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與工運、牢獄與監視、疾病與衰老 ——重返工運領袖孟晗的前半生

「在這個時代，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明白，工人罷工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再重復我說過不止一次的話，工人是為能夠體面勞動而罷工，為勞動者尊嚴而罷工。」——《孟晗：獄中札記》（注1）

孟晗發來近照，照片中，他站在船上，手指向長江江面，告訴同伴，以前還在國企做船員的時候，他就是在這段江面上調度船隻拋錨和通過葛洲壩船閘。如今長江宜昌段兩岸景色秀麗，江水平靜開闊，早已沒有了當年貨船停滿江面等待過閘的航務繁忙景象。

去年3月份，全國兩會結束後，孟晗離開廣州，回到了這裏。

隨着政治打壓加劇和行動空間收窄，活躍於2014年前後、因幫助工人維權而遭遇兩次牢獄之災的孟晗，已經從工人運動領袖的位置上退落。2013年孟晗第一次參加職工集體維權抗爭後被判刑；出獄後加入「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成為勞工NGO全職工作者；在2015年12月3日那場針對廣東勞工NGO的大抓捕中，他再次被警察帶走，直至2017年9月才獲釋。

之後他一直留在廣州。直到2022年10月，身體出現長時間異常便血後，醫生告訴他，直腸裏可能長了一個腫瘤。

自獲釋以來，孟晗一直不受廣州當局待見，無法穩定工作，沒有了基本的經濟來源，也無法享受本地醫療保險待遇。

要治病，只能回戶籍所在地。

然而回到宜昌後的生活，並沒有預想那樣如意。廣州南沙區的國保（注2）把對孟晗的監視任務轉交到了湖北宜昌國保手中，到達老家第二天，宜昌市公安局國保聯同街道辦，就把孟晗喊到辦公室約談。

和十年前相比，孟唅原本棱角分明、目光堅毅的面容，如今變得柔和，平靜中不免帶着幾分暗淡，長期吃藥也讓身體臃腫了許多。談及花甲之年前的種種，他時而站起來手舞足蹈細數往事，時而坐在沙發上，空洞望着地板，眼角偶爾涌出淚水。

他將自己的前半生定義為「三次分割」：33歲下崗後進入社會「摸爬滾打」；43歲告別「渾渾噩噩的生活」，去廣州「踏踏實實工作、平平淡淡生活」；第三次，則是50歲走上工人維權運動之路，從此人生軌跡轉變。

四十圖變

1964年出生的孟晗成長於文革時期。父親70年代從部隊轉業到宜昌，分配到長江航務局宜昌分局做了幹部。16歲那年，孟晗也進入航務局，正式成為一名國企工人。

最初四年，孟晗在長江宜昌段做水手，那裏是貨輪通過葛洲壩船閘的一個錨區，過往的船隻在那裏拋錨，他負責調度和指揮船隻分批從江面上開過去。

正值年少，孟晗實在無法忍受這份單調，他強烈要求更換崗位。後來被調去貨船上做舵工，隨航行的輪船漂泊於重慶至上海的長江上。

「當時長江還沒有完全截流，水是很湍急的，很考驗舵工的基本功和提前預知的能力。穿過長江大橋的時候，船長是必須當值的。但是我和船長們已經很有默契了，基本上船長就在旁邊抽菸打瞌睡，我一個人就能掌控上百噸的貨船順利通過橋底。」

即便技術過人，做到33歲，國企改制大潮席捲而來，他還是下崗了。

單位給了他兩萬多塊錢，一次性買斷十七年的工齡。如今回過頭再看，他認為國企改制、買斷工齡，就是為了甩掉包袱，走向市場化。不過那時候的他，都是在順應各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潮流中度過，「去思考它或去抵抗它，對當時的我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8歲住進航務局家屬大院，16歲成為航務局工人，33歲下崗，孟晗度過了長達25年的體制內集體生活。下崗後重新回到社會上，他才發現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變了樣：「人和人之間，就看誰的權力大，誰更有錢。」

孟晗嘗試尋找自己的一席之地，做過各種買賣，以個體戶身份觸摸小城的經濟脈搏，但不願求人的個性也讓他倍感艱難，十年下來，終是「碌碌無為」一場。

「從鄉村到城市，從上學到上班，最後走向社會，我好像一直感到一種『不滿意』。」他總是覺得不舒服，心裏有一團不知如何釋放的火。他找到一種特別下火的方式：「喝涼開水，必須喝涼的，喝下去整個身體都痛快了。」

伴隨着兩段婚姻的結束和個體戶生意的失敗，孟晗開始思索「想要的生活」：「我第一次想和之前的人生告別，也不再想發財的事了。」

掙扎着又過了三年，他做出決定：離開家鄉，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去，簡單度日、踏實生活。他甚至切斷了與所有舊友的關聯，與父母也鮮少聯繫。

這一年，他43歲。

安分與維權

幾經輾轉，孟晗在廣州安定了下來。

一開始，他在一個小公司做車管隊隊長，因為一次年輕下屬偷盜事件，目睹主管欠缺人情味的處理方式，孟晗感到失望並辭職。第二份工作，他有意識地把目光投向大公司，很快就在富力地產旗下企業找到一份車管員的新工作。在他的想象中，大公司的制度更規範，工作起來更有保障。

彼時，《勞動合同法》經過激烈的社會爭論後終於在2008年1月1日正式實施，為了推進其實施，緊接着出台了《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

每天工作12個小時之餘，孟晗養成了讀報的習慣，一則關於定性勞務派遣的報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發現自己與富力簽署的勞動合同，正是勞務派遣合同，僱傭單位並非富力。後來發現問題遠不止如此，「沒買社保不說，而且同工不同酬。」

為了搞清楚自己的遭遇，他學習起了《勞動法》，後來找到人事部理論，試圖爭取合法的勞動待遇。結果，幾個月後，他被開除了。

「我沒想到像富力這種大公司，還是不按勞動法辦事。」這是孟晗第一次站出來捍衛自己作為勞動者的權益。

吸取了前兩份工作的「教訓」後，他在勞務市場看中了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以下簡稱「廣中醫」）招聘保安的招工廣告。「廣告上寫着8個小時工作制，還有年休假，招聘部門是醫院保衛科。」他還特意去查了資料，「是個三甲醫院，屬於事業單位。」

他順利應聘，起初感到這份工作比原來的輕鬆些，「可以幹一輩子」。然而很快又發現了個中蹊蹺。首當其衝的是用工問題：「合同上的甲方是清遠的一家勞務公司，不是廣中醫。」他去找保安隊長討要說法，保安隊長說之後會和他重新簽一份正式的合同，但一拖便是大半年。

後來，不僅合同問題沒有解決，更多違法用工的現象讓孟晗深感受騙：與前一批簽訂正式合同的保安相比，和他同一批進入公司的保安在工資待遇上差了一大截；就連社保所在地，也不在工作的廣州，而是勞務派遣公司所在的清遠。

孟晗和同事們決定集體向廣中醫討要說法，碰巧院方正在醞釀將前一批正式保安也辭退、全部換上勞務派遣的保安，於是兩批保安的力量匯聚到了一起。

2013年5月，廣中醫全體保安開始採取集體行動。在第一次全體工人大會上，孟晗作為維權行動的動員和組織者，被全體工人推選為首席談判代表。後來與院方的談判破裂，工人大會決議發起罷工。但第一次靜坐罷工行動沒有得到院方回應，反而醫院的另一個職工群體卻找到了他們。

那是一群以女性為主的醫院護工，即將面臨解僱，她們才發現，自90年代進入廣中醫工作以來，醫院一直沒有和她們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按照規定購買社保。孟唅知道，「護工基本上可以說是醫院裏面最底層的一個工種了，她們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工資非常低，一個月千把塊錢。」

就這樣，集體維權隊伍擴展到了120多人。幾次集體行動下來，逐漸有了社會關注度，媒體相繼報道、大學生前來聲援、學者和NGO在網上為他們發聲。

他們六次前往省總工會，兩次前往省政府，其他如省衛生廳等部門也沒有少去，但換來的全是沉默。「這裏面沒有一個人真正站出來為我們說過話，沒有任何一方拿出解決問題的態度來面對我們。」

罷工行動持續到了2013年8月，有一次派出所來了六、七十警察，試圖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將正與三、四十位工友一起靜坐的孟晗帶走。

孟唅動情回憶：「（女性）護工們站了起來，擋在最前面，挺起胸脯用身體作為防線。護工年紀都比較大，有些五六十歲了，她們對着我喊，『孟晗快走！』」

「後來，醫院終於同意拿出一部分補償金，給護工們每人補了兩萬塊錢的『人道主義救助金』。她們已經堅持了很長時間，同意領錢的那天，個個都哇哇大哭，『老孟，我們沒辦法，我們頂不住了。 』這麼長時間的維權，她們同時還要頂住老公給她們的壓力，家裏給她們的壓力，確實很不容易。」

「拿到錢之後，她們還捐了1萬多塊錢給我們還在繼續維權的保安，作為我們罷工的一個基本生活費。」孟晗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擦拭眼淚，來回踱步調整情緒。

抗爭三個月，廣中醫始終沒有正面承認違反勞動法、按照勞動法規定做出賠償的結果，反而繼續以「人道主義救助」的方式，相繼瓦解了一大批保安。最後，維權隊伍只剩下孟晗和二十幾名保安。

2013年8月19日清晨5點半，孟晗和十一位工友採取了進一步行動：爬上門診大樓十幾米高的玻璃擋雨板。發表在中國勞工通訊網站上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集體維權案調查報告》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每個人都身着保安制服，頭系寫有『誓死維權』的白色頭巾。他們依計劃掛起了一條紅底黃字橫幅，寫著『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工人集體維權誓死會』⋯⋯在橫幅兩側則綁着兩條白底黑字的晚聯，上書『加班費漲工資體面勞動，要同工同酬還法律尊嚴』」

「每當提起這個過程，我們當時那種團結一心的抗爭的勇氣，當時戰友們那種誓死抗爭到最後的情景，總是能觸碰到我內心最深處⋯⋯」直到現在，孟晗還會時常夢見他與工友們一起爬上玻璃雨棚的情景，「我們就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我一直想找個時機聯繫他們，真的很希望我們12個人能再聚一次。」

玻璃板上驚險的行動一直持續到下午，最終被武警攻破。意料之外的判刑隨之而來，12名保安全部被送進了看守所。這是孟唅第一次失去自由。

九個月的關押沒有將他擊垮，但行動的失敗在他心中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遺憾和失落。

直到現在，他也沒有接受廣中醫給出的「人道主義補助金」。

走向NGO

2014年，孟唅第一次刑滿獲釋那天，廣州市白雲區看守所大門外來了一大群人———工人代表，大學生，公益人，學者，律師......他們擁向孟晗，迎接他重獲自由。這一幕超出孟晗預期，「從沒想過會有這麼多人來接我，這種認可的力量太重要了。」

當天的歡迎宴會上，勞工律師段毅說：「孟晗能成為（廣中醫罷工運動）首席工人代表，除了因為自己的鬥爭精神和能夠了解到團結的重要性之外，是因為他還有成為工人領袖的素質，也就是堅韌不拔的意志和繼續學習的能力。」

中國勞工通訊2015年發布的《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記錄，2013-2014年間中國大陸至少發生了1793起工人集體行動，其中廣東居於首位，佔了481起。與之相呼應的是，「在工人的集體行動中，勞工非政府組織異軍突起，在全國總工會無所作為的情況下，承擔起『工會』的角色，積極介入工人的集體行動......」

廣州勞工NGO「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下稱「打工族服務部」）便是其中一員。

自1998年成立以來，「打工族服務部」長期為勞工提供公益性質的法律服務，後來更主要協助自發罷工的工人群體通過集體談判向資方爭取合法權益。不少工人受這個機構影響，甚至創立了其他的草根勞工NGO，「打工族服務部」也因此被視為勞工NGO界的「黃埔軍校」。

「打工族服務部」也曾出現在廣中醫職工維權運動中，負責人曾飛洋邀請出獄後的孟晗加入。孟晗沒有馬上接受邀請，「其實我是對自己的能力不自信，對自己能不能夠做好這份工作還是有懷疑的。」

與此同時，廣州軍區總醫院170多名清潔工發起集體維權，要求資方按照勞動法補充繳納社會保險費。有過相同經歷的孟晗被邀請到維權現場，向清潔工們分享「過來人」的抗爭經驗。

發現自己的經驗能夠幫助到工人，孟晗才決定加入打工族服務部。

帶着新的身份，孟晗緊接着便參與到廣州大學城環衛工人的維權行動中。

2014年8月，大學城環衛工人發現，物業公司隱瞞200多位當事人，悄悄將她們的合同轉包至另一個公司，工齡也將清零。

環衛工們找到同在番禺區的打工族服務部，後者協助從200多人中選舉出了18名工人代表，向資方提出支付經濟補償金、補繳社會保險費等訴求。孟唅和同事基本上每天都到現場，陪著環衛工人靜坐，到了晚上，就和她們一起開會討論。孟晗一邊工作，一邊以「新人」的角度，「觀察我的同事怎麼做，觀察整個事態的發展和變化」，學習如何以組織化的方式協助工人維權，也快速掌握法律知識和更新權利意識。

37天抗爭中，環衛工和資方進行了五輪集體談判，罷工行動最終勝利了，環衛工的集體訴求全部得到同意。

這彌補了孟唅對自己維權失利的遺憾：「我是帶着那種遺憾，以一個勞工NGO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這場維權工作中的。所以，她們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

他再次被回憶觸動：「她們復工之後，我就騎着單車繞着大學城，慢悠悠地騎了一圈又一圈。碰到環衛工，她們遠遠就對着我喊，『這不是孟晗嗎！』然後我們就停下來聊一聊，現在的待遇怎麼樣，生活怎麼樣......」與工友的互動讓孟晗感到踏實。

至此，他完成了身份轉變，從實習生成為一名專職的NGO工作者，從維權工人，到幫助工人維權。這是他「出獄後最重要的選擇」。

「中國那麼大，還有多少工人深陷剝削和壓榨之中？」大學城環衛工勝利後，孟晗開始往更深處思考。

和環衛工同時找上「打工族服務部」的，還有廣州番禺區利得鞋廠的工人。工廠馬上要搬了，但廠裏想方設法讓工人自己辭職，工人們都害怕老闆跑了，最後一無所有。

接受利得工人的求助後，孟唅和同事去進行了七、八次調研、訪談。下班後的工人從廠門口擁著他們走到附近的公園，「個個都把自己崗位和車間存在的用工問題反映出來。我們當時沒帶小蜜蜂（microphone），嗓子都喊啞了。」

打工族服務部討論後決定由孟晗主要對接這次的工人維權行動。他手機裏都是工人的信息，住在廠子附近，工人隔三差五地就到他那裡去。從2014年12月開始，利得工人先後經歷三次大罷工，數次勞資集體談判，持續到2015年4月。

後期工運出現分化，有人稱反水的工人為「工賊」，孟晗氣不過，直接在辦公室拍桌子：「我說人家可能是受了一些誘惑，沒辦法。但是我們不能把他當成敵人，把他推到敵人那邊去。」他反對工運中部分知識分子的這種做法，「我是工人家庭出身，自己也是一個老工人，我知道工人都不容易。」

早年接受媒體採訪時，孟晗曾表明：「我們起的是『顧問』作用，推動勞資集體談判、提供工人法律援助以及幫助他們組織工人大會選舉工人代表，而不是一個主導角色。最終，還是要靠工人自己團結的力量。」

不過，因為協助利得工人罷工維權，2014年12月，曾飛洋在辦公室遭到四名闖入者暴力毆打。作為工人談判顧問，孟晗與利得工人緊密合作，也因此幾度身陷險境。

利得工人第三次大罷工之前，他被警察堵在家裏，水電都停了，手機只剩一格電的他向工人求救。

工人代表繞開樓下的六、七個國保，從二樓爬上他家，給他變裝，假扮成夫妻突圍。隨後他打了個車，讓司機開到一個小山村裏暫住。

第三次罷工，工人們已經高度組織化和團結，近3000名工人和重新選舉後的19個工人代表全部到位。警察在工廠大門外邊停了16輛警車，其中包括押送犯人用的大巴車。連續三天，年紀大些的女工帶着孩子直接躺在工廠大門的地上，死守大門。

一直關注利得工人運動的勞工研究學者王江松後來分析稱，「資方和政府之所以沒有采取強硬的清場措施，主要原因在於2700多名工人已經完成了高度的民主化和組織化，以致每次出現高壓維穩態勢的時候，工人能夠迅速做出堅決而一致的反應，令對手不得不考慮一意孤行可能導致的不可預料的嚴重後果。」

最後，罷工全面勝利，所有的訴求都得到了解決。網絡上至今留存的資料顯示，「2750名工人通過集體談判，拿回了本應屬於他們的社保、住房公積金補繳、關廠解除勞動合同工齡補償、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和高溫補貼，共計人民幣約1.2億元。」在後來的總結大會上，工人代表們給打工族服務部送上了「工運之星」的牌匾。

「利得工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工人團結力量大！這種力量是真的大！」這番讚歎，孟晗一字一句說得鏗鏘有力。「這時候我也安安心心回家了，警察想來抓就抓吧，不管他們要拿我怎麼樣，我覺得我的任務完成了，工人勝利了。」

入獄與「認罪」

曾飛洋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到，打工族服務部「引導維權運動由集體罷工向集體談判轉變」，讓工人維權「少走彎路」。但在政府看來，NGO的組織能力需要被壓制。

2015年12月3日，孟晗、曾飛洋、朱小梅等十幾個廣東勞工NGO工作者突然被警察從家中帶走。

當天，孟晗在公安局遭到連續三天無休止審訊，警察想在最短時間內勸服孟晗認罪。當時的孟晗沒有想到，為了讓自己「認罪」，警察後來用了將近一年。

轉移到看守所後，警察又對孟晗進行了接連18天的疲勞審訊。

「警察系統不是鐵板一塊。」抓住看守所警察和辦案警察兩種權力之間的微妙張力，孟晗成功和一位反覆提審他的看守所警官混熟了，去審訊室的路上，警官常常跟他聊天，一次他對孟晗說，「你們這群人被送進來之前，我們整個看守所已經收到命令做好了準備，你們進來後哪個人放在哪個倉最合適，我們都布署好了。」

這是孟晗第一次認識到了自己這次被抓的嚴重性。

與此同時，官方媒體「未審先判」也在有序上演。2015年12月22日，新華社發布通稿《揭開「工運之星」光環的背後——「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主任曾飛洋等涉嫌嚴重犯罪調查》，聲稱「打掉一個以免費維權為幌子、長期接受境外組織資助、在境內插手勞資糾紛事件、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嚴重踐踏工人權益的非法組織」。這篇通稿當天同時出現在國內各大新聞媒體的首頁。

「我清楚的記得，審訊室裡......某些警察隨意認定我有罪，並要求我詆毀服務部其他同事以求得從輕處罰。」（《孟晗：獄中札記》）被捕後，孟晗堅持不認罪，在看守所裏和辦案人員對抗了11個月。看守所外，孟晗的家人也備受迫害與煎熬——警察反覆上門威脅其父母勸說孟晗認罪，父母居所多次遭到斷水斷電，甚至被不明人士手持斧頭砸大門恐嚇。「一切已經變得像是一場迫害。」

2016年10月，孟晗在看守所度過了52歲生日，就在上個月，與孟晗同案的打工族服務部同事被開庭判刑。「我最後明白，不認罪是不可能的。他們急着想結束案件，當時我心裏也急了，沒有辦法，扛不過去了。」

11月3日，「孟晗涉嫌聚衆擾亂公共秩序罪」案件在廣州番禺區法院開庭，庭審匆匆走完了流程並當庭宣判，孟晗被判刑1年9個月（無緩刑），比事先「討價還價」談好的一年半還多出三個月。

雖是同案中最後一位同意「認罪」的，孟晗後來還是感到很後悔，「我是到後來才認識到判決書上『已認罪』這三個字的分量。對我個人來說當然不重要，但認罪與不認罪，它對社會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它的意義是不同的。」

他有些自責：「本來我們NGO做維權工作，要的就是整個社會的支持和認可。這一點我當時沒有想到，或者說我忽略了。」

出獄與監視

2017年出獄時，孟晗已經53歲。此前，高壓的維權工作令他的身體陸續出現狀況。二度入獄，身體和精神遭到雙重摺磨，健康狀態每況愈下，痔瘡病越來越嚴重，頭痛和失眠則是遺留至今。

出獄後，孟晗才發現監獄隱瞞了他體檢查出患丙肝，後來他不得不靠服用印度仿製藥來治療，吃掉四個療程，丙肝總算治好了；囿於經濟狀況，直到2019年通過衆籌手術費才做了痔瘡手術。

這幾年又陸續患上了慢性腸胃炎、支氣管炎和直腸腫瘤，醫生叮囑他戒掉菸酒。這不太容易，談話間，孟晗朝着陽台一根接一根地抽菸。「有段時間抽的特別兇，可能也是心理的原因，不是真的想抽。以前我基本上一天一包煙，沒有超過一包的，但有段時間一天會抽掉兩包煙。」

有一天，孟晗自己一個人待在屋裏，突然就把頭往桌子上撞，流了一大攤血。

外界幾乎沒有人知道，出獄後孟晗對社會變化感到無所適從，衣食住行全在警察的監控之下，因此有過一段抑鬱期。

就在這個時候，孟晗留意到勞工圈開始在工作方法上出現分歧和爭論。

中國自90年代開始陸續出現面向工人群體的勞工NGO。最早一批勞工NGO為工人群體提供文化活動、職業健康等服務，2000年左右，才出現了維護工人權益、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的維權型NGO。隨着經濟快速增長、勞資矛盾愈發激烈，2010年前後，關注集體勞動爭議、幫助工人實現集體訴求、主要以勞資集體談判為工作方法的工運型NGO，成為中國勞工運動中的重要組織化力量。

但「12·3勞工案」發生後，批評這種工作方式的聲音越來越多，認為集體談判削弱了工人罷工運動中隱含的政治動能。

這樣的爭論將孟唅的情緒推到了崩潰邊緣，感到被否定和失落：「我的表達能力有限，認知水平不夠，但是我覺得有人說得不對。我真的憤怒到了極點，感到一種強烈的失望。」

整個2018年，他都在接受心理諮詢。

「有的人會越戰越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他提醒，很多人出獄後會陷入心理上的困境，後期的心理輔導和物質支持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也清楚，相比國家對社會運動的壓制強度和廣泛程度，以及無所不在的數字化監控，這類支持性資源難以大範圍建立和公開。那些沒有知名度的行動者，在關押結束後，便落入了銷聲匿跡的孤身境遇。

利得一位工人代表在罷工結束後也加入了勞工NGO，後來在2019年針對勞工權益工作者的新一輪迫害中遭到警察抓捕。孟晗說很想去看ta，但是他害怕自己的出現會撕開別人的傷口，「這些事只能用時間來做一些過渡。」

剛出獄時，孟晗的生活處處受到監視——待在住處，樓下大門被國保守着；出門散步，國保在後面跟着；出去租房子，國保也是一路跟蹤，阻止他們和房東簽約。

後來總算在廣州南沙租下房子。他在客廳牆上掛了一張巨幅廣東地圖，是出獄後到書店花280元買的。從地圖上看，南沙區緊鄰番禺區和中山，東邊過橋就是東莞，再往東是深圳。「這個地理位置有利於我和工友們還有深圳的NGO恢復聯繫，也方便走動。」

再後來，孟唅又經歷了三次逼遷搬家，每換一個住處，他都會把地圖帶上。

為了監視來往孟晗住處的人員動向，南沙警察在孟晗住處門前安裝了監控攝像頭。「當時剛好有一對年輕夫婦搬到隔壁，他們搬家的時候手裏提着大包小包裝滿了東西。結果沒過一會兒，國保和警察十幾個人就衝進我們和鄰居的屋子，把人家嚇得夠嗆。」

「警察以為那兩個年輕人是境外媒體，大包小包提着攝像設備來採訪我。」經過這件事，孟晗只好在客廳和門口也安裝了監控攝像頭，以便記錄警察上門的一舉一動。

「隨時隨地被監控的生活」變成現實，孟晗逐漸認識到，已經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站出來為工人做點什麼了。他原本在出獄後買了一套可移動的話筒和音響設備，因為以前和工人開會，現場人太多，他需要大喊着跟工人們講解勞動法和集體維權的策略，結果這套設備一次也沒有派上用場，如今閒置在房間的角落裏。父親曾對他說不如拿去跳廣場舞，他沒有這樣做。

他沒有停下對工運的關注。「2018年深圳佳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很想去現場。當時國保找我談話，用各種方式壓着我。我去不了，只能在為工人和學生網上聲援。」因為堅持在網上說話，他的微博、QQ賬號都遭到了封禁，微信也被封了六七個。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時，2019年8月30日傍晚，廣州市南沙分局警方突然上門帶走了孟晗，理由是「在網上發布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文章，涉嫌尋釁滋事罪」。孟晗沒有想到，他會因為自己的言論再被關押了37天。

「連說話都要抓人，這個社會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很長時間裏，孟晗無法理解為什麼出獄的時候國保會出現、為什麼自己的言論會受到監控。他開始將更多注意力延伸到政治運動，也學會了「翻牆」，開始研究中國現代史和共產黨黨史，「我要知道真實的信息，我想搞明白它的邏輯。」

回家

從為自己維權，到後來為工人維權，短短三年，對孟唅來說承載的意義超越了前半生。「在這樣一個社會，我不站出來，總有人會站出來。只是剛好是我站了出來，剛好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我也是幸運的，至少我認為這個人間我沒有白來一趟。」

第二次入獄期間，孟晗在《獄中札記》裏寫道：「有人曾告誡我：『不要太投入、太較真』。但是，我也拿自己沒有辦法⋯⋯這種強勁的、積極的熱情對我的生命沒有壞的影響，只有無窮的幫助。」

旁人看來，同樣是這短短三年，令他後來的人生從此受困。孟晗卻覺得，「要說最大的代價，就是我的社保沒了。」

「而我站出來一開始就是為了我和工友們的社保問題。」他被自己這「慘痛的代價」逗笑了。

疫情後，他的兒子和父母相繼回了湖北老家；伴侶偶爾跨過半座城市過來和他待在一起。三室一廳的房子，閒置的空間佔了三分之二。自2020年疫情以來，南沙這個房子就幾乎沒有了到訪者。

他習慣了喝酒。做出離開廣州的決定後，每喝掉一瓶酒，就把酒瓶上的棕色繩子繫到陽台欄杆上。「我想看看，等到出發那天，一共繫了多少根。」出發前一個月，欄杆上已經繫了足足20根。

繩子下方，一棵南瓜藤爬了上來，纏繞着陽台一角。那是之前有一天，他和伴侶吃完了一頓南瓜，對方把南瓜籽隨手丟在了花盆裏，徑自長出來的南瓜苗。

趁着春光，南瓜苗開了花，還結了一個小果子。南瓜藤邊上，有一棵雅緻的文竹。植物的生命力成為孟晗寂靜生活中一抹難得的活力。「平時我也在房子裏散步，從這頭走到那頭，來回走，房子裏安安靜靜的。」

從2022年開始，晚上孟晗就直接睡在客廳沙發上，「現在睡眠也不是很好，很長時間了，基本上一個小時就會醒一次。」大部分時間他躺在沙發上刷手機，大量的新聞、資料、文章，他感覺怎麼都讀不完。出獄以來，腦袋裏裝的疑問越來越多，排着隊等待他思考出答案。

2023年全國兩會召開時，他如常被國保特殊問候，兩會結束後，他就出發了。

告別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從下崗工人到工人領袖、從勞工維權工作者再到政治犯，孟晗在廣州的十六年時間裏年經歷了多次身份轉變。離開廣州，意味着告別一個對他而言此生最難忘的地方，也是一個讓他認識到生命意義、有着無數留戀的人事物的地方。

回到宜昌後，他才知道年逾八十的父母居住的房子，因家庭內部原因已被抵押，所以他現在每月還是得花上千元租房居住；找工作也受到當地國保干擾，只好通過熟人關係做一點幫工的活計，比如給朋友看看檔口、盯一下貨物出入。

沒有零工做的時候，孟晗每天凌晨四點多醒來後就睡不着了，早上7點多出門走走，和附近居民聊聊天，再到長江邊上散散步，去菜市場買菜、回家做飯、吃午飯、睡午覺，下午坐在電腦前看看資料、瀏覽網絡信息，傍晚騎上電動車去附近工業區晃悠。

碰到工人，他就抽根菸聊聊天。晚上吃飯時，獨自喝二兩白酒，十點多之後便睡下了。

原本回老家最主要目的是辦理「特殊工種退休醫保」（國企船員福利），降低醫療成本，如今回家已一年多，醫保還是辦不下來。政府工作人員讓他等到10月份年滿60歲時，再來辦理「退休職工醫保」。

到如今，直腸裏的腫瘤快兩年了，他仍未能到醫院就醫治療，連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都不知道。他只能每天服藥，等待年底再做打算。

注1：2016年11月庭審結束後，孟晗被移送到韶關監獄，在獄中他通過寫作回顧了自己參與工人維權事業以來的經歷和心路歷程，《獄中札記》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記錄。出獄時在孟晗的強烈要求下，手稿原件得以帶出，並在出獄後不久將全文內容發布到了網絡上。

注2：「國保」全稱國家安全保衛，屬於中國人民警察的一個警種，2020年更名為政治安全保衛。「國保」因長期以來對中國異議人士、活動家等實行秘密監控、抓捕、酷刑等迫害而被國際媒體所了解。

【作者注】：從孟晗2013年第一次參與勞工維權，伴侶悠悠一直與孟晗並肩作戰，她早已超越了作為伴侶的「支持者」角色，她個人在過去十多年也是勞工運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參與者。本文由於篇幅限制，未能同時呈現悠悠作為勞工運動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和樣貌，但同時，我也拒絕將悠悠置於「運動中的女性家屬」的位置而失去其主體性，因此本文較少提及悠悠。包括孟晗的其他社會關係，本文也鮮少涉及，本文的內容集中來源於孟晗本人的自述與回憶，以呈現他本人親歷勞工運動的前後發展與個體際遇，採訪時間為2023年孟晗離開廣州前夕。以上是孟晗的故事，一個曾經為工人運動戰鬥、又被國家暴力撕裂的工人的前半生，以及如今難以體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