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延安遊記：革命歷史的三種記憶政治

【作者按】明天是七一，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中國很多黨史景點將迎來紅色旅遊的人群，當中包括革命聖地延安。我早前拜訪延安，遊覽當地的紅色景點，由此看到今日黨國看待歷史的多重態度。

每次旅行都是一次亂入，是帶著自己肉身、想法和經驗來到異地，這種體驗在延安尤甚——一個黨史中的革命聖地，一個當代紅色旅遊的熱門景點，一個很多人來去中國西北旅遊時未必計畫踏足的陝北黃土地城鎮。

「老弱邊窮」地區的紅色旅遊

從陝西省會城市西安出發，兩小時多的動車，是一趟城鄉斷裂的衝擊。

乘早班車出發，睡了一覺，窗外已非城市，而是地廣人稀的山溝、土路、窯洞、村莊，仿佛印證黃土高原貧瘠、落後的定見，但也是這片黃土地，才是上海出生的中共真正發跡的地方。據官方記載，延安鄰近中共長征的終點，從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是黨中央的所在地，在這裡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時期」。

儘管政治榮光猶在，但延安在經濟履歷上卻沒有那麼亮麗。在改革開放後，延安是相對沿海大都市的「老弱邊窮」地區，亦是扶貧政策的重點對象。自2015年，在累計投入62.5億元人民幣扶貧資金後，延安才在2019年告別絕對貧困，宣告「226萬老區人民開啟奔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在扶貧的目標下，延安也開始依靠紅色旅遊。近十年來，隨著執政黨強調不忘初心，「黨」在中國社會從淡化到重新現身，黨史教育「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帶來紅色旅遊的興起，自此延安在國人眼中的能見度逐漸提高，迎來勢頭強勁的幹部學習團和紅色旅遊人群。

根據《中國紅色旅遊發展報告（2022）》，無論是紅色旅遊重點城市還是經典景區，延安在網絡熱度排名都位列全國前十。而據延安統計局，2012年延安的旅遊人次是2190萬，旅遊綜合收入是118億人民幣，到2023年，旅遊人次上升至4199萬，旅遊綜合收入更達331億人民幣，十年間增長了三倍。可見延安的政治符號價值被承認和兌現，成為經濟新動力。

不忘初心：恍如大教堂的革命紀念館

我正是乘著這股紅色旅遊的熱潮來到這「革命聖地」，舉目可見的路牌提醒我，紅色景點總有一個在附近。

經典打卡點包括延安棗園、楊家嶺、王家坪等革命舊址，他們如同今日北京的中南海，是中共領導人在延安時期的所在地。遊客身處這些保存完好的窯洞、平房、禮堂，可以遙想共產黨人如何在物力維艱的條件下運籌帷幄，過革命的集體生活。

但將這段延安崢嶸歲月歷史定於一尊，集中呈現，還不止是這些革命舊址，而是後建立的延安革命紀念館。這座紀念館坐立在延河邊上，背山面水，一眼望去是延安舊城區最氣象恢宏的建築物，和簡樸平實的革命舊址形成鮮明的對比。在館前的大廣場，還豎立著一尊雙手叉腰、目視遠方的毛澤東銅像，旁有鐮刀錘頭的黨旗和入黨誓詞，供人重溫誓詞。

在場內，我參觀了《偉大歷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歷史陳列》，這個展覽色調是大片大片的紅，裡面的展板、雕塑、文物、相片、語錄非常豐富，依次講述延安作為中共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創建新民主主義的模範試驗區、實施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奪取全國勝利的出發點和「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的歷程。整個展覽的基調是，黨在延安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背後有道德基礎和理論思想的支撐，關鍵的人物是毛澤東。

場內同樣重要的是顯眼的習近平論黨史語錄，突顯革命歷史不單關於過去，還啟發今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執政黨。事實上，在2022年二十大習近平開啟第三個任期後，隨即便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賡續紅色血脈、傳承奮鬥精神。」當中的「老一輩革命家」，就有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他是中共在西北的革命幹部。

「聖地」這個概念為無神論的中共所用，本身便可堪玩味，畢竟這命名多見於宗教，指一處地方是創教者的出生地或悟道地，因而神聖權威，令人崇拜，啟人力量。當我們說延安是「革命聖地」，那麼延安革命紀念館仿佛就是羅馬的大教堂，來者學到的黨史知識因人而異，更加重要的是沉浸在一種宗教式的崇高感和偉大感。

由此，造訪革命紀念館類近宗教行為，雖然沒有禮拜儀式（當然有些學習團會在入黨誓詞前舉起拳頭朗讀），但也是一種靈性（黨性）的交流和連結。參觀者若是胸懷黨國，在展館看到革命黨的偉大人物、深厚理論和艱辛奮鬥，想必能強化和昇華自身的愛國愛黨情感，注入感性的力量和歷史的質感。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局常委如此，普通黨員和百姓同樣如此。

革命的「迪士尼」：吃喝玩樂在紅街

如果說，革命紀念館及其他革命舊址是正襟危坐的紅色景點，那麼延安還有一種「政府搭台、經濟唱戲」的紅色娛樂景區，延安紅街便是新近的例子。

2021年，地產商萬達集團開發了一條長1.5公里的紅色主題商業街，然而當我叫車前往，出粗車司機說這裡沒什麼本地人，餐廳都是外來的，提醒我延安地道美食並不在此。

這條紅街人流不多，不少商店沒開，場面顯得冷清。我從街頭走到街尾，目光所見盡是懷舊的革命符號、建築、語句、武器、蜡像，有些地方還播放紅歌，整個體驗恍如置身主題樂園，只是遠處的背景是延安的小山，以及延安萬達城的樓盤。在這條街上，會師樓、新華書店、大眾戲樓、抗大廣場等革命標誌性建築被再造拼貼，多個特色場館亦以各自的方式再現革命的風貌，如紅色記憶博物館、紅色蠟像館等。在街道旁的延湖，還有長征主題步道，模拟飛奪瀘定橋、過雪山等場景。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紅街可吃到革命主題的美食。據說在長征期間，有士兵過草地時缺衣少食，要啃食皮帶充飢。多年之後，紅街有餐廳腦袋大開，研發出一道皮帶麵——當然不是用真皮帶做成的麵，而是將蕎麵麵條搟制成皮帶的形態。除此之外，紅街很多餐廳都是全國連鎖品牌，只是添加紅色元素。

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紅街也有關於革命與暴烈的沉浸式活動。因行程問題，我錯過這些活動，但我看到有練兵場，可以供遊客玩槍，在大型實景中體驗地道戰；有「隱蔽戰線英雄館」，遊客可以玩諜戰劇本殺，代入角色參加國統區的情報戰。而情景劇《再回延安》則是紅街的王牌節目，據說觀眾不像傳統的劇場那樣只是坐在看台，而是邊走邊看，人隨劇走，在聲光電的效果下親歷紅軍的故事。到劇終，更有一面大紅旗飄向觀眾，引來觀眾伸手觸摸。

在紅街大概逗留了一小時，我鬼使神差地聯想到迪士尼樂園。在迪士尼樂園，有懷舊的美國小鎮，追溯昔日的繁華景象，又有機動遊戲和故事劇場，使人置身夢幻世界。在延安紅街，儘管沒有迪士尼的卡通IP，但有紅色資源作IP，在復古的建築、玩樂設施和沉浸式劇場中，遊客可在人造的革命氣氛中吃喝玩樂，憶苦思甜，追溯昔日革命的崢嶸歲月。

文化研究學者卡勒爾曾指出，當今的旅遊工業已轉變為純綷對符號的消費。由此觀之，迪士尼是消費「夢幻」的符號，延安紅街則是消費「革命」的符號。那麼，迪士尼是關於美國夢，而延安則關於中國夢？

知青博物館：一個人與一個館

值得指出的是，延安的符號價值不單在近十年受重視，在革命的高峰——文化大革命，延安也是紅衛兵全國大串聯的目的地，他們到此一遊尋找革命理想。這部分的印記如今不易看到，反而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成為紅色旅遊資源，既有北京知青舊居供人參觀，又有一座「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

在中國，名作家巴金疾呼的文革博物館不允許公開存在，但文革期間的新生事物——知青，卻在全國多地都有博物館。所謂知青，源自文革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當時，全國近1700萬青年以自願的名義被下放到農村，意在培養革命接班人，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並發展農村及邊疆地區。

在延安，就有2.8萬名知青從「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的北京橫跨大半個中國，來到延安的14縣插隊，當中包括習近平和王岐山。

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內，展品和圖片非常豐富，比如有毛章、乘車證、報紙、飯票、信件和雕塑。我印象深刻的是知青在天安門前宣誓動員的圖片，當年的誓詞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在基層農村把根紮。從金水橋畔出發，駛向寶塔山下。記住媽媽叮囑的話，不問歸期，只願將理想的風帆高掛。」可見當時的社會氣氛。

另外一封信也引起我的注意，北京青年因上山下鄉而天各一方，有封信講一位知青想念往日與朋友漫步長安街，感慨「現在我是孤獨一人，覺得煩悶」，又形容「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革命原則基礎上的友誼。」簡單一封信，個人情誼與政治原則的交織躍然紙上。

整體來說，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既講述知青群像，也專門介紹習近平的七年知青生活，呈現他們的艱苦磨練、與延安人民結下的情誼，以及如何傳播城市文明和改變農村落後狀況。而在習近平的專區，他的入黨批文成為展品，講述知青生活的受訪片段亦循環播放，比如講述習近平如何帶領村民，在梁家河建成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

直至現在，雖然官方否定文革，但未對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有正式的歷史評價，不過這個博物館顯然持正面評價。到結束語，我們大概才看懂這個2016年建成的知青博物館的深意：

「延安的北京知青，是知青群體中的一個縮影。習近平同志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讓我們在歷史中思索人生，在榜樣前汲取力量，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進程中奮勇前行！」

從教堂式的革命紀念館、迪士尼式的紅街，到記錄某種文革歷史和突出現任領袖經歷的知青博物館，雖然只在延安走馬看花，但所見之政治、歷史與現實的交織，或許正正反映歷史如何為今日的黨國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