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呀Be」初見，是加拿大的初秋。五時許，太陽提前引退，朋友在後院架起帳蓬和營燈準備燒烤，光影綽綽，呀Be開始分享她以藝術形式，為離散港人開小組療傷的經歷，譬如，想像成認識的人給自己寫信，你會寫什麼進去？這小組讓她掉了很多淚，她說，明明社工不應該。
呀Be在反送中運動後到溫哥華，至今兩年了，目前任職本地一個非政府組織，服務弱勢社群。
通電話那幾天，她的情緒特別低落。一月遲來的低溫（攝氏零下十七度）和大雪，以及雪後的巴士司機工潮，把她困在家中，無法如約到基層社區做家訪，更曾在一日內接到兩位服務對象的死訊。她想到去年有服務對象錯踏黑冰滑倒（雪後路面凝成的薄冰），一下子便走了⋯⋯「他們沒接電話，我的心情就下不了班，很擔心，整晚不敢關掉工作手機。」
很多人對溫哥華市中心東端（Downtown Eastside）避之則吉，但那裡不單集中了呀Be的服務對象，更是她尋找結連的起點，有濃烈的情感投射。
「初來時聽說，如果加拿大是天堂，那麼Downtown Eastside就是地獄。我不信，覺得是妖魔化。就像香港人看深水埗，只看到無家者和性工作者，甚至連疫症也一定是從那裡傳出來的。喜歡的地方被人污名，很難受。」
「我在香港長年住基層社區，出門人人都認識，上班經過菜檔會請姨姨留『靚菜』（好菜），讓我放工順路去取，新年知道去哪個婆婆家搭飯，街上見到垃圾會動手執。不用走進家門，社區已經是家。但是來到加拿大，一切歸零。」她說：「我很想多了解這裡的社區，很想對社區有感覺。如果沒感覺，我不知自己為什麼還要留下來，沒辦法生存下去⋯⋯。」
據加拿大政府二零二一年的統計，國內共有一百七十萬華裔居民，佔整體人口4.7%，當中七成屬第一代，即是帶着出生地的回憶——或創傷——而來。香港是大宗，曾經多次出現在十大移民來源地之列，雖然它只是像彈丸那麼大的城市。
港人移民到溫哥華有很長的歷史。根據卑詩大學社工系教授殷妙仲分析，大概可分作四個階段：十九世紀末的第一波是淘金者和鐵路苦工，很多只曾留港半年等待出發，對小城的認同感不高。第二波集中在六、七十代，包括擔心中國政治動盪波及香港而出走的家庭，也有傾慕北美文化的學生。一九六七年加拿大更改移民方針，幾年後更推行多元種族政策，香港留學生遂成待爭取的人材，畢業後紛紛落地生根，在各行各業當上中流砥柱，默默為以後的華人社群打下根基。
八十年代的第三波移民潮來勢汹汹，香港前途談判不明朗，導致十年間近三十八萬人避走加拿大；但有見回歸初期「馬照跑舞照跳」，不少人陸續回流返港。然後便是最新的第四波，二零二零年《港區國安法》橫空出台，翌年加拿大政府推出「救生艇計劃」，放寬香港人的移民申請條件。香港被劃成新舊兩個時空，離散成為新常態。
如此一浪接一浪，每個浪頭都有獨特的時代脈絡，每代人都把離開當刻的香港凝成私屬的回憶，身上的香港人標籤也隨着際遇與對時代的感知，變得或濃或淡。
我們從這些高高低低的浪頭中，淘出三個香港人的故事：第二代移民Bill Chu的公民覺醒發生在加拿大，他長年投入原住民和華裔移民的平權運動，也觀照自己的身份蛻變；第三代移民Truman Chiu喝香港流行文化的奶水長大，如今以自己創建的劇團，承接新來港人的迷惘；第四代移民呀Be從無家者服務開始，在溫哥華尋覓牽掛的深水埗。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結連腳下的城市。
1960年代，Bill Chu——從難民到殖民到公民
朱偉光（Bill Chu）的香港記憶球是這樣的：「我離開時，香港是一個很燦爛、很自由的地方。」
六十年代末，周遭一片什麼都可以探索的自由氛圍，正在工專讀書的Bill Chu決定組織學會，動手實踐對海洋的嚮往。半個世紀後，Bill Chu說起依然自豪，「我在學校工作室埋頭苦幹，成功做了一條木帆船，真的能載人出海。」可是工專畢業，他便決定負笈海外，放下帆船，也放下那個燦爛的時代。「同屆只得我一人出走。那時香港經濟起飛，同學冚唪唥（全部）發展得很理想。但那時我嚮往北美的生活，對西方代表的自由民主有一種幻想。」
那不是Bill Chu 生平第一次離開居住地。他生於中國大陸，五零年政權易手前後，在襁褓中被家人抱到香港，「爸爸常常提醒，我們是走難人，但沒說清楚走難是什麼。長大一點後我開始想，我們是殖民地的人，這裡是外國人管治的地方。直至移民到加拿大，廿多歲，才真真正正成為公民。」
Bill Chu說，他成長時深深植入難民和殖民思維，以致公民覺醒姍姍來遲。起點是一九八八年冬，在唐人街一家咖啡室內。那時唐人街尚未凋零，Bill Chu在人流暢旺的菜攤低頭挑菜，突然有人從後拍肩，卻是年輕的原住民討零錢買咖啡。信奉基督的Bill Chu無法把對方置諸不理，便邀往附近的咖啡廳。天色近乎全黑，路上寒風凜烈，但見對方不斷瑟縮，Bill Chu說，我們不如點餐吧。
餐室裡，話匣子打開後，年輕人開始述說自己的辛酸，包括原住民保留區機會匱乏，外闖到大城市卻受盡欺凌⋯⋯當時Bill Chu對原住民議題完全陌生，卻讀出對方的萬念俱灰，該如何安慰？他用上熟悉的福音話語，才說了個開頭，沒想到年輕人立即站起，大步走到餐廳出口，臨走回頭丟下一句：”You are one of them”（你跟他們是一夥的），便執意返回冷森森的街頭。
「我很愕然。究竟人們做了什麼『陰質嘢』（陰險的事），令一個又凍又餓的年輕人，寧願不吃完熱騰騰的晚餐也要立即走。」Bill Chu說。
這顆震撼彈燃起Bill Chu探索原住民議題的心，但才不久，視線便不得不轉移了。一九八九年，一場八千五百公里以外的群眾運動，令華人社區前所未有地騷動起來。五月廿八日，Bill Chu第一次以基督徒和組織者身份，參與帶領群眾到唐人街示威，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運動。然而，即使聚焦了全球關注，遠方的悲劇還是剎不住。六月六日，近七千名溫哥華市民參與悼念會，人們流瀉到鄰近幾條街道上。
「我第一次在教會看到那麼多帶淚光的憂愁面孔。從前我較在意個人和家庭的平安，那次之後，重新尋找信仰和國家民族的關係。因為一個好的基督徒，不應該只為自己上天堂。」
翌年，加拿大𣁽北克省發生奧卡危機（Oka Crisis）——有哥爾夫球場獲准在一幅長年有主權爭議的土地上擴建，當中涉及Mohawk族的祖墓。族人組織反抗，期間一名警員被槍殺，政府動員軍隊回應，對峙了整整七十八天。The Canadian Press一張拍攝年輕士兵與抗爭者面對面的新聞圖片，充滿張力，為運動烙下重要的影像。有人從士兵的臉容讀出政府的和平克制（觀乎歷史脈絡，這似乎有點誤會），有人視之為族群勇氣的象徵（但蒙面人非原住民，而是遠來支持抗爭的大學生），Bill Chu則聯想到東長安街上那幀著名的「坦克人」新聞照片。
他自問：一年前我們那樣關心天安門學生，現在目擊身處的土地上的巨大不公，該如何反應？
奧卡危機點燃多地的抗爭，包括卑詩省居里山（Mount Currie）的封路事件。當局在保留地開闢新路，並且容許伐木公司上山砍木謀利，觸碰了 Lil’wat 族原住民的神經，動員捍衛土地主權。那裡離溫哥華約兩小時車程，Bill Chu決定親身了解。族人帶他上山看祖墳，訴說另一個版本的加拿大歷史。「19世紀，白人殖民者帶着身上的天花病毒而來，甚至刻意把病人披過的被子送往原住民社區傳播。原住民對歐洲病毒全無防禦力，在卑詩省的人口一下子死掉三分之一。從他們的角度看，這是第一場生物戰。」
之後便是連串巧取豪奪，還有寄宿學校那筆。一八八零年代，加拿大政府強制原住民孩子入讀寄宿學校，套用首任總理麥克唐納勳爵的說法，是要 “Take the Indian out of the child”，把印第安人從孩子身上拿走。這場大剌剌的文化清洗持續百年，至最後一間學校在一九八零年代關閉才正式告終。然而，精神和身體虐待、母語的流失、斷裂的口述歷史鏈條、扭曲的身份認同、被唾蹍碎的民族尊嚴、以及破裂的家庭關係⋯⋯禍延幾代。教會曾在當中擔當管理學校的角色，至今主流教會依然未就惡行作出承擔。
對於兩年前在唐人街遇上的原住民，Bill Chu有了全新體察——他挨餓挨冷，守的是族人尊嚴。
從此，他往返居里山上無數次，也帶過二千多人上山學習，並成立加和會(Canadians For Reconciliation Society)，推動種族復和。2009年，卑詩酋長大聯盟(Union of BC Indian Chiefs)在溫哥華舉辦年度大會，Bill Chu獲邀講述華人勞工早年在深山建鐵路時與原住民結下的緣份，以及加和會探索華人古蹟的工作。聽罷，大酋長要求原住民協助華人「兄弟姐妹」在山野間尋覓先人足跡。
在 “you are one of them” 的廿年後，Bill Chu終於成為原住民的老朋友。
「有一事特別觸動我：很多原住民『窮到燶』（非常貧窮），依然要出來抗爭；當中一人後來更在山頭上獨居廿年，守護自己民族的土地。這亦是對所有華人的提醒：不要只顧溫飽，更要記住初心，否則歷史可能走回頭路。華人在這片土地上的遭遇，已經流失得很厲害，一旦歷史任人講，就會被牽住鼻子走。」這些年來，他曾經聯同各地華裔代表，要求聯邦政府為過去徵收歧視性的人頭稅道歉賠償，又向省市兩級政府爭取保留碩果僅存的華裔歷史遺蹟。
如果說，原住民堅守的是土地，那麼Bill Chu要堅守的是歷史。
當中包括新西敏市的華裔先民墓地。十九世紀末淘金熱高漲，新西敏市吸引大量華人聚居，成為卑詩省之最。一八九八年，一場大火一舉燒毁華埠，雖然華人很快便把社區重建起來，但市政府終在十數年後頒令全部拆毁，華人只能悻悻然離開，昔日的生活痕跡亦漸漸消失殆盡。一九四八年，市政府在舊華人墳場上興建中學，期間發現棺木，卻不作處置，甚至沒通知死者後裔。二零零八年，中學傳出重建，Bill Chu把握時機，整理出這段不尋常的歷史，邀請市政府與華人社群展開復和，療癒舊傷。
「有人問，關你咩事呀？（與你何干？）你又沒有祖宗埋葬在那裡。但一個文化被摧毀，跟每一個人都有關係。」Bill Chu說：「總要有人為人道發聲。」
努力得到回應：新西敏市政府翻開1860至1926年間的官方檔案，得出大量涉歧視的政策紀錄——單單由標題合成的文件，已長達三十七頁。翌年，市政府為過去的作為，向當地的華人社群正式道歉，並承諾繼續發掘和承傳華人歷史，並在學校課程加入反映華人貢獻的內容。至於墓地上的學校，則易地重建。我們訪問的前一天，Bill Chu才參與了一次工作會議，斟酌在原址設紀念碑的用字。
歷史必須正視，但Bill Chu亦提醒，要警剔有人不公正地利用歷史來達致其他目的。
「原住民的抗爭令我重新思考香港，反省當年在殖民教育下沒公開討論過的事。可是大陸正利用歷史去扭曲觀點，說你們（華裔加拿大人）長年被洋人欺，現在祖國崛起了，不用怕啦，我會挺住你們，都跟我來吧，炎黃子孫血濃於水。但它對香港、西藏、新疆做的事情，跟過去的殖民者沒兩樣。」
「殖民主義無論發生在哪裡，我們都要批判，不要走向兩極，錯誤委身，忘掉出走的初心。」
從走難人到殖民再到公民，這一路Bill Chu走了大半輩子，今日他這樣描述自己的身份認同：既是基督徒，也是華裔加拿大人，「地理所在會一直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但華裔是血脈，這是變不了的。基督教是我思想形態的根，教我批判地看在地的文化政治，而非盲目地『入鄉隨俗』。」
還有一重變化，「有好長一段日子，我自覺是中國人，但近年多了香港人的認同。香港發生了這麼多事，其實已經把這個抉擇放在每一個人面前，你要跟受壓者同行，還是走施壓者舖出來的路？」
1980年代，Truman Chiu —— 穿過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
趙汝瀚（Truman Chiu）屬第三代移民，但他的香港記憶球，凝在自己離開的很多年後，「如果這一刻想到香港，我會想起二零一九年二百萬人上街捍衛核心價值的畫面。我在溫哥華上YouTube看，感覺是，香港人很少那樣團結去做一件事，是感動的。」
Truman在一九八七年來溫哥華讀書，最初以為畢業後便會回港就業，沒有強烈的移民感覺，「那時跟香港未斷。」
這樣說，是因為後來真的有感到「斷了」。先是跟拍拖八年的女朋友分手，「原來遙距是行不通的」；然後是回港求職，發現自己在藝術設計大學的學歷不上不下，很難找到理想工作。像被潑了一桶冷水，他決定離開。
「那次返回溫哥華，覺得自己真要settle down（安頓下來）了。」九十年代，《明報》加西版登陸溫哥華，Truman應徵成為第一批副刊設計師，頭幾個月專門做剪貼手工，撮取香港內容重新包裝；之後增加本地報道的比重，包括文娛活動和在地議題等。Truman漸漸投入加拿大生活，直至某次回港探親，忽然驚覺那個城市走得太快了，教人來不及思考。從前的家，現在只宜旅遊。
那些年牽動香港人、構成集體回憶的大事件，Truman只曾遙距見證。
「六四是震撼的。之前我不懂阿爸為什麼那麼怕共產黨，只是跟着他走，但是北京學生的遭遇令我第一次認識這班是什麼人。」但反感沒轉化為行動，回憶中沒有上街的摩肩擦踵。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亦只是儀式，印象最深是彭定康（末代港督）兩個女兒哭別。但那時我覺得，馬照跑舞照跳，香港應該沒有很大分別？沒想過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
在Truman看來，擾釀小島多年的前途談判和回歸定局，只是眾多國際新聞之一。張國榮和梅艷芳的早逝，反倒更令人震撼。
因為身份認同也可以來自文化；對Truman更精準的說法是，來自電視和電影組成的流行文化。
「我常常強調自己是香港流行文化湊大（養大）的。小時候什麼電視節目都看，由『跳飛機』看到『430穿梭機』（電視台的長壽兒童節目），是因為喜歡看電視而看，不是因為追劇或者追某個節目。我癲到（瘋狂得）半夜三更等阿爸阿媽都睡了，自己偷偷走出廳和阿嫲一起看電視。十歲時我小學返下晝班（下午課），上午家裡只得阿嫲或鐘點工人，我們齊齊看粵語長片。除了上學，就是電視。」
小盒子和大銀幕送來許多光影故事，充斥着Truman的童年。鄭少秋、周潤發、譚詠麟、張國榮⋯⋯一顆顆明星掠過成長的天空，待至周星馳榮登喜劇之王，他也長成大人了，改用觀摩心態研究喜劇魔法。今日他依然會翻看那些電視劇，每次都讚嘆——《上海灘》從不過時，彷彿跳出了時間框架；《七女性》是新浪潮導演的考牌作，有很多劃時代的表現手法；《山水有相逢》的劇本精彩絕倫；但影響最深的始終是《大時代》，重看了廿幾次，「每次打算看一兩集，結果都是一氣呵成。」說着，自己也禁不住笑。
那是充滿創意的時代，也是香港的黃金時代。「有時會想，為什麼現在的我會變成這樣？原來因為那時看了那麼多正嘢（好東西），成為重要的成長養分。」。
「食電視大」的Truman，後來成為「祭作舍」劇團的創辦人兼創作總監。
離開《明報》後，他曾經全職教畫，待至一九九六年成立祭作舍。「做話劇，最初是為了提供活動機會給教會年輕人，因為喜歡表演的可以站台前、喜歡做燈光道具的可以在幕後，什麼崗位都有。我膽粗粗（大着膽子）寫了個故事，沒想到反應那麼好，後來一直做下去。」
他希望透過舞台這種藝術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信念。
去年，祭作舍與自由港樂隊合作，創作音樂+舞臺劇《離開，離不開》，講述二零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後的四年多，香港人如何面對離散。「樂隊預備歌曲，我寫劇情，希望做一個演出，給香港人抒發情感。」現場淚光閃閃，新舊移民，都觸動了。
是反送中運動，令Truman感到再次貼近香港。他很久未曾有過那樣的感覺了。
不是每個人都把故鄉活成現在式。定居溫哥華多年，Truman早已自視為「華裔加拿大人」，中間甚至沒放下「香港」二字。一九八九、一九九七、二零零三、二零一四這些令香港人浮想聯翩的年份，對他來說都好遙遠，「二零一四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這邊開始有人討論佔領，批評為什麼要阻人上班，但多數人只在觀望。那時我以為，香港沒有很壞，還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
「但是到了二零一九年，我終於有一種『醒咗』（覺醒）的感覺。」
七月二十一日西鐵元朗站的白衣人無差別襲擊，是重搥一擊，「看到地鐵站內兩個警員離去的背影，警察在村口跟白衣人『拍曬膊頭』（拍肩），才知道這個城市墮落到這個地步，很心痛，接受不到。」同一時間，香港的社會撕裂，很快便漫延到溫哥華的華人社區，「我跟這邊的傳媒朋友熟稔，感受到他們的壓力，因為老闆多數都『藍到黑』（親中政治立場）。曾經有DJ在電台提及香港的社會運動，立刻被藍絲聽眾投訴，說他應該叫這些做『黑暴』。」
不久後，當日在手機熒幕看到的、遠方街頭上的抗爭者，有些開始出走到溫哥華了。Truman既為他們難過，又感到莫名親切。曾經蒙香港流行文化滋養的他，決定借自己的劇場空間來承接這些新移民，讓他們在迷惘中，慢慢整理和述說自己的香港故事。
「我開了一個叫『劇場港義』的計劃，希望為時代和香港留一個記錄，也希望增加年輕人對移民生活的歸屬感，可以『圍下爐』（同溫層聚頭）。開始時我會參與多些，但慢慢希望由香港人主導，長遠來說，他們亦可以做自己在這邊關心的議題。」
偏偏是一個城市的摧毁，令人更想要貼近。「其實我不知自己應該用香港人身份跟他們一齊行，抑或只是關心香港的人⋯⋯我還未分得清。但是希望共同進退的感覺很真實。」
遠在香港發生的事，亦令他對自己的劇團工作增添新的使命感。
「我從沒想過做英文話劇，因為想用熟悉的母語來表達自己，僅此而已。但這幾年看到中共壓制廣東話文化，更加覺得要好好保育這個語言。」
二千年，Truman獲邀加入創立兒童劇團，在其後十多年間，劇團用廣東話製作了不少演出。曾有家長悵然地告訴他：來加不足一個月，孩子已經「轉台」說英語了。也有家長歡歡喜喜地對他說：孩子原本不願上中文學校，參演後卻添了興趣。「於是我知道，我們還有這方面的意義。」
那些年，大家圍着電視機追看《上海灘》和《大時代》的時候，大概料不到盛載着許文強、丁力、丁蟹、方展博、慳妹、龍紀文所有喜怒哀樂的廣東話，有天竟然需要保育。事實是，此時此刻溫哥華的廣東話生態，跟Trumen初來時已然兩個模樣。
「以前香港文化真的很強，影響整個東南亞。有時我為電視臺做選秀節目或戲劇導師，參加者多少會講廣東話，雖然唔咸唔淡（不純正），因為他們常常看香港的影視作品，而且多少都想返港發展演藝事業。但現在全部被韓國日本取締了，廣東話失去charm（魅力），小朋友亦失去學習的動力。」
去年，他們的親子劇場演出《女英雄花木蘭》，那些本地出生的、年紀小小就來加的、衝口而出是英文的孩子，一一發揮小宇宙，把長長的《木蘭辭》背得琅琅上口。演出場刊載有台前幕後感言，當中包括（有少少投訴但）信心滿滿的小演員 “I don’t expect to have so many scripts to study! But it’s fun and I will make it!” （我沒想過要學這麼多台詞！但很好玩，我會做得到的！）有感恩的家長「沒想過（在加拿大出生的）女兒竟能用粵語話上大台表演⋯⋯讓我們都別忘了根」、有憶起半個世紀前在利舞台看音樂劇的老華僑，也有這兩年負傷到來的年輕人——
「近年離開香港，放棄所有連結去扎根溫哥華，就是因為相信離開後，自己的能力會更大。慶幸溫哥華的早代香港人，一早洞悉先機，默默為我們認同的價值觀耕耘，用他們的方式保存文化，甚至重視我們的集體回憶。很多謝各位願意與我們一起捍衛廣東話和香港文化⋯⋯」
19年後的移民第四代，呀Be：「無家」中拼湊一個新家
溫哥華西岸的加拿大廣場（Canada Place）有一條長長的走廊，每逢思鄉，呀Be便換幾程公共交通「長征」到來，由郵輪碼頭開始，一直走到盡處的貨櫃船泊位，行行復行行，想像自己從尖東漫步到葵涌，彷彿接通了大海，回到思念的遠方。
可是，落腳溫哥華才兩年多，呀Be對香港的印象已經開始變得模糊了，有些街名喊不出來，喜歡的食店也只記得畫面和味道，有時用力回想也枉然，「有點傷感，也有點驚慌，不知怎算⋯⋯原來真的會遺忘，有一種身份危機。」
香港反送中運動後，呀Be去了一趟台灣。「那段日子情緒好差，於是起行到台南，找好朋友一起做編作劇場。」編作劇場（Devised Theatre）是即興創作，從擬定主題開始，互相探索、感染、碰撞⋯⋯他們給自己訂的題目，叫「漂」。
「無處為家是一種很深很深的空虛，好像裡面什麼都沒了，而且不斷由外而內再由內到外的碎裂⋯⋯」無數次排演之後，呀Be得出一個領悟：也許碎裂是成長必經？也許只有經歷每次碎裂，方能重新併湊，這裡加點色彩，那兒塗點超能膠，完成一個喜歡的自己？
演出後，她決定了：出走加拿大，好歹再努力併湊一次。
她透過加拿大政府提供給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入境，誤打誤撞當上秘書，從此天天捧着字典上班，下班再到社區上英語課。慶幸遇到體諒的上司，可是受困四面牆從來不是她喜歡的事——在香港，呀Be是社工，專職基層社區發展，用腳走出親厚的鄰里關係，她很喜歡那樣的工作。
所以不用多久，她便又返回基層——這次來到「惡名昭著」的溫哥華市中心東端當義工，服務無家者。
市中心東端凝成了溫哥華的「貧窮」面貌，是癮君子和無家者的集中地，差不多每個新移民都曾被善意提醒避之則吉。但呀Be不怕。基層出身和社工兩重背景，讓她多少理解無家者的心事：沒有人想要野宿街頭，可是偶爾還是會迫不得已，然後藏身某個角落，從那裡慢慢尋覓能令自己安心的東西，可能是，每晚守候的街燈、屋簷下總是待着同一個人、麥當勞姨姨偶爾捎來沒人吃的包⋯⋯流動中的不變，便是睡在街上的安全感。
有差不多整整一年，呀Be隨不同機構服務無家者，包括每月一次煮的「大茶飯」，「有次我煮了百幾隻雞翼，之後自己整整一個月吃不下」，明明喜歡做飯的她，也忍不住笑着吐槽。「但我很喜歡煮飯這個崗位，因為很多無家者都在現場吃，被逼着跟我用唔咸唔淡（不純正）的英文聊天。」他們有些非常活躍，會組樂隊、打乒乓球，又定期讀聖經。有些癮君子狀況很差說不出話，但還能聊的那些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需要別人聆聽。她這樣想：無家者都是普通人。
曾經有無家者問呀Be，為什麼來這裡？她心口一熱，衝口便答：”Because I am homeless too. Home is not just a shelter, but a sense of belonging” （因為我也無家。家不只是庇護所，更是一種歸屬感），物理上她確實有瓦遮頭，但心靈上一直流浪。說完，彼此陷入沉默，彷彿空氣凝住了。後來呀Be沒再在餐桌上遇到他，但那一問帶來重要的覺察：「原來我服務無家者，不只好奇，亦不僅不甘心他們被妖魔化。也許我也在尋找情感結連，因為我一樣自視為無家者。」
去年，她到唐人街參與藝術工作坊，與華人婆婆們一起畫畫。有婆婆問她，周末會一起去市政府抗議 “One-O-Five” 嗎？
“One-O-Five” 指的，是唐人街中心地帶的奇化街105號。發展商計劃興建公寓大廈，遭華裔居民激烈反對，批評它跟唐人街的歷史特色毫不搭配，又擔心房產以市價出售，勢將催化舊區貴族化，推高租金和生活指數，最終迫走資源匱乏的居民，摧毁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區。他們指出，唐人街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吸引有錢人來住，而是照顧區內基層的需要，譬如長者社區設施和讓貧者安居的公營住宅。幾年間，發展商幾番修訂建屋計劃，包括加入社區設施等，但核心問題依然不得要領。
出發示威前的周末，呀Be努力閱讀議題，從各種新聞資訊中，彷彿讀到牽掛的故地。示威當日，橫額、口號、歌聲，滿街的公公婆婆和社工、對地產霸權聲聲罵，所有元素在在衝擊記憶迴路裡，那些想記起又不敢記起的種種⋯⋯
「我喊到癲咗（哭得很激動），立即打電話給香港朋友：『哇，我見返你哋啲影子！』（我見到你們的影子）」
兩個星期後回到市政廳，呀Be已換了身份。她應徵加入非政府機構成為外展工作者，重操故業，這次帶領基層市民參加公聽會。為了增加反對聲勢，她把自己的名字也交上去申請發言。台下等候時，聽着支持和反對的聲音，她感到不安，但同時又為不同聲音都被能聽見而欣慰。輪到她了，呀Be拿着同事幫忙修整的英文稿，硬着頭皮上台。
「我問自己，現場人人都比我熟悉One-O-Five，為什麼我要站出來？我到底想說什麼⋯⋯？我想說，在香港，我曾經熟悉的古洞、橫洲、深水埗棚仔、利東街（後來的囍帖街），連同它們的社區、回憶和故事，都因發展之名，一一被消失了。」
「我明白，這些地名對官員來說是陌生的；同樣地，我對Chinatown也很陌生。但，當我開始跟這裡的人結連，我便明白，自己不希望它跟那些伴着我成長的老地方那樣，變得令原居民也感到陌生。你或會說不一樣，但對我來說都是土地問題。」
「我珍惜能發言的機會，因為在我的家鄉已經沒可能了。我不能保護家鄉，但或許在這裡，可以用加拿大人的身份，保護這片土地⋯⋯」
下台時，她連嘴脣也在震抖；回想起來，真是一次重要的心靈整理。
去年，她看了一部紀錄片《唐人街大奮鬥》（Big fight in Chinatown），講述紐約、多倫多、蒙特婁和溫哥華多地的華埠如何面對不斷壓縮的生存空間，不服在地圖上中消失的宿命。
「看完很激動，原來我們在溫哥華爭取的，不只是自己腳下的土地。因為一地輸了，別的地方一樣會輸。只要跳出個人格局來看社會議題，便會看到所有土地根本命運相連。」
她激動得一待到放假，便立即買機票飛到蒙特婁——影片中，華人社群在這個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贏了漂亮一仗，她要親身來感受那種雄心壯志。
「我像是想通了，終於找到一個方法：只要我做對的東西，好好守護它，即使人不在香港，也是在為香港做事，會為香港帶來改變。這聽來像佛偈，但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相連的好不好？孤軍作戰時，我們望望別處的Chinatown，噢，你還在啊！做好能力範圍內的事，我們才能捍衛跟自己處境相近的人。」
至於香港人或加拿大人這一問，好像變得沒那麼糾結了？在真正答案來到之前，呀Be決定好好建立自己和這片土地的關係，多了解、多參與，慢慢摸索自己的身份認同，「同加拿大拍下拖，date下先。」她笑說。
（文中「呀Be」為化名）
呀Be 是個很開朗很可愛的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