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看得我的屍體暖暖的」，是好的主流劇？尷尬的民族劇？

距離暑期旅遊季還有一個多月。新疆哈薩克族題材的劇集《我的阿勒泰》此刻正紅遍中國大陸。這部同時由中央電視台和串流視頻平台愛奇藝參與制作、改編自作家李娟散文的8集迷你電視劇，4月7日在法國戛納電視劇節首映。截至5月17日，[官方宣布][1]已在全網累計播放超過1億次，豆瓣網評分一路漲到8.8分，位居2024年中國電視劇之首。這樣的人氣不僅讓李娟的同名原著散文集也連帶賣得炙手可熱，也讓阿勒泰的文旅部門迎來一波預期中的旅遊熱潮。

位於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區，從首府烏魯木齊乘坐火車要14個小時，在中國是邊緣地區中的邊緣。1979年出生的作家李娟曾生活在這裏，她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寫作，主題都和自己一家人在牧區開雜貨店，與哈薩克牧民共同生活的經歷有關。而導演滕叢叢，早年讀過李娟的作品，其後獲得這本散文的改編版權，在2023年組建了以女演員馬伊琍、周依然和男演員于適為主演的劇組，正式開拍。

劇集《我的阿勒泰》裏，在阿勒泰牧區出生、心懷作家夢想的漢族移民「疆二代」女生「李文秀」（周依然飾），在城市裏打工飽受欺負後回到牧區，和喪偶的母親張鳳俠（馬伊琍飾）一同經營小賣部。在和哈薩克牧民一起向夏牧場搬遷的過程中，她結識了哈薩克族青年巴太（于適飾），兩人發展出一段關係。過程中，劇集包含了愛情元素，也描繪了牧區的社會變遷，加入了一些驚險的戲劇化場面。

若把它當作漢族製作、給漢族看的主流電視劇，它在少數民族文化和青年文化上的誠意和關懷，可說是時代環境中一股清流和小小的希望；但若當它是一部表現新疆和哈薩克文化的民族劇，尤其是考慮到時代背景，就充滿了尷尬和不適。

哈薩克族觀衆有充足的權利不喜歡？

散文改編成電視劇的難度不小，平心而論，《我的阿勒泰》大量還原了李娟筆下的生活細節——如舞會中的情歌、夏牧場漏雨的帳篷、叫過油肉拌麵被狗趕走的男人⋯⋯但與原著不同的是，以李娟為原型的「李文秀」在劇中談起了戀愛，甚至出現了冒險劇情，這或許會大掃李娟書迷們的興致——儘管在一些細微情感表達上，電視劇中李文秀和巴太的感情，和李娟原著中在舞會上認識年輕男生麥西拉的情節仍有某種相似之處。

《我的阿勒泰》走紅，除了讓導演和幾名演員在內地獲得各種讚譽，也連帶讓哈薩克族在漢地「出圈」。劇中的哈薩克族演員，如扮演老獵人蘇力坦的阿力木江·吐爾遜拜克（Alimjan Tursenbek）、扮演寡婦託肯的阿麗瑪（Alima）的演技得到了許多好評；作為劇集配樂的哈薩克音樂——哈薩克族音樂人葉爾波利（Yerboli）和熱依達（Reida）創作的好幾支插曲，還有冬不拉大師沙依拉西（Sayrax Jarmukamet）的演奏，也大概是第一次進入主流漢族觀衆的聲音世界。

更不必說，劇集推出後，阿勒泰和新疆旅遊的熱度一路高歌猛進——到5月底，已經出現了阿勒泰因為遊人涌入而抱怨廁所難找的新聞。

然而好評如潮之外，一些嚴厲的批評也隨之出現。

結合《我的阿勒泰》製作中新疆自治區和阿勒泰地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人們有理由認為，劇中展示的牧區生活無論有意或無意，都扮演了「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式的新疆宣傳和粉飾角色。

最重要的批評，是認為這部劇在粉飾太平。考慮到2017年以來政府在新疆反恐和民族融合上推行的嚴酷政策——強制漢語和政治學習的再教育營、嚴打和高度壓制性的社會、人身控制等等，加上過去十年中國對少數民族推出的以融合為主、變相漢化的二代民族政策，結合《我的阿勒泰》製作中新疆自治區和阿勒泰地區政府的大力支持，人們有理由認為，劇中展示的牧區生活無論有意或無意，都扮演了「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式的新疆宣傳和粉飾角色。

網上的一些評論提到：考慮到時代背景，哈薩克族觀衆有充足的權利不喜歡這部電視劇——無論是劇中用內地演員表演哈薩克族主角，還是其中貫穿着的對遊牧文化的想象、美化和消費傾向。

筆者對《我的阿勒泰》的感受是兩極的——如果把它當作一部漢族製作，給漢族看的主流電視劇，那麼它在少數民族文化和青年文化上的誠意和關懷，簡直可以說是時代環境中的一股清流和小小的希望；但把它當作一部表現新疆和哈薩克文化的民族劇來看的話，尤其是考慮到時代背景，它就充滿了尷尬和不適。

甚至，它也許意味着一個泥沙俱下的時代的開始：一個不斷創造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化類型產品，供內地漢族中產階級大肆消費的時代。

當中國人開始重新尋找「遠方」

「人要體驗生活，要感受，還要受傷」，這近似1980年代中國文藝青年的氣質伴隨劇集走紅，似是說明了這樣的生活想象正在中國當下年輕人中，重新佔據一席之地，或至少是變成了更有價值的追求。

不得不說，「我的阿勒泰」雖然是一部少數民族主題的電視劇，但其走紅幾乎是中國主流漢地青年人生存狀況和人生哲學變遷的縮影。

或許五年前，我們都很難想象《我的阿勒泰》會受到中國（漢族）觀衆的追捧。雖然那時李娟早就是一位風格獨特的作家，著書數本，在文藝青年圈子小有名氣，但還遠沒達到大放異彩的程度。那時，新疆的「嚴打」還處於高峰，而同時期內地年輕人追捧的現代生活劇集，應該是講述上海年輕中產打拼故事的《歡樂頌》。

李娟的節奏從來不是內地的：她沒有光鮮的學歷，寫作也不是科班出生，卻也沒有什麼焦慮感。她幾乎完全依靠生活經歷和時間，慢慢在邊緣的邊緣積累着故事和文字的成熟度。對內地尤其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來說，李娟的生活幾乎是另一個平行世界，和他們的願望、他們的理想，他們的慾望，都沒有什麼交集。

但五年過去，國人生活的變化已天翻地覆：經濟不景氣持續中，大城市粉紅泡泡在經歷了三年防疫政策——尤其是上海封城——之後被殘酷戳破。疫情管控期間，年輕人不但開始厭惡「內捲」，甚至喊出「最後一代」口號，直接實踐躺平主義，以「發瘋」的形式對抗生活中的無力感、窒息感和無望。短短五年過後，在大城市當上中產已不是全民共享的理想，或者大家已覺得這是一個用來「割韭菜」、麻醉年輕人的幻想。於是，青年人要麼直接向現實投降，去考公務員；要麼大批涌入雲南大理等地，過上不上班，打零工，追求自己舒服的「遊牧」生活。

而真正的遊牧生活，《我的阿勒泰》裏展示的那種油畫般的遊牧生活，大概比大理更原生態、更具有遊牧感，許多觀衆在串流彈幕留言：「看得我的屍體暖暖的」。這是中國當下最潮流的「社畜」黑話——謂每天上班的自己彷彿行屍走肉，而治癒系的文化產品則讓行屍走肉恢復了一點生機。

中國城市中產年輕一代心目中或許已經出現了東方主義式「自由的遊牧」和「內捲的現代生活」之間的張力⋯⋯而被前蘇聯機械化和現代化過程「俄化」的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人，居然和中國漢族人一起羨慕起阿爾泰山裏的哈薩克牧民生活。

具體到劇情上，《我的阿勒泰》倡導了許多幾年前在中國不敢想象的價值。如劇裏一再說：人要體驗生活，要感受，還要受傷。前些年教育講求「贏在起跑線」，「受傷」或挫折和不順或許是可怕的，但這近似1980年代中國文藝青年的氣質伴隨劇集走紅，似是說明了這樣的生活想象正在中國當下年輕人中，重新佔據一席之地，或至少是變成了更有價值的追求。

這部劇集的熱度也反映出中國社會在日益現代化過程中，人們開始對發展主義產生不同的理解。劇中阿力木江·吐爾遜拜克扮演的老獵人蘇爾坦，一再拒絕現代生活方式——不願為了坐火車放棄佩刀，不願放棄獵槍，不想讓孩子離開草原。劇集播出後，這並未有招來諸如「發展就是沒辦法要接受」之類的論調，反而許多年輕觀衆都在社交平台上為這個角色感到「理解」和「難過」，甚至哀嘆傳統之消逝。

這多少說明，年輕一代人不再像長輩那樣，因為曾經日子太苦，所以相信人要努力發展，把過去的生活方式視為落後的、要拋棄的；相反，城市中產年輕一代心目中或許已經出現了東方主義式「自由的遊牧」和「內捲的現代生活」之間的張力。

不過，這裏倒有一個有趣的對照——《我的阿勒泰》被加上了俄語配音，引入了哈薩克斯坦，引發了哈薩克斯坦網民們的討論。翻看社交平台，許多已經「俄化」的哈薩克人在網上這樣感慨：「中國的哈薩克族居然能說流利哈語」、「我們都忘記了自己的語言」、「多恥辱啊」。還有人感慨說，劇中的哈薩克牧民生活才是真正的哈薩克精神。

被前蘇聯的機械化和現代化過程「俄化」的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人，居然和中國漢族人一起羨慕起阿爾泰山裏的哈薩克牧民生活。這樣的雷同，我們大概可以解讀為：《我的阿勒泰》這部劇營造的氛圍，能夠精確擊中現代化社會裏，中產階級對現代社會之外存在的「高貴的野蠻人」的想象。

可以想見，在《我的阿勒泰》之後，會出現一輪少數民族題材影視和文化作品熱潮，而其中走紅的秘訣，一定包括了少數民族文化如何能夠為內捲的漢地排遣焦慮，提供不一樣的世界觀支持。當然，和曾經富人對西藏活佛的需求不同，這類文化產品的角色之一，就是「靈性」需求的大衆化——為大衆提供廉價的、可以大規模生產的精神療愈產品。

在《我的阿勒泰》之後，會出現一輪少數民族題材影視和文化作品熱潮，而其中走紅的秘訣，一定包括了少數民族文化如何能夠為內捲的漢地排遣焦慮，提供不一樣的世界觀支持。

「鮮肉」演哈薩克，既是進步，也是窒息

巴太可以被看作導演和女性觀衆共同塑造的、對現代中產女性充滿魅力的「少數民族男青年小奶狗」——與其說他是具體的人，不如說是女性情慾的化身。

《我的阿勒泰》中，內地演員于適飾演的「巴太」圈粉無數。這個並不存在於李娟原文中的青年男性帥氣而靦腆，對女主角一片真心。于適的顏值、身材出衆。滕叢叢在訪談中提到，因為于適多才多藝，所以在劇中特意把巴太設定為一個騎術高超、會使用弓箭、會彈吉他唱歌的哈薩克族青年。這些才藝展示，果然成為《我的阿勒泰》源源不絕的話題，有許多粉絲特地去到飾演巴太父親蘇力坦的阿力木江的社交賬號下，大呼「你兒子好帥！」「叔叔您好！我是您的電子兒媳！」。

于適擁有蒙古族血統，或多或少帶着「異域風情」。劇集宣傳稱，為了表演巴太這個哈薩克族男青年角色，于適提前半年開始學習哈薩克語，背下了所有台詞，在劇中巴太的哈薩克語台詞，也都是于適原聲演繹。

讓于適飾演巴太，是《我的阿勒泰》最具爭議性的地方之一。畢竟于適雖然有官方的蒙古族身份，母語卻是漢語，也在漢族家庭環境中成長，整體上完全可以算作內地漢族演員。一旦這樣理解，那巴太這個角色就變成了多數民族飾演少數民族——這在族群議題上之危險在於，因為這幾乎是在暗示少數民族不能表述和扮演自己，只能交給佔據宰制地位的主體民族來表述和扮演。

儘管于適其實很努力在表演好一個哈薩克族角色——漢族演員主動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乃至用少數民族語言唸對白而不靠配音，在中國演藝歷史上或許並不多見。

有一些哈薩克族觀衆批評、吐槽說，于適的台詞讀得異常僵硬，「像是AI配音」，但這也多少說明于適的哈薩克語口音其實不算太差，以至於可以讓人覺得像是標準化的機器朗讀。僅就語言而言，這角色簡直可以說是中國「民族融合」的典範。

然而，于適演繹巴太，必然會在民族題材的影視上帶來一種窒息感。甚至，這種窒息感還和女性主義有些微妙而複雜的關聯。

作為一部女導演拍攝的、強調女性故事的電視劇，《我的阿勒泰》其實可以說是偏向討好女性觀衆的。

于適是否開創了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先例呢？在以後，是否少數民族劇的主角，都可以交給內地漢族演員來扮演？畢竟他們/她們更容易擊中主流觀衆的審美？

巴太的角色，尤其是巴太和李文秀的戀情，如果仔細推敲劇情，會讓人產生疑惑：李文秀對巴太的喜歡，開始更像是李娟筆下悠長的單戀——「出於年輕而愛上了麥西拉⋯⋯可那又能怎麼樣呢？這些似乎都是與我對他的愛情無關的」，但很快，劇中的巴太就展現出了對李文秀的喜愛，這裏的愛似有些無所依據，兩人的互動鋪墊也並不充足，緊接着巴太就出現了嫉妒、緊張、猜測——在女主角面前顯得像一隻「小奶狗」。

或許，巴太可以被看作導演和女性觀衆共同塑造的、對現代中產女性充滿魅力的「少數民族男青年小奶狗」——與其說他是具體的人，不如說是女性情慾的化身。而劇中女主角李文秀和巴太的關係，尤其是在草地上看着一群男人幼稚地扭打在一起的橋段，也更加凸顯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獨立自主。

只是，如果我們把《我的阿勒泰》視為一部少數民族劇而非主流電視劇的話，我們就會追問：難道少數民族劇的主角也需要符合漢族女性的主流審美嗎？難道少數民族演員就只能在主流電視劇中飾演配角嗎？想起幾年前因為顏值而被瘋狂消費的藏族男青年丁真，這裏的巴太不就是一個更具像化、更可以被消費的丁真嗎？

在這裏，于適是否開創了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先例呢？在以後，是否少數民族劇的主角，都可以交給內地漢族演員來扮演？畢竟他們/她們更容易擊中主流觀衆的審美？而《我的阿勒泰》劇組對少數民族文化的真誠探究、于適努力學習哈薩克語和扮演好少數民族角色的努力，也未知是否會成為日後近似主題演員與劇組會採取的高標準。

這倒不是說《我的阿勒泰》中反映的主流商業審美化的危險就完全是一個民族問題。畢竟，我們可以說，在今天的東亞影視中，資本化的「鮮肉」審美在整個市場中都擁有霸權地位。就算是漢族演員又如何？難道《我的阿勒泰》能交給孫紅雷主演嗎？上一代長相「五光十色」的漢族男演員，如果年輕幾十歲放在今天，恐怕很多都無法在粉絲文化時代的造星運動中嶄露頭角了。而反過來，如果中國哈薩克族演員中有哈薩克斯坦歌手迪瑪希（Dimash Qudaibergen）這樣的長相，那麼反過來演主流漢族片扮演主角，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想象？「巴太」角色到底意味着什麼，恐怕只能在多年之後重新審視與討論，才能得到答案。

最不壞的少數民族題材，最尷尬的少數民族題材

甚至《我的阿勒泰》也並沒有把漢人的生產生活當作高級的、需要少數民族模仿的東西。劇中的大反派是個廣東人——改革開放前線的商業頭腦和對金錢、發展的渴望變成了破壞牧區生活的罪魁禍首。

如果把《我的阿勒泰》當作一部主流劇審視，那麼劇中的少數民族形象可以說處理得要比幾乎其他任何漢族主導的文化產品都好。

比如，其中沒有像很多主流劇集那樣凝視少數民族女性，最出彩的角色「託肯」（阿麗瑪飾）是一個在不斷追求獨立和自主的強大女性；比如音樂和民俗方面，劇集大量尊重和使用了新疆本地積累的民族音樂和現代音樂傳統，沒有出現為了討好主流觀衆而迎合他們對於異域音樂的想象。

甚至，劇集還展示了哈薩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轉場過程中蘇力坦帶着主角一家做祈禱，雙手伸出手心向上，這是伊斯蘭教的「堵阿」（dua）祈禱。（只是，看到這個場景，筆者第一反應是「這居然也能拍？如果是少數民族來拍，可能就要被當作宗教極端化了。」）

甚至《我的阿勒泰》也並沒有把漢人的生產生活當作高級的、需要少數民族模仿的東西。劇中的大反派是個廣東人——改革開放前線的商業頭腦和對金錢、發展的渴望變成了破壞牧區生活的罪魁禍首。

漢族女性還是有意無意扮演了啓蒙者和改革者的位置，這意味着劇集中的哈薩克族還是被放在了一個更「原生態」的位置。也因為這樣，觀衆才能把哈薩克族牧民理解為「高貴的野蠻人」，從而產生出逃離城市回歸草原的夢想。

但如果把這部劇當作一部反映阿勒泰生活的少數民族劇來看的話，尷尬之處也非常之多：

除了前文提到的用內地演員扮演哈薩克族角色，《我的阿勒泰》也並沒有挑戰漢族對現代化的主導敘事。這種敘事體現在劇集的細微之處：劇中，主角一家幾乎沒法說幾句哈薩克語，而居然可以和牧民們溝通無阻。這多少有些違反「老新疆」漢族人的常識，也和李娟筆下大家需要掌握大量基本哈語詞的現實不同。「說國語」（在這些年的新疆稱為「國語」），作為近年國家意識形態極端強調的內容和最強勢的意識形態載體，在劇中雖然沒有被強調、被捍衛，但也沒得到任何挑戰。

另外，在劇集本身設定的傳統/現代的對立設置中，漢族，或者說是漢族女性，還是有意無意扮演了啓蒙者和改革者的位置——李文秀在蒙古包裏站起來為寡婦託肯改嫁說話，這難道不會跌入「漢族代表着更進步的現代價值」的意識形態陷阱嗎？

這意味着劇集中的哈薩克族還是被放在了一個更「原生態」的位置上。也因為這樣，觀衆才能把哈薩克族牧民理解為「高貴的野蠻人」，從而產生出逃離城市回歸草原的夢想。然而在歷史上，哈薩克族是有自己的現代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只是，中亞草原上的知識分子更多受到沙俄影響，很難符合漢族主導的現代化想象），整個民族自身，對現代化和傳統之間的衝突也有所回應。哈薩克族及其文化真的能被等同於牧民和他們的文化嗎？如果文化工業中的想象都變成後者，意味着什麼？

當然，這樣的主題或許太大，非李娟的散文或一部劇集能夠承載。就算這部電視劇把這些都處理到位，中國社會上對「少數」民族的想象、無視和不理解，也並不會隨着一部劇集的走紅而有多大改善。舉個例子：已經非常開放，部分代表自由派知識群體的播客《看理想》，最近做了一期節目採訪《我的阿勒泰》劇組，而主播除了在節目上大談阿勒泰旅遊風情之外，居然能大剌剌地把哈薩克語歌曲稱為「方言歌曲」——這是怎樣的無知才可以做到？

反而同一集節目中，劇組談到了很多議題，聽得出她們對民族、文化的一些思考已遠遠超出了典型的「傻白甜」漢族視角：導演滕叢叢談到音樂選擇中「特意不選風格化的民族音樂」，而是帶上「世界音樂」的視角，比如把民族音樂和手風琴、提琴融合起來。這樣的混雜風格，傳統現代的，不同民族的，東方西方的混雜，可能更符合新疆自身歷史帶來的氣質。

少數民族主題文化工業：稍有希望而泥沙俱下的未來？

和天山廠電影製作班底充滿新疆本地各民族人士相反，這部大量以哈薩克語為對白的電視劇確實是漢族團隊主導拍攝製作的。而它針對的舞台和觀衆群體，也是更廣泛的內地市場，其「少數民族劇」屬性怕遠不及「主流電視劇」的屬性。

一些訪談中導演談到，劇集的配樂很依賴作曲人高小陽。高是新疆人，父親是自治區所屬的天山電影製片廠的導演，他自己也出自天山廠的培養，多年來走遍新疆各地採風，對民族音樂有很深鑽研。

未知劇集中，從音樂到少數民族演員再到後勤支援，是否頗多仰賴天山廠所代表的新疆本地電影工業體系；但須知天山廠可說是中國「第一代民族政策」提倡的少數民族文藝產業的傑出成員。上年紀的人可能還會記得天山電影製片廠的老電影，那些維吾爾歷史片（《阿曼尼撒罕》（1994））、伊犁革命片（《孤女戀》（1986）），和諸多新疆各民族影片，都被配音成為漢語普通話電影。但除卻普通話配音，天山廠的電影製作班底，從編劇到演員到後勤，充滿新疆本地各民族人士。也不會有什麼人質疑這些電影不是「少數民族電影」或者「新疆本土電影」。

《我的阿勒泰》則正相反，這樣一部大量以哈薩克語作為對白的電視劇，確實是漢族團隊主導拍攝製作的。而它針對的舞台和觀衆群體，也是更廣泛的內地市場，它的「少數民族劇」屬性，恐怕遠不及「主流電視劇」的屬性。畢竟，語言和身份並不是界定一件文化產品歸屬的唯一標準。

筆者傾向於認為，這其中的邏輯也反映着中國民族政策的轉變。2010年代之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儘管一再被質疑，也仍然為少數民族提供了不少自我表述的空間，正是這個制度下產生了天山電影製片廠，產生了老一代少數民族題材影視；但2010年代之後，鼓勵民族融合的「二代民族制度」大概率導向的結果，就是打破「少數民族表述少數民族」的傳統做法，內地演員扮演邊疆少數民族可以理解為這一新模式的最直接反映。

可以想像，未來試圖模仿的劇集和文化產品，在內地市場巨大需求下，也許會一再複製，到時在「潑天富貴」的誘惑下，有多少導演會捨近求遠和新疆本地的文化傳統努力接軌，而不是直接從廣東或者橫店拉來團隊？

《我的阿勒泰》仍然可以說是製作精良，導演團隊作為漢族，對哈薩克文化的探尋和表現也是真誠的。但不得不說的是，這部劇之所以還有這樣的真誠，劇集和李娟的小說之所以還能生產與面世，或許和「一代民族政策」的遺產密切相關——21世紀初之前的數十年，阿勒泰地區仍保留了遊牧傳統，讓遊牧文化有所繼承；在雙語教學政策下（近年來已經被普通話教學取代），幾代哈薩克族仍能說流利的哈語，甚至比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族說得好得多；新疆本地民族區域自治下的電影工業仍然提供了優秀的本土音樂人、演員和電影人。

甚至，于適的「遊牧」屬性，也得益於他此前在《封神》劇組中的歷練。有趣的是，《封神》的導演、蒙古族的烏爾善，也算是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下培養的少數民族文化精英——近年來他甚至多次因為涉及民族歷史的言論，而被大漢族沙文主義者攻擊為「歧視漢族」。

或許還可以說，《我的阿勒泰》裏體現的「高貴的野蠻人」視角，可能不完全是把少數民族「內部東方主義化」。劇集所展現的那個正在逝去的時代，老獵人試圖保存的傳統，與其說是完全的傳統，不如說是「一代民族政策」下的阿勒泰生活——在這裏，少數民族主題隱微地和「下崗潮」之後的中國東北主題相呼應——近年高口碑的東北主題電視劇，如《漫長的季節》、《平原上的摩西》，訴說的也是被體制、政策背叛、損害的群體的故事，帶着的也是對逝去時代的緬懷和不捨情緒。

而我們可以想像，未來，試圖模仿《我的阿勒泰》的劇集、文化產品，在內地市場的巨大需求下，也許會一再複製，到時，在「潑天富貴」的誘惑下，天山廠的那些遺產還能有多少剩下，有多少導演會捨近求遠和新疆本地的文化傳統努力接軌，而不是直接從廣東或者橫店拉來團隊？目前可見，似乎沒有任何機制可以保障他們不選擇後者。

屆時，《我的阿勒泰》中那些灰色的民族問題，恐怕會更清晰地浮上水面：漢族可以扮演少數民族主角，那麼少數民族演員可以扮演漢族主角，乃至扮演漢族歷史人物嗎？「融合」之下，文化工業中的身份問題也一定會再次浮上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