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脫鉤到學術脫鉤——中國研究者們還能回到中國嗎？

2023年9月初的一天，來自歐洲的學者 Alice 走在北京的街頭上，她剛剛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住處。

一個男人看了她許久，然後上前搭話，問她，你是要在這個小區租房子嗎？

Alice 緊張了起來，加快了腳步，她想着，我才剛回到中國，就被盯上了嗎？他已經知道我要住在這裏了嗎？

這時她已經被另一家中介哄騙着簽下了合同。中介見她是外國人，說給她特殊待遇，只有這套房子可以只繳納一個月的房租作為按金。這樣的話，她如果需要提前退房，只需要損失一個月租金。但後來Alice 才知道，這就是中國租房市場的常規，並沒有特殊的地方。

第二天，Alice 才回過神來，那個跟她搭話的男人可能只是另一個租房中介。

但當時，Alice 想不了那麼多。她12年之後第一次回到中國長住，腦海中出現的只有過去的幾年中屢屢見諸報端的新聞：外媒記者被中國驅逐，外國學者被中國指控是間諜，外國學者被中國制裁。這些指控最終都會導向一個結果：涉事者再也不能進入中國，再和中國境內的機構合作。

Alice 不想失去這個得來不易的訪學和做田野調查的機會，所以對一切都格外謹慎。她是新冠疫情後第一批回到中國的外國學者之一，還不知道如何跟2023年的中國相處——這個國家在過去幾年裏，對外部世界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Alice 今年30多歲，是個文化人類學家。12年前，她在中國完成了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後來她回到歐洲找到教職，在學術界安頓下來。

這兩年，Alice 終於確定了自己的下一個研究題目：中國的外國藝術品市場。要完成這個課題，她需要在中國進行大量訪談和實地探訪。但她需要一個合理的理由，能讓自己在中國待上幾個月，申請成為訪問學者就是一個可能的路徑。

一般來說，實地研究需要獲得來自學術機構的倫理許可，以及研究對象的同意。對於 Alice 這樣的歐洲學者來說，想去其他國家做調查，多數時候拿上護照，飛過去就是了。即使需要簽證和當地機構協助，大部分發達國家的要求也不復雜。如果想去訪學，那些世界知名的高校一般也有明確的指引。

但當研究地點變成中國，事情就麻煩了起來。

2023年12月起，中國陸續宣布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等幾個發達國家免簽。對於其他國家，中國也簡化了簽證的申請手續。但在此之前，中國簽證幾乎是全世界最難申請的之一。除了新加坡和日本，沒有其他發達國家的公民可以免簽進入中國。旅遊簽證需要詳細的行程，最長可以停留60天。而學術交流的簽證，一般需要中國的單位開具邀請函。就算是探親簽證，最多也只能停留半年。

Alice 很難指望內地高校主動邀請她去訪學。她不是那種和中國官方有密切聯繫的學者，也不是在中國學界響亮的名字。最接近的一次，不過是一所中外合辦大學邀請她去講座，但聽衆也就十幾個。

在2023年，Alice 主動出擊，給中國各大高校發了一封又一封郵件，想看看有沒有人能接收她的訪學申請，以此先拿到3個月的停留簽證，再嘗試續簽。大多數郵件石沉大海，只有偶爾有一兩所大學會禮節性地回覆一句「抱歉」。她自己推斷，這或許是因為她的研究裏有敏感的地方。

她不得不反覆修改自己的研究大綱，隱去那些她認為的敏感詞。比如，對幾乎所有文藝作品的審查就不要提了。中國通過引進外國作品來促進文化交流，那就多講一些。對於Alice 和她的同僚們來說，中國的許多事情只能靠猜。比如，沒有回覆郵件的高校，是因為沒有人查郵箱，還是有意忽略掉了？拒絕她的高校，是因為她的大綱有問題嗎？還是單純懼怕邀請外國學者的繁瑣的步驟？最後，只有北京一所大學給了她一個半年的訪學機會，Alice 非常好奇，發出邀請函的這所學校，有沒有審查她的政治背景？

這些問題她得不到答案。但無論如何，在中國放棄動態清零政策一年之後，Alice 終於回到了北京。

你還會說中文嗎？

我和Alice 約在北京東直門一家熱氣騰騰的咖啡館裏見面，她告訴我，幾乎所有研究中國的學者，都對再次進入這個國家充滿顧慮。

這些年來，隨着中國在海外不斷提升影響力，中國和西方的意識型態衝突浮出了水面。因為貿易戰和科技競爭，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起伏不定。研究中國的學者們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無形限制。

就在這個當口，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爆發。隨後，中國停止向絕大多數外國人發放簽證，這又阻絕了一大批外國學者進入中國。2022年春天，上海封城兩個月，導致大量外國人出走，讓更多人對中國的生活心生恐懼。

來華留學生的數量也在這三年中急劇下降。中國教育部曾公布，2018年有接近50萬外國學生在中國留學，但在那之後再未公布過留學生數據。美國國務院和非營利組織國際教育協會的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1年，在中國留學的美國公民人數從2018到2019學年的12000人減少到了只有382人。

在停止向外國人發放簽證的三年裏，中國也完善了涉外法律法系，幾乎每一部新推出的或是修訂的法律，都被認爲會對學術研究產生潛在的影響。

2021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規定，對於被制裁的外國機構，國務院有權「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在同一年，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就被中國列入了制裁名單。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進一步擴大了「間諜行為」和「國家秘密」的法定範圍，但定義依然模糊。2023年7月，國家安全部開設了自己的微信公衆號。在這個面向公衆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國安部門開始走向前台，主動宣傳，營造了一種「全民抓間諜」的氛圍。

這些法律就像美墨邊境的圍欄一樣，把中國認為敏感的，觸碰到國家利益的，不能被外界知曉的一些社會動態和關鍵數據圍了起來。而中國對外態度的轉變和民衆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又加固了這道圍欄。對於像 Alice 這樣，來自海外的，希望描摹這個國家變化的外籍學者們，他們的研究工作變得像是偷渡一樣小心翼翼。

「我們用中文還是英文聊呢？」我一坐下就問她。

英文吧，Alice 說，她擔心中文已經無法準確表達她的意思了，也為了安全。

但是她十幾年前就會說中文了，而且學得很快，在她還在讀本科的時候。那時她是一個對中文感興趣的學生，來中國學了一年語言，後來喜歡上了這個國家，經歷了一個奧運前的「黃金時代」，在這裏學習、工作、戀愛，接着把研究這裏當作自己的學術興趣。 不過，自從2011年離開之後，她再也沒回來做過長期的研究。

這次回來，Alice 一直焦慮兩件事。

一個是人臉識別。她做訪問學者的那所大學，進校需要開通人臉識別權限。但那些機器似乎不太容易處理外國人的臉，所以她等了兩週才第一次進入校園，這個權限也需要經常更新。

第二個就是簽證。儘管有了來自大學的邀請函，她的簽證還是需要每三個月一續，她害怕簽證官發現自己問了受訪者敏感的問題，導致被拒簽。

這不是無端的擔心。她有一次和一位受訪者聊得很開心，但此人第二天就警告自己的同事，說這個荷蘭來的女人很危險，她問了我一些惡意的問題，大家不要接受她的訪談邀請。Alice 至今都不知道原因。

聊起說這些的時候，我們壓低了聲音，生怕談話的細節被咖啡館周圍的人人聽到。

太累了。Alice 說，她上一次在中國生活，不需要每天這麼提心吊膽。

那是一個更開放的中國，對外國人顯得不那麼「謹慎」的中國。Alice，和許多與她同輩的研究中國的學者，擁抱過那個開放的年代。於是他們選擇了中國作為自己的學術興趣。但當他們完成所有的學術訓練，踏入學術界，成為一名青年學者時，卻發現曾經仰仗的一切都已經轟然變化了。

北京歡迎你

2006年，北京五道口還沒有被戲稱為宇宙中心，後來成為互聯網創業者據點的華清嘉園小區的房價還不到一萬元一平米，但騎着五顏六色自行車的外國留學生已經常在附近出沒。

方圓三公里的範圍內，聚集了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五所高校，再遠一些還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及北大的醫學部。

當然，這其中還有吸引了衆多留學生的北京語言大學。

《人民日報》2019年的一則報道說，「以對來華留學生進行漢語、中華文化教育為主要任務的北京語言大學已經為世界上183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近20萬名懂漢語、熟悉中華文化的外國留學生。」

Alice 就是其中一員，她也是在那時建立起對中國的興趣。她200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是當年超過11萬名在華的外國留學生之一，也是當年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6000多人之一。2006年，她又來學習了。

那時網購還沒興起，中關村還是中國電子產業的零售中心，Alice 經常跑去找人聊天。小老闆們的臉上掛着春風得意的笑容，見到外國人時熱情地拿手比劃。

Welcome to Beijing! 大街小巷上，人們都練習着這句英文。

在 Alice 離開後不久，歐洲人 Hans 在2007年來到了中國，同樣拿着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到北京語言大學學中文。

在本科母校，Hans 修習哲學。這所美國的大學要求他額外學習一門外語，他偶然選擇了中文。

教中文的老師是個美國人。他愛吃中餐，還娶了個中國老婆。在課堂上，老師繪聲繪色地描繪着中國的生活。老師的熱情結結實實地感染了這些來自歐美的本科生，他們中的很多人第一次對遙遠的中國產生了興趣。多年之後，Hans 的同學裏真的有人去中國做了外交官，還有人做了教中文詩歌的教授。

帶着美國老師打下的中文基礎，Hans 來到了北京，「突然就知道這個國家是怎麼回事了。」

下課後，週末時，Hans 會和成千上萬的學生和白領一起，在五道口的鐵路旁邊停下，等待火車開過。

有時，他離開和比利時人合租的小房子，經過正在建設的鳥巢，搭公交車去位於朝陽區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旁聽一節哲學課。他也會和基督教教會認識的朋友們向北走，去北京體育大學附近的一家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英語。還有五道口西邊新開的地下音樂據點 D-22 酒吧，在那裏他可以見到最先鋒的中國獨立搖滾樂隊，也可以認識其他留學生。

這些留學生裏面或許有剛從天津趕來的 Casper。他來自歐洲，當時是一名中文專業的本科生，也拿到了中國政府頒發的獎學金，到天津學習漢語。

那是北京奧運會之前的的中國，本科生 Alice、Hans、Casper 們，拿着中國政府慷慨的獎學金來中國學習中文。他們還沒有建立起什麼學術興趣，只是第一次接觸這個國家，但已經共同地感受到一種開放的氛圍。

差不多同一時間，也有一些早已嶄露頭角的在中國研究學者，在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上進行在地研究。

萊頓大學的彭軻教授（Frank Pieke）就是其中一位。

彭軻是個常常戴着無框眼鏡的高大男人。2004年到2008年間，他在雲南省委黨校和幾個地方黨校進行田野調查，還走訪了中央黨校、北京市委黨校和一些提供幹部培訓的大學。基於這些調研，他寫成《好的共產主義者——當代中國的精英培訓和國家建設》一書，解讀黨校如何培訓共產黨幹部，審視中國的國家治理策略。直到現在，《好的共產主義者》仍然是海外唯一一本基於對中國黨校系統實證研究的專著，幫助海外學界理解中國的幹部培訓系統。

在彭軻周遊中國做調查的同一時間，來中國留學的外國學生數量正在逐年上升。2003年，中國教育部發布了一項行動計劃，希望能克服非典疫情的影響，擴大外國留學生的規模。來華留學生的數量從2003年的7萬多人一路上升到了2019年的接近50萬人。隨後的數據，外界再無從知曉。

包括 Alice、Hans、Casper 在內的一代更年輕的學者，都看到了彭軻們所做的研究。當選擇進入學術界時，他們結合自己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和學界內嶄新的研究成果，最終決定了中國研究這個領域。

從美國的本科畢業之後，Hans 重返中國，在南方一所大學裏又學習了一年中文。他此後回國讀完中國研究的碩士和博士。現在，他說，中國已經是他的世界的一部分了。

而 Alice 和 Casper，也找到了各自的研究主題，成為了中國研究學界的年輕血液。

鐵幕升起之後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正式建交。

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鐵幕」緩緩升起，外國學者獲批進入中國做研究。7名美國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是先行者，隨後三年裏，更多國家的學者也來了。

他們興奮又緊張。在那之前的三十年裏，研究中國大陸像是隔岸觀火，他們的研究地點只能在台灣或者香港。

現在，這個神秘的大國終於警惕地打開大門，研究者們源源不斷地擠了進來。

後來成為了中國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的彭軻，那時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當時關注的是，普通人如何被突如其來的改革影響。

彭軻的第一站是北京。1982年，他先去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接着又去了北大唸書。

雖然他可以在北大的教室聽課，可以去參加社會學家的有趣的講座，但他仍感到和外部世界隔絕。即使在同一間教室裏，下課之後，他和同學們也難說有交集。

這種對外國人的管理，是一種「共產主義的方式」。在視頻通話那頭，彭軻說。

在「共產主義」中國和世界隔絕的三十年裏，西方出現了一個新的學科：China Studies，中國研究。

顧名思義，這是一門研究中國的學問，是衆多區域研究學科中的一員。它聚焦在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涵蓋範圍很廣。換句話說，中國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

幾乎同個時間，「開眼看世界」的風潮從中國的大學裏發展、蔓延出去。中國學者們開始摒棄「外國人不懂中國」的刻板印象，從新鮮翻譯的外國學術著作中汲取新的視角和學術規範。

「中國研究」這個詞在這時進入中國社會的視野。80年代末江蘇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叢書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套書叫「海外中國研究」。

叢書中最早出版的專著，正是來自那些在中共建政之後的二三十年裏成長起來的外國學者。這些早期的書籍多聚焦中國的近現代史，也就是1949年之前發生的事情。

這就和一門更早出現的學科「漢學」的領域混淆在了一起，但中國研究和漢學並不能劃上等號。

漢學研究的是漢語言、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中國古代典籍和傳統等，和中國研究的領域並不完全重合。但探究當代中國的社會脈絡，往往離不開追溯歷史和文化傳統，因此兩者常有交疊。一些中文媒體至今也常常誤稱一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為「漢學家」。

但回到80年代，剛剛進入中國的學者們，哪些是漢學家，哪些是中國研究者？這個分野其實並不清楚。這個國家對他們來說太陌生了，只能先虎頭虎腦地進來，看看能得到些什麼。

衝突很快就出現了。

收錄外國學者相關論文的書籍《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提到，1981年，一位在中國農村做調查的美國研究生和當局起了衝突，隨後中國決定延緩所有由外國人操作的長期田野調查。

但短期的調查仍然被容許。從那時開始，中國各級政府就壟斷了這方面的話語權，究竟哪些信息是外國人可以接觸和了解的，始終都沒有清晰的界定。

就在外國學者和中國政府好奇又謹慎的互相打量之中，中國研究的學科框架慢慢建立了起來。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在1949年之後的真實面貌，對外部世界來說曾經是一塊缺失的拼圖，就這樣被填補上了。隨後，中國研究的課題開始深入社會肌理，越來越細化。

彭軻當時來到中國時，懷揣的的問題是：「這個奇怪的國家到底是什麼？」「改革到底是什麼？」

他帶着這些問題多次往返中國，一直到1989年，六四前夕。

32歲的彭軻又去了北大訪學。他幾乎每天都騎着自行車去廣場遛達，全程目睹了運動如何從悼念胡耀邦而起，逐漸轉變成全國性的抗議和學生與政府的對峙。

彭軻說，六四事件對中國研究這門學科本身產生的影響有限，但對於他，還有那些為數不多的同輩學者來說，六四就像是一根刺，決定了他們對中國政權憤怒和失望的態度。

這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研究這門學科的窘境。

中國研究是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分支。而區域研究是冷戰之後在美國學界發展起來的，帶有強烈的美國中心主義色彩，為的是讓美國在戰後更好地應對來自蘇聯、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的威脅，並更好地了解遠東、中東和非洲等地區。

但隨着學科的發展，中國研究早已經脫離了冷戰的語境，研究對象也並不都是敏感話題。真正進入學界任教、做研究的中國研究畢業生，只是這一龐大的社群中的少數。許多學生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畢業後方便和中國做生意。

但當代歷史和政策是無法迴避的研究課題，這些都會不可避免地衝擊官方敘事，也無法受到中國政府嚴苛的學術審查的規限。學者們自然也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他們的取態不可能完全跟跟着中國政府的指揮棒走。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紅線」始終模糊，似乎也無遠弗屆。於是，衝突就出現了。

這些零星的衝突，是不同社會制度和學術文化碰撞之後的必然結果。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它們並沒有影響到整體的趨勢，那就是對中國的研究會越來越深入，中國會越來越開放。但接受端傳媒的採訪的學者們說，這十年來，這樣的趨勢恐怕正在逆轉。

你是間諜嗎？

如今，Hans 已經拿到了博士學位，回到了中國，找了一份與學術無關的駐華工作。

經歷過北京奧運會之前的寬鬆氛圍，他明白在地觀察中國是多麼重要和迫切。這不是一個外國人類學者可以輕易走進黨校做研究的時代了，現在的關鍵詞是「脫鉤」。但越是這樣的年頭，在地的觀察就越是一種稀缺品。

五道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每天鳴笛經過的火車消失了，鐵軌被埋在了新修的景觀公園裏，這裏變成了一個平平無奇的商業區十字路口。從華清嘉園裏生長的互聯網創業公司，現在變成中國幾家互聯網巨頭，用短視頻、外賣、打車等線上服務顛覆着普通中國人的生活。附近的留學生明顯變少了。那個聚集過許多留學生和樂隊的 D-22 酒吧，2012年改了名字，2015年則徹底停業。

現在 Hans 恐怕也很難再去一所大學旁聽哲學課了。在新冠疫情之後，中國的許多大學紛紛關閉了校門，不再對社會人員開放，師生也需要像 Alice 那樣刷臉進校。

Hans 曾經教過英語的打工子弟學校，在2011年迎來了一波關停潮。2017年底，北京大興的一場大火誘發了驅逐「低端人口」的運動，居住在北京的打工者越來越少了。

就連北京語言大學也經歷了變化。2021年，哈佛大學把原先與北京語言大學合作開設的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哈佛北京書院」搬到了台北。項目負責人稱原因是北京語言大學「缺乏友善態度、處處刁難，特別是在取得教室及宿舍等問題上，面臨許多溝通上的困難」。儘管北語否認哈佛的說法，但這個重要的中文暑期學校已經更名為「哈佛台北書院」，在台灣大學落地生根了。

現在，對於研究中國的學生學者們來說，要衡量的因素也多了起來——如果希望以後多和中國打交道，那麼贊助者會否被中國當局認為是「敵對勢力」，就需要額外考慮。

Hans 覺得，「政治的變化其實一直都在」，但過去幾年裏的劇烈變動，「讓很多議題都混在了一起」。

這些關於當代中國的議題，比如中國的社會控制、民族宗教和人權，有一些屬於學術範疇，有一些是媒體關注的焦點，還有一些會成為西方國家制定中國政策的參考。但如今，這些內容都被打包進了一起，成為了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互相投擲的彈藥。

這種混雜，對於這些了解中國的學者、學生來說，最後演變成了深深的疑慮——這個國家還值不值得再去研究。

「對於一些學者們來說，一個下意識的變化是，能去也不想去了，因為不確定有沒有風險。」Hans 在視頻那頭說出了他的觀察。

接受端傳媒採訪的學者們，都無法確切說出，變化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但是他們能確定，是一件件累積起來的小事，把他們和這個國家越拉越遠。

2018年12月，華為公司的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轉機時被捕。美國指控華為香港子公司星通（Skycom）與伊朗的業務往來違反美國製裁伊朗的規定，因此請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到美國受審。

這起事件引發了中國、美國和加拿大持續接近四年的外交糾紛，也在中國國內掀起了一波波民族主義的浪潮。

就在加拿大警方應美國政府的要求逮捕孟晚舟之後不到一週，中國當局抓捕了加拿大人 Michael Kovrig（康明凱）和 Michael Spavor，並指控他們是間諜。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在報復加拿大。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了 Hans，以及許多和他背景相似的中國研究者和觀察者。他們供職於學術機構，諮詢公司，媒體，也可能是外交官，或多或少在中國生活過。

用 Hans 的話說，「兩個 Michael」都是他們的身邊人。

2020年，新聞頭條變成了澳洲公民成蕾。她後來被指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在中國監獄裏服刑三年，2023年10月終於被釋放，回到了澳洲。

這些接二連三的事件讓 Hans 們意識到，外籍身份也不是一道平安符。

駐華記者圈子裏，那些做出重要的調查報道的記者，會被整個圈子敬重。但這些人往往因為這樣的重磅調查，比如對新疆的報道，而和中國漸行漸遠。

而中國研究學者，如果能夠進入體制內做訪談，或者有內部視角的洞見，也會被人稱讚。但這些看的往往是時運。

彭軻當年得以進入神秘的黨校系統，是因為他90年代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的一位聯絡人，後來成為了雲南一名「重要的省幹部」。這位領導曾經在雲南省委黨校上課，認識了那裏的許多老師。在他的安排下，彭軻和雲南省委黨校的教授段爾煜建立了聯繫，後者幾乎答應了彭軻所有的要求，包括住在學校，採訪學生、老師和管理人員。

段爾煜同時還是雲南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在雲南黨校系統中也有廣泛的人脈。通過段爾煜，彭軻深入到了地市黨校之中，積累了更多觀察。在當時，這被當作了改善黨校的國際形象和知名度的機會。

而現在，即使學者有人脈，這種經驗恐怕也再難複製了。

Hans 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的移民政策，某個中央政府部門是這一話題極其重要的研究場所。他花了很久把該部門所有的公開文件都看了一遍，也了解了各方面持份者的意見。

但他自始至終都清楚，最關鍵的這個研究場所，他一個外國人，是不可能以做研究的名義接觸到的，因為那裏隸屬中國的公安系統。

他唯一能接近的路徑，是偶爾到這個「現場」去：站在馬路上，看看部委辦公的大樓有沒有什麼變化，是不是多了新的牌子。最後再躲開保安，遠遠地拍一張照片。

即使這樣，他還是會擔心，門外的攝像頭會不會記錄下一個躲躲閃閃的外國人，最後通過人臉識別技術找到他。

「我也盡力了，但只能做這麼多了。」Hans 說。

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斷裂已經昭然若揭。但此前幾年，如今在歐洲一所大學的東亞研究系擔任助理教授的 Casper， 就已經感受到了氛圍的變化。

2016年，Casper 在中國做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適逢國家安全宣傳日，一些官方媒體發布了一幅漫畫，流傳很廣。

在漫畫裏，外國男子大衛（David）在聚會上遇到了在外宣部門工作的公務員小李，對她一見鍾情。大衛在和小李交往之後，「誘惑」她交出了國家機密，自己卻消失不見。小李直到被警方上門，才知道原來大衛是個外國間諜。

這幅漫畫有個名字，叫《危險的愛情》。

Casper 記得，在這個漫畫流傳的那段時間，他在做田野時也有人問他「你是間諜嗎？」他分不清楚，這些問題有多少是玩笑，有多少不是。

Casper 的田野調查題目如今看來也頗為敏感——農民工的抗議和罷工，他對這個話題的興趣在大學時就埋下了。在天津學習的那段時間，這座城市正在為協辦北京奧運會的足球比賽做準備。新的體育場、地鐵、高速公路、博物館和航站樓，大批建築在這兩座北方城市拔地而起。Casper 常常溜達到這些工地裏，和工人聊天。餐廳的服務員也熱情地陪他練習中文。

Casper 回憶，和外界印象不同的是，2015年左右，小範圍的罷工和工人運動並不少見。但如今，三年多沒到中國了，判斷真實的情況有變得困難起來。

事後回想，一些線索似乎也是從那時起變得清晰起來。Casper 做田野調查的時候，碰上了女權五姐妹事件，隨後是非政府組織面臨的全面打壓，以及對維權律師的清肅。

Casper 帶着豐碩的田野成果回到學校，完成論文，拿到博士學位，並順利謀得教職。但那已經是2021年了，中國的大門因為新冠疫情關上了，中國研究這一學科，也隨着地緣政治的變化面臨着新的挑戰。

2019年，彭軻作為德國智庫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的新任總裁，曾有過一次短暫的中國之旅。在北京，他見到了剛接任中國駐德國大使的吳懇。

彭軻說，德語專業畢業的吳懇，用德語指責墨卡託「反華」，說他們在對中國做一些「可怕的事情」，還說如果繼續下去，墨卡託將會變成「中國的敵人」。

那是彭軻最後一次去中國。2021年，中國製裁了「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利益、惡意傳播謊言和虛假信息」的10名人員和4個實體，為的是反擊歐盟針對新疆人權問題對新疆官員和生產建設兵團的制裁。這其中就有兩位學者，以及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

「有人真的知道中國內部在發生什麼嗎？」

一個國家需要讓外部世界準確地認識自己。一個太過神秘而陌生的國家，只會讓外國投資者和遊客都敬而遠之，難以與世界產生有價值的互動。

中國政府顯然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正在更主動地塑造中國在學界的形象。

在官方語境中，漢學和中國研究的領域被涵蓋了一個詞彙：「中國學」。它帶有更多的官方色彩，更多是為了給中國製度的優越性背書。

中宣部2023年主辦的「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就是一個寫照。習近平給論壇的賀信裏寫到：「中國學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

只是，中國政府希望外國學者們看到、推廣的中國形象，和這個國家這些年真實的變化或許並不相符。

學術的風向標始終隨着社會氛圍轉動。這些年來，中國研究者的觀察重點發生了傾斜，正正折射出了最新的時代氛圍。

中國研究核心期刊 China Quarterly 主編 Tim Pringle 在BBC中文網2022年的訪談中，提到過去十年裏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最近幾年裏，新疆、西藏和香港也是高頻詞。

端傳媒分析了 China Quarterly 發表的學術論文的關鍵詞，發現香港、新疆、西藏、審查、民族、女權主義，的確在過去五年裏反覆出現。而精英政治、中美關係、地方政府、威權主義、非正式制度、一帶一路，則是近十年來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對象。

這些研究主題的大背景，正是中國和西方世界愈發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中國將外界對其海外投資、社會控制和人權爭議的指控，都視為偏見和對中國崛起的阻撓。

與此同時，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敵意，在標題聳動的短視頻和外交部的戰狼發言中緩慢滋長。

審查升級、社會氛圍變化、涉外法律修訂還有新冠突然爆發，所有因素疊加在一起，最終把大多數外國學者們擋在了國門之外。

彭軻的判斷是，「中國的大門正在重新關閉。在中國進行真正的田野調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

這又帶來了一種新的研究趨勢：在中國以外研究中國：研究者不需要親身進入中國，通過收集數據或是線上訪談，完成調研工作。或者，學者研究的主題本身就是中國在海外的影響。

但新趨勢也產生了新後果。

彭軻說，現在能對西方國家的中國政策產生影響的智庫報告，往往是由「對中國毫無興趣的人」書寫的。這些「中國專家」很難親身到中國去，離真實的公共討論也很遠。這也造成報告往往是在重複之前輿論對於中國的偏見和固有的觀念。

「所有人都說中國很邪惡，但他們有人真的知道中國內部在發生什麼嗎？」彭軻發出了疑問。

在2022年的採訪中，China Quarterly 主編 Tim Pringle 說，「在中國以外，研究機構要確保中國的威權主義不會蔓延到自己的國家和機構。在一些國家，這種偏執的恐懼已經被用作恐華的藉口。」

彭軻對學科的現狀感到失望。但他說，無論如何，中國研究都會在缺少對中國實地研究的情況下，繼續發展。

而 Casper 告訴我，經過疫情的三年封控，一些研究者突然發現不需要實地到中國去也可以完成研究、發表論文，於是就對去中國做研究興趣寥寥了。

更多時候，外國學者只能仰仗人在中國的合作者，甚至直接使用合作者的數據。可身在大陸的中國學者，面臨的風險遠遠大於海外的外國人。後者只是沒辦法再回到中國，前者卻真的可能因為研究本身坐牢。

更讓彭軻難過的是，會中文這件事，在現在的中國研究者中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因為在中國的在地田野調查變少了，研究者們即使能講一口地道的普通話，也很難有用武之地。而且，翻譯軟件快速發展，閱讀中文的能力也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在三十多年的學術生涯裏，彭軻大概做過上千次的中文訪談，他用中文開講座，也可以和路上見到的普通人自如地交談。

但在我們的採訪中，彭軻選擇了英文。

「我現在跟你說英語本身就是一種象徵。我以前完全可以用中文接受採訪，但現在不可以了，因為我五六年沒說過中文了。」

Casper 或許會對彭軻的觀察有深刻的共鳴。

歐洲學界最近幾年出現了一種他無法認同的觀點：和中國學者做研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而正在抓間諜的也不僅僅是中國，多個西方國家過去幾年裏都公開過據稱是中國間諜的案件。

2023年，美國逮捕了兩名涉嫌向中國提供機密的華裔海軍水兵。2022年，英國軍情五處說律師李貞駒（Christine Ching Kui Lee）長期為中國政府工作，試圖滲透英國政界。類似的新聞不一而足。

兩邊都在抓間諜，Casper 覺得這已經影響到了學術自由。但他覺得學界一定不能循着一套既定的敘事，將中國社會看成鐵板一塊。

「在這麼一個糟糕的階段，我很難去提出一些具體的批評，尤其是很難避免你的批評被一些右翼的混球當成某些象徵。」Casper 不無惋惜地說。

尾聲

Hans 回到了中國。根據他自己的衡量，那種隨時降落的風險，還沒有積累到讓令他回不去的地步。

這件事描述起來有些黑色幽默。Hans 說自己沒有做出過最有價值的研究，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他，讓他仍然可以回到中國。

Casper 還在猶豫。他和中國合作者相處愉快，但苦於拿不到官方的數據。他可以通過滾雪球的方法找到訪談對象，通過視頻做線上研究。他強調了很多次，那些不敏感的課題，還是可以做下去的。

於是在訪談裏，我開玩笑地說，你已經是個中國人了——所謂的帶着鐐銬跳舞，或者在禁區之外找選題，中國記者們再熟悉不過了。

在採訪中，Alice、Hans、Casper 不約而同地要求化名，並且希望看一看他們被引用的部分。

我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這些年來，稍微熟悉中國輿論環境的人，公開發言都會十分謹慎。作為一名記者，需要擔心個人觀點被人惡意解讀，扣上帽子，也要時刻留意着，稿件是否會給受訪者帶來麻煩。

有時候，涉及到敏感話題的報道，受訪者不經意間的一句話，就會帶來後果，但他們自己可能意識不到。

從新聞專業操作上講，給受訪者看稿是一項大忌。但在當下的中國，保護自己、保護受訪者，才能繼續生存。於是，在議題敏感、被明確要求的時候，給受訪者看他們被引用的話和觀點，變成了折中的選項。

Casper 也明白這一點。在他的研究中，保護說話的人，和對方明確解釋研究課題並確保通訊安全，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倫理。

Hans 也理解我們雙方的顧慮，他說，一篇很好的報道是一回事，但為了這個報道可能會犧牲一些人的安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已經是個中國人了」，我也「認證」了 Hans 的身份。

不過，「老牌中國人」彭軻卻從來沒有提到化名和看引語的事。

「我老了，」彭軻說。

他66歲了，不打算回中國了。沒有什麼具體的研究需要他回到這片土地了。

現在，他的重點放在關於當代中國的更宏觀的東西。他想跟上中國的變化，了解外部世界該怎麼跟中國相處，但這也越來越難了。他不覺得自己已經上了某種黑名單，只是這些年的變化讓他擔心，一旦中荷關係或者中歐關係出現變化，他又剛好人在中國，那麼就可能成為那個代罪羔羊。

彭軻不願意承受這種風險，「只要他們還在隨便把人們放進監獄，我就不想再去。」

（Alice，Hans，Casper均為化名。應受訪者要求，他們的部分個人信息進行了模糊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