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加達南方的小城德波 (Depok)，你經常會在巷弄間聽見嘰嘰喳喳的鳥鳴聲，從人們的屋簷底下傳來。
剛走進阿茲哈爾 (Azhar) 家中，便見到牆上掛著一幅廣告，上頭寫著他經營的鳥類學校及其服務項目：「培訓白腰鵲鴝，幫您打造符合目標的高品質小鳥。馴化野鳥、培育競技型選手、換羽照護、唱歌教學、配對繁殖……」廣告底下是一組陳列櫃，擺放了數十座獎盃，都是他訓練的小鳥在賽場上斬獲的榮譽。
今年四十二歲的阿茲哈爾，養鳥經驗已超過三十年。他原本是一名婚禮攝影師，但因為只有週末才能接到案子，十多年前，他決定利用平日時間發展養鳥的副業。2017年，阿茲哈爾成立一所鳥類學校，名為鄉村孩子 (Botjah Kampoenk)。寓意是，即使是出身鄉下的孩子，也能在這裡創造輝煌的成績。
這所學校培訓的學生是白腰鵲鴝 (Copsychus malabaricus)，一種在印尼備受歡迎的寵物鳥，擁有優雅的長尾巴和迷人的歌聲。2018年，阿茲哈爾訓練出一隻名為東方惡魔 (Setan Timur) 的白腰鵲鴝，在最高等級的鳥類歌唱大賽——總統盃——上奪得冠軍。此後，各地鳥主人紛紛登門拜訪，請他代為訓練小鳥。阿茲哈爾向每位學生收取300萬到500萬印尼盾的學費（190到315美元），擔保牠們能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事業巔峰時期，他同時管教著250隻白腰鵲鴝，家中一樓到二樓、陽台到廚房全掛滿了鳥籠。當鳥兒做好準備，阿茲哈爾會帶牠們去參加小型比賽，累積足夠經驗後，再參加規模較大的正式比賽。
像阿茲哈爾這樣的鳥類訓練師在印尼並不罕見，這種職業背後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於鳥鳴的巨大狂熱。對於印尼人，尤其爪哇族而言，養鳥是一項從古王國時期流傳下來的優雅嗜好。當地一個廣泛流傳的說法是，一個男人必須擁有五樣東西才算完整，分別是房子 (wisma)、妻子 (wanita)、馬匹 (turunggo)、儀式用刀 (curiga)，以及鳥 (kukilo)——它代表的是美好的生活品質。
到了近代，養鳥已不僅僅是休閒，還發展出一種更活躍、更刺激、帶有賭博性質的競賽活動，其愛好者社群在印尼語中稱為「kicau mania」，字面意思是「鳥鳴狂熱」。這些人最大的夢想，便是憑藉自己的眼光與技術，將一隻原料鳥 (burung bahan) 或潛力鳥 (burung bakalan) 訓練成萬眾矚目的冠軍 (juwara)。那不僅能得到龐大的獎金與聲望，鳥兒本身也會變得價值連城。幾年前，一隻極具天賦、名為歐哈拉 (Ohara) 的白腰鵲鴝，便因為傲人的歌唱能力橫掃各項賽事，後來以創紀錄的30億印尼盾出售（19萬美元）。
不過，正是這股對於歌聲的渴望，使印尼成了全世界鳥類盜獵與非法貿易最猖獗的國家之一，數十個物種正面臨生存危機。近年，關注鳥類保育的專家們創造了一個新的詞彙：亞洲鳴禽危機 (Asian Songbird Crisis)，用以指稱亞洲養鳥文化所驅動的物種滅絕現象。而印尼，正處在這波危機的中心。
跨越階級的鳥鳴狂熱
週六午後，一場鳥類歌唱比賽在德波郊區的一處空地上舉行。場地中央有一座專為比賽搭建的棚架，裡頭懸掛數十個籠子，鳥主人在周圍席地而坐，對選手的表現品頭論足。在鳥類歌唱比賽中，絕大部分參賽物種都是鳴禽——它指的是分類學上屬於雀形目 (Passeriformes) 鳴禽亞目 (Passeri) 的物種。其特色是具有複雜的鳴管構造，能透過類似印記的學習過程來發展歌曲。這意味著一隻鳥能唱出什麼旋律，很大程度上是後天習得的技能。
每一輪比賽開始前，主持人會用擴音器宣布即將進行的項目（通常以鳥種劃分）。參賽者須至報名處繳交參賽費，而後將鳥籠掛至指定編號位置——每一輪的競爭者通常在二十四隻到七十二隻之間。接下來八至十分鐘內，評審團會根據鳥的歌唱表現給予評分，綜合得分最高者就能得到冠軍及相應的獎金。
在印尼，鳥類唱歌比賽分成三個等級，最基礎的賽事稱為集體訓練 (latber)，幾乎每天都會舉行，報名費低廉，獎金也微薄。它是新手鳥兒累積表演經驗，以及男人們聚在一起聊天、喝咖啡、交流心得的場合。再來是正式競賽 (lomba)，分成區域級和全國級，通常每三個月到一年舉辦一次，報名費與獎金相對高昂，參賽者都是低階賽事中脫穎而出的菁英選手。以總統盃為例，最高級別的白腰鵲鴝項目，每隻報名費高達1億印尼盾（6300美元），冠軍則會得到價值近10億印尼盾（6萬3000美元）的賓士A200汽車。
這天在德波舉行的是小規模的集體訓練，主辦者名為巴古斯 (Bagus)。四十多歲的他原本是個普通上班族，十多年前和朋友一起投入鳥類事業。除了經營比賽之外，他也做鳥類繁殖、買賣與飼料生產。目前他同時經營兩個賽場，每週固定舉辦五場比賽，平均一個月可以帶來1500萬印尼盾的收入（945美元）。他表示，這比起以前上班的收入要高出不少。
鳥類比賽本身就是一門生意，巴古斯跟我說，他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報名費，其中60％會成為獎金池，依照一定比例分給前幾名的選手，24％是支付給裁判團的分成，最後16％是水電雜支與利潤。他說，嘗試經營歌唱比賽的人很多，但十個人裡面大概只有四個會成功。其他人失敗的原因，要不是缺乏經驗，要不就是裁判不公——鳥類比賽的作弊情況相當嚴重，一個賽場的信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辦者能否組織一個具有公信力的裁判團。
一隻鳥若想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就必須唱出符合裁判標準的歌曲。目前養鳥社群所崇尚的，是如同機關槍般連續高頻的鳴叫，最好還能兼具多種變化。然而，那不是白腰鵲鴝與生俱來歌聲，因此養鳥者的訓練重點，便是要在選手身體裡「填充」各種不同的聲音。
在阿茲哈爾的鳥類學校裡，訓練包含三個面向，首先是聲音，即讓鳥兒學會符合競賽標準的歌曲；再來是精神，即敢於在對手面前高歌；第三是體能，讓牠們的聲音更嘹亮、更有延續性。為了完成目標，阿茲哈爾與妻子嚴格管理每一隻鳥的生活起居，在固定時間吃飯、洗澡、曬太陽，偶爾移動到長形籠子裡，像田徑運動員那樣折返飛行。
每天早上五點到九點、下午三點到七點的八個小時，是學生們的共同學習時光，阿茲哈爾會將牠們與冠鴉 (Platylophus galericulatus)、金絲雀 (Serinus canaria)、佛法僧 (Eurystomus orientalis)、愛情鸚鵡 (Agapornis spp.)、爪哇斑椋鳥 (Gracupica jalla) 等鳥種掛在一起，讓前者日復一日模仿後者的聲音。那些作為歌聲典範的鳥，被印尼人稱為老師鳥 (burung masteran)，大概包含30個物種。其特色是擁有相對穩定、宏亮、急促的聲音，容易在喧鬧的賽場上脫穎而出。
對印尼養鳥者而言，如果一隻白腰鵲鴝不曾向老師鳥學習，只能唱自己的歌的話，會被這樣描述：「這隻白腰鵲鴝的內容是空的 (Isian murai batu ini kosong)。」那樣便無法在大型比賽中得到青睞。一隻了不起的白腰鵲鴝，應該擁有多種歌聲，並熔鑄成一套屬於自己的表演曲目。「最完美的鳥要像唱片一樣，」阿茲哈爾解釋：「從第一首歌開始唱，然後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再循環回到第一首。」他用手機跟我分享了一段影片，是一隻白腰鵲鴝在短短十幾秒內，唱出了5種老師鳥的聲音。
然而，聲音不是越多越好，有時白腰鵲鴝也會學到一些不被認可的聲音，比如貓的聲音、雞的聲音、鴿子的聲音，那將令牠們的價值大打折扣。為了避免鳥的記憶受到污染，訓練過程必須盡量與噪音隔絕。如果不小心學壞了，仍有補救的可能。白腰鵲鴝每年會經歷兩次換羽期，期間會停止歌唱。待換羽結束後，就能灌輸新的歌聲進行矯正。
在養鳥的世界裡，聲音本身就是一種商品。由於老師鳥相對昂貴，為了擁有更便宜的教材，人們很流行購買一種鳥鳴播音機——那是個拳頭大小的盒子，記憶卡中裝有上百首鳥鳴，只要插上電源，就能二十四小時循環播放。儘管如此，活的老師鳥依然供不應求，因為養鳥者發現，播音機所帶來的學習效果遠遠不及活鳥。
為了奪得冠軍，人們到處尋找最具潛力的歌鳥，以及能夠訓練牠們的老師。這種對於聲音的渴望，在過去幾十年間，幾乎掏空了每一座森林。
狩獵聲音的人
印尼的鳥類歌唱比賽可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當時一群雅加達菁英階層的養鳥人士，仿效新加坡的傳統舉行評比鳥類歌聲的競賽，起初是以中國進口的畫眉鳥為主。隨著活動廣為流行，人們漸漸將目光焦點轉向印尼本土的鳴禽，比如白腰鵲鴝、黃冠鵯 (Pycnonotus zeylanicus)、橙頭地鶇 (Geokichla citrina)、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大綠葉鵯 (Chloropsis sonnerati) 等等。至20世紀末期，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印尼盾暴跌，進口鳥種過於昂貴，加上禽流感爆發，跨國運輸受到限制，印尼本土物種遂成為競賽的主流。
如今，養鳥已是一項全民運動，不管庶民百姓或政商名流，都可以憑藉自己的歌鳥在賽場上角逐冠軍。其中最有名的養鳥者，非印尼前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莫屬。他熱衷於收購名貴歌鳥，也曾贊助並參加總統盃比賽——儘管最終沒有得到名次。他亦公開推崇印尼養鳥文化，強調這項活動對國家經濟做出相當重要的貢獻。
鳥類歌唱比賽在政治上也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印尼政界人士如各級首長、軍方將領、警界高官，經常贊助區域級或全國級比賽，一方面可以滿足選民興趣，一方面也和那些擁有名鳥的富商維繫關係。在印尼，候選人的支持度往往仰賴他們提供的選民福利來支撐，這時，鳥類歌唱比賽成為一種將金錢轉化為政治資本的媒介。除了前總統佐科威之外，2024年印尼總統大選的三位候選人中，就有兩位贊助了鳥類歌唱比賽，分別是雅加達省長巴斯威丹以及中爪哇省長普拉諾沃。
而這些鳥類歌唱比賽的常客白腰鵲鴝，主要來自國內的三個產區。其中最高級的鳥出自蘇門答臘，被認為擁有穩定的呼吸和最好的歌聲；其次是加里曼丹，特色是身體強健，在對手面前毫不畏怯；爪哇的鳥則沒有突出的優點。而在蘇門答臘的白腰鵲鴝中，又以勒塞爾火山 (Gunung Leuser) 出產的鳥品質最高。
在勒塞爾火山東側山腳下，有一座名為武吉拉旺 (Bukit Lawang) 的村莊，住著一群以採集鳥類維生的獵人。由於白腰鵲鴝是一種對歌聲反應強烈的鳥，當獵人進到森林後，會利用播音機播放牠們的鳴聲。野外的白腰鵲鴝聽到後，便會受吸引而來，與播音機相互回應。此時，獵人再以蟋蟀與鳥膠誘捕。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為養鳥社群提供了大量頂級的白腰鵲鴝。
在密集的搜捕下，當地的白腰鵲鴝已近乎絕跡，只剩幾處最深最深、步行數日才能抵達的森林裡仍有少量族群。英國鳥類學家伊頓 (James Eaton) 在2005年至2015年間，曾九次前往勒塞爾火山調查，共計38天的時間裡，他只遇到四次白腰鵲鴝，且每一隻都異常安靜、高度警戒。他認為，這可能是由於長期的聲音誘集，導致習慣發聲回應的個體遭到淘汰，只有安靜的鳥留了下來。另一種可能則是文化的喪失。作為終身學習的物種，白腰鵲鴝要透過反覆聆聽來發展歌曲，它必須被鑲嵌在一組以聲音為媒介的群體關係中。當族群密度過低，失去了溝通的對象，也就失去了溝通的語言。
白腰鵲鴝不是唯一因歌鳥需求而陷入危機的鳥種。印尼最早受到追捧的本土鳴禽是黃冠鵯，牠們自1980年代起面臨嚴重的採集壓力，從一個鄉村常見鳥類變成極度瀕臨滅絕的物種。而當一種鳥太過稀有、太過昂貴時，人們又會尋找其他替代品，於是棕頰鵯 (Alophoixus bres) 與灰頰鵯 (A. tephrogenys) 成為新寵，野外族群隨之大幅衰退。至2000年代，養鳥者的興趣又轉向爪哇繡眼 (Zosterops flavus)，根據近期的調查，這種適應力強悍的小鳥，數量在十年間減少了84%。
除了作為比賽選手的鳥之外，很多老師鳥也遭到大量捕捉。最知名的例子是爪哇綠鵲 (Cissa thalassina)，這種美麗的鳥是爪哇島的特有種，擁有令養鳥者垂涎的、宏亮而獨特的鳴聲。長年獵捕之下，牠們幾乎消聲匿跡，最後一筆正式的野外紀錄是在2006年。為拯救這個物種，2011年起，國際保育組織從市場上收購僅存的個體，在奇卡南加野生動物中心 (Cikananga Wildlife Center) 開啟保育繁殖計劃。如今，該機構的籠舍中保留著世上最大的爪哇綠鵲族群（2024年6月的數量為63隻）。
許多國外賞鳥客來到印尼時，都有種共同的體悟——這裡的鳥非常怕人，而且數量稀缺。即使是保存良好的森林，也常安靜得令人意外。在這場聲音狩獵的風潮中，鳥的歌聲被帶往城市，保留在人們屋簷底下，或製成數位檔案流傳。鳥類研究者伊克巴勒 (Muhammad Iqbal) 等人在一篇2020年的調查報告中寫道：「當我們在一公里的森林穿越線調查中，只發現7種雀形目鳥類，卻在當地人家中觀察到18種時，很明顯，比起在森林裡，你更容易在房子裡找到南蘇門答臘低地森林的鳥種。」
物種保育的不同想像
養鳥文化所導致的滅絕危機，近年越來越受到國際保育人士關注。2015年，新加坡舉辦了第一屆亞洲鳴禽貿易危機高峰會 (Asian Songbird Trade Crisis Summit)，聚集世界各地的數十位學者與組織代表，了解現況並研擬行動方案。隨後出版的報告中，列出了28種優先保育的鳥類名單，並強調印尼處在這個危機的中心。
為了回應國際壓力，印尼環境與林業部在2018年頒布新法案，大幅修訂1999年《保護法》中過時的動植物保育名錄。該份新名單佔最多的是鳥類（921個物種中佔了562種），其中包含許多被廣泛飼養的鳴禽。然而，此舉引起養鳥社群的強烈抗議，他們認為有些物種實際上並無滅絕之虞，該禁令將摧毀印尼養鳥文化和許多人的生計。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印尼政府旋即將三個備受歡迎的物種——白腰鵲鴝、黃冠鵯與爪哇斑椋鳥——從名單中剔除。對保育人士而言，這無疑是巨大的挫敗。
鳥類學家與養鳥者的觀點衝突，反映了對於「物種保育」的不同想像。在白腰鵲鴝的案例中，雖然野外族群日益稀少，但因為人工繁殖容易，民間的圈養數量高達數百萬。養鳥者認為，既然森林流失越來越嚴重，政府反而應該放寬飼養限制，允許民間以人工繁殖的方式為其保種。但對鳥類學家來說，無論圈養族群如何擴大，都不可能取代野生族群的生態功能。
除此之外，鳥類學家關心的也不只是物種層次的滅絕，還有遺傳層次的滅絕。白腰鵲鴝已知至少包含九個亞種，各自分布於不同的地理區，保有不同的遺傳特徵。其中幾個亞種可能已在野外滅絕——包含印尼錫默盧島上的hypolizus亞種、拉西亞島和巴比島上的opisthochrus亞種、馬來半島西岸群島的ngae亞種等。若要進行保種計畫，原則上需要追溯每一隻繁殖個體的來源，進行嚴謹的族譜管理；當後代野放時，也要回歸所屬的地理區。
但在商業繁殖的場域中，為打造出最好的歌鳥，亞種雜交的情況相當普遍。以阿茲哈爾為例，他相信最好的白腰鵲鴝，必須同時具備蘇門答臘與加里曼丹的特徵。他的育種秘訣是，先取兩個產地的個體配對，從小孩中挑出具有加里曼丹外觀特徵的個體，拿去跟另一隻蘇門答臘的配對；接著從第三代中，再挑出加里曼丹外觀的個體，跟另一隻蘇門答臘的配對……如此到了第四代，只要選擇具有蘇門答臘外觀的個體，就會兼具兩者的優點。他認為，很多橫掃賽場的冠軍都具備這樣的血統。
然而，無論雜交出多麼美麗、健壯、善鳴的鳥，在鳥類學家眼中，都失去了與特定環境長期互動下演化出的遺傳特徵。那是一種更隱晦、更不易察覺的生物多樣性的流失。
對國際保育組織而言，面對寵物需求導致的滅絕危機，強化貿易管制往往是最直觀的政策手段。但也有一派學者擔憂，如果忽視印尼的社會情境，由北方國家貿然對南方國家施予禁令的話，很可能違背了永續發展的價值。
雅加達一位鳥類比賽顧問艾爾文 (Erwin) 表示，印尼的養鳥者包含兩種人，一種人跟他一樣，對鳥類本身充滿熱情，每週末都會和朋友一起交流、參加比賽；另一種人則以鳥為業，比如獵人、繁殖者、經銷商、訓練師、鳥探、賽場經營者、飼料與籠具生產者等等，鳥兒是他們維持生計的方式。若強行禁止養鳥活動，雖然滿足西方國家的期待，當地人卻將在文化上與經濟上承擔最大的成本，且這件事在實務上也難以執行。
既然短期內無法終止養鳥，有些組織便嘗試發展一套相對柔性的、市場導向的保育策略——即建立大規模的人工繁殖與認證系統，為養鳥社群提供便宜合法的供應管道，以消弭野生個體的獵捕誘因。為此，印尼最具權威性的鳥類保護協會PBI (Pelestari burung indonesia) 在2006年採納一項政策，推動只有人工繁殖的鳥隻才能參賽的規則。他們區辨人工繁殖與野生個體的方法，在於鳥兒是否擁有腳環——這類金屬或塑膠製的封閉式腳環，只有骨骼柔軟的雛鳥才能套上，意味著野生捕獲的成鳥無法佩戴。在比賽簡章上，主辦方也會在特定項目註明「ring」，表示有腳環的鳥才能參加。PBI原初的目標，是要在2012年以前將所有比賽都改為人工繁殖個體。
然而，這項政策推行得並不順利。許多養鳥者認為，PBI的行事作風太過古板，會阻礙歌唱比賽的發展。2008年，協會內部因理念不合，一批成員決定自立門戶，創建名為BnR的新組織。後者不以鳥類保護為宗旨，而是追求以更加商業化、系統化、標準化的方式經營比賽。與此同時，其他獨立的比賽經營者日益增多，PBI逐漸失去壟斷規則的權力。如今，大部分比賽仍然允許沒有腳環的鳥兒參加。
儘管養鳥風潮沒有消退的跡象，印尼政府的執法也未見改善，但還是有些微小的改變正在發生。艾爾文表示，大概從COVID-19疫情爆發過後，一個野鳥觀察社群便悄然興起，他們主張要在自然環境中觀察鳥類生態，不捕捉、不飼養、不買賣、不比賽——雖然比起養鳥者，這些人仍是少數。另外，野鳥攝影也在印尼越來越流行。可以看出，許多人正在摸索讓鳥類留在野外的欣賞方式。
「人們愛動物，對吧？在印尼也是一樣，只是表達愛的方式不同，很多人是透過飼養來表達愛。」奇卡南加野生動物中心的鳥類研究員潘吉 (Panji) 表示：「或許透過教育，讓人們慢慢找到另一種表達愛的方式——在野外，而不是在籠子裡；觀察牠們，而不是購買牠們。」
毫無疑問，印尼養鳥者對鳥類的深刻情感與豐富知識，比起保育人士毫不遜色。根本的差別在於，前者尚未將野生族群的命運，納入他們對於人鳥關係的想像之中。或許，最終的目標只是要改變人們欣賞鳥類的方式，儘管那是一件需要時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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