅和鲜芋仙甜品也位列其中。而丘珀蒂诺的大道De Anza Blvd，则是有名的湾区“海淀黄庄”：分门别类的课后补习学校、兴趣辅导和升学咨询机构鳞次栉比；周末或下班时间，华人面孔的家长等候在跆拳道、游泳和其他艺术培训学校的外面。中国教育集团好未来的子公司Think Academy，也在此开设了美国的第一间学校。

从补习学校到华人老年中心，从连锁火锅品牌到华语KTV，湾区是三至四代华人共同的家。

数据显示，居住在湾区四大县的亚裔超过此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丘珀蒂诺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县，亚裔甚至超过了任何其他的种族，达到了74万左右。2000年到2019年之间，湾区亚裔人口增长了57%，而华人又是亚裔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族裔，占据所有亚裔人口的30%以上。

年轻一代华人移民大部分是科技行业从业者。从1960年代起，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就来到这里，任职研发部门。1985年，大陆留学热潮起，一批批中国大陆留学生开始在硅谷安家落户。今天，湾区仍是华裔留学生的热门目的地。

过去十五年，硅谷的科技大厂雇用了大批年轻工程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曾经对华尔街趋之若鹜的精英从金融改选计算机，将目标投向风声水起的硅谷，技术工种炙手可热。如今，在硅谷的科技公司，一个刚毕业的软体工程师能够获得十五万、甚至二十万美元的年薪。

社交软件“小红书”上，“湾区”两个字往往和“码农”及工程师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硅谷华人举办的活动，主业是工程师的演员屡屡自嘲：湾区“土”，活动匮乏，华人只能去参加“湾区三俗”—— 徒步、采摘草莓、桌游或剧本杀等活动。许多工程师为了方便，邀请约会对象前往自己工作的公司的食堂吃饭，也被互联网当成啼笑皆非的谈资。为华人理工科留学生群体建立的线上论坛“一亩三分地”，更从来不缺的是关于湾区房价和生活的讨论。

而“沙龙”希望自己组织的活动是关于更大的世界和议题。这样的个性吸引了十几名树树这样的志愿者。“他们（参加活动者）要认同沙龙的价值”，沙龙创办人之一、史丹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院Ago说， “如果他是程序员，他会是一个不只关心自己的事业的程序员。他会关心世界，他会看到不同的学科。他会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

•  用程序满足人们的需求

主持吴桐雨讲座活动的向风，也是“沙龙”的志愿者之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非典型程序员”。

向风来自江苏常州，今年29岁，留小平头和短胡渣，讲话慢条斯理。回答问题时，他往往要谨慎思考后才认真开口，并对想法加以限定，常常把“据我所知”挂在嘴边。

我们在他的房子见面。已经住了三年的家称得上一尘不染，厨房和餐桌上几乎不留餐具——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吃饭，他养的小猫也很活跃，经常跳上跳下，喜欢吃人的食物。

自2018年研究生毕业来到这里，这已经是向风在湾区的第六年了，也是他在扎克伯格的公司Meta做工程师的第六年。2012年，还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向风读物理专业。复旦鼓励学生尝试不同专业的课程，他在大二时加入了朋友所在的计算机社团，逐渐发现可以通过编程解决自己或同学面临的问题。学校太大，很多人经常错过有趣的讲座和活动，他们就制作网站汇总各类活动，方便同学检索。早在网络直播风靡之前，他们就在学校内网里搭建直播平台，方便无法到场看讲座的同学从网上观看。

这些创新在向风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想去全球最适合做技术的地方工作，做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硅谷自然成为他的目标。他先前往波士顿攻读研究生，毕业前夕来到Meta实习，不久获得全职offer，搬到湾区，加入Meta旗下社交媒体软件Instagram的项目组。

顺利的求职过程、满意的薪水、友好的团队，一切都和他本科毕业时的想象所差无几。

• 像马斯克那样“星辰大海”

又一次座无虚席的沙龙活动之后，我随著大部队走出图书馆的大门，在这时候见到了Brian。

他得知我正在做关于华人工程师的报导，便来介绍自己。没寒暄几句，就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他在谷歌就职，业余时间做一个面向华人的活动分享平台，希望不久能将其变成创业公司。说完，他就拿出手机让我扫描微信二维码。

Brian的微信头像是他在一场活动中发言的照片：他穿黑色T恤，举著话筒，神情严肃。朋友圈里内容是大多是在转发自己的华人活动分享公众号，标题是“活动汇总”或“本周活动速递”，内文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湾区正在进行的创业交流、讲座或文化活动。

十多年前，Brian从江苏无锡前往洛杉矶读本科。他是科幻小说迷，所以选择物理专业。进入学校之后，他也想尝试学习文科，上了几节哲学和历史课，却发现不适应英文阅读材料。最后，他还是像周围许多人一样攻读了计算机，认为这是“务实”的选择。

Brian打开计算机学科大门的同时，全球科技产业正在飞速发展。同年，八家中国概念股上市，打车软件在中国市场迅速扩张，大型科技企业开始加速收购创业公司。两年后，中国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口号推动鼓励创业和创新的政策。而在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进入大众视野：推特上市，“阅后即焚”的即时通讯软件Snapchat迅速收获年轻人的喜欢，而成熟的科技公司仍在推出包括3D打印、穿戴智能手表等新产品。

最令人关注的是马斯克（Elon Musk）打造出的科技帝国：SpaceX打造出世界上第一艘商业运营的货运飞船。而他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成为了不可小觑的能源巨头，推出全新的电动跑车车型。

Brian说，马斯克就像是小时候自己沈迷的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当年，Brian加入学校的科技创业社团，马斯克恰巧来演讲。潜移默化中，Brian逐渐将马斯克这样“硬核”技术的创始人奉为偶像。Brian告诉朋友，如果将世界上伟大的人排序，苹果手机的创造者乔布斯不如马斯克：或许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但清洁能源和火箭这样的技术则更加“星辰大海”。

“以前我也觉得程序员很无趣、很宅。”看到硅谷发生的一切之后，Brian意识到，“计算机才能改变世界”。

那十年的硅谷见证了许多改变世界的技术创新。Brian就职的第一家公司线上支付平台PayPal就是其中之一：PayPal的技术总监首创了在电商平台初期最为重要的反欺诈算法，以及如今被广泛使用的CAPTCHA技术，让PayPal成为这个领域的巨人。包括马斯克在内的PayPal创始人团队接连成立了一大批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公司，后来被称为“PayPal黑手党”。

这种肉眼可见的技术革新，让Brian对技术产生了“信仰”。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一名“唯技术论者”。他决定加入那些在行业里像基石一样的大厂。

• “主要是这个行业确实最好找工作”

Chen 觉得，能在谷歌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部门工作，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期间在谷歌实习时，Chen被分配在了一个名叫“白日梦（Daydream）”的项目组，即谷歌的虚拟现实平台。这个项目后来停摆，但它成了Chen现在工作内容的前身，他所做的产品涉及到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最新的技术。

“这个工作算是我做起来相对开心的，”他说，因为产品很“酷”，也很有“前景”。

这和曾经他对科技行业的期待不谋而合。“高中的时候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谷歌这公司多牛逼，又漂亮，做的东西又很酷。”通过报纸对科技行业产生的想像，变成了现在的生活。

但追根究底，Chen不认为这是他选择计算机的原因。

“主要是这个行业确实最好找工作，找到工作才能留下来。”Chen告诉我。

Chen来自中国东南小城。高中时，他主动接触防火墙外的世界。通过一个互换明信片的网络平台，他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笔友。又因为家里距离香港不远，很早就接触更“自由”和“进步”的流行文化，意识到“国内有些东西是自己不是很认同的。”

让他决心出国的是一件小事：语文老师请同学发表自由演讲，其中一人提到了香港首位公开出柜的女歌手何韵诗，赞扬她勇敢发声、争取权益。老师却立即发表了负面的看法，这让Chen十分失望。对学习环境的不满加上青春期与家庭之间的矛盾，Chen认定自己无法在中国生活，进入加州的一所大学之后，Chen攻读计算机，并前往谷歌实习——都是为了留在美国。

如果留不下来呢？

他顿了一下，说不希望这种事发生。

说这句话的时候，Chen正在他的一居室厨房里做饭。

尽管他的整个橱柜已经满满当当，但Chen却说“还是少了几个锅”。他一有空闲便会在家烹饪。那天他准备做一道鸡汁炖鳕鱼，是几个月前回国时从酒店里学来的做法：提前准备好的鸡汁要先拿出来化冻，上层是油脂，下层是鸡汤，加上切好的姜末和黑鳕鱼一起蒸。

我们一边等待食物出炉，一边看名为“猫仔”的猫懒懒打哈欠。门后挂著几个帆布袋，其中一个是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周边，Chen说，疫情期间没法出门的，他就在乐队的线上听友群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他的书架上插著彩虹旗，鼠标垫写满“苟利国家生死以”，键盘边放著一套录音设备，这是为他的一档介绍粤语歌的播客准备的。

他更愿意谈八小时以外的生活：不仅是参与娱乐活动，他也是几个包括当地白纸运动在内的政治行动组织者。至于他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他生活的重心。

“我不是那种很享受写代码的人，但I’m good at it（我很擅长这件事），”他说。 “因为老中人就是会这样：能够做得好不代表我喜欢这个事情。”

“我混到有绿卡了以后，可能就会保持一个比较摸鱼的上班的状态，”Chen说。“我不觉得这个工作值得我每天花8个小时在哪里。”

• 签证：和工作牢牢绑定的绳子

绿卡是湾区华人对话中离不开的谈资。

在美国，科技行业一度是最愿意为外籍员工提供工作签证和绿卡的行业。由于过去十年间的发展，科技公司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水涨船高，美国本地的工程师数量已经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这些公司也相应地将目光投向了移民群体。在雇用最多H-1B人才（持专业人士临时签证）的15个雇主里，五大科技巨头———Meta、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赫然在列。湾区委员会（Bay Area Council）的统计显示，2019年，湾区有近6万名持H-1B签证的外国公民获准为湾区的公司工作。

持H-1B的外籍员工最多可以工作六年，若未能在六年内开始绿卡申请，抑或是在此期间失业，就必须离境。申请绿卡的第一道程序是申请PERM（Program Electronic Review Management Proces，外国人通过职业技术进行移民的许可证明），由雇主代表员工提交给美国劳工部。然而，2023年1月起，谷歌在裁员1200人的同时，宣布暂停该申请，直至2025年的第一季度。包括亚马逊在内的不少科技公司采取了相同举措。即使在没有暂停的公司，这个过程也变得极其缓慢。

PERM申请批准之后，雇主才会提交I-140表格，即真正的绿卡申请。对华人而言，绿卡的审批周期由于申请的人数众多，往往长达六年，并且只会越来越长。在这段时间里，离开公司可能意味著要重新开始整个绿卡申请的步骤。

对就职于沃尔玛的工程师Frank而言，签证是将他和工作牢牢绑定的绳子。

Frank最初是通过一家所谓的“技术咨询公司”进入科技行业。这类公司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外包公司，承包大型科技公司的项目，并为其提供短期人才作为合同工。即使工资较低、合同期短，但这类公司可以提供工作签证，合同结束后亦有转正的可能——对于毕业找不到全职工作却急需留在美国的国际学生而言，技术咨询公司不失为好的选择。

Frank从美国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那年，就通过这样一家公司获得了在零售巨头沃尔玛的合同工。那九个月，他“完全扎到工作里头”，常常主动加班。“觉得转正很重要吧，因为他能帮你申请工作签证和绿卡什么的。”在美国，雇主只能为全职员工申请H1B工作签证，也就是华人工程师中最常见的签证类型。

对Frank而言，这样的处处受限并非第一次。高三毕业之后，Frank高考没考好，只能上北京一所二流学校，但分数恰好能够碰到当时最热门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父亲说，这个专业有前景。可他没问过自己是不是感兴趣。

大一，晚上十点一起做实验的同学相约离开，回宿舍的路上还在聊技术，他就在后面默默地跟著，不想插话，也插不上话。到了申请研究生的时候，父亲又认为应该出国深造，他就申请了一所在华盛顿特区的学校。原本，Frank想先在专业对口的工程学院开始读，再转专业去读感兴趣的心理学或者社会学。可他又担心难以适应英文的学习环境，就此作罢。

最后，他选择了计算机，理由同样是：“一个在美国好找工作的专业”。

不过找工作的过程并不顺遂。在美国，毕业生要进入科技大厂，就需要“刷题”，练习面试时要考察的技术问题。Frank说自己不爱学习，也不擅长理工科，最后才退而求其次进入了这家咨询公司。如今已经在公司的第五年，逐渐熟悉了团队和职责的他，才开始思考工作以外的生活，捧起在研究生期间就心心念念的摄像机，在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开始了摄影生涯。

我采访他的时候，正是在一次旧金山影展之后。在这座滨海城市一处港口附近的小巷里，藏匿著一家独立画廊，Frank早早订好了周五下午的门票。看完展览，我们来到一家酒吧坐下。Frank拿出笔记本电脑，说“还要再回几个工作消息。”

为了展览，他翘班出门。这些日子以来，即使有会议，他也会根据经验判断出什么是有必要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再决定是否参加。

他半开玩笑说，老板已经忍他很久了。与五年前处处谨慎的自己相比，如今的他可谓是“职场老油条”了。

•  占位符：可以更实际一点的生活 

当天一起看展的还有菲丽斯。她27岁，在大型游戏公司Roblox任职工程师。

菲丽斯与我是老相识了。我在芝加哥读本科的时候，就通过微信群认识了菲丽斯。只是那时我认识的她是攻读哲学博士的一年级生，因此，四年后，在“沙龙”一场活动的现场见到她时，我尤其惊讶。一方面，她是我采访的对象中唯一“转码”的人，即转行做工程师；另一方面，她的变化并不大，还是齐耳短发、黑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言行间透露著沈著和镇定。这更让我好奇：从博士退学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是什么让她下了决心？

在她家拜访时，我慢慢了解了问题的答案。

2023年二月，菲丽斯收到游戏公司Roblox的offer，搬到湾区。她住了几个月的Airbnb，期间四处拜访，最后才选定了湾区中半岛的一处房子。这间位于二楼的一居室三面都是窗户，白日漫长的夏日阳光洒满了壁炉。

她收藏了许多装饰品。壁炉正中间摆放了一幅二手店购入的拉丁美裔画家的油画，色彩鲜艳，“没有什么背后的故事，我只是觉得它是我房间的所有视觉上面的那个核心。”其余有朋友的画，也有她自己的作品，墙上方还张贴了几幅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艺术品。左边储物室的门外斜靠著一面穿衣镜，镜子边是“已经死掉的植物的区域”，摆放著三四颗枯萎的植物。菲丽斯说不想因为“搬家”这个未知的可能影响当下的生活。

本科毕业之后，菲丽斯顺应梦想去读了博士，两年之后却意识到，她不想做学问了。她想了很久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后来“意识到在我努力去找那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我的生活就已经在向前走了。我就决定这个答案她不需要当下被想出来，我可以先找个placeholder（占位符）。”

既然是暂时的占位符，那标准便轻松得多，可以更现实甚至功利一些，比如说赚钱比较多。菲丽斯用这样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自己选择做工程师。

尚在读博的时候，她就自学写代码。写代码和哲学很类似。“说到底，就是有一个无比复杂的reality，你用抽象的方式把这个不受驯服的reality提出很一个逻辑的、无比抽象的概念，然后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去代表这个世界。接著去思考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一个逻辑系统。在哲学里面他就是一个argument（论点）、一个proposition（命题），在代码的世界里他就是一段program（程序）。”

不像的地方是，在写代码的时候，你知道要回答一个问题，直接运行那个程序，就知道它能不能跑通。而哲学家们几千年来可能都回答不上来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好爽，”她说。那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即使没有太大的意义，也让菲丽斯觉得“特别的快乐”。

刚转行的时候，菲丽斯花了一段时间与自己和解：她虽然不讨厌写代码，但毕竟那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的东西。相反，做学问曾经是她的热忱所在。她觉得自己是一个“逃兵”，一度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码农”。但随著时间过去，她已经能心平气和地解释自己的工作和转行的原因。她知道，朝九晚五的工作就只是工作罢了，她从没想过通过工作寻找生活的意义。

“我现在其实已经有点难以想像我一天的24小时都花在一件我非常喜欢的事情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曾经读书的时候，菲丽斯废寝忘食地扑在做学问上。而现在，在将自己不那么热爱的事情当作工作之后，菲丽斯才重新开始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可能离开了哲学，离开了学术界，才让我真正开始以一个有血有肉、要吃要睡的人去生活。”

华人工程师的职场没有游戏

吴桐雨的新书《玩儿到服：科技公司中的资本游戏》关注在硅谷工作的美国工程师，研究对象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的白人。在与他们交流中，吴桐雨发现，这些年轻人成长于美国游戏产业发展最蓬勃的90至00年代，他们对科技的热情也来自于此。在他们进入职场后，科技公司的管理阶层或多或少地将游戏模式引入日常工作中，透过收集徽章或建立排行榜的形式鼓励员工完成更多的工作。年轻的工程师逐渐产生了“升级打怪”般的热情，认为工作和“玩儿”没什么两样。把兴趣变成工作，对上班产生了更大的热情。

与他们相比，我遇见的华人工程师们似乎并未觉得上班是在“玩儿”。

将工作当作“占位符”不是玩儿，偷懒“摸鱼”不是玩儿，咬牙切齿地赶“死线”不是玩儿，工作缝隙琢磨创业更不是玩儿。在他们眼里，每天工作的八小时以外的时间才叫“玩儿”。

Frank说，他见过会“玩儿”的人。“我刚来湾区的时候拜把子，就是拜这些所谓在科技行业混的风声水起的那些人。当时跟他们聊天感到很焦虑，好像我跟他们完全不是一类人。”比如一位前辈，在中国名校三年读完本科，又在美国常青藤大学读完了一年硕士，毕业入职Facebook两年半就升职为管理层，如今在湾区有房有车。

“她跟我说的经验我觉得完全没有代入感，”Frank感叹。“我觉得她太精英了。”

• “大不了我就摆烂”

那些在外人听来艳羡的职位和圈子，Frank也努力追求过，为此参加了许多社交活动，与身边的华人一起去参加“湾区三俗”活动。

他觉得“绝望”，“和大家格格不入”。后来他意识到，许多参与这些活动的人都带著一个实际目的，比如认识潜在的男女朋友，或是见到求职路上的贵人，总之不是“为了事情本身”。

“我觉得大家反反复复聊的东西都很同质化，比如工作和package（总收入），就是很实的东西，听多了有点听不下去。”

不过没到湾区几个月，Frank就碰上疫情，整日待在家里工作、打游戏，看书，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两年。这两年间，Frank也鼓起勇气向老板提出了升职，结果意外地顺利。后来他才知道，老板早就觉得他可以升职了。

“他就觉得，你既然自己认为好像待在这儿也可以，那你不说我也就不给我升职。”

之后，在职场升级打怪的游戏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平时的工作里，“每次要写那些东西，查那点API”，升职的标准也很明确，就是自己承担更多的项目，领导一些事情，可是即使到了下一个级别，Frank也不觉得有多兴奋。因为组里有在印度的同事，Frank往往要半夜开会，曾经一个不落的他现在却会选择逃避。

“有的时候我在想大不了我就摆烂，然后他把我辞退，到时候我再去找下一个工作，但我隐约又觉得我好像已经熬到140（I-140 批准通知是美国移民局确认外国工人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的文件）快拿到了，又没有那么想著离开。”

• “失业了我的整个生活都会被推到”

但在大部分公司，工程师不能选择不“玩”。

Meta是最有名的例子：每年，有一定比例的员工会在评分中被放入最低档，一旦收到这样的评分，就会被“PIP”，即“绩效改善计划”。 PIP是一份文档，指约定时间内员工必须完成的工作或达成的指标。如果没有完成，则代表PIP没有通过，将被迫离开公司。同时，Meta也实行所谓的“非升即走”政策，刚入职的应届生，两年必须升到下一级，否则也要离开。

我和在谷歌任职的树树见面时，他正焦头烂额地准备升职。虽然谷歌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但也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升职。为此，树树依然要耐下性子来和老板、同事周旋，包揽更多的任务，至少要等到保证能拿到绿卡的那一天。这些他都不喜欢。

其实，树树并非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高中时就搬来了美国德州，大学在湾区的史丹佛大学就读，攻读语言学和计算机。而他早早就知道，他对语言学有浓厚的兴趣，直到现在，他也常常利用假期时间自己前往中国的乡村进行田野调查，研究那些少有人知的语言。无法去现场的时候，他就海淘晦涩语言的教材。对工作以外的一切的兴趣，也是他成为“沙龙”志愿者的原因。

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没有选择读博呢？我问。

树树的回答很干脆：他无法适应那样的生活方式。在听了许多读博的恐怖故事后，他选择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要逼迫自己“玩”升职这个游戏，因为他“不能失业”。

“失业了之后我的整个生活都会被推到。”他说。

对工作以外的一切的兴趣，也是他成为“沙龙”志愿者的原因。同时，他还是湾区“阿卡贝拉”清唱社的一员。如果周末还有时间，他也会和朋友一起旅游，或是抽出时间去约会。

“在高中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学术上或智识上更快乐，但当时我人是不快乐的，因为我没有一个support network（支持体系）。现在我能养活我自己，整体上（工作）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至少减少焦虑了。”

工作这个“金手铐”，“一天最多铐住我八小时就是了。”树树说。

大厂变了，对公司祛魅的开始

2023年的硅谷让工程师们，乃至所有科技从业者意识到，这样稳定的生活或许不能长久。

2022年年底，Meta宣布裁员11000人。在2023年二月的季度财报会议上，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宣布2023年为Meta的“效率之年”，称为了提高公司的商业价值，让Meta成为一个更好的科技公司，将在之后的几个月内进行重组，削减开支，关掉不必要的项目。这也是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在内的美国科技公司裁员大潮的开端：数据显示，2023年一共有超过22万的科技从业者被裁员，比前一年高了59%。

对留下的人来说，裁员是对公司祛魅的开始。

• “即使将商业逻辑抽丝剥茧，我也很难认同”

向风说，公司能如此不留情面的将同事辞退，释放了一个信号：对于资本而言，员工只是可有可无的工具。

裁员期间他第一次感到和同事产生了工作以外、更深层次的交流。

“有很多人也觉得受到了公司的压榨，”他说。“我们做的产品都是在追求一个商业指标，而不是真正对客户有帮助的事情。”

在此之前，向风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抱著通过技术为他人带来福祉这一想法进入科技行业的他，在第一段实习时就发现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与其说工作是在解决需求，不如说是在创造需求。通常，公司的管理层会提出一个商业目标——比如要卖出多少广告，或者实现多少流量的转换—工程师再通过技术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些工作再分配到每个工程师手上时，往往变得更加琐碎，并不符合向风对“从零到一”的期待。

一开始，他以为可以更换项目组找到更能实现价值的工作。在其中一个组，向风的工作是了解有多少用户在Instagram上保留了支付信息，借此了解用户的消费行为，实现精准投放广告的目的。这是Instagram作为一家社交媒体公司的核心业务，向风说，所以管理层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也会解释这个项目背后的商业逻辑。

但即使将商业逻辑抽丝剥茧，他也很难对此产生认同。

“我不太能想像，如果我真的面对这些存了支付方式的用户的话，我就能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有多好。”

这样的心理落差一直伴随著他，直到裁员浪潮中，他意识到，科技公司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而他们每一个人都似乎变成了为公司赚钱的工具。那些他无权参与讨论的商业目标，白纸黑字写下的标准，变成了管理层裁员的理由。

• 从“不作恶”到“做正确的事”

早在裁员之前，硅谷就不是年轻工程师入行时的硅谷了。

谷歌成立之初，是一家以“共享全球信息”、“不作恶”作为座右铭的搜索引擎公司。作为企业文化，这种公开透明、富有使命感价值观颇受赞誉。Chen在谷歌实习的第一年，见证了谷歌在终止“蜻蜓计划（Project Dragonfly）”前的全体员工大会，即谷歌为了重返中国大陆市场而“妥协”开发一个定制版搜索引擎的计划。该计划自2017年被媒体曝光后，遭到1400名员工的集体反对。

那次会议上，Chen回忆道，所有人都在坦诚交流见解。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会议进行转播，因为很多员工“感觉这是一种背叛。”尽管Chen本身不认同谷歌为了回到中国市场而应承大陆审查制度的做法，但他尊重公司公开透明地讨论此事的方式。

Chen认为那时公司尚且有“理想主义”。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即使有的工程师在“不赚钱”的小组工作，也不用担心工作的稳定性。但是2019年，谷歌的两名创始人Larry Page和Sergey Brin离开公司之后，Chen见证了那些短期发展不好的项目被砍、公司削减福利、以及大规模的裁员。

2024年8月，谷歌前总裁Eric Schmidt在一次活动上的发言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在回答关于谷歌为什么在人工智能研究上落后于诸如OpenAI的创业公司的问题时，施密特说，“（因为）谷歌决定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包括允许员工提前回家和在家工作，比赢在产品上更加重要。”“而在创业公司里，员工拼命的干活（work like hell）。”他说。“如果你想和他们竞争的话，你不会让员工只来办公室一天。”

疫情以来，远程工作在美国职场成了新常态，但近一年多，大型企业却不断施压，要求员工多返回办公室工作。施密特的这番话，揭示了大型科技企业管理层的态度，即认为自由的工作时间和福利是导致员工效率低下，无法实现创新的罪魁祸首。

截止2024年3月，谷歌有18万名员工。这个数字和2022年相比，减少了大约一万人——2023年几次大规模的裁员在这之中功不可没。因此，谷歌的非正式员工工会Alphabet Workers Union在回应施密特的发言时说，“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效率。人手不足、不断调整项目优先级、频繁裁员、不涨薪和管理层对项目不闻不问—这些因素才是每天都在拖慢谷歌员工的项目进度。”

“谷歌确实变了。”Chen说。

这家曾经以“不作恶”为座右铭的公司，将这句话移除了章程，以“做正确的事”来取代。而在当下的硅谷，“正确的事”成了向风口中那些让公司赚钱的事。

• 右转的硅谷

这也导致一度在政治光谱上被认为是自由派大本营、不吝于为性别平等、性少数权利等事件发生的硅谷，更加趋与保守。在过去几年内，科技公司内部还会出现类似员工集体写公开信反对“蜻蜓计划”的抗议事件。2017年，由于十几名员工集体请辞，抗议谷歌和军方合作的AI项目“Project Maven”，谷歌与2018年取消了该项目。同年，在《纽约时报》曝光谷歌高管性侵员工事件后，数千名员工罢工，走上街头，抗议公司对这些罪行和指责保持沉默。最终，公司妥协，在员工合同里取消了一则“强制性仲裁条款（Forced Arbitration Clause）”，给了员工在性侵案中上诉的权利。

2020年，特朗普在脸书上发表煽动性言论，表示要对明尼阿波利斯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中的抗议者采取军事措施。对此，脸书和扎克伯格并没有任何表示。这导致几十名员工罢工并抗议领导层的不作为，甚至由于是在疫情期间，他们将“游行”改为了线上。

在这些风风火火的抗议背后，公司始终态度暧昧，甚至采取反击。2019年，谷歌对该抗议中的几名领导者采取了降职和重新分配等惩罚行为。2024年4月，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愈演愈烈，几十名谷歌员工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自发组织了在谷歌办公室的抗议，反对谷歌与以色列政府和军方之间签署的云服务协议。随后，谷歌接连辞退了共50名参与抗议的员工。

这是树树对公司失望的时刻。他在内部论坛反对公司的举措，却被一些同事指责，认为公司并未做错什么，不应该不让公司赚钱。他也签署了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动请愿，请愿虽然已经获得了上千个签名，相比谷歌庞大的18万员工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即使在日常的工作中，树树和向风一样，也能看到科技公司对于无法带来利润的用户熟视无睹。比如，有同事想要提升非洲用户的体验，为此还做了不少用户调研，结果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因为北美用户的商业价值最高。

“我觉得如果现在做这些东西不够的话，那要到了什么程度你才会说我不再愿意在这个系统里继续下去了。”树树说。

• 我也可以搞一个满足人们需求的东西

逐渐商业化、模板化的科技大厂，促使年轻的员工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

Brian就是如此。曾经信仰“技术中心主义”的他，意识到已经成熟的大厂早已不像初创企业那样重视技术，反而更强调扩大规模、发展商业，因此交给初级工程师的任务往往也琐碎且无趣。

“一开始你可能会不甘心，觉得是某个公司的问题。”但是从PayPal跳槽到谷歌之后，他的工作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如今已经是他工作的第六年了，Brian告诉我，他想要离开大厂，自己创业。

这并不是一个突然的想法。今年年初，Brian报名了史丹佛大学的公开课《如何建立一个创业公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学习。这堂十年前录制的课程，邀请了一众硅谷的“顶尖大佬”，Brian说，包括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创始人Sam Altman、送餐公司DoorDash的创始人Stanley Tang和Airbnb的创始人Brian Chesky。

“我很喜欢这个课。其中有一期是DoorDash创办人讲他们是怎么起步的：他们花了两个小时随便做了一个网站，然后随便找了几家当地的餐厅就搞定了。洗澡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也可以搞一个这种很简单的，但是能够满足人们一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

说起他自己做的项目——目前，这还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收集了湾区华人可以参加的本地活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项目，但他说，这是有价值的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这样自我意识的变化，也体现在他的偶像上：曾经对马斯克所做的事情如数家珍的他说，现在自己更崇拜乔布斯。

“我给我自己做的事情总结了一个mission（目标），就是说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启发。因为我自己在上斯坦福这个课的时候，我其实获得了非常多精神上被启发的那种爽感。我希望有很多人可以获得这种爽感。”

走出硅谷：唐人街的新书店

再次回到湾区，是在2024年的十月。不过，这次不是在科技公司林立的硅谷，而是旧金山市内的中国城。

双十节过后的中国城里，仍然保留著庆典之后的热闹景象：在标志性的“龙门”牌坊背后，几条街上挂满灯笼和青天白日旗。不过，若是再沿著狭窄的坡道走上几分钟，便能看见五星红旗的影子，这是来自大陆的华人移民聚集的区域。而又因为正值美国选举年，街头随处可见旧金山本地市长选举的拉票广告，各个候选人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穿插在鳞次栉比的商铺和吆喝声中。

在这座城市的嘈杂的一角，几种政治不期而遇。

我的目的地则很明确：在一条叫做天后庙（Waverly Place）的小巷里，一家名为“格外”的书店。如今，店里还没有书，只有三面白墙，一面贴满了拍立得，另一面则是像我一样前来拜访的人用马克笔留下的文字。书店的对面是“黄氏宗亲总会”，隔壁是一家古玩店和一家被当作文化演出场地的博物馆，再走几步，一个不显眼的铁门后则开著一家粤剧学校。

书店的老板正是我认识的几名年轻人，包括菲丽斯和Ago在内。我前脚刚踏进店里，就见到了后脚回来的菲丽斯和她的朋友们，她兴奋的说刚才他们前往了粤剧学校，并在当地的老人面前露了一手，让十几名老人从怀疑年轻人的实力到对他们爱不释手。

开书店是菲丽斯作为一个“文青”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沙龙”理想中的子项目之一：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在参与讲座的同时能够一起读中文书籍，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也通过交流书本的方式与身边的人建立联系。在志愿者的工作通讯软体slack里面，始终有一个叫做“中文图书馆”的频道。后来，他们遇到了其他感兴趣的湾区青年，其中就有书店的另一位创始人Teddy，一名居住在旧金山的数据科学家。因此，在2024年春天，他们一拍即合，决定开一家书店。

尽管才刚刚开业，他们就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吸引了一大批当地的年轻华人。在开业的第一周，他们举行了电影放映活动，选片包括《十年》和《大同市长》。我去的那一天，墙上的投影正在播放央视六套的《背靠背，脸对脸》，而观众就坐在折叠露营椅上。同时，厕所里还贴了一则黑白打印的告示：“朋友们，我们的小红书第一天就被封了（emoji）。”

“格外”书店落地旧金山的时刻，恰逢美国华人中的“文艺复兴”—这是在美生活近十年的Teddy对这几年在美国兴起的华语文化活动的描述。疫情封控结束后，许多大陆的政治行动者和艺术家越发觉得国内的行动环境举步维艰，因此不少选择了来到美国。譬如与“格外”书店几条街之隔的社区艺术中心“旧吕宋巷”，就接待了成LGBT社区推动者陈想起的展览活动。九月，因当地政府施压而被迫停业的上海季风书园，又在美国华盛顿DC重新开业，吸引了一大批曾经的读者和讲者。

一开始，“沙龙”对书店的设想是一个与“沙龙”这个组织形式相同的非营利组织。但Teddy却认为，书店可以成为一个获利的公司。于是，才有十几个闻讯而来，对这个想法表示有兴趣的年轻华人成为了书店的“股东”。其中一半左右是在湾区生活的工程师，每个人贡献了一个月的工资，很快书店就凑齐了启动资金。

在Teddy他们租下这家店面之前，这里曾是一家中药店。因此，在书店开业前第一次进入这个空间时，我仍能闻到浓厚的草药味道，以及拉开沈重栅门时的咯吱声，匆匆出门时，还容易被脚下的门槛绊倒。而周边的店面，也都在中国城栖息了十几年。譬如隔壁的演艺中心“Clarion”，已经有42年的历史。过去是一家乐器店，专门卖美国很难买到的中国传统乐器。然而，负责人Inga告诉我，2016年，由于亚马逊和网络电商的兴起，Clarion逐渐失去了顾客，被迫关闭。

“我恨这些科技公司，”Inga毫不保留地对我说。“他们真的在以最坏的方式影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在科技产业涌入旧金山之后，大量公司开始租下昂贵的办公楼，高薪的员工也在附近租房或购置房产，导致当地房价水涨船高，像中国城这样和市中心距离不远的社区更加无法幸免。居住在中国城的，往往是几十年前移民美国、靠开小商铺或餐馆生活的亚裔老人，许多人甚至不会说一句英文。在科技资本的裹挟下，他们中的很多人迫于昂贵的租金放弃了他们的营生。

“他们只想要大楼和土地，”Inga提及科技公司时说。对Clarion来说也不例外：Inga知道，这家历史悠久的乐器店对当地社区来说有著举足轻重的文化意义，但2016年关闭时整个店只剩下了不到六万美元，无法支持之后的营业。幸运的是，Clarion获得了两笔补助金，并在2019年正式成为了一家非营利组织，这才得以维持在天后庙上的店面，继续为当地的移民和游客提供一个音乐艺术演出的场地，并将地下一层改成了讲述中国城历史的博物馆空间。

Inga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蒙古族裔。只身来到美国前，她就在俄罗斯见证了原住民的遭遇。深处美国，她也自然地对当地的移民社区感到亲切，这才选择在Clarion工作。而对“格外”书店的到来，Inga也十分好奇：“中国城很少有年轻人来，而天后庙更是如此，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老商铺，书店就更少了。”唯一一家华裔老人开的中文书店“东风书店”，也在其去世之后永久关闭了。

“他们开业的时候我非常激动。Clarion有很多孩子进行戏剧表演，所以如果附近就有用他们的母语写作的书籍的话，这对他们来说会非常好。”Inga说。

天后庙街上，面前仍然飘摇著五星红旗，与我一同来的两位朋友在身后的古玩店挑选玉镯，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Waymo”驶过这条小巷，在人工智能的操控下转向中国城里狭窄的单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