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与工运、牢狱与监视、疾病与衰老 ——重返工运领袖孟晗的前半生

“在这个时代，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工人罢工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再重复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工人是为能够体面劳动而罢工，为劳动者尊严而罢工。”——《孟晗：狱中札记》（注1）

孟晗发来近照，照片中，他站在船上，手指向长江江面，告诉同伴，以前还在国企做船员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段江面上调度船只抛锚和通过葛洲坝船闸。如今长江宜昌段两岸景色秀丽，江水平静开阔，早已没有了当年货船停满江面等待过闸的航务繁忙景象。

去年3月份，全国两会结束后，孟晗离开广州，回到了这里。

随着政治打压加剧和行动空间收窄，活跃于2014年前后、因帮助工人维权而遭遇两次牢狱之灾的孟晗，已经从工人运动领袖的位置上退落。2013年孟晗第一次参加职工集体维权抗争后被判刑；出狱后加入“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成为劳工NGO全职工作者；在2015年12月3日那场针对广东劳工NGO的大抓捕中，他再次被警察带走，直至2017年9月才获释。

之后他一直留在广州。直到2022年10月，身体出现长时间异常便血后，医生告诉他，直肠里可能长了一个肿瘤。

自获释以来，孟晗一直不受广州当局待见，无法稳定工作，没有了基本的经济来源，也无法享受本地医疗保险待遇。

要治病，只能回户籍所在地。

然而回到宜昌后的生活，并没有预想那样如意。广州南沙区的国保（注2）把对孟晗的监视任务转交到了湖北宜昌国保手中，到达老家第二天，宜昌市公安局国保联同街道办，就把孟晗喊到办公室约谈。

和十年前相比，孟唅原本棱角分明、目光坚毅的面容，如今变得柔和，平静中不免带着几分暗淡，长期吃药也让身体臃肿了许多。谈及花甲之年前的种种，他时而站起来手舞足蹈细数往事，时而坐在沙发上，空洞望着地板，眼角偶尔涌出泪水。

他将自己的前半生定义为“三次分割”：33岁下岗后进入社会“摸爬滚打”；43岁告别“浑浑噩噩的生活”，去广州“踏踏实实工作、平平淡淡生活”；第三次，则是50岁走上工人维权运动之路，从此人生轨迹转变。

四十图变

1964年出生的孟晗成长于文革时期。父亲70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宜昌，分配到长江航务局宜昌分局做了干部。16岁那年，孟晗也进入航务局，正式成为一名国企工人。

最初四年，孟晗在长江宜昌段做水手，那里是货轮通过葛洲坝船闸的一个锚区，过往的船只在那里抛锚，他负责调度和指挥船只分批从江面上开过去。

正值年少，孟晗实在无法忍受这份单调，他强烈要求更换岗位。后来被调去货船上做舵工，随航行的轮船漂泊于重庆至上海的长江上。

“当时长江还没有完全截流，水是很湍急的，很考验舵工的基本功和提前预知的能力。穿过长江大桥的时候，船长是必须当值的。但是我和船长们已经很有默契了，基本上船长就在旁边抽烟打瞌睡，我一个人就能掌控上百吨的货船顺利通过桥底。”

即便技术过人，做到33岁，国企改制大潮席卷而来，他还是下岗了。

单位给了他两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十七年的工龄。如今回过头再看，他认为国企改制、买断工龄，就是为了甩掉包袱，走向市场化。不过那时候的他，都是在顺应各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潮流中度过，“去思考它或去抵抗它，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8岁住进航务局家属大院，16岁成为航务局工人，33岁下岗，孟晗度过了长达25年的体制内集体生活。下岗后重新回到社会上，他才发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了样：“人和人之间，就看谁的权力大，谁更有钱。”

孟晗尝试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做过各种买卖，以个体户身份触摸小城的经济脉搏，但不愿求人的个性也让他倍感艰难，十年下来，终是“碌碌无为”一场。

“从乡村到城市，从上学到上班，最后走向社会，我好像一直感到一种‘不满意’。”他总是觉得不舒服，心里有一团不知如何释放的火。他找到一种特别下火的方式：“喝凉开水，必须喝凉的，喝下去整个身体都痛快了。”

伴随着两段婚姻的结束和个体户生意的失败，孟晗开始思索“想要的生活”：“我第一次想和之前的人生告别，也不再想发财的事了。”

挣扎着又过了三年，他做出决定：离开家乡，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简单度日、踏实生活。他甚至切断了与所有旧友的关联，与父母也鲜少联系。

这一年，他43岁。

安分与维权

几经辗转，孟晗在广州安定了下来。

一开始，他在一个小公司做车管队队长，因为一次年轻下属偷盗事件，目睹主管欠缺人情味的处理方式，孟晗感到失望并辞职。第二份工作，他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向大公司，很快就在富力地产旗下企业找到一份车管员的新工作。在他的想象中，大公司的制度更规范，工作起来更有保障。

彼时，《劳动合同法》经过激烈的社会争论后终于在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为了推进其实施，紧接着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之余，孟晗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一则关于定性劳务派遣的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自己与富力签署的劳动合同，正是劳务派遣合同，雇佣单位并非富力。后来发现问题远不止如此，“没买社保不说，而且同工不同酬。”

为了搞清楚自己的遭遇，他学习起了《劳动法》，后来找到人事部理论，试图争取合法的劳动待遇。结果，几个月后，他被开除了。

“我没想到像富力这种大公司，还是不按劳动法办事。”这是孟晗第一次站出来捍卫自己作为劳动者的权益。

吸取了前两份工作的“教训”后，他在劳务市场看中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广中医”）招聘保安的招工广告。“广告上写着8个小时工作制，还有年休假，招聘部门是医院保卫科。”他还特意去查了资料，“是个三甲医院，属于事业单位。”

他顺利应聘，起初感到这份工作比原来的轻松些，“可以干一辈子”。然而很快又发现了个中蹊跷。首当其冲的是用工问题：“合同上的甲方是清远的一家劳务公司，不是广中医。”他去找保安队长讨要说法，保安队长说之后会和他重新签一份正式的合同，但一拖便是大半年。

后来，不仅合同问题没有解决，更多违法用工的现象让孟晗深感受骗：与前一批签订正式合同的保安相比，和他同一批进入公司的保安在工资待遇上差了一大截；就连社保所在地，也不在工作的广州，而是劳务派遣公司所在的清远。

孟晗和同事们决定集体向广中医讨要说法，碰巧院方正在酝酿将前一批正式保安也辞退、全部换上劳务派遣的保安，于是两批保安的力量汇聚到了一起。

2013年5月，广中医全体保安开始采取集体行动。在第一次全体工人大会上，孟晗作为维权行动的动员和组织者，被全体工人推选为首席谈判代表。后来与院方的谈判破裂，工人大会决议发起罢工。但第一次静坐罢工行动没有得到院方回应，反而医院的另一个职工群体却找到了他们。

那是一群以女性为主的医院护工，即将面临解雇，她们才发现，自90年代进入广中医工作以来，医院一直没有和她们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按照规定购买社保。孟唅知道，“护工基本上可以说是医院里面最底层的一个工种了，她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工资非常低，一个月千把块钱。”

就这样，集体维权队伍扩展到了120多人。几次集体行动下来，逐渐有了社会关注度，媒体相继报道、大学生前来声援、学者和NGO在网上为他们发声。

他们六次前往省总工会，两次前往省政府，其他如省卫生厅等部门也没有少去，但换来的全是沉默。“这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站出来为我们说过话，没有任何一方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面对我们。”

罢工行动持续到了2013年8月，有一次派出所来了六、七十警察，试图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将正与三、四十位工友一起静坐的孟晗带走。

孟唅动情回忆：“（女性）护工们站了起来，挡在最前面，挺起胸脯用身体作为防线。护工年纪都比较大，有些五六十岁了，她们对着我喊，‘孟晗快走！’”

“后来，医院终于同意拿出一部分补偿金，给护工们每人补了两万块钱的‘人道主义救助金’。她们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同意领钱的那天，个个都哇哇大哭，‘老孟，我们没办法，我们顶不住了。 ’这么长时间的维权，她们同时还要顶住老公给她们的压力，家里给她们的压力，确实很不容易。”

“拿到钱之后，她们还捐了1万多块钱给我们还在继续维权的保安，作为我们罢工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孟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擦拭眼泪，来回踱步调整情绪。

抗争三个月，广中医始终没有正面承认违反劳动法、按照劳动法规定做出赔偿的结果，反而继续以“人道主义救助”的方式，相继瓦解了一大批保安。最后，维权队伍只剩下孟晗和二十几名保安。

2013年8月19日清晨5点半，孟晗和十一位工友采取了进一步行动：爬上门诊大楼十几米高的玻璃挡雨板。发表在中国劳工通讯网站上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集体维权案调查报告》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每个人都身着保安制服，头系写有‘誓死维权’的白色头巾。他们依计划挂起了一条红底黄字横幅，写著‘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人集体维权誓死会’⋯⋯在横幅两侧则绑着两条白底黑字的晚联，上书‘加班费涨工资体面劳动，要同工同酬还法律尊严’”

“每当提起这个过程，我们当时那种团结一心的抗争的勇气，当时战友们那种誓死抗争到最后的情景，总是能触碰到我内心最深处⋯⋯”直到现在，孟晗还会时常梦见他与工友们一起爬上玻璃雨棚的情景，“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一直想找个时机联系他们，真的很希望我们12个人能再聚一次。”

玻璃板上惊险的行动一直持续到下午，最终被武警攻破。意料之外的判刑随之而来，12名保安全部被送进了看守所。这是孟唅第一次失去自由。

九个月的关押没有将他击垮，但行动的失败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遗憾和失落。

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接受广中医给出的“人道主义补助金”。

走向NGO

2014年，孟唅第一次刑满获释那天，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大门外来了一大群人———工人代表，大学生，公益人，学者，律师......他们拥向孟晗，迎接他重获自由。这一幕超出孟晗预期，“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来接我，这种认可的力量太重要了。”

当天的欢迎宴会上，劳工律师段毅说：“孟晗能成为（广中医罢工运动）首席工人代表，除了因为自己的斗争精神和能够了解到团结的重要性之外，是因为他还有成为工人领袖的素质，也就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继续学习的能力。”

中国劳工通讯2015年发布的《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记录，2013-2014年间中国大陆至少发生了1793起工人集体行动，其中广东居于首位，占了481起。与之相呼应的是，“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劳工非政府组织异军突起，在全国总工会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承担起‘工会’的角色，积极介入工人的集体行动......”

广州劳工NGO“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服务部”）便是其中一员。

自1998年成立以来，“打工族服务部”长期为劳工提供公益性质的法律服务，后来更主要协助自发罢工的工人群体通过集体谈判向资方争取合法权益。不少工人受这个机构影响，甚至创立了其他的草根劳工NGO，“打工族服务部”也因此被视为劳工NGO界的“黄埔军校”。

“打工族服务部”也曾出现在广中医职工维权运动中，负责人曾飞洋邀请出狱后的孟晗加入。孟晗没有马上接受邀请，“其实我是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对自己能不能够做好这份工作还是有怀疑的。”

与此同时，广州军区总医院170多名清洁工发起集体维权，要求资方按照劳动法补充缴纳社会保险费。有过相同经历的孟晗被邀请到维权现场，向清洁工们分享“过来人”的抗争经验。

发现自己的经验能够帮助到工人，孟晗才决定加入打工族服务部。

带着新的身份，孟晗紧接着便参与到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维权行动中。

2014年8月，大学城环卫工人发现，物业公司隐瞒200多位当事人，悄悄将她们的合同转包至另一个公司，工龄也将清零。

环卫工们找到同在番禺区的打工族服务部，后者协助从200多人中选举出了18名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支付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费等诉求。孟唅和同事基本上每天都到现场，陪著环卫工人静坐，到了晚上，就和她们一起开会讨论。孟晗一边工作，一边以“新人”的角度，“观察我的同事怎么做，观察整个事态的发展和变化”，学习如何以组织化的方式协助工人维权，也快速掌握法律知识和更新权利意识。

37天抗争中，环卫工和资方进行了五轮集体谈判，罢工行动最终胜利了，环卫工的集体诉求全部得到同意。

这弥补了孟唅对自己维权失利的遗憾：“我是带着那种遗憾，以一个劳工NGO工作者的身份投入到这场维权工作中的。所以，她们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

他再次被回忆触动：“她们复工之后，我就骑着单车绕着大学城，慢悠悠地骑了一圈又一圈。碰到环卫工，她们远远就对着我喊，‘这不是孟晗吗！’然后我们就停下来聊一聊，现在的待遇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与工友的互动让孟晗感到踏实。

至此，他完成了身份转变，从实习生成为一名专职的NGO工作者，从维权工人，到帮助工人维权。这是他“出狱后最重要的选择”。

“中国那么大，还有多少工人深陷剥削和压榨之中？”大学城环卫工胜利后，孟晗开始往更深处思考。

和环卫工同时找上“打工族服务部”的，还有广州番禺区利得鞋厂的工人。工厂马上要搬了，但厂里想方设法让工人自己辞职，工人们都害怕老板跑了，最后一无所有。

接受利得工人的求助后，孟唅和同事去进行了七、八次调研、访谈。下班后的工人从厂门口拥著他们走到附近的公园，“个个都把自己岗位和车间存在的用工问题反映出来。我们当时没带小蜜蜂（microphone），嗓子都喊哑了。”

打工族服务部讨论后决定由孟晗主要对接这次的工人维权行动。他手机里都是工人的信息，住在厂子附近，工人隔三差五地就到他那里去。从2014年12月开始，利得工人先后经历三次大罢工，数次劳资集体谈判，持续到2015年4月。

后期工运出现分化，有人称反水的工人为“工贼”，孟晗气不过，直接在办公室拍桌子：“我说人家可能是受了一些诱惑，没办法。但是我们不能把他当成敌人，把他推到敌人那边去。”他反对工运中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做法，“我是工人家庭出身，自己也是一个老工人，我知道工人都不容易。”

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孟晗曾表明：“我们起的是‘顾问’作用，推动劳资集体谈判、提供工人法律援助以及帮助他们组织工人大会选举工人代表，而不是一个主导角色。最终，还是要靠工人自己团结的力量。”

不过，因为协助利得工人罢工维权，2014年12月，曾飞洋在办公室遭到四名闯入者暴力殴打。作为工人谈判顾问，孟晗与利得工人紧密合作，也因此几度身陷险境。

利得工人第三次大罢工之前，他被警察堵在家里，水电都停了，手机只剩一格电的他向工人求救。

工人代表绕开楼下的六、七个国保，从二楼爬上他家，给他变装，假扮成夫妻突围。随后他打了个车，让司机开到一个小山村里暂住。

第三次罢工，工人们已经高度组织化和团结，近3000名工人和重新选举后的19个工人代表全部到位。警察在工厂大门外边停了16辆警车，其中包括押送犯人用的大巴车。连续三天，年纪大些的女工带着孩子直接躺在工厂大门的地上，死守大门。

一直关注利得工人运动的劳工研究学者王江松后来分析称，“资方和政府之所以没有采取强硬的清场措施，主要原因在于2700多名工人已经完成了高度的民主化和组织化，以致每次出现高压维稳态势的时候，工人能够迅速做出坚决而一致的反应，令对手不得不考虑一意孤行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

最后，罢工全面胜利，所有的诉求都得到了解决。网络上至今留存的资料显示，“2750名工人通过集体谈判，拿回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社保、住房公积金补缴、关厂解除劳动合同工龄补偿、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和高温补贴，共计人民币约1.2亿元。”在后来的总结大会上，工人代表们给打工族服务部送上了“工运之星”的牌匾。

“利得工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工人团结力量大！这种力量是真的大！”这番赞叹，孟晗一字一句说得铿锵有力。“这时候我也安安心心回家了，警察想来抓就抓吧，不管他们要拿我怎么样，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工人胜利了。”

入狱与“认罪”

曾飞洋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打工族服务部“引导维权运动由集体罢工向集体谈判转变”，让工人维权“少走弯路”。但在政府看来，NGO的组织能力需要被压制。

2015年12月3日，孟晗、曾飞洋、朱小梅等十几个广东劳工NGO工作者突然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当天，孟晗在公安局遭到连续三天无休止审讯，警察想在最短时间内劝服孟晗认罪。当时的孟晗没有想到，为了让自己“认罪”，警察后来用了将近一年。

转移到看守所后，警察又对孟晗进行了接连18天的疲劳审讯。

“警察系统不是铁板一块。”抓住看守所警察和办案警察两种权力之间的微妙张力，孟晗成功和一位反复提审他的看守所警官混熟了，去审讯室的路上，警官常常跟他聊天，一次他对孟晗说，“你们这群人被送进来之前，我们整个看守所已经收到命令做好了准备，你们进来后哪个人放在哪个仓最合适，我们都布署好了。”

这是孟晗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这次被抓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未审先判”也在有序上演。2015年12月22日，新华社发布通稿《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涉嫌严重犯罪调查》，声称“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这篇通稿当天同时出现在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首页。

“我清楚的记得，审讯室里......某些警察随意认定我有罪，并要求我诋毁服务部其他同事以求得从轻处罚。”（《孟晗：狱中札记》）被捕后，孟晗坚持不认罪，在看守所里和办案人员对抗了11个月。看守所外，孟晗的家人也备受迫害与煎熬——警察反复上门威胁其父母劝说孟晗认罪，父母居所多次遭到断水断电，甚至被不明人士手持斧头砸大门恐吓。“一切已经变得像是一场迫害。”

2016年10月，孟晗在看守所度过了52岁生日，就在上个月，与孟晗同案的打工族服务部同事被开庭判刑。“我最后明白，不认罪是不可能的。他们急着想结束案件，当时我心里也急了，没有办法，扛不过去了。”

11月3日，“孟晗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案件在广州番禺区法院开庭，庭审匆匆走完了流程并当庭宣判，孟晗被判刑1年9个月（无缓刑），比事先“讨价还价”谈好的一年半还多出三个月。

虽是同案中最后一位同意“认罪”的，孟晗后来还是感到很后悔，“我是到后来才认识到判决书上‘已认罪’这三个字的分量。对我个人来说当然不重要，但认罪与不认罪，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他有些自责：“本来我们NGO做维权工作，要的就是整个社会的支持和认可。这一点我当时没有想到，或者说我忽略了。”

出狱与监视

2017年出狱时，孟晗已经53岁。此前，高压的维权工作令他的身体陆续出现状况。二度入狱，身体和精神遭到双重折磨，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痔疮病越来越严重，头痛和失眠则是遗留至今。

出狱后，孟晗才发现监狱隐瞒了他体检查出患丙肝，后来他不得不靠服用印度仿制药来治疗，吃掉四个疗程，丙肝总算治好了；囿于经济状况，直到2019年通过众筹手术费才做了痔疮手术。

这几年又陆续患上了慢性肠胃炎、支气管炎和直肠肿瘤，医生叮嘱他戒掉烟酒。这不太容易，谈话间，孟晗朝着阳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段时间抽的特别凶，可能也是心理的原因，不是真的想抽。以前我基本上一天一包烟，没有超过一包的，但有段时间一天会抽掉两包烟。”

有一天，孟晗自己一个人待在屋里，突然就把头往桌子上撞，流了一大摊血。

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出狱后孟晗对社会变化感到无所适从，衣食住行全在警察的监控之下，因此有过一段抑郁期。

就在这个时候，孟晗留意到劳工圈开始在工作方法上出现分歧和争论。

中国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面向工人群体的劳工NGO。最早一批劳工NGO为工人群体提供文化活动、职业健康等服务，2000年左右，才出现了维护工人权益、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维权型NGO。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劳资矛盾愈发激烈，2010年前后，关注集体劳动争议、帮助工人实现集体诉求、主要以劳资集体谈判为工作方法的工运型NGO，成为中国劳工运动中的重要组织化力量。

但“12·3劳工案”发生后，批评这种工作方式的声音越来越多，认为集体谈判削弱了工人罢工运动中隐含的政治动能。

这样的争论将孟唅的情绪推到了崩溃边缘，感到被否定和失落：“我的表达能力有限，认知水平不够，但是我觉得有人说得不对。我真的愤怒到了极点，感到一种强烈的失望。”

整个2018年，他都在接受心理咨询。

“有的人会越战越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他提醒，很多人出狱后会陷入心理上的困境，后期的心理辅导和物质支持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也清楚，相比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压制强度和广泛程度，以及无所不在的数字化监控，这类支持性资源难以大范围建立和公开。那些没有知名度的行动者，在关押结束后，便落入了销声匿迹的孤身境遇。

利得一位工人代表在罢工结束后也加入了劳工NGO，后来在2019年针对劳工权益工作者的新一轮迫害中遭到警察抓捕。孟晗说很想去看ta，但是他害怕自己的出现会撕开别人的伤口，“这些事只能用时间来做一些过渡。”

刚出狱时，孟晗的生活处处受到监视——待在住处，楼下大门被国保守着；出门散步，国保在后面跟着；出去租房子，国保也是一路跟踪，阻止他们和房东签约。

后来总算在广州南沙租下房子。他在客厅墙上挂了一张巨幅广东地图，是出狱后到书店花280元买的。从地图上看，南沙区紧邻番禺区和中山，东边过桥就是东莞，再往东是深圳。“这个地理位置有利于我和工友们还有深圳的NGO恢复联系，也方便走动。”

再后来，孟唅又经历了三次逼迁搬家，每换一个住处，他都会把地图带上。

为了监视来往孟晗住处的人员动向，南沙警察在孟晗住处门前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当时刚好有一对年轻夫妇搬到隔壁，他们搬家的时候手里提着大包小包装满了东西。结果没过一会儿，国保和警察十几个人就冲进我们和邻居的屋子，把人家吓得够呛。”

“警察以为那两个年轻人是境外媒体，大包小包提着摄像设备来采访我。”经过这件事，孟晗只好在客厅和门口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便记录警察上门的一举一动。

“随时随地被监控的生活”变成现实，孟晗逐渐认识到，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站出来为工人做点什么了。他原本在出狱后买了一套可移动的话筒和音响设备，因为以前和工人开会，现场人太多，他需要大喊着跟工人们讲解劳动法和集体维权的策略，结果这套设备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如今闲置在房间的角落里。父亲曾对他说不如拿去跳广场舞，他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停下对工运的关注。“2018年深圳佳士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很想去现场。当时国保找我谈话，用各种方式压着我。我去不了，只能在为工人和学生网上声援。”因为坚持在网上说话，他的微博、QQ账号都遭到了封禁，微信也被封了六七个。

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2019年8月30日傍晚，广州市南沙分局警方突然上门带走了孟晗，理由是“在网上发布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文章，涉嫌寻衅滋事罪”。孟晗没有想到，他会因为自己的言论再被关押了37天。

“连说话都要抓人，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很长时间里，孟晗无法理解为什么出狱的时候国保会出现、为什么自己的言论会受到监控。他开始将更多注意力延伸到政治运动，也学会了“翻墙”，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共产党党史，“我要知道真实的信息，我想搞明白它的逻辑。”

回家

从为自己维权，到后来为工人维权，短短三年，对孟唅来说承载的意义超越了前半生。“在这样一个社会，我不站出来，总有人会站出来。只是刚好是我站了出来，刚好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我也是幸运的，至少我认为这个人间我没有白来一趟。”

第二次入狱期间，孟晗在《狱中札记》里写道：“有人曾告诫我：‘不要太投入、太较真’。但是，我也拿自己没有办法⋯⋯这种强劲的、积极的热情对我的生命没有坏的影响，只有无穷的帮助。”

旁人看来，同样是这短短三年，令他后来的人生从此受困。孟晗却觉得，“要说最大的代价，就是我的社保没了。”

“而我站出来一开始就是为了我和工友们的社保问题。”他被自己这“惨痛的代价”逗笑了。

疫情后，他的儿子和父母相继回了湖北老家；伴侣偶尔跨过半座城市过来和他待在一起。三室一厅的房子，闲置的空间占了三分之二。自2020年疫情以来，南沙这个房子就几乎没有了到访者。

他习惯了喝酒。做出离开广州的决定后，每喝掉一瓶酒，就把酒瓶上的棕色绳子系到阳台栏杆上。“我想看看，等到出发那天，一共系了多少根。”出发前一个月，栏杆上已经系了足足20根。

绳子下方，一棵南瓜藤爬了上来，缠绕着阳台一角。那是之前有一天，他和伴侣吃完了一顿南瓜，对方把南瓜籽随手丢在了花盆里，径自长出来的南瓜苗。

趁着春光，南瓜苗开了花，还结了一个小果子。南瓜藤边上，有一棵雅致的文竹。植物的生命力成为孟晗寂静生活中一抹难得的活力。“平时我也在房子里散步，从这头走到那头，来回走，房子里安安静静的。”

从2022年开始，晚上孟晗就直接睡在客厅沙发上，“现在睡眠也不是很好，很长时间了，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会醒一次。”大部分时间他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大量的新闻、资料、文章，他感觉怎么都读不完。出狱以来，脑袋里装的疑问越来越多，排着队等待他思考出答案。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时，他如常被国保特殊问候，两会结束后，他就出发了。

告别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下岗工人到工人领袖、从劳工维权工作者再到政治犯，孟晗在广州的十六年时间里年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离开广州，意味着告别一个对他而言此生最难忘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他认识到生命意义、有着无数留恋的人事物的地方。

回到宜昌后，他才知道年逾八十的父母居住的房子，因家庭内部原因已被抵押，所以他现在每月还是得花上千元租房居住；找工作也受到当地国保干扰，只好通过熟人关系做一点帮工的活计，比如给朋友看看档口、盯一下货物出入。

没有零工做的时候，孟晗每天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睡不着了，早上7点多出门走走，和附近居民聊聊天，再到长江边上散散步，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吃午饭、睡午觉，下午坐在电脑前看看资料、浏览网络信息，傍晚骑上电动车去附近工业区晃悠。

碰到工人，他就抽根烟聊聊天。晚上吃饭时，独自喝二两白酒，十点多之后便睡下了。

原本回老家最主要目的是办理“特殊工种退休医保”（国企船员福利），降低医疗成本，如今回家已一年多，医保还是办不下来。政府工作人员让他等到10月份年满60岁时，再来办理“退休职工医保”。

到如今，直肠里的肿瘤快两年了，他仍未能到医院就医治疗，连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都不知道。他只能每天服药，等待年底再做打算。

注1：2016年11月庭审结束后，孟晗被移送到韶关监狱，在狱中他通过写作回顾了自己参与工人维权事业以来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狱中札记》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记录。出狱时在孟晗的强烈要求下，手稿原件得以带出，并在出狱后不久将全文内容发布到了网络上。

注2：“国保”全称国家安全保卫，属于中国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2020年更名为政治安全保卫。“国保”因长期以来对中国异议人士、活动家等实行秘密监控、抓捕、酷刑等迫害而被国际媒体所了解。

【作者注】：从孟晗2013年第一次参与劳工维权，伴侣悠悠一直与孟晗并肩作战，她早已超越了作为伴侣的“支持者”角色，她个人在过去十多年也是劳工运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参与者。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同时呈现悠悠作为劳工运动参与者的生命经验和样貌，但同时，我也拒绝将悠悠置于“运动中的女性家属”的位置而失去其主体性，因此本文较少提及悠悠。包括孟晗的其他社会关系，本文也鲜少涉及，本文的内容集中来源于孟晗本人的自述与回忆，以呈现他本人亲历劳工运动的前后发展与个体际遇，采访时间为2023年孟晗离开广州前夕。以上是孟晗的故事，一个曾经为工人运动战斗、又被国家暴力撕裂的工人的前半生，以及如今难以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