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呀Be”初见，是加拿大的初秋。五时许，太阳提前引退，朋友在后院架起帐蓬和营灯准备烧烤，光影绰绰，呀Be开始分享她以艺术形式，为离散港人开小组疗伤的经历，譬如，想像成认识的人给自己写信，你会写什么进去？这小组让她掉了很多泪，她说，明明社工不应该。
呀Be在反送中运动后到温哥华，至今两年了，目前任职本地一个非政府组织，服务弱势社群。
通电话那几天，她的情绪特别低落。一月迟来的低温（摄氏零下十七度）和大雪，以及雪后的巴士司机工潮，把她困在家中，无法如约到基层社区做家访，更曾在一日内接到两位服务对象的死讯。她想到去年有服务对象错踏黑冰滑倒（雪后路面凝成的薄冰），一下子便走了⋯⋯“他们没接电话，我的心情就下不了班，很担心，整晚不敢关掉工作手机。”
很多人对温哥华市中心东端（Downtown Eastside）避之则吉，但那里不单集中了呀Be的服务对象，更是她寻找结连的起点，有浓烈的情感投射。
“初来时听说，如果加拿大是天堂，那么Downtown Eastside就是地狱。我不信，觉得是妖魔化。就像香港人看深水埗，只看到无家者和性工作者，甚至连疫症也一定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喜欢的地方被人污名，很难受。”
“我在香港长年住基层社区，出门人人都认识，上班经过菜档会请姨姨留‘靓菜’（好菜），让我放工顺路去取，新年知道去哪个婆婆家搭饭，街上见到垃圾会动手执。不用走进家门，社区已经是家。但是来到加拿大，一切归零。”她说：“我很想多了解这里的社区，很想对社区有感觉。如果没感觉，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还要留下来，没办法生存下去⋯⋯。”
据加拿大政府二零二一年的统计，国内共有一百七十万华裔居民，占整体人口4.7%，当中七成属第一代，即是带着出生地的回忆——或创伤——而来。香港是大宗，曾经多次出现在十大移民来源地之列，虽然它只是像弹丸那么大的城市。
港人移民到温哥华有很长的历史。根据卑诗大学社工系教授殷妙仲分析，大概可分作四个阶段：十九世纪末的第一波是淘金者和铁路苦工，很多只曾留港半年等待出发，对小城的认同感不高。第二波集中在六、七十代，包括担心中国政治动荡波及香港而出走的家庭，也有倾慕北美文化的学生。一九六七年加拿大更改移民方针，几年后更推行多元种族政策，香港留学生遂成待争取的人材，毕业后纷纷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当上中流砥柱，默默为以后的华人社群打下根基。
八十年代的第三波移民潮来势汹汹，香港前途谈判不明朗，导致十年间近三十八万人避走加拿大；但有见回归初期“马照跑舞照跳”，不少人陆续回流返港。然后便是最新的第四波，二零二零年《港区国安法》横空出台，翌年加拿大政府推出“救生艇计划”，放宽香港人的移民申请条件。香港被划成新旧两个时空，离散成为新常态。
如此一浪接一浪，每个浪头都有独特的时代脉络，每代人都把离开当刻的香港凝成私属的回忆，身上的香港人标签也随着际遇与对时代的感知，变得或浓或淡。
我们从这些高高低低的浪头中，淘出三个香港人的故事：第二代移民Bill Chu的公民觉醒发生在加拿大，他长年投入原住民和华裔移民的平权运动，也观照自己的身份蜕变；第三代移民Truman Chiu喝香港流行文化的奶水长大，如今以自己创建的剧团，承接新来港人的迷惘；第四代移民呀Be从无家者服务开始，在温哥华寻觅牵挂的深水埗。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结连脚下的城市。
1960年代，Bill Chu——从难民到殖民到公民
朱伟光（Bill Chu）的香港记忆球是这样的：“我离开时，香港是一个很灿烂、很自由的地方。”
六十年代末，周遭一片什么都可以探索的自由氛围，正在工专读书的Bill Chu决定组织学会，动手实践对海洋的向往。半个世纪后，Bill Chu说起依然自豪，“我在学校工作室埋头苦干，成功做了一条木帆船，真的能载人出海。”可是工专毕业，他便决定负笈海外，放下帆船，也放下那个灿烂的时代。“同届只得我一人出走。那时香港经济起飞，同学冚唪唥（全部）发展得很理想。但那时我向往北美的生活，对西方代表的自由民主有一种幻想。”
那不是Bill Chu 生平第一次离开居住地。他生于中国大陆，五零年政权易手前后，在襁褓中被家人抱到香港，“爸爸常常提醒，我们是走难人，但没说清楚走难是什么。长大一点后我开始想，我们是殖民地的人，这里是外国人管治的地方。直至移民到加拿大，廿多岁，才真真正正成为公民。”
Bill Chu说，他成长时深深植入难民和殖民思维，以致公民觉醒姗姗来迟。起点是一九八八年冬，在唐人街一家咖啡室内。那时唐人街尚未凋零，Bill Chu在人流畅旺的菜摊低头挑菜，突然有人从后拍肩，却是年轻的原住民讨零钱买咖啡。信奉基督的Bill Chu无法把对方置诸不理，便邀往附近的咖啡厅。天色近乎全黑，路上寒风凛烈，但见对方不断瑟缩，Bill Chu说，我们不如点餐吧。
餐室里，话匣子打开后，年轻人开始述说自己的辛酸，包括原住民保留区机会匮乏，外闯到大城市却受尽欺凌⋯⋯当时Bill Chu对原住民议题完全陌生，却读出对方的万念俱灰，该如何安慰？他用上熟悉的福音话语，才说了个开头，没想到年轻人立即站起，大步走到餐厅出口，临走回头丢下一句：”You are one of them”（你跟他们是一伙的），便执意返回冷森森的街头。
“我很愕然。究竟人们做了什么‘阴质嘢’（阴险的事），令一个又冻又饿的年轻人，宁愿不吃完热腾腾的晚餐也要立即走。”Bill Chu说。
这颗震撼弹燃起Bill Chu探索原住民议题的心，但才不久，视线便不得不转移了。一九八九年，一场八千五百公里以外的群众运动，令华人社区前所未有地骚动起来。五月廿八日，Bill Chu第一次以基督徒和组织者身份，参与带领群众到唐人街示威，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运动。然而，即使聚焦了全球关注，远方的悲剧还是刹不住。六月六日，近七千名温哥华市民参与悼念会，人们流泻到邻近几条街道上。
“我第一次在教会看到那么多带泪光的忧愁面孔。从前我较在意个人和家庭的平安，那次之后，重新寻找信仰和国家民族的关系。因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应该只为自己上天堂。”
翌年，加拿大𣁽北克省发生奥卡危机（Oka Crisis）——有哥尔夫球场获准在一幅长年有主权争议的土地上扩建，当中涉及Mohawk族的祖墓。族人组织反抗，期间一名警员被枪杀，政府动员军队回应，对峙了整整七十八天。The Canadian Press一张拍摄年轻士兵与抗争者面对面的新闻图片，充满张力，为运动烙下重要的影像。有人从士兵的脸容读出政府的和平克制（观乎历史脉络，这似乎有点误会），有人视之为族群勇气的象征（但蒙面人非原住民，而是远来支持抗争的大学生），Bill Chu则联想到东长安街上那帧著名的“坦克人”新闻照片。
他自问：一年前我们那样关心天安门学生，现在目击身处的土地上的巨大不公，该如何反应？
奥卡危机点燃多地的抗争，包括卑诗省居里山（Mount Currie）的封路事件。当局在保留地开辟新路，并且容许伐木公司上山砍木谋利，触碰了 Lil’wat 族原住民的神经，动员捍卫土地主权。那里离温哥华约两小时车程，Bill Chu决定亲身了解。族人带他上山看祖坟，诉说另一个版本的加拿大历史。“19世纪，白人殖民者带着身上的天花病毒而来，甚至刻意把病人披过的被子送往原住民社区传播。原住民对欧洲病毒全无防御力，在卑诗省的人口一下子死掉三分之一。从他们的角度看，这是第一场生物战。”
之后便是连串巧取豪夺，还有寄宿学校那笔。一八八零年代，加拿大政府强制原住民孩子入读寄宿学校，套用首任总理麦克唐纳勋爵的说法，是要 “Take the Indian out of the child”，把印第安人从孩子身上拿走。这场大剌剌的文化清洗持续百年，至最后一间学校在一九八零年代关闭才正式告终。然而，精神和身体虐待、母语的流失、断裂的口述历史链条、扭曲的身份认同、被唾蹍碎的民族尊严、以及破裂的家庭关系⋯⋯祸延几代。教会曾在当中担当管理学校的角色，至今主流教会依然未就恶行作出承担。
对于两年前在唐人街遇上的原住民，Bill Chu有了全新体察——他挨饿挨冷，守的是族人尊严。
从此，他往返居里山上无数次，也带过二千多人上山学习，并成立加和会(Canadians For Reconciliation Society)，推动种族复和。2009年，卑诗酋长大联盟(Union of BC Indian Chiefs)在温哥华举办年度大会，Bill Chu获邀讲述华人劳工早年在深山建铁路时与原住民结下的缘份，以及加和会探索华人古迹的工作。听罢，大酋长要求原住民协助华人“兄弟姐妹”在山野间寻觅先人足迹。
在 “you are one of them” 的廿年后，Bill Chu终于成为原住民的老朋友。
“有一事特别触动我：很多原住民‘穷到㶶’（非常贫穷），依然要出来抗争；当中一人后来更在山头上独居廿年，守护自己民族的土地。这亦是对所有华人的提醒：不要只顾温饱，更要记住初心，否则历史可能走回头路。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遭遇，已经流失得很厉害，一旦历史任人讲，就会被牵住鼻子走。”这些年来，他曾经联同各地华裔代表，要求联邦政府为过去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道歉赔偿，又向省市两级政府争取保留硕果仅存的华裔历史遗迹。
如果说，原住民坚守的是土地，那么Bill Chu要坚守的是历史。
当中包括新西敏市的华裔先民墓地。十九世纪末淘金热高涨，新西敏市吸引大量华人聚居，成为卑诗省之最。一八九八年，一场大火一举烧毁华埠，虽然华人很快便把社区重建起来，但市政府终在十数年后颁令全部拆毁，华人只能悻悻然离开，昔日的生活痕迹亦渐渐消失殆尽。一九四八年，市政府在旧华人坟场上兴建中学，期间发现棺木，却不作处置，甚至没通知死者后裔。二零零八年，中学传出重建，Bill Chu把握时机，整理出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邀请市政府与华人社群展开复和，疗愈旧伤。
“有人问，关你咩事呀？（与你何干？）你又没有祖宗埋葬在那里。但一个文化被摧毁，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Bill Chu说：“总要有人为人道发声。”
努力得到回应：新西敏市政府翻开1860至1926年间的官方档案，得出大量涉歧视的政策纪录——单单由标题合成的文件，已长达三十七页。翌年，市政府为过去的作为，向当地的华人社群正式道歉，并承诺继续发掘和承传华人历史，并在学校课程加入反映华人贡献的内容。至于墓地上的学校，则易地重建。我们访问的前一天，Bill Chu才参与了一次工作会议，斟酌在原址设纪念碑的用字。
历史必须正视，但Bill Chu亦提醒，要警剔有人不公正地利用历史来达致其他目的。
“原住民的抗争令我重新思考香港，反省当年在殖民教育下没公开讨论过的事。可是大陆正利用历史去扭曲观点，说你们（华裔加拿大人）长年被洋人欺，现在祖国崛起了，不用怕啦，我会挺住你们，都跟我来吧，炎黄子孙血浓于水。但它对香港、西藏、新疆做的事情，跟过去的殖民者没两样。”
“殖民主义无论发生在哪里，我们都要批判，不要走向两极，错误委身，忘掉出走的初心。”
从走难人到殖民再到公民，这一路Bill Chu走了大半辈子，今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身份认同：既是基督徒，也是华裔加拿大人，“地理所在会一直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华裔是血脉，这是变不了的。基督教是我思想形态的根，教我批判地看在地的文化政治，而非盲目地‘入乡随俗’。”
还有一重变化，“有好长一段日子，我自觉是中国人，但近年多了香港人的认同。香港发生了这么多事，其实已经把这个抉择放在每一个人面前，你要跟受压者同行，还是走施压者舖出来的路？”
1980年代，Truman Chiu —— 穿过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
赵汝瀚（Truman Chiu）属第三代移民，但他的香港记忆球，凝在自己离开的很多年后，“如果这一刻想到香港，我会想起二零一九年二百万人上街捍卫核心价值的画面。我在温哥华上YouTube看，感觉是，香港人很少那样团结去做一件事，是感动的。”
Truman在一九八七年来温哥华读书，最初以为毕业后便会回港就业，没有强烈的移民感觉，“那时跟香港未断。”
这样说，是因为后来真的有感到“断了”。先是跟拍拖八年的女朋友分手，“原来遥距是行不通的”；然后是回港求职，发现自己在艺术设计大学的学历不上不下，很难找到理想工作。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他决定离开。
“那次返回温哥华，觉得自己真要settle down（安顿下来）了。”九十年代，《明报》加西版登陆温哥华，Truman应征成为第一批副刊设计师，头几个月专门做剪贴手工，撮取香港内容重新包装；之后增加本地报道的比重，包括文娱活动和在地议题等。Truman渐渐投入加拿大生活，直至某次回港探亲，忽然惊觉那个城市走得太快了，教人来不及思考。从前的家，现在只宜旅游。
那些年牵动香港人、构成集体回忆的大事件，Truman只曾遥距见证。
“六四是震撼的。之前我不懂阿爸为什么那么怕共产党，只是跟着他走，但是北京学生的遭遇令我第一次认识这班是什么人。”但反感没转化为行动，回忆中没有上街的摩肩擦踵。
“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亦只是仪式，印象最深是彭定康（末代港督）两个女儿哭别。但那时我觉得，马照跑舞照跳，香港应该没有很大分别？没想过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在Truman看来，扰酿小岛多年的前途谈判和回归定局，只是众多国际新闻之一。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早逝，反倒更令人震撼。
因为身份认同也可以来自文化；对Truman更精准的说法是，来自电视和电影组成的流行文化。
“我常常强调自己是香港流行文化凑大（养大）的。小时候什么电视节目都看，由‘跳飞机’看到‘430穿梭机’（电视台的长寿儿童节目），是因为喜欢看电视而看，不是因为追剧或者追某个节目。我癫到（疯狂得）半夜三更等阿爸阿妈都睡了，自己偷偷走出厅和阿嫲一起看电视。十岁时我小学返下昼班（下午课），上午家里只得阿嫲或钟点工人，我们齐齐看粤语长片。除了上学，就是电视。”
小盒子和大银幕送来许多光影故事，充斥着Truman的童年。郑少秋、周润发、谭咏麟、张国荣⋯⋯一颗颗明星掠过成长的天空，待至周星驰荣登喜剧之王，他也长成大人了，改用观摩心态研究喜剧魔法。今日他依然会翻看那些电视剧，每次都赞叹——《上海滩》从不过时，仿佛跳出了时间框架；《七女性》是新浪潮导演的考牌作，有很多划时代的表现手法；《山水有相逢》的剧本精彩绝伦；但影响最深的始终是《大时代》，重看了廿几次，“每次打算看一两集，结果都是一气呵成。”说着，自己也禁不住笑。
那是充满创意的时代，也是香港的黄金时代。“有时会想，为什么现在的我会变成这样？原来因为那时看了那么多正嘢（好东西），成为重要的成长养分。”。
“食电视大”的Truman，后来成为“祭作舍”剧团的创办人兼创作总监。
离开《明报》后，他曾经全职教画，待至一九九六年成立祭作舍。“做话剧，最初是为了提供活动机会给教会年轻人，因为喜欢表演的可以站台前、喜欢做灯光道具的可以在幕后，什么岗位都有。我胆粗粗（大着胆子）写了个故事，没想到反应那么好，后来一直做下去。”
他希望透过舞台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信念。
去年，祭作舍与自由港乐队合作，创作音乐+舞台剧《离开，离不开》，讲述二零一九年反送中运动后的四年多，香港人如何面对离散。“乐队预备歌曲，我写剧情，希望做一个演出，给香港人抒发情感。”现场泪光闪闪，新旧移民，都触动了。
是反送中运动，令Truman感到再次贴近香港。他很久未曾有过那样的感觉了。
不是每个人都把故乡活成现在式。定居温哥华多年，Truman早已自视为“华裔加拿大人”，中间甚至没放下“香港”二字。一九八九、一九九七、二零零三、二零一四这些令香港人浮想联翩的年份，对他来说都好遥远，“二零一四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这边开始有人讨论占领，批评为什么要阻人上班，但多数人只在观望。那时我以为，香港没有很坏，还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但是到了二零一九年，我终于有一种‘醒咗’（觉醒）的感觉。”
七月二十一日西铁元朗站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是重搥一击，“看到地铁站内两个警员离去的背影，警察在村口跟白衣人‘拍晒膊头’（拍肩），才知道这个城市堕落到这个地步，很心痛，接受不到。”同一时间，香港的社会撕裂，很快便漫延到温哥华的华人社区，“我跟这边的传媒朋友熟稔，感受到他们的压力，因为老板多数都‘蓝到黑’（亲中政治立场）。曾经有DJ在电台提及香港的社会运动，立刻被蓝丝听众投诉，说他应该叫这些做‘黑暴’。”
不久后，当日在手机荧幕看到的、远方街头上的抗争者，有些开始出走到温哥华了。Truman既为他们难过，又感到莫名亲切。曾经蒙香港流行文化滋养的他，决定借自己的剧场空间来承接这些新移民，让他们在迷惘中，慢慢整理和述说自己的香港故事。
“我开了一个叫‘剧场港义’的计划，希望为时代和香港留一个记录，也希望增加年轻人对移民生活的归属感，可以‘围下炉’（同温层聚头）。开始时我会参与多些，但慢慢希望由香港人主导，长远来说，他们亦可以做自己在这边关心的议题。”
偏偏是一个城市的摧毁，令人更想要贴近。“其实我不知自己应该用香港人身份跟他们一齐行，抑或只是关心香港的人⋯⋯我还未分得清。但是希望共同进退的感觉很真实。”
远在香港发生的事，亦令他对自己的剧团工作增添新的使命感。
“我从没想过做英文话剧，因为想用熟悉的母语来表达自己，仅此而已。但这几年看到中共压制广东话文化，更加觉得要好好保育这个语言。”
二千年，Truman获邀加入创立儿童剧团，在其后十多年间，剧团用广东话制作了不少演出。曾有家长怅然地告诉他：来加不足一个月，孩子已经“转台”说英语了。也有家长欢欢喜喜地对他说：孩子原本不愿上中文学校，参演后却添了兴趣。“于是我知道，我们还有这方面的意义。”
那些年，大家围着电视机追看《上海滩》和《大时代》的时候，大概料不到盛载着许文强、丁力、丁蟹、方展博、悭妹、龙纪文所有喜怒哀乐的广东话，有天竟然需要保育。事实是，此时此刻温哥华的广东话生态，跟Trumen初来时已然两个模样。
“以前香港文化真的很强，影响整个东南亚。有时我为电视台做选秀节目或戏剧导师，参加者多少会讲广东话，虽然唔咸唔淡（不纯正），因为他们常常看香港的影视作品，而且多少都想返港发展演艺事业。但现在全部被韩国日本取缔了，广东话失去charm（魅力），小朋友亦失去学习的动力。”
去年，他们的亲子剧场演出《女英雄花木兰》，那些本地出生的、年纪小小就来加的、冲口而出是英文的孩子，一一发挥小宇宙，把长长的《木兰辞》背得琅琅上口。演出场刊载有台前幕后感言，当中包括（有少少投诉但）信心满满的小演员 “I don’t expect to have so many scripts to study! But it’s fun and I will make it!” （我没想过要学这么多台词！但很好玩，我会做得到的！）有感恩的家长“没想过（在加拿大出生的）女儿竟能用粤语话上大台表演⋯⋯让我们都别忘了根”、有忆起半个世纪前在利舞台看音乐剧的老华侨，也有这两年负伤到来的年轻人——
“近年离开香港，放弃所有连结去扎根温哥华，就是因为相信离开后，自己的能力会更大。庆幸温哥华的早代香港人，一早洞悉先机，默默为我们认同的价值观耕耘，用他们的方式保存文化，甚至重视我们的集体回忆。很多谢各位愿意与我们一起捍卫广东话和香港文化⋯⋯”
19年后的移民第四代，呀Be：“无家”中拼凑一个新家
温哥华西岸的加拿大广场（Canada Place）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每逢思乡，呀Be便换几程公共交通“长征”到来，由邮轮码头开始，一直走到尽处的货柜船泊位，行行复行行，想像自己从尖东漫步到葵涌，仿佛接通了大海，回到思念的远方。
可是，落脚温哥华才两年多，呀Be对香港的印象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有些街名喊不出来，喜欢的食店也只记得画面和味道，有时用力回想也枉然，“有点伤感，也有点惊慌，不知怎算⋯⋯原来真的会遗忘，有一种身份危机。”
香港反送中运动后，呀Be去了一趟台湾。“那段日子情绪好差，于是起行到台南，找好朋友一起做编作剧场。”编作剧场（Devised Theatre）是即兴创作，从拟定主题开始，互相探索、感染、碰撞⋯⋯他们给自己订的题目，叫“漂”。
“无处为家是一种很深很深的空虚，好像里面什么都没了，而且不断由外而内再由内到外的碎裂⋯⋯”无数次排演之后，呀Be得出一个领悟：也许碎裂是成长必经？也许只有经历每次碎裂，方能重新并凑，这里加点色彩，那儿涂点超能胶，完成一个喜欢的自己？
演出后，她决定了：出走加拿大，好歹再努力并凑一次。
她透过加拿大政府提供给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入境，误打误撞当上秘书，从此天天捧着字典上班，下班再到社区上英语课。庆幸遇到体谅的上司，可是受困四面墙从来不是她喜欢的事——在香港，呀Be是社工，专职基层社区发展，用脚走出亲厚的邻里关系，她很喜欢那样的工作。
所以不用多久，她便又返回基层——这次来到“恶名昭著”的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当义工，服务无家者。
市中心东端凝成了温哥华的“贫穷”面貌，是瘾君子和无家者的集中地，差不多每个新移民都曾被善意提醒避之则吉。但呀Be不怕。基层出身和社工两重背景，让她多少理解无家者的心事：没有人想要野宿街头，可是偶尔还是会迫不得已，然后藏身某个角落，从那里慢慢寻觅能令自己安心的东西，可能是，每晚守候的街灯、屋簷下总是待着同一个人、麦当劳姨姨偶尔捎来没人吃的包⋯⋯流动中的不变，便是睡在街上的安全感。
有差不多整整一年，呀Be随不同机构服务无家者，包括每月一次煮的“大茶饭”，“有次我煮了百几只鸡翼，之后自己整整一个月吃不下”，明明喜欢做饭的她，也忍不住笑着吐槽。“但我很喜欢煮饭这个岗位，因为很多无家者都在现场吃，被逼着跟我用唔咸唔淡（不纯正）的英文聊天。”他们有些非常活跃，会组乐队、打乒乓球，又定期读圣经。有些瘾君子状况很差说不出话，但还能聊的那些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需要别人聆听。她这样想：无家者都是普通人。
曾经有无家者问呀Be，为什么来这里？她心口一热，冲口便答：”Because I am homeless too. Home is not just a shelter, but a sense of belonging” （因为我也无家。家不只是庇护所，更是一种归属感），物理上她确实有瓦遮头，但心灵上一直流浪。说完，彼此陷入沉默，仿佛空气凝住了。后来呀Be没再在餐桌上遇到他，但那一问带来重要的觉察：“原来我服务无家者，不只好奇，亦不仅不甘心他们被妖魔化。也许我也在寻找情感结连，因为我一样自视为无家者。”
去年，她到唐人街参与艺术工作坊，与华人婆婆们一起画画。有婆婆问她，周末会一起去市政府抗议 “One-O-Five” 吗？
“One-O-Five” 指的，是唐人街中心地带的奇化街105号。发展商计划兴建公寓大厦，遭华裔居民激烈反对，批评它跟唐人街的历史特色毫不搭配，又担心房产以市价出售，势将催化旧区贵族化，推高租金和生活指数，最终迫走资源匮乏的居民，摧毁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区。他们指出，唐人街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吸引有钱人来住，而是照顾区内基层的需要，譬如长者社区设施和让贫者安居的公营住宅。几年间，发展商几番修订建屋计划，包括加入社区设施等，但核心问题依然不得要领。
出发示威前的周末，呀Be努力阅读议题，从各种新闻资讯中，仿佛读到牵挂的故地。示威当日，横额、口号、歌声，满街的公公婆婆和社工、对地产霸权声声骂，所有元素在在冲击记忆回路里，那些想记起又不敢记起的种种⋯⋯
“我喊到癫咗（哭得很激动），立即打电话给香港朋友：‘哇，我见返你哋啲影子！’（我见到你们的影子）”
两个星期后回到市政厅，呀Be已换了身份。她应征加入非政府机构成为外展工作者，重操故业，这次带领基层市民参加公听会。为了增加反对声势，她把自己的名字也交上去申请发言。台下等候时，听着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她感到不安，但同时又为不同声音都被能听见而欣慰。轮到她了，呀Be拿着同事帮忙修整的英文稿，硬着头皮上台。
“我问自己，现场人人都比我熟悉One-O-Five，为什么我要站出来？我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在香港，我曾经熟悉的古洞、横洲、深水埗棚仔、利东街（后来的囍帖街），连同它们的社区、回忆和故事，都因发展之名，一一被消失了。”
“我明白，这些地名对官员来说是陌生的；同样地，我对Chinatown也很陌生。但，当我开始跟这里的人结连，我便明白，自己不希望它跟那些伴着我成长的老地方那样，变得令原居民也感到陌生。你或会说不一样，但对我来说都是土地问题。”
“我珍惜能发言的机会，因为在我的家乡已经没可能了。我不能保护家乡，但或许在这里，可以用加拿大人的身份，保护这片土地⋯⋯”
下台时，她连嘴唇也在震抖；回想起来，真是一次重要的心灵整理。
去年，她看了一部纪录片《唐人街大奋斗》（Big fight in Chinatown），讲述纽约、多伦多、蒙特娄和温哥华多地的华埠如何面对不断压缩的生存空间，不服在地图上中消失的宿命。
“看完很激动，原来我们在温哥华争取的，不只是自己脚下的土地。因为一地输了，别的地方一样会输。只要跳出个人格局来看社会议题，便会看到所有土地根本命运相连。”
她激动得一待到放假，便立即买机票飞到蒙特娄——影片中，华人社群在这个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赢了漂亮一仗，她要亲身来感受那种雄心壮志。
“我像是想通了，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只要我做对的东西，好好守护它，即使人不在香港，也是在为香港做事，会为香港带来改变。这听来像佛偈，但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相连的好不好？孤军作战时，我们望望别处的Chinatown，噢，你还在啊！做好能力范围内的事，我们才能捍卫跟自己处境相近的人。”
至于香港人或加拿大人这一问，好像变得没那么纠结了？在真正答案来到之前，呀Be决定好好建立自己和这片土地的关系，多了解、多参与，慢慢摸索自己的身份认同，“同加拿大拍下拖，date下先。”她笑说。
（文中“呀Be”为化名）
呀Be 是個很開朗很可愛的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