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47人案中，45人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於6月25日開始分批求情。首批為法庭所指的「組織者」，包括認罪的戴耀廷、從犯證人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以及經審訊後罪成的吳政亨。案件由國安法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及陳仲衡審理，原訂三日、最終於兩日內（25、26日）完成。
戴耀廷代表律師是資深大狀黃繼明，區諾軒、鍾錦麟代表律師為謝偉俊律師行的陳慕賢，趙家賢由大律師利琛代表，吳政亨則由大律師石書銘代表。
這是三年多來戴耀廷首次露面。首日，戴首先進入被告席，坐在被告欄中央，被三名懲教職員看守。他身穿黑色西裝外套，面露微笑朝公眾席點頭、揮手，精神不俗，開庭前起身與律師團隊交談。區諾軒穿黑色運動外套，目光停留在公眾席，偶爾露齒一笑。趙家賢則消瘦不少，直望前方。區、趙、鍾列於被告欄右邊，各被兩名懲教署職員看守。吳政亨則坐在左側，對公眾席微笑。
首五人的訂罪級別成為焦點。《國安法》第 22 條訂明三級刑罰：「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積極參加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庭上，戴耀廷方提出兩年刑期，爭議自己在國安法後「角色輕微」，且是「真誠地錯信初選合法」；三名從犯證人以向控方提供協助或中途退出「35+」等為由，要求減刑 40% 至 55%；吳政亨則主張自己屬最低級別的「其他參加者」。
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劉慧卿、吳靄儀、政治漫畫家尊子等，在開庭首日循公眾途徑旁聽。第二日，同案被告譚凱邦、劉頴匡、鄒家成亦列席正庭被告欄旁聽。
控方陳詞引中國刑法 辯方反對指做法「危險」
求情第一日，控方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於陳詞開首聲明，本案的唯一詮釋為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59C條串謀罪行的罰則，串謀罪行的刑罰應和實質罪行一致 (in line)。法官李運騰指出這是一個可能的詮釋，但不是唯一。萬又指，鑑於對社會影響重大，亦應有具阻嚇性的刑罰。
控方亦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3及105條（分裂國家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指第103條是中國第一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例，而105條則與國安法第22條相似，同樣提到「首要分子」的概念，提議法官參考。
李則指，根據「呂世瑜案」終院判決，香港法庭不可參考一般內地刑法，問控方引用內地條例是否「走後門」。萬指，不認為屬於「走後門」，重申需要審視「立法原意」，又指兩者使用相同術語及同一套立法。李又指，國安法銜接香港和內地法律，若兩地刑罰不同，會否奇怪。萬重申，故認為需要參考內地法律。
辯方於第二日提出反對，指香港仍在行一國兩制，即使《港區國安法》銜接內地法律，也只應引入個別國安概念。認為控方引用內地一般刑法，做法「危險」，等於引入內地量刑法則。
控方拒指明各被告所屬級別 僅指戴為「首要分子」
法官向控方提問，即使同一罪名，會否根據被告的參與程度而歸類為不同刑罰級別。控方同意，並列出法官應考慮的因素包括：被告扮演的角色、被告的行為、其行為的後果、可能的風險、當時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當陳慶偉要求控方表明各被告的刑法級別時，控方拒絕，指直接闡述控方取態「不太恰當」。陳追問控方，指控方必然有立場，舉例「若戴被裁屬第三級，你一定上訴」，再要求控方形容，何種罪行屬「首要分子」級別。控方即聲明，認為戴屬「首要分子」。
休庭後，控方回應對三級刑罰的定義：第一級（首要分子）為參與、組織、主導計劃的被告，同時亦可考慮被告如何令計劃更成熟等；第二級（積極參與者）為扮演主動角色，積極參與的被告；第三級（其他參與者）即不屬第一和第二級的被告。控方認為，組織者為計劃的「幕後主腦」，因此無法接受「組織者不屬首要分子」，他比喻組織者為聘用殺手的僱主，「沒有主腦，就不會有暗殺，就是如此簡單」。
控方亦引述《國安法》第33條，認為兩名從犯證人出庭作證，符合第三部分「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可構成減刑因素。
辯方：戴於國安法後「沒有角色」 屬其他參與者
戴的代表律師黃繼明陳詞，首先提出戴的量刑起點為三年，認罪後扣減一年，最終刑期應為兩年。黃形容人們或會覺得2年的刑期建議「太有野心、太大膽（ambitious or even audacious）」，但這是考慮過法律原則、事實、和戴的個人情況所得出的結論。
黃主張本案就《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C 條串謀罪的定罪，而不使用《國安法》的三級刑罰。他續指串謀罪不受最低刑期限制：在1983年前，串謀罪不設最低刑期，1996年後由普通法罪行列入法例成為現行159C後，雖有調高最高刑期，但仍不設最低刑期。因此反對控方所指「立法原意已預視並接受未來案件設最低刑期」。
黃陳述，戴於《國安法》生效前已在籌備初選，當時並不違法，法庭不應追溯當時戴擔任的領導角色。而戴在7月16日於社交平台內亦宣布「休息」，後來的行動與戴無關，應被視作第三級「其他參與者」。
陳仲衡反對戴於《國安法》生效後「沒有角色」，反問辯方，若戴屬「其他參與者」，本案還有誰屬「首要分子」及「積極參與者」，陳慶偉聞言發笑。黃指，被告的罪行是在《國安法》生效後「沒有停止」籌備。陳慶偉打斷發言，指不僅沒有停止，而且「繼續」。
黃指出戴「沒有參與非法行為，亦無法控制會參與的人」，戴沒有從中獲利，與控方所謂僱用殺手的例子不同。陳打斷黃發言，提醒黃不要忘記戴在7月6日及9日的初選記者會中發表「初選不違國安法」的言論。黃回應，當時戴以法律學者、而非領導者的身份發言。
法官拒納戴在《國安法》生效後「角色輕微」
求情進入第二日，戴代表律師續指，他認同戴「有角色」，但對「主腦」說法有保留。辯方重提法庭不應追溯《國安法》前的行為。陳仲衡舉例，假設3名法官一年前協議、籌備打劫銀行，事前的籌備是否與判刑無關？辯方反駁，謀殺、打劫從來不合法，但初選計劃是七一後才突然「不合法」（unlawful）。
李官質疑，戴8月仍問「民主動力」資助 100 萬元作民意調查，統一勝選者行動。辯方回應戴即使不想做，也不能辜負眾人期望；他也不能直接全身而退，仍須處理後續事宜。辯方重申，被裁定違法的是下一步的「無差別否決預算案」，但戴在立法會沒有席位，也無法控制其他人。
三名法官退席商議後，沒有接納戴在七一前的行為與罪責無關、在七一後角色輕微的觀點。
隨後，辯方呈上四封求情信：港大法律系教授陳弘毅、首席講師張達明讚揚戴對法律界貢獻良多，曾獲授榮譽勳章，推動基本法及人權教育，追求法治、雙普選。「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創堂牧師蘇穎智則指，戴對教會作貢獻，又經常關注警方與學生的衝突。
戴亦親撰求情信。辯方強調非暴力手段是戴「非常堅定、堅定、堅定」的畢生信念，並認為「攬炒十部曲」只是戴提出的「博奕論」（game theory），並不代表他「提倡」（advocate）暴動，而戴只參與了整個理論的一小部分。
辯方亦引述行會成員葉劉淑儀、湯家樺、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等人就初選及「35+」計劃發言，當時他們指「可能」違反國安法，但無肯定答案，因此戴是「真誠但錯誤相信」初選合法。
戴耀廷求情完畢後，申請不在餘下的求情日出庭，獲批。離場時，戴神色平靜，向旁聽席揮手。
3名從犯證人最終要求減刑40%-55% 不等
區諾軒要求刑期減半。辯方指，中聯辦譴責初選後，區與當局幾名人士對話，決定在 7 月 15 日宣佈退出，並遊說趙家賢、戴耀廷停手；加上他擔任從犯證人，有助推進案件，符合第33條的「自動中斷犯罪」、「揭發罪行」減刑因素。
法官數度詢問，若辯方爭取區屬「超級金手指」（supergrass，即提供重大協助的污點證人），可獲減三分二刑期；代表律師多次重申未收到相關指示，區則雙手高舉交叉及搖頭。有法官認為，無證據顯示區諾軒達到「超級金手指」程度，但其供詞有助建立案情。散庭前，辯方確認不爭取區屬「超級金手指」，只減刑 50%，但歡迎法庭扣減更多。
鍾錦麟一方則稱，他已盡所能提供資訊，要求扣減一半刑期。陳慶偉指，其證詞不及區的有用。代表律師解釋，因為鍾錦麟在串謀中的參與有限。
趙家賢律師在書面陳辭中，指趙盡所能提供協助，爭取屬「超級金手指」，扣減三分二刑期。李官質疑，「超級金手指」須承受人身風險。律師繼而改為要求扣減40%至55%刑期，指法庭可歸納趙為「積極參與者」中的較高量刑點，再進行減刑。
辯方亦重提2019年11月趙在新城市廣場遭咬下耳朵，指「温和民主派」如趙，也在2019年受到如此創傷。李官明言，此事無助於減刑。
散庭前，法官強調證人減刑須視乎證供有用程度，而非是否盡力提供協助。
吳政亨：一直是「局外人」，不提倡無差別否決
吳政亨方主張自己應屬「其他參與者」，從頭到尾是個人行事。吳親撰求情信，由代表律師讀出。讀信時，吳大部分時間垂頭，不時閉目。
信中，吳憶述自己13歲移居澳洲，長大後投身金融業，成長中很少就政策表達強烈意見；但一直秉持自由民主、權力制衡原則，深信「文明、民主的過程」可排解分歧，因此對初選非常熱心。
他自稱在政治世界是「無名小卒」（nobody），認為投票是選民的權利、義務，而增加初選成功的機會是他的權利、甚至責任，因而發起「三投三不投」宣傳。
吳稱自己沒有參加「35+」計劃，也非候選人，是「局外人」，對被指為「組織者」感詫異。他形容自己與戴的關係更像「遊說團體和決策者」，而他的遊說常被忽視；亦稱自己從未主張候選人要承諾「無差別否決」。
李官指吳「至少知悉」串謀，法官陳慶偉則提及，吳曾花鉅額在《蘋果日報》登頭版廣告宣傳初選，李官認為反映吳想確保「35+」成功。辯方回應，廣告內容未提及無差別否決，僅呼籲市民在初選投票。
（下一輪求情在7月2日，涉袁嘉蔚、梁晃雄、鄭達鴻、徐子見、楊雪盈、彭卓祺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