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地下」公民養成

「這下好了

我不僅違背了計劃生育

也違背了性別期待

還違背了養成計劃……」

或因與主流的社會規訓格格不入，這首詩被中國多家出版社拒之門外。

但它還是面世了，經由地下印刷廠，出現在南方某城市一條不知名街道的不知名書店內。

書店僅有幾平米大，沒有亮眼的裝修更沒有吸引人的招牌，在售賣水果和蔬菜的流動攤販掩映下，想要找到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個毫不起眼的狹小空間，收藏了滿屋的地下出版物，成為地下閱讀愛好者的聖地。

對於隱匿於鬧市的選擇，書店老闆阿城坦言：「不起眼是我們最好的保護色，那些有需求的人，自然會在朋友引薦和價值觀的指引下找到我們。」

夜幕降臨，流動攤販的叫賣聲漸次散去後，三三兩兩的人群聚集到書店門口，買一杯廉價的桶裝啤酒，藉着昏黃的路燈，閱讀來自地下印刷廠的書籍，談論人生、社會以及政治。

書店的租金不高，店內的圖書成本也在老闆可承受的範圍內，但為了支持書店的運營，程曉光還是轉給阿城300塊錢，當作會員費。

「我只是想讓這家店活得長一些、再長一些。」程曉光說。三年疫情在他心裏積攢了太多憤懣，他每週至少有兩天會到書店與同好聊天，「這更像是一種報團取暖。」

書店在2023年開業。彼時，老闆阿城剛剛結束在大城市的十年漂泊。他畢業於中國一所大學的新聞學院，職業生涯飽經波折，遂辭職回家鄉開辦了這家書店。

談及開店的初衷，阿城坦言，主要是為了尋找答案——一切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如何發生？

這也是程曉光鼎力支持阿城的主要原因。「不管是身邊，還是遠方，過去幾年發生了太多事。我們就像被圈進屠宰場的牲畜，對周遭一無所知，甚至還會對着屠刀露出感激之情。等回過神來，我才後知後覺這一切太恐怖了。」程曉光說。

「所以我迫切地想要知道，我現在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我是被如何對待的。」為了搞懂這些問題，程曉光在過去一年讀了之前30年人生都不曾接觸過的大量與政治相關的書籍。

但讀書並不能全然解答他的疑問，他需要與人溝通，需要傾聽和傾訴，需要一個答案。「所以我很感激阿城的書店給我提供這樣一個空間，讓我認識了一群同樣壓抑且悲憤的人，而不至於獨自一個人溺亡。」

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這座城市的獨立書店、文化沙龍和紀錄片放映活動變得愈加活躍、豐富。

防禦風險的默契：「我們要說這書是撿來的」

因出身於「地下」，阿城書店裏的書在中國相關的法律和規章制度中，被統稱為「非法出版物」。

書店裏的常客們制定了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當外界的人問起時，絕對不能說這書是買的，要說這書是撿來的。」

另一家也售賣禁書的書店則設置了購書「暗號」。只有經朋友引薦且被多人交叉認證為人品沒有問題、三觀非常正的人，才有機會從老闆手裏拿到書。

這種以風險防範為目的的默契無處不在。

距離阿城的書店不遠處，一個售賣正規出版物的書店裏，正在進行一場討論。

這家書店開設於2018年，自2022年年底疫情管控放開後，幾乎每晚都會舉行公開講座和討論活動。

這天晚上討論的主題是——女性愛美是否會影響她成為更優秀的人？這是否是一種性別困境？一位年輕男性踊躍發言：「我認為女生打扮與否與其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關係。比如在我們國家，通過社交媒體不難發現很多很厲害的官員的夫人並不美，但是……」

「美美美美，非常美」，書店裏的衆人齊聲打斷了男孩的發言，隨後是鬨堂大笑。笑聲平息後，男生機敏地改口表示：「她們都很美，特別美」。

類似這種對風險的防禦，是提供場地供大家交流的空間負責人必須要掌握的技能。有人直言，自己已經被訓練出了極高的政治敏銳度和自我審查能力。

陳立峰在2022年從工作的某一線城市回到這座城市，和幾個朋友一起租了間公寓，用於新書發布會、脫口秀創作和紀錄片放映。

2024年，他放映了一部講述美國言論自由的紀錄片，片尾的一句話讓年輕觀衆感慨良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權力，並保證該權力避免政府的干預」。

現場一位在美國生活多年的人士解釋說：「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就連美國總統都不能干預你的言論自由，你想說什麼都可以說。」

「那刪除評論、封號、敏感詞過濾之類的事是不是都不能做？」一位年輕的女孩兒表達了疑問。

「當然不能做，在美國，這都是違法的」，在座的另一位人士表示。

女孩兒繼續提問：「那為什麼我們國家就可以刪帖甚至封號，我們和美國差在了哪裏？」

一時間，衆人語塞，陳立峰心裏更是在打鼓。「我幾乎在一秒鐘之內就做好了心理建設，如果這些對話被在座的有心之人舉報，我將來該如何應對來自警察的詢問。」他說。

但即便在鋼絲上行走，陳立峰從來不會限制在場的人的發言。

「我創立這個空間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尤其是年輕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經歷三年疫情，年輕人有太多疑問了，他們需要知道社會是怎麼運作的。至於被警察找，我所有的行為都是在中國的法律框架內進行的，嚴格按照法律的話，他們也挑不出我的毛病。」陳立峰說。或許是出於上述原因，警察每次待他都很客氣。

「在這種遠離中央權力管轄的偏遠城市，警察還是相對守法、文明和友好的。很多時候，警察也不願意管太多事，畢竟管得越多，他們自己也會越累，工資還不會因此增加。」這也是陳立峰從大城市回到這裏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然，得以被警察放過一馬，或許還有別的原因。「有很多更勇敢的人在替我們遮風擋雨，比如冉雲飛、郭飛雄、張展等等。沒有他們在前面抵禦更大的風險，我們這些人勢必無法擁有外界眼中所謂勇於抗爭的『勇氣』。」王明旭說，他是前述每晚舉行公開講座的書店的老闆。

王明旭的選書標準從來不參照市場潮流，更從不追求「好賣」，書店裏沒有與成功學、產業發展、心理學、文學、馬克思主義等相關的書籍，而是以政治、哲學、西方思想史為主。

與銷售相比，他更看重這種基於共同的價值判斷而產生的精神連接，「這就是我開書店以來最大的收穫。書店的圖書品類在第一個環節就篩選掉了一大批和我三觀不同的人，而多次反覆前來書店的讀者和經朋友引薦前來消費的人，則在三觀方面和我有更強的一致性，我和這些人也更能聊到一起。」他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書店更像是一個渠道，一個將我們所有人的精神紐帶連接起來的場所」。

王明旭的書店經常聚集大量的人群。白天，大家會探討戲劇、古希臘文明、女性主義和中國古代歷史。夜深人靜，喧囂散去後，與阿城的書店一樣，被王明旭篩選出來的人會關上門圍坐在一起，探討當今中國的政治與社會。

程曉光將這種圍坐稱為新時代中國式的「雅典學院」，他從這種圍坐中獲益良多。在他看來，當一個人無法通過正常的途徑獲取「正常的知識」的時候，回歸古樸的圍坐是繞過科技審查從而更好的抵禦國家宣傳和洗腦教育的最佳途徑，這與古希臘時代一種典型的雅典式信仰不謀而合，即充滿求知慾的人會願意花時間思考和學習。

「這或許是疫情之後我們這裏公共活動越來越多的主要原因。」程曉光說。

在這座城市，類似場所的出現、興起，幾乎都集中在了同一個時間點。

來自莫斯科廣播電台的聲音，「騙子，都是騙子」

為什麼要開一間書店？為什麼要辦這麼多公共活動？

對程曉光來說，轉折發生在2020年。

大學畢業後，他在一家民營企業找到一份藝術品銷售的職位，一直工作至今。過去數年，對於一些社會災難性事件，他也曾有過質疑，但繁忙的工作和購房壓力總會使這些質疑一閃而過。彼時的他，更願意通過手機遊戲疏解疲憊的身心。

疫情的爆發以及李文亮醫生的猝然離世，讓程曉光陷入迷茫和痛苦。後來，貴州轉移大巴發生的車禍、烏魯木齊的大火更是讓他覺醒：「災難會發生到每一個人身上，我只是比貴州和烏魯木齊那些死掉的人運氣好一點而已。可誰又能保證，自己的運氣會一直好呢？」

對於這個提問，王明旭在和慕名前來書店參與討論的衆多有識之士溝通後，得出了結論：所有人的運氣都不會好了。

「我們所有人的運氣都在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浩劫中被消耗殆盡了，在那之後，大衆便喪失了參與國家改革的機會，改革也變成了單一方向的從上至下的壓制，我們國家也已經錯失了最佳的轉型時機。」他又強調，「所以形勢越來越糟糕，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和周邊的人再次踏入歷史的循環，這或許就是國運。」

在決定開這家通識書店之前，王明旭在一家央企子公司工作，工作內容為項目策劃。而更早之前，大學學習工程技術的他曾在一個油田擔任鑽井技術員。但和自滿於端上了鐵飯碗的同事相比，他從來沒想過要在流水線上渡過餘生。

這種內心的不安分源於大學時代的校外書店。大學時期的王明旭在學校旁邊的一家書店裏閱讀了趙紫陽回憶錄、鮑彤文集以及高華撰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書。這家書店助力他完成了人生啓蒙。

「二十年前，各地對圖書出版行業和書店的管控還沒到像現在這麼嚴苛的地步，店裏所有的書堆在一起，有正版的也有盜版的，還有很多地下出版物，估計老闆自己都不知道店裏都有哪些書。」王明旭和幾位比較要好的朋友閒暇之餘都會泡在書店裏，「相較於大學教育，那家書店帶給像我這樣的小鎮青年的衝擊力更大，我自認為我完成了從知識獲取到智識提升的突破，以致後來再看到有人不遺餘力的稱頌鄧小平時，我是不屑一顧的。」

這一經歷也堅定了王明旭將來要開一家書店的決心。「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不是缺乏邏輯，而是腦袋裏空無一物，或者被洗腦嚴重，我想讓更多的人更好地用知識來武裝自己。」

基於這一人生信條，王明旭建了一個小社群，用於其他書店、咖啡館和紀錄片放映室之間進行資源共享。他會把朋友介紹來的資源和活動推薦給其他不太知名的場地，讓它們也能賺到場地費，也會在書店裏向客人推廣其他活動。

「我推廣的活動的底色是一致的，都是由公共價值而非純利益或商業驅動的，我很樂意助力有共同價值觀的人群更好地找到彼此，並推動這些人的融合與互動。我的目標就是大家能共同抵禦外力的同時一塊兒發展壯大。」王明旭說。

李承主持的活動即是這種互助氛圍的受益方。

2022年年末，身邊很多人被反覆無常的封控、轉移、隔離折磨得身心俱疲，加上微博被刪、微信群被封、微信賬號被禁言等審查手段的步步緊逼，線上說理與討論變得舉步維艱，而言論極化更成為互聯網常態。

李承和朋友聚會時，經常感慨為什麼會這樣？人們為什麼會叫嚷着讓國家行政力量來限制自己的行動？為什麼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為什麼會支持俄羅斯侵略其他國家？

帶着這些疑問，他們決定舉辦小範圍的線下討論活動。

活動發起人之一的李承，中專畢業，過去多年一直在建築公司工作，近年在一家民營企業做建築材料管理。與李承一樣，說理活動的參與者大多不是人文社科類專業出身，他們中有會計師、程序員、藝術家以及地方公務員，甚至還有前「小粉紅」。

與李承不一樣的是，參與者中的大多數人是在疫情後才陷入迷茫、發現問題，而李承早在40年前的青少年時期便已開始追問。

李承從小由祖輩帶大，家裏成分不好，在文革期間全家人受了很多欺凌。「現在的小朋友很難想象人被活活餓死是一種什麼場景，很不幸，我7歲就目睹了親人被餓死的慘狀。當然那時候太小，這一切不還足以讓我認清社會的本質。」李承說。後來父親的轉變對他影響非常大。

因為出身富農，李承的父親只能從事諸如修路、架橋之類的苦力勞動。一個偶然的機會，父親在接手一項工程的收尾工作時，從被泥石流沖刷過的山洞中發現了一摞書，其中包括魯迅的《吶喊》。「那些書很可能是之前駐紮的解放軍遺留下來的，我父親撿到後，把它們視為珍寶，會在油燈下一頁一頁地仔細翻看。」李承說。

知識的大門打開後，父親更是花高價購買了一台收音機，與中央廣播電台的播報相比，他更喜歡聽美國之音、莫斯科廣播電台、BBC中文等廣播。

但後來父親拋棄了莫斯科廣播電台。緣由很簡單，頭一天晚上電台傳出的聲音義正言辭地表示，蘇聯不會入侵匈牙利，但第二天清晨，蘇聯的坦克出現在了匈牙利的街頭。

「騙子，都是騙子」，父親認為自己被愚弄了，並堅信愚弄他的不止莫斯科廣播電台。

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之下，即使迫於就業壓力，最後選擇就讀和建築相關的中專，李承始終熱愛並堅持閱讀社科人文和政治類書籍。他後來的很多朋友也都是通過讀書小組認識的，他們也成為說理活動「籌備委員會」的初始成員。

「訓練」普通人的說理能力

與其他活動完全由知識精英控場並做單方面的觀點輸出不同，李承和朋友們一開始便決定要將每一個參與者作為觀點輸出的主角。

「知識精英大多有自己的議程設置，而他們很多人的觀點和對生活的感知與大衆是有距離的，相比於隨處可見的被精英壟斷的公共表達，我們更想讓那些在社會不被看見的角落生活的群體的聲音被聽到。」「籌備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表示。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委員會成員一致認為，在當下的中國政治環境中，知識精英的公共表達是經過層層考量和閹割的產物，「否則怎麼可能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來？與其聽到被閹割和言不由衷的聲音，還不如去』訓練』普通人的說理能力。」

辭去大學教師的工作來開書店的徐豔東也認為，與握有話語權的精英相比，普羅大衆的思維碰撞才更具價值。「無數個實證表明，推動社會向前走一步的永遠是聚集到一起的無數個普通人。」他說。

讓普通的參與者更擅長說理與思考——成為「籌備委員會」的核心出發點。該委員會成員對此滿懷期待：「這樣一來，或許很多參加過我們活動的人，不會再在面對諸如俄烏戰爭之類的事件時，一窩蜂似的去支持俄羅斯，更不會在海峽兩岸的問題上，一味叫嚷着去攻打台灣。」

在具體的表達形式上，委員會決定讓參與者公開輪番表達自己的觀點、並闡述相應論據。

在委員會看來，這是最高效且簡潔的表達方式。李承直言：「英國首相的下議院質詢還有美國總統選舉不都是採用類似的方式嗎？與喊口號相比，中國人非常不擅長說理表達，更不擅長公開辯論。很多人甚至對公開表達有莫名的恐懼，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克服這種恐懼，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這種鼓勵表達的活動設置，吸引了很多迷茫的年輕人前來，甚至有人專門坐火車跨城來參加。參與者大多與程曉光一樣，疫情期間積攢了太多的疑問和不知所措，迫切地想要尋找同溫層。更重要的是，這種群體性的線下聚會，也賦予了衆人在網絡空間難以企及的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讓人真切地感受到，原來現實世界真的有人和我是一樣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在聽別人闡述的時候，我們也會修正自己的想法。」一位參與活動的年輕女孩兒表示。

在活動連續舉辦了一年多後，李承和委員會成員們清晰地看到了改變：「從大家尤其是年輕人的參與度就可以明顯感覺到他們對活動所傳達理念的認可。比如有些人一開始是明顯的俄粉，現在已經可以自如地陳述自己支持烏克蘭的理由了。」

陳培林也在做類似的事。通過放映紀錄片，他希望讓年輕人對社會現象有更深一步的思考。「實現這個目標的前提是，如何把包裹着年輕人的信息繭房撬開一道裂縫，讓光透進去。」

他在一個公共空間播放了一部紀錄片，講述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一些貧窮女性被販賣至中東和西歐多個國家淪落為妓女和性奴。播放結束後的公共討論中，很多人的發言聚焦於紀錄片中的女性困境，陳培林不得不中途打斷，提醒大家，如果只談紀錄片本身，這個活動的意義會大打折扣。「我們是不是應該把落腳點放在自己身上呢？」

他「拋磚引玉」地提出兩點思考：第一，警察對受害者遭遇的苦難視而不見，更有甚者會參與到對這些女性的性迫害中，對於這種狀況真的沒有解決之道麼？第二，這些女性被置於如此悲慘處境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對於第一個問題，關鍵點應該是政府願不願意解決的問題。土耳其之前為了重塑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國家形象，曾重拳打擊過警察與皮條客之間見不得光的交易，併成功剷除了這一毒瘤。所以這應該還是政府想不想解決的問題。」一位女士率先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聽到這個答案，陳培林非常振奮，他隨即補充道：「其實說白了就是底層人民的苦難會不會影響到掌握權力的人的利益。」

思路打開後，對於陳培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參與紀錄片放映的很多年輕人紛紛表示：是貧窮、是經濟。

「對！所以經濟不好的時候，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該為自己尋找一條退路？否則命運很可能會淪落到任人擺布的境地，就像影片中那些被肆意欺凌、折辱的女孩兒。」陳培林直言。他的坦承激發了在場人員的興致，一場極度赤誠的討論就此拉開了序幕。

類似的場景並不鮮見。比如，在「訓練」普通人的說理的過程中，李承也獲得了「意外之喜」。

一位經常參加活動的年輕男孩特地向李承報喜——他在剛結束的公務員面試中取得第一名，疊加此前的筆試成績，省考成功上岸，今後就是一名國家公務員了。男孩說，他曾多次參加和圍觀說理活動，讓他的表達能力獲得了大幅度提升，在他看來，這是他面試取得優異成績的關鍵。

儘管始料未及，李承還是感到欣慰，「我們期待這個男孩兒成為一名好的公務員，在將來的某一天，在他強大到可以做關鍵決策的時候，仍能想起在我們的活動中學到的用說理的方式去說服別人，以及我們活動始終如一的價值觀。」

徐豔東開書店的初衷和李承一樣——普及常識。基於這一理想的召喚，他2023年辭去大學教師的工作，來到這座城市開店。他說自己是一個反主流的人，和主流序列的職稱、待遇、SCI論文相比，他更願意將精力用來對大衆進行知識普及。

「在更多的人眼中，掙錢、爭權、出名才是更主流和更會被社會認可的人生模式，這也更符合國家和社會對個體的期許，畢竟當大家都忙着掙錢、升職、買房的時候，就不會再關心社會對個體的傾軋了。意識到這一點後，我再也不願與主流為伍。」他說。

和徐豔東一樣主動從主流走向邊緣的還有劉立明。

劉立明，海歸博士，在歐洲、北美等多個國家從事過跨境併購。2003年，受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感召，劉立明回到國內一線城市工作。在實現財富自由後，他婉拒了海內外多個高薪offer，回到這座城市，也重新回到書本中。

兩個外來知識分子的結合，吸引了大量年輕人涌入徐豔東的書店、加入公共討論和探尋知識邊界，但也帶來了不必要的關注。

躲不掉的警察與小範圍的火種

警察的到來毫無預兆。

書店開業三個月後，一個普通的下午，徐豔東在書店會員的群裏發了預告海報，宣傳當天晚上劉立明將在書店舉行的電影放映活動。

但很快，他接到了警察的電話，詢問當晚有哪些人參加。人生第一次接到警察電話，徐豔東有些緊張，他小心翼翼地遣詞造句，向警察表示，他不知道有哪些人會來，他只是把活動的宣傳海報發了出去，看到海報且對活動感興趣的人會自發前來。

但沒等他說完，警察直接打斷，在電話中指示他取消晚上的活動。隨即，兩名警察很快出現在書店。徐豔東稍顯殷勤地接待了他們，並和警察商量，距離活動開始只有不到4個小時了，這時貿然取消，對書店以後的經營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在和警察溝通的間隙，徐豔東主動展示了店裏書架上陳列的書籍，「您看，都是國家正規出版物，您隨便看，我們的書絕對沒問題。」

警察擺了擺手，決定放他一馬，但前提是，當晚活動現場他們會安排兩位便衣全程監視。離開書店前，警察又反覆告知徐豔東，以後再舉辦活動，必須提前向派出所報備，經批准後，活動才可以舉辦。

徐豔東諂笑着滿口答應。警察走後，他發消息向劉立明轉達了警察的要求，並告訴他晚上需要謹言慎行。

這已經不是劉立明第一次收到這樣的信息了。他很想從收到的所有警告和告誡中總結經驗教訓、摸索其中的規律，從而更好地規避風險並減少被警察騷擾的頻率。

「但後來我發現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同一個活動在不同的場地舉辦，因為管轄的派出所不同，收到的警告也會完全不一樣。再就是，有時候我們覺得可能有風險的地方和最後真正觸發風險的地方居然可以完全不沾邊。總而言之，就是觸發『敏感』和『風險』的誘因毫無規律可言，所以對我們來說風險真的是防不勝防。」他說。

但即便如此，劉立明還是拒絕對活動中的公開表達進行無節制的自我閹割。在他看來，活動的舉辦和其中公開的表達還是應該讓參與者洞察到活動的底色，讓大家對現實世界有所感知，如果連這一點都無法做到，那麼活動則毫無舉辦的必要。

這一觀點也獲得了陳培林的認可。在這些活動中，他的遺憾常常是人不夠多。他播放紀錄片的場地最多隻能容納20個人。

這也是他以及衆多熱衷於組織和參加公共表達的人現在面臨的又一個困境。作為被地方警察着重關注的群體，出於安全考量，所有活動無法公開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活動組織者只能在微信朋友圈發布活動信息，出於自我保護的需求，也會有意屏蔽客戶、同事和同學。因此，相關信息只能在信得過的熟人間進行傳遞和擴散，更坦承和直擊核心的討論則只能在地下進行，這無疑極大限制了活動的影響力以及可觸達的圈層。

而另一方面，他們卻也害怕活動影響力會過大。「那將意味着，我們所組織的公共表達在引發大衆關注的同時，也會被有關部門注意到，到時候很可能會被連根剷除，什麼都不會留下。」劉立明表示。

所以，他現在調整了對自己所組織活動的心理預期，「每次活動只要有三個以上的新面孔參加，我就會非常開心，覺得值了，因為那很可能是將來的火種。」

為保護受訪者，文中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