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期,最為香港市民熟悉的網絡用語是:「咁係因為你悲觀,我睇到由治及興帶嚟嘅好處。(這是因為你悲觀,我看到由治及興帶來的好處。)」2022年起,香港政府多次提到社會經歷街頭運動和國安法後復常、經濟復甦,香港已經「由治及興」。然而,我們每天都讀到香港經濟數據下行的新聞,民間甚至出現諸如「磚頭(置業)神話破滅」、「國際金融中心遺址」的說法。端傳媒將以一系列專題報導,從宏觀政策分析、數據整理到小市民訪問,嘗試理解香港的經濟實況。此為「香港經濟系列」第一篇,請密切留意後續報導。
在近來的香港,盛事經濟成為一個熱門詞。「盛事活動有助吸引更多旅客,也讓市民有更多娛樂休閒選擇。未來我們將舉辦更多盛事活動,並加強統籌協調,擴大活動的經濟及宣傳效益,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新發布的2024/25年度財政預算案,陳茂波繼續著墨盛事經濟,將預留一億加強未來三年的盛事宣傳工作,又宣布每月在維港舉行煙火匯演和無人機表演,「全方位打造香港品牌。」
自今年初美斯訪港之後,港府揭開盛事經濟的序幕,陸續推出多項大型活動。港府公佈,上半年有80多個盛事活動,全年將有超過150個盛事,涵蓋文化藝術、體育賽事、金融經濟、會議展覽等活動,惠及旅遊、酒店、餐飲等行業。據港府估算,每150萬名遊客可為香港帶來約 0.1%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即大約28.4億港元。
在疫後第二年,香港盛事特別多。然而,2024年的頭炮盛事爭議不斷——2月初,先有國際邁阿密來港表演賽,球王美斯在公眾累積已久的期待下並未落場參賽,商業事件迅速陷入政治漩渦;月中的12米飄浮紅心氣球 Chubby Hearts,引發公眾討論盛事活動撥款涉利益衝突。
踏入三月,港府又宣布推出「藝術三月」,將舉行Art Basel、「藝術@維港」、「ComplexCon」等文化盛事,另外亦舉辦高爾夫球賽 LIV Golf、國家盃場地單車賽和三項鐵人世界盃這些體育賽事。
這些盛事能重塑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形象嗎?端傳媒整理政府公佈的86多個盛事資料,並訪問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顧問張炳良,以及任職公關公司的公共事務顧問忻浚賢,從公共政策和公關的角度探討港府力推盛事經濟所為何事?目前盛事經濟政策有何挑戰?近年政治氣氛下,港府重塑香港品牌又有什麼阻礙?
心急復常,卻是「舊酒新瓶」?
「一個城市經過某些挫折,它要令外間注意,或者作為一個自我提振的作用,都會搞一些大的事情。」當張炳良聽到港府提出盛事經濟,他第一感覺是「很正路」。
眼下的香港,正正經歷挫折。一方面,香港疫後的經濟復常不如預期,2023年 GDP 全年實質增長為3.2%,低於市場預期的3.4%,樓市和股市整體下跌;而訪港遊客量有3400萬人次,回復至疫情前的一半。另一方面,西方政界和媒體對香港的評價負面,如最近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在《金融時報》撰文提及「香港玩完論」,引起政商界熱議。
張炳良形容,政府「心急」,「中央對特區有期望,希望儘早能夠 『由治及興』。」但回顧疫情發展,香港通關較其他地方慢,致經濟復常 「蝕底」(吃虧)。
「我們是遲了,不只是說時間上遲過其他地方,而是我們本來有條件早點通關。」比較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張炳良稱香港若進取一點,和鄰近城市的疫後競爭,就不會落後這麼多。他認為「搞盛事是對的」,可以 put Hong Kong on the map(將香港放在地圖上),但提醒「盛事不可以做得太濫,因為太濫就不是盛事。」
任職公共事務顧問的忻浚賢,同樣看到港府力求「有為」的狀態,他認為盛事經濟是疫後港府政策的延續,從「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到「夜繽紛」,承接施政主旋律,最主要想傳遞的訊息是:Hong Kong is back(香港回來了)。
忻浚賢認為,盛事在香港並非新事,反而是「舊酒新瓶」,因為盛事經濟、展覽經濟、舉辦演唱會以前一直有做,只不過「這個時間點是新的」,特別的是「有沒有這麼大張旗鼓,highlight 盛事去振奮經濟。」
翻查資料,舉辦盛事是港府在困難時期常見的路徑選擇。在2003年經歷 SARS 疫症後,董建華政府就撥款「維港巨星匯」、贊助皇家馬德里訪港,翌年又設立「M」品牌計劃,以配對撥款和直接補助金支援大型國際體育活動,計劃延續至今,今年更有17個大型體育活動獲 M 品牌認證。為人熟知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和世界女排聯賽就是 M 品牌活動。
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曾蔭權任內的政府亦在2009年設立「盛事基金」(Mega Events Fund),支持非牟利機構籌辦大型文化、藝術和體育活動,基金運營至2017年。到現屆李家超政府,則在社會運動和疫後的2023年成立「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吸引國際文藝活動在港舉行。
從公關的角度出發,忻浚賢指出盛事比起其他政策如創科發展、十四五規劃,較容易令市民理解;如美斯訪港這種盛事,政府能呈現給市民看,「我現在面對經濟困難,我是有解決方案的。」
除了美斯訪港,時裝設計師Anya Hindmarch策劃的巨型紅心裝置 Chubby Hearts 同樣是較多人留意的盛事。一顆直徑約12米的大紅肥心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懸浮,另外也有「細心」在深水埗、尖沙嘴、油麻地廟街等地區「快閃」展覽,11天活動獲政府資助780萬港元。
這些漂浮奪目的心心在情人節展至元宵節,營造浪漫的氣氛,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在小紅書和 Instagram 上,Chubby Hearts 都是熱門的標籤,很多人上傳與心心的合照和情侶合照。據主辦方統計,首三日參觀總人數約20萬人,遊客佔比兩成,至活動結束共吸引70萬人參觀。
這個活動是較多人看得見、參與到的盛事活動。然而,觀乎政府公佈的80多個盛事活動,忻浚賢指出市民的期望或有落差。以時尚藝術活動「宋懷桂:藝術先鋒與時尚教母」為例,忻浚賢認為活動質素是高的,請過來的人也厲害,但可能是特定界別的人才會欣賞,普通公眾或覺得有距離。
「盛事 by default(默認)是完全面向公眾的東西,應該老少咸宜,最後他找的 option 未必是這樣。」忻浚賢說。
多便是好?還是以質取勝?
至今 ,港府未對盛事(Mega Events)有明確的定義,但據政府「文化藝術盛事基金」的申請指引,「盛事」是指對香港產生顯著和即時經濟、社會、文化效益的活動類別,該等活動的規模亦應屬於全港性質,並可吸引本地、地區及國際參加者或傳媒報導。雖然這個闡述未必是港府就「盛事」的通行定義,但可一定程度反映港府對盛事標準的理解。
端傳媒整理港府截至2024年2月24日的「盛事年表」,發現所列的86項盛事活動數量可觀,但未必全然符合這些特質。據統計,屬於全民參與的全港性質活動不到一半,很多活動要具備相關背景人士或業內人士才可參與。例如,展覽活動如春季電子產品展、香港時裝節、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便列明,「只供18歲或以上的業內人士參觀。」但在所有盛事中,最大類的便是會議展覽,有32項,佔比近四成。
較全民普及參與的,多屬於文化活動、體育活動和節慶活動,分別有20項(23%)、15項(17%)和5項(6%)。其餘活動屬於金融經濟9項(10%)和創科活動5項(6%)。
另外,「盛事年表」亦把過往多年已有舉辦的舊活動整合入表。據統計,盛事活動有六成是舊活動,如除夕倒數、包山嘉年華、香港國際電影節等。目前已舉行的活動中,較有傳媒關注和公眾迴響的新活動只有2月初的美斯訪港,以及2月中的 Chubby Hearts。
在忻浚賢看來,盛事「量多未必一定是好 」,「用量取勝,還是用質取勝是問題的關鍵。」
「現在是量多,但給人的感覺很零碎。政府會不會調整他的策略,在下一輪活動以質取勝,集中資源爭取一些高質的盛事來港,從而『省靚』(刷亮)香港招牌, 而不是你做80個,但是分散了資源,分散了宣傳成本。」忻浚賢認為,一般人感覺到很多活動在身邊發生,但看不到那條主線是什麼。
站在官僚角度,大量盛事對政府來說也可能構成行政壓力。張炳良同樣指出,「盛事不是一個簡單的量的問題」,背後的策略是很重要的,處理要很小心。他擔心,「短時間很想做很多事,等於我們一般講打仗,你開很多戰線,後勤配備配給是不是足夠呢?是不是趕得及呢?整個政府也好,或者就算私人機構、商業機構去參與一起做,人手很多,會不會增加人手呢?」
從近來的盛事觀之,不少活動都有失當之處,跟上述的原因會否有關?去年尾獲政府頒授 M 品牌和政府資助1700萬港元的世界場地越野車錦標賽首次在港主辦,但開賽前臨時取消龍和道長直路段,令賽道總長度縮至只有800米,賽事更推遲近4小時開始,事後協辦方承認籌備時間僅用大半年,「所有事情都是逼出來。」
至於今年頭炮盛事活動美斯訪華,政府原向主辦方 Tatler Asia 提供 1600 萬港元的配對撥款,過程政府「特事特辦」,三個月內審批至少提前6個月的申請。但最後美斯未有如期出場,公眾關注政府是否做好把關角色。
「過去正常的情況下,可能香港一年不會搞那麼多盛事, 你現在短時間內,要搞很多盛事,一定是人手『踢腳』(手忙腳亂)。所以有時看到『甩漏』(錯漏)。如果你說給多些時間去策劃,可能這些『甩漏』比較能夠處理到。 」張炳良不反對舉辦盛事,但強調要有技巧和用心舉辦。
翻看香港盛事的歷史,事實上香港雖有成功舉辦的盛事,但舉行盛事並非易事,且常常出事。在董建華年代,港府在 SARS 後的「特殊情況」贊助香港美國商會1億元舉行維港巨星匯,但活動在倉促籌備下問題叢生,重點節目滾石樂隊演唱會一再變卦,安排混亂。另門票售賣不理想,審計署的公眾意見調查顯示60%受訪者認為巨星匯大體上失敗。
行政長官亦就此專門設立調查小組,報告建議日後政府必須審慎考慮,充分評估計劃的優點和可行性,以及倡議人的能力,「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以時間緊迫為理由而摒棄合理的步驟。」
而橫跨曾蔭權政府和梁振英政府、獲政府注資2.5億港元的「盛事基金」,亦在2014年被審計署批評,指活動吸引旅客及製造就業成效成疑,其中基金資助的活動大部分是重覆舉辦,而基金未有資助過任何的國際盛事來港舉辦,另外部份團體亦涉不當行為,最後基金在2017年停止運作。
政府做「編劇」,民間的活力能激發嗎?
在這次的盛事經濟中,港府的角色是主動出擊,特首李家超提出,「政府是編劇、是監製,業界經營者和從業員要共同演好項目內容、產品、服務的角色,使旅客有嚮往再來和樂在其中的經歷。」
端傳媒翻查盛事名單,亦見約一半大型活動是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舉辦。政府的角色是否應該如此主導?港府做編劇的角色是否適合?張炳良認為,政府有些情況扮演主導和積極配合的角色「可以理解」,但「透過盛事本身帶動社會釋放那種活力出來,一定是要業界、商界、市場、民間擁抱這個盛事,不能說整件事都是政府、公務員官僚搞出來。」
現時,政府已成立跨部門盛事統籌協調組,由財政司副司長出任組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出任副組長,成員包括相關政策局、部門和法定機構代表,統籌協調組會確保在香港舉辦的盛事得到充足的支援。
忻浚賢認為「政府做協調不是不對」,「但去到做編劇和導演的時候,我們就要問政府有沒有足夠的 knowledge 或者 expertise ,或者有人給足夠的意見它,應該搜羅些什麼活動來港。」
在他看來,現在的決策過程似乎較由上而下,但底下的部門如旅遊發展局應更有專業技能,但不清楚他們能有多大的自主性,究竟是否由專業人員帶領這件事,還是由高層構思,下面再幫忙執行。
「我要做埋編劇,我要做埋導演,這句話的 implication 是我做埋 content(內容)。現在不是說搭個場地要人來拍,而是我要拍東西,這就要求你要有一定的知識,才知道拍什麼才行。」忻浚賢說。
在政府的架構中,除了新成立的盛事統籌協調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下也有一個「文化藝術盛事委員會」,負責向政府提出建議,吸引文化藝術盛事,以及協助政府審議文藝盛事基金。該委員會主席鄭志剛表示,「很多委員自己人脈非常強勁,協助在全球搜羅盛事、名人、歌星來港演出。」
忻浚賢說,這些委員不是不好,他們代表某個 sector(界別),但搞盛事未必要集中這些 sector。更進一步,忻浚賢認為盛事不應只想引活動來港,而要想一下內部可以做什麼,如重新包裝太平清醮、舞火龍,最好做到像日本「青森睡魔祭」那樣,可以帶動周邊的收益。
查閱委員名單,該委員的主席是 K11 創辦人鄭志剛,副主席是曾任政府經濟顧問、現香港演藝學院司庫陳李藹倫,其他委員多為曾任或現任文化機構的管理層。
據文體旅局網站顯示,這個委員會今年資助的項目包括 Chubby Hearts Hong Kong、金庸百年誕辰紀念 · 江湖雕塑展、ComplexCon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等。當中,獲政府贊助780萬港元的 Chubby Hearts 是今年首個活動,被揭審批委員會有兩人涉利益衝突。其中 Chubby Hearts 設計師為鄭志剛旗下商場的店舖租客;基金委員嚴志明則同時是主辦單位香港設計中心的董事會主席。
政府回應表示已嚴格按照既定機制作出利益申報。另亦有藝評人批作品「製作粗糙」、「沒有藝術或美學價值」。
如果沒不同,沒必要來港
回到初衷,港府力推盛事經濟是宣傳香港品牌,重塑香港亞洲國際都會、盛事之都的形象,彰顯香港的獨特性。但近年政治氣候下,香港還能吸引大型國際活動嗎?香港還有獨特性嗎?香港經驗還有人嚮往的嗎?
張炳良說,香港舉辦盛事仍有優勢,因為香港既有傳統且有能力,是長期舉行盛事的地方,場館和配套可以配合,其吸引力不單是活動和會議本身,還因為香港是一個區域性的中介點。不過,港府雖早在2001年推廣「亞洲國際都會 Asia’s World City」 這個品牌,但張炳良認為港府做得不算成功、不夠認真,「因為以前太風光了,瞓係度都贏(睡在這裡都贏)。」而香港亦缺乏亞洲視野,長期忽視亞洲。
歸根結底,張炳良直言,「不要以為搞盛事,就很輕易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 」他認為,「原因不是不夠盛事 ,而是外界怎樣看香港,或者國際的輿論 perception 是不是覺得香港沒有了角色。」
張炳良表示,重點是不斷問清楚,香港的獨特性在哪裡,因為很多人去巴黎、日本、北京一遊,非追求什麼新景點,而是「來過本身就是重要」;以前大陸人來港,是體驗一下受英國人統治的地方跟中國本土有何不同,外國人來港則是既看到國際化的一面,又看到中國文化的一面。如今回歸多年,「我們就問,(香港)跟內地的城市有什麼不同? 如果沒有什麼不同,他沒必要來香港的。」
對於大型國際盛事,張炳良認為舉辦地本身已蘊含訊息,「如果香港被國際上認為是一國一制、沒有了特色的時候,可能內地城市更加說,你不需要來香港,不如來我們這裡。」
在2023年11月,香港舉行「同樂運動會」,這場舉辦了40年的同志界國際盛事,首次在亞洲舉辦,似能彰顯香港獨特多元和國際形象,但政府卻好像在盛事上差別對待,沒有大力支持和宣傳?
張炳良則認為同志議題有爭議性,政府很小心處理是“fair enough”的,因為社會客觀存在不同的聲音,政府要讓社會看到它並非站在某一邊。張炳良認為,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任主禮嘉賓「挺勇的」,「這件事本身都顯示香港還是相當包容不同的活動。」
回顧歷史,香港曾在1997年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週年會議,2005年舉行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2014年,香港一度舉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財長會議,但後突被中央通知須移師北京,變動被認為與同年籌劃的佔領中環運動有關。
經歷2019年社會運動、2020年港區國安法立法,加上中美惡化的關係,香港的國際形象以及外媒對香港的觀感遭到動搖,香港還可舉辦多國政治領袖訪港的重量級國際會議和活動嗎?
張炳良坦言,目前是「艱難」的,因為西方對香港還是抱有一些成見,不一定很有興趣支持在香港舉行大型國際活動,但香港也不可以「急於求成」。就外媒的報導,張炳良認為西方媒體有偏頗,但也要顧及他們的觀感。
而國安法的問題,他稱從條文來看和外國國安法沒有分別,但香港社會缺乏 manage(管理)國家安全的經驗,要好好學習,不能大小爭議皆國安化,因而窒息香港本來很強的活力。正如同志運動會議題,張炳良反對有人將此與國家安全聯繫起來,「如果什麼都是國家安全問題就死啦,那怎麼處理?所以我們的社會一定要很小心。 」
香港的身份(identity)一直是個糾纏香港的問題,張炳良強調,「客觀上我們(香港)是有些不同、有獨特性,也要善用這種獨特性,不要令到 identity 變成我們的包袱,反而應該變成我們的優勢。」
「今時今日面對一個後一九的局面,我覺得我們不要失去對香港自己本身的信心,也不要以為我們有很嚴重的『不愛國』問題,認為不夠這樣不夠那樣,這樣的話有時我們會矯枉過正。」張炳良認為,官員和香港社會都要重拾信心,「不要以為自己不愛國,不要以為自己動不動 就威脅到國家安全。」
美斯事件之後,看得到的政治風險
站在公關和輿論的角度,忻浚賢認為,國安法對盛事的影響並非犯法與否的問題,而是政治氣氛和輿論方向的問題,美斯事件反映了這一個現象。
國際邁阿密對陣香港聯隊的友誼賽被港府稱為今年頭炮盛事,雖然表演賽門票價錢由港幣 880 元至 4880 元不等,被指是天價門票,但仍吸引高達 200 萬名球迷搶購,並在開售1小時內售罄。賽前美斯的宣傳海報鋪天蓋地,公眾普遍期待這位球王來港獻技。
但是,最後美斯不但缺席賽事,賽後也沒有頒獎、發言、合影,引來高價買票的球迷噓聲四起,在場內高呼「回水」、「Refund」。
事件在2月7日美斯日本作賽後進一步升溫,當日接近午夜,《環球時報》發社評,指美斯和邁亞密國際隊的做法罕見,解釋無法服眾,不排除其做法「有政治動機,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經濟,有外部勢力故意要藉此讓香港難堪。」香港亦出現狙擊美斯的政治化言論,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在7日晚於社交平台X發文,批評美斯的謊言和虛偽令人厭惡,以後不應讓美斯再來港,「港人憎恨美斯、國際邁阿密及幕後黑手有計算地冷待香港」。一時之間,中港兩地的輿論升溫發酵。
最後,主辦方在2月9日宣布將提供50%的退款,而杭州市體育局宣布,阿根廷國家隊3月杭州行取消,原因「眾所周知」,「該賽事舉辦條件不成熟」。到2月19日,美斯在微博拍片解畫,否認因「政治原因」缺陣,稱自己當時大腿內側有炎症並感到不適,亦有加劇傷勢的風險。
以美斯事件為例,忻浚賢認為事件衍生出來的影響是,當一件盛事滿足不到市民的期望,會有人從政治的角度詮釋事件,猜測是不是有人想落香港面、落大陸面,是不是背後有外國勢力,最後要逼到美斯出來否認。
「這個例子被人看到,我來香港會有什麼風險。」忻浚賢說,雖然政治不是完全唯一的因素,但 「如果我是外來的參展商,或者我是搞演唱會,我會考慮這個風險。這是和法律無關,而是政治氛圍。」
忻浚賢認為,近年政府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去政治化」的地方,期望回到回歸前、港英時代那樣沒有政治的地方,但美斯事件的走向相反。「有一些事情你沒有例子,別人是不明白的。現在有例子給別人看到,香港是高度政治化的地方,這個是難度。」
展現香港的吸引力
在平日的夜晚,尖沙嘴海濱遊人如鯽,他們在此觀賞維港利亞港,欣賞兩岸高樓大廈上演的燈光音樂表演「幻彩詠香江」。儘管並非週末和旅遊旺季,但尖沙嘴海濱人數仍然可觀。問及數名遊客是否聽過港府舉行過的「盛事」和「盛事經濟」,他們都說未有聽聞。
他們都帶著自己的期待來香港旅遊,尖沙嘴海濱是必去景點,有的是跟小紅書的熱點打卡拍照。有人想感受一下國際都會,有的則想看一下香港電影中的經典場景。對政府力推盛事活動,他們說「如有適合的活動會過來」,有遊客聽到維港每月將舉行煙火匯演,更表示很吸引,因為中國大陸很多地區都不可以放煙花。
目前,在整體的政策構思中,港府除了舉辦更多盛事,還在5月起定期放煙火和無人機表演,配合節慶盛事,另外亦向中央爭取開放更多的自由行。在3月,西安和青島將成為新一批自由行城市。行政長官李家超仍正不斷向中央爭取,進一步增加「個人遊」城市及重開「一簽多行」。
張炳良認為,香港「自信弱了」,對大陸有一種依賴感,「我們不斷說要阿爺、中央給一些東西,沒有說遇到問題就自己解決問題。」以新加坡為例,張炳良反問若新加坡遊客不夠,難道跟馬來西亞和印尼要多一些遊客?
「你要展現自己的吸引力出來,人們就會回到你那裡 。」張炳良認為, 「關鍵不在於盛事,盛事是 supplementary(附帶的),如果香港是國際舞台中心,盛事將更加有吸引力。」
(端傳媒記者鄭淑華對本文亦有貢獻。)
以前好喜歡看「日本大放送 」。
我在中国天天由治及兴,天天反美向打了兴奋剂一样兴。
說起來台灣城市的盛事也特別多,舉凡跨年演唱會、元宵燈會、花火節、和廟會慶典。尤其高雄剛結束黃色小鴨,然後Coldplay, Ed Sheeran 來高雄開演唱會也要蹭一波。
當然台灣城市不像香港擁有國際能見度,這些盛事多是嘉年華,創造內需,增加市民認同感。但至少台灣城市政府有民意基礎,辦活動的SOP基本已經完整,活動辦不好也會相應調整。基本上市民對政府辦活動不會有太多質疑
香港盛事活動,可以考慮舉辦廿三條之夜,每週慶祝廿三條閩會,慶祝國際金融遺址!
“在他看來,現在的決策過程似乎較由上而下,但底下的部門如旅遊發展局應更有專業技能,但不清楚他們能有多大的自主性,究竟是否由專業人員帶領這件事,還是由高層構思,下面再幫忙執行。”
這段其實才是所謂「香港大陸化」的核心,一種管治模式的範式轉移。搞盛事經濟能滿足特首李家超強調kpi的跑數管治模式,讓他能向中央證明自己的能力與努力。實際效果如何其實不完全是重點,反正到時可以瀨外部勢力干預,一如美斯事件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