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審查，伊朗電影人在國際影展做出了轉變

在伊朗電影《神聖無花果之種》（暫譯，英文片名：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康城首映結束後，掌聲根本沒有停下的意思。它是本屆康城影展鼓掌時間最長也是最熱烈的電影，最後是導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或譯為穆罕默德·拉索羅夫，Mohammad Rasoulof）的發言，才讓掌聲停歇了。

電影入圍康城的消息剛公佈，導演拉索洛夫的護照就被限制出境。隨後，令人驚詫的消息紛至沓來：伊朗當局傳召影片多位主創，要求他們嚮導演施壓，讓他從康城撤片；導演被判處八年監禁、鞭刑、罰款並沒收財產；導演通過一條秘密路線逃亡，最終抵達歐洲；在德國周旋下，導演正式在康城亮相。

在本屆康城影展，一部伊朗電影發出的聲音，幾乎蓋過了所有華語電影。它對女性權益運動的表達之深，對類型美學的探索之遠，是《醬園弄》所遠遠不及的。它對伊朗反頭巾運動的呈現，對獨裁制度的直率回應，也有著《一部未完成的電影》《風流一代》所不具備的力量。

在國際影展上，同一個地域的電影持續入圍，這些影片往往能共同反映此地社會的文化變遷。如果有持續觀看伊朗電影的經驗，就一定能看到《神聖無花果之種》的獨特性。至少在康城的銀幕上，它是第一部直接呈現2022年反頭巾運動及後續影響的電影。

大陸觀眾常開玩笑說，伊朗電影的故事放在中國也會完全成立，這種說法可能過於簡單。但有時，伊朗電影確就像大陸電影甚至華語電影手中的一面鏡子，彼此的語言文化不同，面臨的境況卻極為相似。只是鏡子外的我們是懦弱的，但鏡中的他們並不。

政治驚悚美學與後革命敘事

當評審團宣佈把「評審團特別獎」授予《神聖無花果之種》時，現場有不少記者感到失望，這個獎項是特別設置的新獎項，在此之前，影片獲得金棕櫚的呼聲最高。法國影評人菲利普·魯耶（Philippe Rouyer）在推特發文說，「一部還不錯的電影戰勝了本屆競賽片中更好的作品」，「《神聖無花果之種》僅獲得一個政治安慰獎，它的電影美學被忽視了。」這條推文得到大量法國電影從業者的點讚和評論。

不難看出，獎項不是頒給電影的，而是頒給導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反對伊朗政權的勇氣。至於影片究竟是反映政治的藝術作品，還是綁架藝術的政治檄文，格蕾塔·葛韋格（姬達嘉域，Greta Gerwig）領銜的評審團並未給出判斷，這個保守的頒獎結果或許會為康城在日後避免更多爭議。最終七個常設獎項裏，有北美背景的電影拿到了五項。

在國際影展上，同一個地域的電影持續入圍，這些影片往往能共同反映此地社會的文化變遷。如果有持續觀看伊朗電影的經驗，就一定能看到《神聖無花果之種》的獨特性。至少在康城的銀幕上，它是第一部直接呈現2022年反頭巾運動及後續影響的電影——吉娜·瑪莎·阿米尼之死引發抗議運動之後，伊朗女性權益運動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不妨回看2022年，兩部伊朗電影入圍康城影展主競賽單元。在《聖蛛》（Holy Spider）裏，聖城馬什哈德的16位妓女被殘忍殺害，女主角嘗試調查案件真相，發現整個社會將殺手視作英雄，正義無法得到伸張。另一部電影《金幣灰黃》（或譯為藏金風暴/萊拉兄弟，Leila’s Brothers）則呈現了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由女主角苦苦支撐的一個普通家庭，受到虛榮的父親和四個窩囊兄弟的拖累，一步一步走向崩潰。

我想起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話：「女性的苦，往往來源於她是女性這個事實本身，而男性的苦，往往來源於他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男性的苦是男性作繭自縛的結果。」

兩部電影讓我想起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話：「女性的苦，往往來源於她是女性這個事實本身，而男性的苦，往往來源於他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男人。男性的苦是男性作繭自縛的結果。」這兩部影片有著巧合般的互補性，分別通過女性和男性的視角描寫受害者，揭示父權制和神權制背景下伊朗女性所面對的複雜困境。

而《神聖無花果之種》與《聖蛛》《金幣灰黃》等伊朗電影的區別在於，它具有典型的後革命敘事特徵，不再主要描繪受害者，而是把鏡頭對準了制度本身，試圖揭示伊朗政治制度如何左右人物的道德抉擇。在影片裏，革命運動對安穩生活的迫近和威脅，給主角一家人的精神狀態帶來了微妙的影響。

按照拉索洛夫所言，創作緣起於他在監獄服刑的2022年。「我身邊一名政治犯正在絕食，很多官員來監獄處理這件事。其中一位官員把我拉到一邊，從包裏拿出一支筆說，‘這是給你的禮物。’他說，‘每次我來到這個監獄都會想，什麼時候會把自己吊死在這裡，因為每個晚上回到家，我的孩子都會問我今天做了什麼。’」

影片並未指明時代信息，但觀眾仍然能通過阿米尼的照片和大量竪屏視頻作出判斷，故事是發生在2022年反頭巾運動期間。男主角伊曼晉升成為革命法庭的督察，工資的增加改善了全家的生活質量。令他震驚的是，這是一份極不體面的工作，他不僅需要審訊被捕的抗議學生，更要在證據寬松的情況下批准大量死刑判決。他必須對工作內容保密，因為一旦洩露，家人的生命安全便會受到威脅。他因此獲得一把配槍，這個契訶夫式的道具將引發一系列後果。

妻子納吉梅的視角是影片主要視角，她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擁護政權、信仰和丈夫的女人，她站在維護丈夫的角度責罵女兒，生怕她們在抗議運動中做出哪怕一點逾矩的行為，從而影響丈夫的體制內工作。抗議運動潛移默化改變著她，出於內心良知，納吉梅瞞著丈夫幫助了女兒在抗議中受傷的同學，在凝重的特寫鏡頭下，她一點一點取出嵌入對方臉部的霰彈，此時此刻，影片高超的技藝彷彿奪去了我的呼吸。

影片的視聽美學是把政治議題藝術化了，而不是以政治綁架藝術：它視聽技巧一流，全片168分鐘始終處在壓抑氛圍裏，人物小心翼翼地低聲交談，彷彿耳語者就在隔壁偷聽，那是極權社會共有的生存狀態。

抗議運動同時影響著兩個女兒，鏡頭反復呈現她們通過手機觀看竪屏視頻的場景，抗議現場的一幕一幕使她們變得越來越叛逆，女兒們後期所做的每個行為，都能在這個過程裏找到動機。原本做事頗有原則的丈夫卻因為抗議運動變得更加暴戾，他在飯桌上斥責女兒關於女權的觀點是受到了外國勢力的影響。在一家四口之間，一種遠方的、模糊的隱憂，逐漸過渡成身邊的、具體的恐懼，而宏大的革命浪潮延燒出一樁微觀的家庭內部鬥爭。

依個人來看，影片的視聽美學是把政治議題藝術化了，而不是以政治綁架藝術：它視聽技巧一流，全片168分鐘始終處在壓抑氛圍裏，人物小心翼翼地低聲交談，彷彿耳語者就在隔壁偷聽，那是極權社會共有的生存狀態；它沒有像阿斯加·法哈蒂（Asghar Farhadi）那般，晦澀地把議題編織進小說般的精密台詞，而是取材現實，把秘密審訊這種真實存在的制度流程，轉化為《閃靈》式的驚悚美學；它從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寫實主義詩學裏找到新的喻體，為後革命敘事搭建更具象的表達方式——神聖的菩提樹種子通過鳥類傳播，落進樹幹的縫隙裏發芽，然後落地生根，並逐漸替代了宿主，生長成一棵新的覺悟之樹。

從理念到行動上的共識

在2022年康城影展上，來自法國的女權機構組織了一場精彩的公共示威，她們將寫有129位死於家暴的法國女性名字的條幅展示在紅毯上，並在手中燃放黑色硝煙，場面十分壯觀。她們選擇是《聖蛛》的紅毯。伊朗女性敘事一直是國際女性權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米尼去世後，導演拉索洛夫在監獄裏見證了席捲全國的抗議運動，《神聖無花果之種》妻子的飾演者希拉·格勒斯塔尼（Soheila Golestani）因為參與抗議時未戴頭巾而被當局逮捕。伴隨著抗議運動，標語「JIN、JIYAN、AZADI」（女性、生命、自由）傳播到全世界，這三個庫爾德語詞語有著一目瞭然的啓迪性，它們凝聚了伊朗女性長期以來的抗爭精神，也準確反映了全世界不同地區女性對平等權利、生命尊嚴和個體自由的追求。

抗議運動爆發後，伊朗電影人在不同場合展示標語：2022年12月，女演員塔蘭涅·阿里多斯蒂（Taraneh Alidoosti）在社交媒體發佈帶有「女性、生命、自由」的照片，隨後被當局逮捕。2023年，第73屆柏林影展特別設置了伊朗電影展映和主題論壇活動，《聖蛛》主演扎拉·阿米爾·阿布拉希米（Zahra Amir Ebrahimi）和其他伊朗電影人一起攜標語亮相，也是在本屆柏林影展，伊朗女性權益運動成為了與俄烏戰爭同等重要的世界議題。

近幾年，性別議題是伊朗電影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演員扎拉·阿米爾·阿布拉希米說，「我們不是政客，不是活動家，而是作為電影人參與其中，這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伊朗有越來越多《聖蛛》這樣的項目，這是一個好消息。」

隨後，在第95屆奧斯卡頒獎禮紅毯上，伊朗裔影星休蕾·艾妲希露（Shohreh Aghdashloo）所穿的禮服上繡著三個詞語；5月，30位駐法伊朗製作人、名人和康城影展藝術總監Thierry Fremaux一起，舉著標語的招牌在紅毯亮相；9月，標語同樣出現在威尼斯影展的紅毯上，主競賽單元評委戴米恩·查素（Damien Chazelle）和珍·甘比茵（Jane Campion）到場支持……

近幾年，性別議題是伊朗電影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演員扎拉·阿米爾·阿布拉希米說，「我們不是政客，不是活動家，而是作為電影人參與其中，這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伊朗有越來越多《聖蛛》這樣的項目，這是一個好消息。」正是在伊朗電影裏，像我這樣的影展觀眾感受到了伊朗電影人對審查態度的集體轉變，伊朗成為勇敢的代名詞。

伊朗的電影審查與中國很相似，審查內容包括宗教道德、政治話題、社會價值觀等標準。每部電影需要完成劇本審查和成片審查兩個步驟，參與國際電影節發行的項目還要再次獲得批准。不過相比中國，伊朗電影人所面對的懲罰近乎變態，除了牢獄、罰款、封殺，甚至會有性命之憂。

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常被大陸影迷認為是超越審查制度的勝利者，他創造了一種以寫實和詩意為特徵的伊朗現實主義風格。後來者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在與審查周旋中，走出一條非常討巧的製作之路，預算和團隊規模縮減至極小，他本人在每一部影片中都親自上陣。另一個作者阿斯加·法哈蒂則建立了隱晦、複雜的隱喻系統。

「阿巴斯覺得審查制度很有啓發性，因為它給了他機會繞過某些障礙，從而變得富有創造力。這種想法對我來說行不通。審查制度就是審查制度，我現在對它的看法和我14歲時一樣：我覺得它很卑鄙⋯⋯」

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輕一代電影人會選擇離開伊朗。導演亞里·亞巴斯認為，「阿巴斯曾說，他覺得審查制度很有啓發性，因為它給了他機會繞過某些障礙，從而變得富有創造力。這種想法對我來說行不通。審查制度就是審查制度，我現在對它的看法和我14歲時一樣：我覺得它很卑鄙，我不想找到創造性的方式來繞過它。」但離開並不意味著自由，《聖蛛》不得不取景約旦，影片對伊朗城市空間的呈現非常模糊。

近幾年，伊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審查制度變得無比苛刻，與之周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了製作《神聖無花果之種》這樣複雜的類型敘事，導演拉索洛夫不僅要自己拿出與獨裁制度對抗的勇氣，還要搭建一個價值觀相同的劇組，幸運的是越來越多從業者拋下恐懼，不再願意戴著鐐銬跳舞。

在今年柏林影展，入圍主競賽單元的《我最喜歡的蛋糕》（My Favourite Cake）導演Maryam Moqadam和Behtash Sanaeeha未能離開伊朗參加首映。他們的聲明指出了伊朗電影人的新共識——

「很多年以來，伊朗電影人一直在苛刻複雜的規則下製作電影，必須遵守紅線，一旦越過紅線，可能會導致多年不被允許工作，可能面對複雜的法庭糾紛。這是一個困難的局面，也是非常痛苦的經歷。我們經歷了很多年，也經歷了很多次。」

「在這種可悲的境況裏，我們繼續試圖在電影裏描繪伊朗社會現實，一種往往被審查掩蓋的現實。我們開始相信，再也不要在遵守如此嚴苛的法規的情況下，去講述伊朗女性的故事。對女性來說，審查的紅線阻止了她們被真實呈現，阻止了她們被展示為完整的人。我們決定跨越這些限制，並接受這個決定所帶來的任何後果。」

失語的華語電影

如果用伊朗電影對比華語電影，就一定會對後者感到失望。今年，入圍康城影展官方及非官方單元的華語電影，巧合般出現了失語角色，《風流一代》女主角巧巧和《狗陣》男主角二郎，這兩部作品來自大陸。失語一詞用來描述華語電影的現狀最為恰當。

造成失語的原因一部分來自於語言隔閡。去年，擔任柏林影展主競賽單元評委的杜琪峰在媒體發佈會上說，「當人們失去自由的時候，電影往往會首當其衝，在好多地方都是如此。」這些話未能被準確翻譯給世界，在場的克莉絲汀·斯圖爾特等西方評委也不能理解話語對香港的特殊意義。

在「皇帝的新裝」情境裏，含糊不清的態度與獻媚之言沒有本質區別，獨立的表達一定來自於最直接的真話：「他沒有穿衣服！」

但更多時候，失語是中港影人自發的選擇。近幾年，香港電影幾乎無法進入國際影展的核心舞台，來到康城只是瞄准了商機。面對國際市場對香港類型片的需求，香港電影公司在媒體雜誌上刊載了巨幅廣告，每年都是成龍、甄子丹、謝霆鋒這樣的熟面孔。這意味著港片面對的仍是青黃不接的行業發展問題：一旦沒有成龍，港片還能賣什麼？

毫無疑問，無論是數量還是美學主張，大陸電影表現最強勢：賈樟柯《風流一代》、管虎《狗陣》、陳可辛《醬園弄》、婁燁《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四部影片入圍康城影展官方單元。除了婁燁電影，其它三部影片都取得了龍標。如果以伊朗電影為參照，這些電影是與審查周旋的創作，按導演阿里·阿巴西所說，它們是通過創造性的方法，把審查合理化為了一種創作條件。它們的政治表達含糊不清，美學系統也搖搖欲墜。比如《醬園弄》充斥著淺薄的性別口號，卻不像它標榜的那樣深入反映中國女性的困境。

在《神聖無花果之種》首映結束後，導演拉索洛夫對著觀眾說，「希望獨裁在伊朗消失」。這種具有明確態度的話語，觀眾根本不可能從大陸電影人的口中聽到。媒體發佈會上，面對國際記者關於女性議題的提問，賈樟柯和陳可辛也只能像講故事一樣，給出一份私人回答，言辭之間避免了說出任何尖銳話語。

僅把中伊電影人放在一起，就會含有道德綁架的意味。和大陸朋友交談時，不少人會直接告訴我，伊朗電影人勇氣可嘉，但也不能對中國電影人進行道德綁架。現狀就是這般無力，但有一個結論是明確的：在「皇帝的新裝」情境裏，含糊不清的態度與獻媚之言沒有本質區別，獨立的表達一定來自於最直接的真話：「他沒有穿衣服！」

在本屆康城影展，大陸電影並非完全沒有發出聲音。婁燁導演的《一部未完成的電影》與《神聖無花果之種》在藝術性上相互呼應，一起向世界拋出了電影創作的困境——面對公共記憶和時代苦難，電影應該何為？

兩部電影有很多相似的元素，例如都引用了竪屏視頻素材，都面對一個宏大的歷史事件，都有明確的作者風格。只是，在《一部未完成的電影》身上，電影在現實面前失去了力量。而拉索洛夫則強調了電影作為一種媒介所具備的權力。兩部電影隱含的創作觀點是相反的。

儘管伊朗和中國的國情不同，反頭巾運動和三年疫情的社會情境不同，伊朗電影和中國電影面對的審查環境也不同，把兩種創作觀點放在一起，是一個有趣的議題，前者看起來更軟弱，無力感強烈，後者看起來更野蠻，帶有一些剝削的傾向，孰好孰壞，難有定論。

放映結果似乎隱含著屬於當下的答案：《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模稜兩可的表達，讓一些外國觀眾感到不解，《神聖無花果之種》則讓盧米埃影廳不時響起掌聲；《未完成的電影》以私人視角回顧疫情，沒有觸碰制度，更像一份揭露傷疤的傷痛文學，《無花果》直接回應制度，把制度藝術化為一種類型形式，讓很多像我這樣的觀眾，能清楚地知悉那個陌生古國裏所發生的一切。

導演拉索洛夫說，「一個伊朗電影人可以很開心地拍一部女性不戴面紗的電影，而一個美國觀眾可能無法理解在電影裏看到一個女人的臉和頭髮有多重要。伊朗正在實行獨裁統治，我們向國際發出聲音並不容易。儘管如此，伊朗獨立電影製片人仍在尋找著合適的語言。」

如他所言，伊朗電影人想做的，不只是把電影拍給伊朗境外的觀眾，而是尋找一種更國際化的表達，讓全世界理解伊朗人所面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