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裔美籍導演王凱民：當香港人當台灣是情感上的盟友，「我們讓他們失望了」

「台灣是一個住了兩千三百萬人的島嶼，他們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生，有他們的希望與夢想，也有他們的恐懼與憂傷，就和你們大家一樣。」

2024年的坎城影展，選片名單裡不乏來自台灣的故事：其中一部就是入選電影節平行單元「國際影評人週」的《蟲》（Locust，2024）。

這部在5月16日坎城全球首映場之後，便掀起長達7分鐘熱烈掌聲的電影，是台裔美籍導演王凱民（KEFF）的第一部長片。故事以2019香港反修例運動為背景，旨在講述當下台灣青年如何應對大環境變化帶來的種種困境，努力生存。片中20歲的聽障少年「鍾翰」（Zhong-Han）過著雙重生活，白天在投靠的餐廳打工，晚上則與當地黑幫為伍，餐廳所有權易手後，他的生活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曾入圍金馬獎的李夢苡樺、潘綱大及劉韋辰出演了這部作品。

記者在坎城戲院現場所見，王凱民與演員團隊在放映前登上舞台分享了一些話。他感謝能有「國際影評人週」這樣的平台，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說自己的故事」，又強調這部電影和卡司的台灣身份，「我們來自台灣，這是一部台灣電影。」再懇請在場觀眾放下一些對台灣先入為主的觀念，去欣賞這部來自台灣的電影：

「我相信許多人對於台灣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台灣是東西方之間潛在的戰場，一個有可能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火種。對有些人來說台灣可能是個半導體的寶庫，不僅讓人覬覦更需要被保護。但我想讓大家知道，台灣是一個住了兩千三百萬人的島嶼，他們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生，有他們的希望與夢想，也有他們的恐懼與憂傷，就和你們大家一樣。」

影片映後幾日，連日在坎城已略顯疲憊的王凱民，以一身俐落黑T恤在Zoom裡出現，向記者講述他創作《蟲》的歷程與感想。

特朗普上台後選擇回台

「氣氛變了，人們看待你的方式也變了。我雖然在西方生活了一半的時間，但無論我的英語有多好，這永遠不會是足夠的。」

王凱民在香港和台灣長大，父親來自苗栗，母親來自台北，兩歲後直到10歲他都生活在香港，也經常往返台灣，11歲移民美國。跨國成長經歷讓他從小就開始思考自己的多重身份：台灣人？還是亞裔美籍華人（Asian American）？王凱民觀察到，不少美籍華裔、亞裔是把自己的亞裔身份認同建立在泛亞裔文化上，比如大家都喜歡喝奶茶，或一起熱愛追韓國男團BTS。

但隨年齡漸長，他希望能夠更深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台灣人的身份。與此同時，在美國紐約大學Tisch電影學院讀研究生項目的他，更加意識到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面臨的困境。尤其2016年開始，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令人哪怕在紐約這樣的國際大都市，都能感受到「氣氛變了，人們看待你的方式也變了。我雖然在西方生活了一半的時間，但無論我的英語有多好，這永遠不會是足夠的。」

於是，王凱民選擇2019年搬回台灣拍電影，去講述台灣人民的故事。

作為新銳導演，2019年他的第一部短片《紐約深夜之亞洲人之秘密生活》（Secret Lives of Asians at Night ）獲得了名導Spike Lee獎學金，也在美國導演工會學生電影節獲得最佳亞裔短片獎；第二年，他的第二部短片《安眠旅舍》（Taipei Suicide Story）便在坎城影展首映，並在斯蘭丹斯影展（Slamdance）上獲評審團大獎、觀眾票選獎和評審團最佳表演特別獎。這部被譽為「反烏托邦卻又動人」的短片裡，一名台北自殺飯店的接待員，在一個夜晚與一位無法決定自己要活還是要死的客人建立了短暫的友誼。

然而來到2024，長片《蟲》卻與《安眠旅舍》的強概念風格截然不同，它是王凱民通過電影的方式來講述自己周圍人的故事。他在對Asian Movie Pulse的訪談中提到：「如果那天我聽到一個感人的故事，或遇到什麼經歷，我會試著將它融入我的劇本。電影中的一半內容都是我所看到的或聽到的事情。」

2019：台灣與香港

「年輕人和社會運動份子很關注，很憤怒，但是為什麼當時沒有更多的台灣人去在乎香港發生的事情呢？」

《蟲》並不是一部政治電影，但是電影中的政治底色是無法避免的。

「我並不覺得這部電影是在攻擊任何人，它只是表達了自己。拍攝關於台灣的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導演說。

電影設定背景在2019年6月。開頭第一幕的鏡頭，便聚焦於電視新聞報導的香港運動現場，再慢慢拉遠平移，略過在洗衣房看新聞的台灣男女老少，那些不為所動的普通人。

對於香港在2019年經歷的政治變動，「我當時的感覺就是，我期望台灣社會更加關心和支持香港。年輕人和社會運動份子很關注，很憤怒，但是為什麼當時沒有更多的台灣人去在乎香港發生的事情呢？」王凱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來不斷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令王凱民開始逐漸理解台灣人對當下局勢的不同看法：有的台灣人期待兩岸統一；有的台灣人被自己生活的瑣碎壓垮，無法對外界大局勢提起興致；有支持社會運動抗爭也有不支持的人；也有台灣人覺得香港發生的事情與台灣毫無干係。電影中，能夠讓洗衣房群眾抬頭看電視的，反而是一家新開的甜品店，而不是在隔著海的香港正在發生的一切。

王凱民覺得台灣讓香港失望了：「我覺得香港和台灣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我們（台灣社會）應該更在意這件事情的。」王凱民說到，「在香港的人說，香港魂已不再。我覺得我們在香港最有需要的時候，當香港人轉向全世界、尤其是轉向台灣，把台灣當作情感上的盟友的時候，我不禁覺得我們讓他們失望了。這部電影也是我在處理自己的內疚。」

距離《蟲》設定的2019年之後的五年，台灣民情有所變化嗎？

「自2019年以來，台灣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覺醒了，」王凱民說到。其實太陽花運動以來，他已看到台灣民眾對政府沒有改變、沒有透明度的立法過程感到憤怒，群眾再次站出來要求政府做得更好。他提到正是《蟲》在5月16日坎城首映後的第二天深夜，看到台灣民眾自發集會抗議立法院擴權的新聞，起因是台灣立法院通過多項爭議性國會擴權法案，賦予立委調查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權力，要求總統定期報告國情，並強化對人事任命的審查。

王凱民也關注台灣普通群眾對國際新聞的反應，及他們的投票方式，發現人們開始真誠地問，這些國際事件與台灣有怎麼樣的關係，思考台灣應該如何在世界舞台上發聲；同時也通過遊行示威，選舉投票，來向政府施壓。這些都讓王凱民感到欣喜。

台灣故事：身份與語言的演進

但是當你離開了亞洲，「來了美國」，這種區分在白人主流社會，大多數時候「就不復存在了」。

這些年都在台灣居住，王凱民「感受到了（台灣社會）各個方面都在向一個更加台灣的身份發展。」隨著出生人口增加，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人也自然越多。

當我們討論到身份用詞的時候，由於訪談是英語進行，王凱民指出了英文和中文在描述身份認同方面都有一些缺陷。「Chinese」一般指代「ethnically Chinese」，也就是華人，或者指代「中國」這個國家的人，中國人。王凱民覺得台灣社會大部分年輕人應該會自我認同是「台灣人」——當然，這也和他們的的家庭背景相關，比如父母一輩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等等。然而同時「華人」和「台灣人」的身份也並非一定要二選一，可以是同時擁有的身份。但是當你離開了亞洲，「來了美國」，這種區分在白人主流社會，大多數時候「就不復存在了」。

他覺得（很多）台灣人並不否認與大陸的連結，從文化到歷史到血脈。但是當今台灣人需要問自己的問題是，作為「Chinese」意味著什麼？這個理解可寬可窄：有些台灣人的理解可能是作為華人，作為中華文化的宣揚者，中華民族的繼承人；也有一部分台灣人的理解，是「Chinese」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PRC citizen）。

身份之外，王凱民也觀察到台灣的文化發展數年間開始更加忠於自我，忠於台灣，對比起來，或許再之前的台灣文化更多是受日、韓、美的影響。而《蟲》也專門選擇了台語搖滾樂隊拍謝少年（Sorry Youth）的歌放在影片裡。

這些年來，當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壇取得好成績的時候，經常不乏一種批評：有著異國經歷的導演抓住返鄉契機進行創作，反而能夠獲得國際影展的青睞，在國際舞台上代表台灣的，反而不是台灣本土創作者。《釀電影》對《蟲》的影評在最後專門提到：「這一年來，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壇時有突出成績，不過似乎皆以一種『客體』的方式出現。」

並舉今年初入選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金門》（Island in Between）導演江松長（S. Leo Chiang，生於台灣，15 歲隨家人移民美國，見端傳媒訪問《「金門」導演專訪：什麼才是道地的「台灣人」？》）與王凱民比較，認為兩部電影「創作過程的共同點，不僅是導演的異國經歷與返鄉契機，作品本身也都以外在觀察者的角度『詮釋』著台灣社會」，並質疑「究竟是電影本身緣故，抑或國際影展想看到的，便是這樣一個『失語的台灣』」？

這樣的批評，王凱民非常熟悉。

「我非常清楚，如果你是一個能夠在國外長大的台灣人，你肯定不是社會階級最低的那一位。我明白（本土）台灣人的怨恨：尤其是一些美籍華人帶著輕蔑的菁英主義態度回到台灣來佔有資源的行為，造成的刻板印象就是，你在國外無法成功，只能回來我們這個小地方為自己打出名聲來。」

他理解類似聲音的出發點，但是他自認意圖是真誠的。「有時我確實感到自己像個局外人，雖然我對台灣和台灣人的愛是很深厚的。當人們了解我，知道我的意圖是好的時候，這種感覺會好一些。了解我並尊重我的人，認同我的台灣身份，我必須努力不被這種感受困擾。」

王凱民說，自己來台灣拍電影的初衷，是為了講述台灣故事，為台灣發聲，但與此同時也希望能在經濟上做一些微薄的貢獻，來回饋自己所在的台灣社會。「我認為我可以做一些好事，通過電影拍攝創造一點就業機會，這次的電影170萬美元預算創造了數百個工作機會。」

年輕一代台灣電影社群

「如果人們不喜歡或不尊重我所做的事，或者對我在做的事感到憤怒。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這種情況是很不舒服的。你需要勇氣和力量來做到這一點。」

《蟲》的拍攝中，王凱民帶領團隊從世界各地籌得150萬美元資金，「很多合作夥伴從未投資過台灣電影，我們建立起了這個天橋，未來還會有其他合作機會。」而這次拍攝也得到了台灣政府支持：包括台灣文策院的「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TICP）和文化部第2梯次國產電影長片輔導金。王凱民講他們從台灣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獲得的800萬新台幣資金（約24萬美元），客觀來講在影片所有投資項目裡是較小的金額（最小金額為600萬新台幣），但也不排除「人們會覺得你是在利用政府資金為自己謀利」。

《蟲》的製片人郭曉慶（Anita Gou）對於渴望與全球影業接軌的新一代台灣電影人才，充滿熱情。她的父親是郭台銘弟弟郭台成，她出生於新加坡，童年常在台灣、大陸和香港之間搬遷，後來移美，在紐約電影學校學習。郭曉慶因為製作美籍華裔導演王子逸（Lulu Wang）2019年的長片《別告訴她》（The Farewell）而聞名，她參與的很多項目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多樣性，包括與女性導演和有色人種導演、不同語言的合作項目。

郭曉慶在2019年和王凱民首次合作，參與製作了他的第一部短片，而在最近的ScreenDaily訪談中她提到，「現在對台灣的國際關注越來越多，我們在國際影展和各種電影提案論壇上也看到更多台灣項目。尤其是年輕一代台灣電影社群，更加意識到他們應該在尋找本土資源之外，尋求國外的資源。」《蟲》是郭曉慶的美國製片公司Kindred Spirit的首部台灣長片，是台、美、法和卡塔爾的合製，也正是公司通過投資首部劇情長片導演來擴展國際片單的「完美範例」。

當然，王凱民承認《蟲》之所以能在預算內完成，是因台灣勞動力成本。他有些掙扎該如何回答自己是否在剝削廉價勞動力這個問題，但他認為自己已通過行動作出了回答。王凱民為電影工作團隊留出了毛利潤，如果電影賺了錢，會給所有工作人員分紅，他稱這是在電影界很少見的。「這部電影能夠拍成功，完全是因為電影團隊和工作團隊的努力。如果不把這些回饋給台灣人，那就是一種剝削。我希望看到台灣生活水平提高，但口說無憑，還是要付諸行動。」

《蟲》在台灣的發行時間暫時未知。對於王凱民來說，電影上映後，他會認真觀察台灣群眾的回應。如果民眾感到反感或不滿，他可能需要退一步思考自己在台灣拍攝台灣電影的這件事。「如果人們不喜歡或不尊重我所做的事，或者對我在做的事感到憤怒。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這種情況是很不舒服的。你需要勇氣和力量來做到這一點。」

王凱民並不知道自己下一部作品會是什麼。作為藝術家，「我能做的，就是睜開雙眼，打開心靈和耳朵，活在當下，聆聽和感受世界的風向，並隨著世界的變化而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