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千瘡百孔的、被物化的小女孩們｜女性主義的具體生活

【作者按】好像到了人生的某個節點，有一類我曾經熱愛的文學或影視作品，開始逐一讓我皺眉——它們是關於飽經創傷，而過早「成為大人」的小女孩們的。

在這一敘事裏，一面是《出租車司機》、《這個殺手不太冷》，另一面是《同意》、《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面是由男性書寫的、跨越年齡的愛情，是純貞而聖潔的救贖神話；一面是由女性書寫的、權力失衡的關系，是破碎而疼痛的毀滅故事。

而我，也曾是那樣的一個小女孩。從初中開始，因為不堪忍受的家庭暴力與精神虐待，我為自己築起了一座高高的堡壘——在與成年男性的浪漫周旋裏，並用文學性的幻想為這份「愛」撒滿糖霜。它是我熱切的幻想、信奉的真理，以及因為無法融入同齡世界，而為自己精心編織的一場逃亡。

在幼小的我眼中，它曾是那樣地發著光。直到有一天，又像是沙子堆砌般，一陣風吹過，便快速地塌陷下去。成年之後的我，對它們產生了反胃的直覺，又在反覆的沈思裏，逐漸摸清了緣由，並迫切希望將之記錄下來。

寫下這篇自述的決心是堅定的，但過程卻充滿艱難。我不斷思索著，比如：我正在以怎樣的身份去講述它，我是一個幸存者嗎？我的個人經驗，是否足以去支撐我希望討論的現實？⋯⋯我可能永遠無法回答好這些問題，但我想，我仍然可以去哀悼，那個過早進入成人世界的小女孩。

「家醜不能外揚」

父親摔門而出，幾分鐘之後，他回來了，手裏抄著一根從樹上折下來的藤條。他是那樣的怒氣騰騰，在得知我遭遇了校園霸淩後。在他看來，我居然沒有打贏，是多麽的窩囊。因而，他懲罰我的時間到了。下一秒，鞭打像密集的冰雹落下。我看著那根才冒出新芽的藤條，視線和大腦逐漸失焦，心想：「被粗暴地折斷，它一定很疼吧。」

這樣的事發生時，我總是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小小的我還不知道「解離」是什麽，只知道自己又「開小差」了。家中的窗戶外是不銹鋼防護欄，防止小偷進入。被推倒在地的我，抬起頭來望向它。那時的我，看見的世界好像也總是如此，一個傾斜的、飛不出去的牢籠。

也是在這樣的事發生時，母親會在我去學校前，抓住我的手臂，嚴肅地和我說，「家醜不能外揚」。那一年我也許是五歲。第一次聽見這句話時，我的十指疼了一下。我與同齡世界，自此永遠偏差著幾毫米。

入學之後，家中的事才突然變得無比痛苦起來。家是由人與家具構成的，而在我的認知裏，它包含著隨時可能被抄起來的凳子，被踢裂的門板窟窿，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做出什麽的父母，總是會燒到焦爛的鍋，和它很快鋪滿了屋子的味道……我的父母用很大的力氣來恨彼此，他會痛罵她是臭婊子，告訴我，她根本不愛我，而他根本不想生下我。

在對比之中，我無比清晰地看到，原來，這些都並不是家的定義，也並非普世的經驗，它只折射出我所處的生活的真相。學校裏，老師會隔三差五地告訴我們「天底下沒有父母是不愛自己的孩子的」，並每年定時定點地讓我們制作父親節、母親節賀卡。它們是被慶祝的節日，而對這一點的否認是不孝的罪證。穿著上一輩舊襯衣的我，會被同班的女孩們，圍堵在洗手間的角落，然後用一盆水從頭澆到腳。接著，她們會拽著我的頭發說：「你沒有爸爸媽媽嗎？梅超風！」水簾和淚水暈在一起時，隨之而來的笑聲，也像她們的彩色裙擺一般，層疊而錯落。

由「沒有父母」而引發的欺淩，又成為了回家挨打的原因，多麽完整、邏輯自洽的一個回環。

當一切超出認知時，它就不再有任何的真實感。每天起床，這個回環讓我將自己一分為三——同齡人前的我、家中的我，和紙筆之間的我，熟練而機械地像將洗好的衣服疊成三個豆腐塊。

後來，母親離開了家。走時，她帶走了電視機，那臺我與虛擬世界的連接器，於是書店成為了我的庇護所。我也很快意識到，比起同齡世界，好像《悲慘世界》更能帶給我共鳴。我喜歡看一塊面包引發的救贖，或是在戰亂的德國，逃亡小女孩的內心世界。只要坐在書架旁，我便能被紙頁中的宇宙堅定地陪伴著。盡管第一次看到《現代漢語詞典》，我的下意識反應是，用它打人一定很疼吧，但很快，我也喜歡上了那些看不懂的詞語，任由它們在我的腦中構建起一個幻想的世界，像是一種遙遠的撫慰。比如，孑孓是一種怎樣的小蟲呢？怎麽就想到用它來形容獨自而緩慢的行走？我會和它們做遊戲，隨機翻開字典裏陌生的一頁，挑選一個詞，然後為它寫下新的註釋。

入學：一個真空被迅速地搭建了起來。
裂谷：兩張課桌之間的距離。
電視機：父親猙獰的倒影，母親壓彎的脊梁。
……

「風扇吹起了她的裙擺」

後來，我升入初中了，在父親正式重組了家庭之後。直到他搬出去前，我愈發的像個外人。有時，他的妻子會朝他歇斯底裏地大叫，而隨之而來的，是他來到我的房間，邊踹我、扇我耳光，邊怒斥「我的存在是如何毀了他的家庭」。

在荷爾蒙像草一樣瘋長的年紀，我正變得憤世嫉俗，並不可抑制地感到了一種深刻的無聊。春遊時，會偷偷撿別人丟掉的糖果吃的我，不懂零花錢不夠的煩惱。在當時的我看來，這是甜蜜的煩惱，是赤裸的炫耀。有同齡男孩向我示好時，我會因為關於生活的、巨大的秘密而認為這聽上去像一個謊言。與此同時，應試教育讓我困惑極了。比如當我問到一個公式如何得出時，會因為「問無關的問題」、「你是豬嗎，不會背誦嗎？」、「你自以為很了不起嗎？」而被叫去罰站。

在班主任眼裏，我叛逆且有嚴重的問題。直到她叫來我的父親，並目睹他搶過值日生的拖把，把我從走廊的這一頭揍到那一頭，於是再也不管教我，甚至對我敬而遠之。

找不到呼吸的空間，我越來越頻繁地將自己埋進虛擬世界裏。我將自己寫的小詩發在文學論壇，和陌生的網友在留言板幾頁幾頁地聊天。在那裏，我幾乎從未遇到過同齡人，他們更多是程序員、大學生寫手或是全職母親。隔著網線的交流是多麽深度和友好。

在那裏，我和一位中學教師 J 結識了。那一年我也許是12歲。不知為何，在和成年人的交流裏，我本能地擔心因為自己太年少，而被區別對待。但 J 會和我說，他驚訝於我的年齡，但這並不影響他對我的看法，因為它並不重要。他說，我的詩讓他想起了辛波斯卡。在微信還不存在的那一年，我們交換了QQ。

我將學校與家中的事，毫無保留地說給 J 聽。而他會和我說：「『充滿情節的書本，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註：出自辛波斯卡的詩，《萬物靜默如謎》）我時常想，你就像一本為我翻開的書。」看到這一句，我才好似第一次與世界有了真正的連結。

因為這一秘密，我與學校、與書本的關系不一樣了。我會在打開教科書時，因為想起了 J 的話，而羞紅了臉，然後久久地出神；或是偷偷地在書桌下和他發消息，而他也會在課間和監考的間隙，和我說起班上的不順心事。他說，上班很累時，他會幻想我是他的學生。他說，教育制度是抹殺天性的，這也讓我的特質愈發珍貴。

盡管如今回過頭去看，我知道這並不只是我的問題。但在那一年，當幾乎構成一個初中生全部生活的家和學校，都無法讓我產生歸屬感，我毫無理由不去相信是我哪裏出錯了。J 的話，像是一束光照進來。我越來越期待小企鵝的圖標在屏幕上閃爍起來的那一刻，我就從世界的這一端滑到了另一端。

有一天，他告訴我，夏天的教室裏，電風扇是如何吹起少女的裙擺的。她害羞的樣子是多麽可愛，讓他在講桌後的下體久久地發燙，也讓他多麽想要見到我。

收到消息時，我不安極了。我將發熱的臉埋進臂彎裏，過好久才看了一眼黑板上的數學題，它們像另一個時空般那麽遠。那一刻的我，將曖昧不明的字句，視作是通往成人世界的通行證。盡管我並不知道那裏有什麽，但它是發著光的。在那些消息面前，我總是不知道說什麽才好，但 J 好像也並不需要我的回應。再後來，我會在暴力降臨時，在腦海裏想象 J 的溫度。這份溫度之所以甜蜜，正因為它與我不得不藏起的家醜一樣見不得光。它順理成章地將我與同齡人的世界推得更遠，但在那一刻，我十分確信這就是我想要的。我並不是從未感到一種禁忌般的不正確，但每一次的猶豫，都很快被另一個聲音蓋住：這又有什麽關系呢？在下水道一樣的人間，我找到我的同盟了。

我已經記不得和 J 的交往持續了多久，但我記得從交心的對話，到他給我發自拍裸照，並沒有過太長的時間。我記得他和我提到，自己的女兒和我是相仿的年紀。後來，他開始叫我「我的小女人」，提出要來我所在的城市與我見面。那一天，我夢見他的妻子來找我算賬，最後全校都知道，我是怎樣和一個中年人絞纏在一起的。我和他提起這個夢，而他只是淡淡地和我說「別怕，有我在」，但這份波瀾不驚只是加劇了我的失控感。他是怎麽做到毫不慌張的，是我不夠成熟嗎？整夜整夜的失眠裏，我最終還是刪掉了他。

在成年男性的「愛」裏幻想「家」

高中，我靠親戚的經濟支撐，一個人住在出租屋裏。在 J 之後，我開始習慣性地與不同的成年人聊天，好像一種奇怪的上癮，一種對缺席的家庭之愛的報覆。他們是我在喜歡樂隊的貼吧、酒吧或是理發店認識的。我很快發現，我的年少與家庭破裂，幾乎從未成為一種阻礙，它甚至讓我充滿了獨特的吸引力，像是「電影裏走出來的女孩」。文學與影視作品是高效的粘合劑和共鳴制造機，我會和他們討論《出租車司機》、《這個殺手不太冷》、《V字仇殺隊》、《美麗人生》。當時的我，還沒有意識到許多事。比如，這份浪漫化投射是多麽的可複製，而我卻將它當作是愛的表現。比如，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內心孤僻，喜歡邪典電影，從我身上找到了一份難得的「懂得」。比如，這裏的成年人從不包括任何女性，而這是一件多麽詭異的事。

在後來遇見的人之中，其中一位是 A。他在大廠做程序員，每個月有幾萬的薪資。而在 A 的想象裏，我是洛麗塔，是《魂斷阿寒湖》裏的時任純子，是《惡之華》裏的仲村佐和。他說，我有一種毀滅性的淒美。這句顯然是物化的評價，卻好像讓我看見了一種「出路」。我可以在虛構的作品裏，尋找一種「壞掉」的女性形象，以抵消與同齡世界差了一整個語境的孤獨感。

不願獨自待在家中的我，高三那一年，常常在夜裏走在河邊，和他打長長的電話。我們交換著壓力、夢與性幻想。他說到職業的瓶頸，說等攢夠錢，就要在海邊買一個小屋，和我一起住在裏面。沒有「家」的我，很快地淪陷在這句話裏面。

當時的我，也從未想過，幻想與一位素昧謀面的高中生在一起的未來，是一件多麽錯位的事。又或是，「它超越了一般經驗，而恰恰是一個受過創傷的未成年女孩，才不會有心智去懷疑它」這件事本身。有時，我會感到我們和普通的情侶沒有什麽區別。也好像，那些逾越了邊界的親密感，恰恰是因為那份不正確，才讓我心安理得。

A 會給我買日系洛麗塔風格的衣服，和我說，在他的心目中，這個年紀的女孩應該是什麽樣的。有時他會黯然而自惱地說，總有一天，他會被一個同齡的男孩所取代，而我總會因此想盡辦法取悅他。我會因為他袒露的脆弱，而感到這是一段平等的關系。

我還沒有來得及學習，原來一個人是可以無端地對你好的。當有同齡男孩對我表達單純的好感，因為它超脫我的經驗之外，反而會激發我強烈的不安，並很快成為一種生活裏的背景音。而當 A 開始控制我的行為舉止，和我玩「懲罰遊戲」，這份有所圖，反而讓我有安全感。他越來越頻繁地告訴我，女孩不應該做的事，比如穿著暴露、關心政治，告訴我他喜歡乖巧聽話的、純潔的女孩。我小心翼翼地記住它們。這些未經審視的規則，都進一步強化了我已有的羞恥感。

那段時間裏，我的解離癥狀越來越頻繁地出現。高考結束後，因為奶奶的重病，我沒有去讀大學，而是開始一天幹三份工。未滿十八歲而個子高挑的我，選項只有發傳單、做調酒師和禮儀生，或是夜總會接待。從未給過我贍養費的父親，仍然會找我借錢。那句「家醜不能外揚」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裏，在大多學生都在為大學生活而欣喜期待的那個夏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輛脫軌的列車，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們，切斷了與所有人的聯系。

夜總會的工作分為坐檯和出檯兩類，坐檯顧名思義，就是只陪酒不陪睡。我挑選的夜總會都在城郊，以免遇到熟悉的人。面試幾家之後，我很快找到不需要查看身份證的會所。它在一棟繁華的大樓裏，我們會穿著清一色的、鑲嵌著假鉆的紫色禮服，被領隊帶入一個包廂，站成一排供客人挑選。而選擇我的男人主要分兩類，有善心的和有色心的，總體來說，前者是少之又少，而後者身上的煙酒臭都相似。問起我的年紀之後，他們會一邊說著「哥哥來疼你」之類的話，一邊飛快地把我灌醉。而我則一面在心裏嘀咕「什麽哥哥，都夠做我爸了」，一面強忍住惡心，露出僵硬的笑。

好在同事的女孩，大多很照顧我，會不時提醒我保護好自己，不想做的事一定要拒絕。但我的上級顯然不這麽想。某一天下班後，他叫住了我，讓我和他一起去樓道裏說點事。他和我說，今天的客人不太滿意，我要學會逗客人開心。正在我不知如何回應時，他的臉突然湊了上來：「需要我教教你嗎？你知道嗎，我一直想找個當地的女人結婚……」

下一秒，他捏緊我肩膀，濕滑的舌頭便伸進來。大腦宕機了一會，我開始高喊救命。他將手伸進我的下體，人來人往的樓道裏，沒有誰因此停下來。後來，我哭著沖他吼：「我要從窗戶跳下去！」他有了一秒的楞怔，我才趁機逃了出去。

成為文學容器的女性

寫下這些經歷時，我看到的是一個害怕的女孩，因為長期的習得性無助，誘發了一系列創傷後應激障礙。但在當時，我只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變成一具空殼。我對所有的一切，都產生了劇烈的惡心，而最讓我惡心的，是自己的存在。

我在那個夜裏瘋狂地催吐，刷牙直至牙齦充滿血絲。A 打來電話時，我的聲音是抖的，但他並沒有察覺。他和我講起渡邊純一筆下的時任純子。他說，她神秘、破碎、純潔，一如我。渾身發冷的我，在內心乞求著一種死去。A 說的話，讓我有了一個可以去依附的形象，而只要不是我，成為誰都好。於是，我將自己附著了上去，像是在溺水時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問他，「那我是你的純子嗎？」他笑著說，是呀。

和他通著話，我再一次來到河邊。我很少看見河堤白天的樣子，但在夜裏，它黢黑濕潤，空氣裏混雜著臭水味、草腥氣，垂釣人的便當與尿味。那天，我穿著 A 給我買的裙子，我看著白色的層疊的蕾絲，想起了兒時霸淩我的小女孩們。它潔白得那麽刺眼，我心想，然後在泥濘的河堤上躺了下來，迫切地希望弄臟它。我們關系的天平傾斜了，盡管 A 並不知情，但我永遠不再是純潔、幹凈的女孩。

那一年，我變得非常怕光。如果沒有工作，就從不在天黑之前出門。哪怕穿著寬大的T恤走在街上，和路人四目相對的那一刻，我就感覺自己還穿著那件紫色的禮服。我覺得他們的眼神非常怪異，好像總有戲謔。我脫不掉它了，也洗不幹凈了，漱一萬次口也沒用。羞恥感像是毒液浸入了我的五臟六腑，而我的每一寸肌膚都是髒的。這個秘密，也分開了我們。在我越來越長的沈默裏，A 也變得越來越暴怒。但我又怎麽有勇氣告訴他呢？我再也不配與他相愛。

不久之後，奶奶去世了。親戚又有經濟能力，可以供養我讀書。十八歲那一年，我去派出所改了名字，換了手機號，註冊了新的社交賬號，在內心向過去的一切告別。我來到了當地最知名的復讀機構之一，回到了曾經生活的「背景音」裏，學校與宿舍的兩點一線。

那一年，確實是某種意義上的原點，什麽都說不出的我，解離的我，恍恍惚惚地覺得自己像是一個沒有過去也無從談起未來的人。我有了喜歡的男孩，非常遲鈍地學習著如何重新融入同齡世界，至少看上去是那樣。

但熄燈後，躺在宿舍的床上，它們還是會時不時地入侵我。我希望能更準確地描述發生的事，但事實上，很多細節我都記不清了。我記不得我的記憶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差的，它成為一塊常年掛滿霧氣的毛玻璃。玻璃的另一面，一團黑色的濃霧，總是猝不及防地拖著我回到一個濕冷的地方去。活著的重量讓我止不住地發抖。

我也時常會想起，在夜總會遇見的人們。想起他們不約而同地勸說我，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要繼續念書。叫小蝶的姐姐才二十歲出頭，用坐檯的薪資來養在外面賭博的男友。間隙他來找過她一次，我看見他把她拖進一個空包廂裏然後摔在地上。他走後，她和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抱歉：「對不起，讓你看見了這些。」在往後的人生裏，我慢慢讀懂這份女性普遍的歉意。

一股強大的重生欲牽引著我，作為沿海城市的學生，我選擇了一所西北內陸的大學，只想走得越遠越好。在與故鄉的遙望裏，我才開始重新審視我過於漫長的青春期。還是愛看書的我，這一次，接觸了許多女性主義和心理學的書籍，一遍遍問自己：「為什麽會這樣呢？」

在近乎強迫性的自問裏，那些被關閉的意識開關，好像突然被打開了。我看到原來自己為了忍受一種生活，而多賣力地去抹殺「我」，將創傷變為劇本，經年累月地演一場為男性服務的傀儡戲。而讓我尤其不安的是，我的直覺（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不具有新聞嚴謹性的詞匯）告訴我，我絕非唯一一個。

如果青春期是一片泳池，那麽對於我們，它早就變成了一汪深海。在這裏，下墜是永無止境的。而我甚至慶幸於，我終於偶爾有機會浮出水面。這件事給了我力量與決心，去深入地審視它們。

被物化的不只是女孩，還有創傷

隨之而來的，我再也無法以同樣的目光去看待那些曾經喜愛的影視作品了。某一天，我再次點開它們，卻不由地眉頭緊皺。它纏滿了那個小小的我與成年男性之間的「共鳴」，像是常年塞滿了頭發的下水道口。

我逐漸明白了，那份共鳴裏的認同感，可能來自於對創傷浪漫化的，甚至是物化的想象。於當年的我而言，那份想象是支撐著我生活下去的稻草，但對於他們來說呢？

娜塔莉·波特曼，《這個殺手不太冷》裏小女孩馬蒂爾達的飾演者，五年前在一場女性主義活動上致辭：

「當我 13 歲時，這部電影上映了。我非常興奮——我的作品和藝術將引起大眾的反響。我激動地打開了我的第一封粉絲郵件，卻讀到了一名男子發來的性侵幻想。當地的廣播節目開始倒計時，等待慶祝我的18歲生日，委婉地說，這是與我『睡覺』將會合法的日子……」

她堅定而勇敢地陳述著那些水面之下的真相。與此同時，在《這個殺手不太冷》正式上映前，它曾有過一幕被刪減的床戲。而它的導演呂克·貝松，在一位女演員15歲時與她相愛，對方在16歲時生下了他們的女兒。此外，有9名女子正式出面指控他的性騷擾行徑。

我忍不住想，雖然里昂從未對馬蒂爾達有過越軌行為，但從電影制作的層面來說，這份刻畫是否完全合理呢？而作為觀眾，我們可以將它純粹地視作超越年齡與世俗的愛嗎？又為什麽，這些作品總是更多地由男性寫作，而來自女性視角的作品，更為耳熟能詳的，卻是《同意》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之所以提到文學作品，是因為上大學之後，我花了很大的力氣，試圖去想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儘管我可能永遠沒有答案，但我意識到，與成年男性的這類關係，在實質上，可能是高度文本性的。我看見種種「未成年少女」與「創傷」被符號化的跡象，而它們讓我的存在，成為了一種文學容器。

與受過創傷的未成年少女戀愛，在影視作品的表現手段裏，被稱為「受傷的女孩」（damaged girl）或「破碎的小鳥」（broken bird）橋段。這些女孩們的面貌往往是美麗的、性化的。她們往往是獨立的，有著超乎同齡人的早熟，但她們的主體性，卻時常不在場。創傷在角色塑造上並沒有起到深化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作為創造出吸引力的手段。這樣的視角，似乎成為了與現實的某一種互文。

此外，這一類角色的自我價值，也往往通過與異性相愛，或是成為英雄來實現。浪漫關系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救贖。但在現實裏，一旦我開始深究我與成年男性關系中的種種，那份幻想便難以存續。上野千鶴子曾將男流文學與爱德华·萨依德對東方主義的批判對比，並提議將之作為「關於男人性幻想的文本」，而不再是「關於女人的文本」來對待。而主動去迎合那份想象的我，是迷失的。創傷的無法承受之重，對自我的損害，讓這份投射近乎成為了一種必然。孟菲斯大學在2011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在13歲至15歲期間，與年齡至少大3歲的男性戀愛的少女，在進入戀愛關系後，以及成年後不久，抑郁水平會升高。

即使在成年後，我的創傷背景也時常會被異性愛慕者冠以浪漫化的想象，他們會告訴我，這份悲傷讓我變得特別。但在個人經驗裏，往往是對悲劇色彩抱有浪漫幻想的伴侶，在親密關系裏，更難以進入實際的深度溝通。而恰恰是放下幻想的伴侶，我們才有機會更好地去分享創傷知情的正念、非暴力溝通或是對依賴共生關系的反思。對我而言，那份在愛的學習裏的彼此照見，去浪漫化的過程，才是最浪漫的部分。

住在真實的女性生命體驗裏

寫作這篇文章是艱難的，有時寫一寫，我就要停好久，沒有力氣動彈。那些個人歷史裏的暗角，一下子變得無比得近。無數的自我懷疑像小蟻一樣啃食著我，而其中最刺人的是「太不堪了，我會被怎樣看待？」或是「通過這些經歷，你以為能說明什麽？」

再其他的，比如開篇提到的自問。如果從報道的嚴謹性出發，這份女性的切身經驗和感知，它有著無處安放的主觀性，連我自己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質問它。在這樣的不確定裏，我也將它一擱再擱。然而，用最批判的聲音去審視一段創傷性體驗，試圖去形成一種完美的論證，是否本身也是一種自我消聲與異化？

很長一段時間裏，遭遇性騷擾後，我仍然習慣性地去美化它的本質。我會說，我和他親吻了，我們之間的精神連接⋯⋯以此來擺脫那份羞恥感。好像再糟糕的事，也不過是精美的盒飯裏一顆不知道為什麽壞掉的甜豆，而我只是把它挑了出來，為什麽要特地拿出來說呢？

在香港讀研時，我向我的咨詢師提出了這一問題：「可是，美化記憶、制造假象又有什麽錯呢？」我已經記不得她具體的回覆了，但記得她是如何向我分析創傷的。她說，這些創傷事件，無法從「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轉換為「自傳體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它們逐漸形成了獨立的身份認同，不再隨著你一起成長了。

在「將創傷性記憶轉化成一個供人觀看的故事」這件事上，我好像永遠也無法做到「準備好了」。比如，在寫作特定的經歷時，我的大腦仍然是蒙了霧的，情緒是堵塞的，只能像流水賬一樣，機械地寫下發生的事。也有一些細節，因為記憶的受損，而無法再去細寫。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堅持完成它，是因為不願再看見更多的未成年少女與其創傷，被錯位地放逐到男性幻想的領地，成為文學的符號。我希望，真正住在女性生命體驗裏的文本，即使是帶著疼痛、疑問和霧氣，也可以成為一種對抗。我仍然想要將真實的世界還給自己，在裏面建立真正的誠實與勇敢。並且也希望，如果可以，即使再痛，將它還給小女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