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東京尋作家蕭紅：八十八年後，「東京在落雪，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鄉」

【編者按】今天是民國傳奇女作家蕭紅第八十二個忌日。八十二年前的這日，香港該也是深冬，卻正值戰火紛飛，31歲的蕭紅在戰火、病痛、孤寞中病逝於香港，結束了她北起塞外白山黑水，顛沛流離過大半個中國的一生，惟文字永存於世。

為紀念蕭紅，我們邀請香港作家袁兆昌寫下他赴日尋訪蕭紅遺跡的文字。日本時期，是蕭紅流離一生中不多的安穩日子，也是創作高峰的積蓄期，作用關鍵但易被忽略，2014年許鞍華導演電影《黃金時代》中的「黃金時代」一詞，也正是來自這一時期的蕭紅自況之語。而今再訪，九十年時光相隔，舊跡仍可辨？

1936年8月27日晚上7時，蕭紅寫完一封信，湛藍墨迹停在日本「生長の家」印製的「便箋」上，附記一行地址和收件人：「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二丁目九／五中村方」。

在地址九和五之間這個「／」符號，應是當年日人慣用的寫法，現在橫寫「—」為分隔號，完整意思是九番五號，而「中村方」相信就是房東居所門牌顯示的戶主姓名。

這個地址記載在2014年香港出版的《蕭紅書簡》（牛津大學）中，第七封給蕭軍的信件裡。筆者後來又讀到蕭紅在日期間創作的散文《孤獨的生活》等文字，便一直好奇蕭紅在東京生活的那些片刻。

2023年9月，我完成「蕭紅在香港」計劃後，便帶著這位民國女作家於1936、1937年間在日寫作的書簡與文章，來到東京，那裡有我心中想要發現的幾個地點：兩處時疑似蕭紅曾經居住的地址，以及她在東京學習日語的學校附近。

許多人不了解為什麼蕭紅會來香港，如果我們看看她在1936年的東京生活，對照香港生活來閱讀，自會明白蕭紅其實是嚮往處身自由地域的寫作。

蕭紅小傳

蕭紅（1911-1942），原名張迺瑩，生於黑龍江省呼蘭府。一生受漂泊、戰爭與愛情影響，自故鄉漂泊至北京、青島、上海、日本、武漢、臨汾、西安、重慶，文學作品也在奔波中誕生。

出生於富裕家庭的她，早年為求知識、自由與愛情而離家出走，曾在懷孕期間暫居旅館甚至流浪街頭。與第一任丈夫蕭軍相識於1932年，東北淪陷後二人先後遷至青島、上海，於滬拜訪魯迅，一見如故，得到魯迅在文學事業和生活方面的援助。二蕭後來更被學者稱為「魯迅關門弟子」（袁培力，2019）。「蕭紅」是她1935年出版中篇小說《生死場》所用筆名，《生死場》亦是魯迅推薦到「上海容光書局」出版，並親自撰序推介。

1936年夏，蕭紅東渡日本旅居，完成多篇重要作品如短篇《牛車上》、《家族以外的人》、散文《孤獨的生活》、《永遠的憧憬和追求》等，及多篇組詩。本擬旅居一年，翌年初因事回滬。同年北京發生七七盧溝橋事變、上海八一三事變，夫婦二人離滬至武漢。1938年，輾轉至臨汾、西安，同年蕭紅結束與蕭軍的關係，後與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結婚。為了躲避戰火，與端木逃到重慶，最後來到香港。

蕭紅所到之處，幾乎都能認識當時活躍當地的作家，平輩互相扶持（白朗等）、前輩提攜協助（魯迅、茅盾等）。蕭紅早在學生時代參與學運，又曾誕下孩子；與伴侶感情稍有安穩，卻又患上肺病，令其身體長期處於一種虛弱的狀態。於香港時期，蕭紅經常病倒需要住院，終於1942年1月22日病逝於港。

蕭紅創作類型十分廣泛，詩歌、散文、小說皆有涉獵。為人熟悉的有中篇小說《生死場》、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馬伯樂》，《呼蘭河傳》中的一段文字更被輯錄成內地小學課文〈火燒雲〉，香港中文課本亦常收錄。蕭紅在港期間，與其他作家（白朗、華崗等人）的書信，獲廣泛閱讀與關注，在書信中透露令人注意的生活環境、片段與情緒，成為蕭紅創作以外的注腳。

電車，東京的快與靜

「現在我一個人搭了幾次高架電車，很快，並且還鑽洞，我覺得很好玩⋯⋯」地下鐵路樂町線是1970年代才有的，蕭紅當然沒有見過地下街盛況。

對於這些要考察的地方，其實後者考證準確度較高，便是日本蕭紅研究學者平石淑子考據出來的「東亞高等豫備學校」。又有一說該校於1935年後改稱「東亞學校」，為今東京神保町的愛全公園（下文用東亞學校）。蕭紅在書簡裡提過這學校附近的街道情況，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倒是前者她寫過的地址，地名早已消失，筆者只能尋走兩處最可能的地點，根據是書信中寫過的環境，以推測較貼近的地點。

考察當天，我從台場居住的酒店出發，乘搭百合海鷗號到新橋駅轉JR線來到飯田橋駅。飯田橋駅旁是從皇居內濠延至外濠的社區，有著名的神社在側，往西北跨橋後就有著名的神樂坂。我整理和對照當地各年代的新舊地圖，對照這個已由麴町易名為千代田的社區，附近有大學、中學、醫院等，以前更有裁判所。經改建後，社區的閒逸感，大約就是今日香港啟德那種狀態。

在1936年9月一通書簡中，蕭紅寫過自己搭電車有多爽快。如果這就是蕭紅在日居住地的附近，最接近她住處的車站的，就只有這個：「現在我一個人搭了幾次高架電車，很快，並且還鑽洞，我覺得很好玩，（⋯⋯）」地下鐵路樂町線是1970年代才有的，蕭紅當然沒有見過地下街盛況，當年蕭紅曾乘搭東京電車，則已寫在書信，或可追蹤一些行程，猜想她曾在哪些車站上落。

車站西出口是從老車站新月台延伸過去的。我走到車站西出口，鐵路橋下就是江戶城護城河外濠，河畔鐵軌倚堤而建，石垣沿堤公園樹木伸往濠旁，隔開鐵輪滑過鐵軌的噪音：「夜間：這窗外的樹聲，／聽來好像家鄉田野上抖動著的高粱，／但，這不是。／這是異國了，／踏踏的木屐聲音有時潮水一般了。」（8月14日）

我好奇我要找的九番五號，是不是真如蕭紅所說「這裏的夜，非常沉靜，每夜我要醒幾次的，每醒來總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別安靜，又特別舒適」（9月21日），明明有著電車頻繁往來穿梭河堤的流動風景，住所靠近車站，理應聽到咯隆咯隆走不完的鋼鐵摩擦聲響？

蕭紅便是在這座小高坡上，寫了不少與「靜」相關的文字，回顧尚未淪陷的哈爾濱市況，後來搬到上海後常結交文友往來聚首⋯⋯凡此種種的熱鬧，她在東京生活的那個社區，那種「安靜」對蕭紅當時的狀態而言，是難得的，也是難以適應的。

蕭紅寫，「這裏的夜，非常沉靜，每夜我要醒幾次的，每醒來總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別安靜，又特別舒適⋯⋯」而明明有著電車頻繁往來穿梭河堤的流動風景，住所靠近車站，理應聽到咯隆咯隆走不完的鋼鐵摩擦聲響？

筆下的河，現實之堤

日光照著幾層樓高的石垣。原是護城的河水淌著抹茶顏色的河面，才過正午就像要入夜的日照，引領我走在公園石路上。鑽進大廈之間的人造石台，兩旁食店架起幾張桌椅，有人結束了午膳聊著天，有人坐在石上匆匆吃著三文治，這裏是上班族休憩的地方。環顧這附近地形，就是個小高坡。

我低頭看手機地圖早已釘選的位置穿過去，走了幾級台階，看到另一座商廈。往南走去，是個高尚住宅區，到了這個已只剩下番而沒有號的位置，遙看路旁有個指揮交通的警察，便去問他，我們身處九番這個位置，已消失的五號到底在哪。

碰巧有汽車要駛過，他忙著督導一兩分鐘，又走回來探看我手機地圖的定位，他年輕得像剛剛高中畢業，回頭問了站不遠的同事，還是解答不來。

麴町區整個區早已易名為千代田區，「富士見町二丁目」的確就在這裏吧——就是今天，這裏真也太安靜，聽不到河岸鐵路穿梭中央線和總武線的繁忙聲響。可是，為什麼蕭紅好像沒有寫過這座河堤？

再翻看書簡，又不是沒寫過。8月17日寫的信件就有寫：「街路和風景都不同，但有黑色的河，那和徐家匯一樣，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也是穿著破皮衣裳。並且那黑水的氣味也一樣。像這樣的河巴黎也會有！」蕭紅曾與劇社友人與文友談過，要到巴黎習畫。自己在異國，與蕭軍談天說地，自也可用文字架起隨意門，訴苦之餘，也說說她期待的生活。

照片裡，蕭紅燙了鬈髮，穿著格子旗袍，「是天氣正熱的時候，蕭紅到我們住處附近來做西服，說是要到日本學習去」，穿西服，大約就是她居住日本時的服飾了。

蕭紅來東京前的幾個月，就知道了蕭軍與別人有曖昧。1935年，魯迅既為她寫作生命開啟了一扇門：出版《生死場》，而魯迅一家的住所也成為她尋求心靈慰藉的地方。親炙魯迅的次數越來越頻密，許廣平在回憶蕭紅的文章也提到「有一個時期，煩悶、失望、哀愁籠罩了她整個的生命力」，「從這裏看到一個人生活的失調，直接馬上會影響到周圍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驟」，言語間有體諒，同時也有提到蕭紅對魯迅一家——尤其魯迅需多休息的那段日子產生了影響。

黃源是魯迅賞識的年輕人，黃源妻子許粵華正在日本留學，她居住的單位有房間，也得知蕭紅關心的弟弟身處日本，建議蕭紅到東京，這個建議也能讓魯迅一家回到尋常生活軌道。蕭紅1936年自上海東渡，先經長崎，再經一些地方，才到東京。

來到東京前，魯迅和許廣平7月15日在家中與她餞別，7月16日黃源也為蕭紅餞行，流傳至今的三人合照，就是當日拍攝的。看蕭紅燙了鬈髮，穿著格子旗袍，給我們有了更具體的想像。在梅志的憶述中，「是天氣正熱的時候，蕭紅到我們住處附近來做西服，說是要到日本學習去」，穿西服，大約就是她居住日本時的服飾了。

先生死訊，小高坡

「小桌子，擺好了，但吃起來不是滋味，於是反受了感觸，我雖不是什麼多情的人，但也有些感觸。」

蕭紅在東京居住，生活愜意，比她在上海有更自由的狀態，社區不乏方便生活的商店：

「出去買了東西回到家裏來吃，照例買的麵包和火腿。」（8月9日）看電影：「影戲一共看過三次。」（9月4日）

「在電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我也看到了施高塔路」（10月13日），也曾想過要去海濱逛逛。

她的房間「收拾得非常整齊，好像等待著客人的到來一樣。草褥折起來當作沙發，還有一個小圓桌，桌上還站著一瓶紅色的酒。酒瓶下面站著一對金酒杯。」（10月20日）。

「我的那瓶紅色酒，到現在還是多半瓶，前天我偶然借了房東的鍋子燒了點菜，就在火盆上燒的（⋯⋯）。小桌子，擺好了，但吃起來不是滋味，於是反受了感觸，我雖不是什麼多情的人，但也有些感觸，於是把房東的孩子喚來，對面吃了。」（11月19日）

蕭紅1938年詳寫當年在東京得悉魯迅死訊的一篇文章這麼寫「在我住所的北邊，有一帶小高坡，那上面種的或是松樹」，小高坡一帶附近有沒有八十多年前的松樹？如可像香港可查《古樹名木冊》反證蕭紅居港期間曾與彌敦道哪棵樹木處於同一時空，這就最好了。現在看看重建過的這個社區，什麼都說不準。

「到神保町的書舖去了一次，但那書舖好像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這裏太生疏了，滿街響著木屐的聲音，我一點也聽不慣這聲音。」

1936年7月25日，她曾「到神保町的書舖去了一次，但那書舖好像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這裏太生疏了，滿街響著木屐的聲音，我一點也聽不慣這聲音」。

我就試著往神保町——即是東面走去，走到半路又覺得有點浪費時間，還是先折返回去剛在車站經過的一些紀念牌，看看這一區還是叫麴町區的模樣，可惜它略去了1930年代，追到更遠的時代。我在現場還是找不到答案。與蕭紅文字脗合的地點特徵：小高坡，「答案」似是而非。

黃金時代，籠子裡

香港許多讀者「追憶蕭紅」仍停在她最初的日子。她因魯迅的支持而出版《生死場》後，生活已有顯著改善，有數不完的發表機會。十年前，蕭紅因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又再進入公眾視域，這「黃金時代」正是她住在東京時有感而發的話語。

在她許多片段式的書信中，只有11月19日的文字連結著她的居室與情緒——窗外白月的光照進來，蕭紅關上電燈，在坐立之間的沉默裏，「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

「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她在漆黑裏「摸著桌布，回身摸著籐椅的邊沿，而後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而後再看到那單細的窗欞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從此我又想到了別的，什麼事來到我這裏就不對了，也不是時候了。對於自己的平安，顯然是有些不慣，所以又愛這平安，又怕這平安。」

是的，其時接踵而來的版稅與稿費由蕭軍寄來，蕭紅在這居屋寫了什麼都寄給蕭軍再交編輯發表，已不再是由蕭紅從前要幫忙蕭軍騰寫原稿、投稿的窮苦日子。擺脫了物質匱乏的困鎖，接下來就可享受自由的片刻。

蕭紅為了來東京尋找弟弟張秀珂，更重要的是她與蕭軍要進入情感的冷靜時期，僅以書信文字來往，蕭軍也有隨函寄她稿費和版稅，生活比他們初識時已有顯著好轉：「稿子我已經發出去三篇，一篇小說，兩篇不成形的短文。現在又要來一篇短文，這些完了之後，就不來這零碎，要來長的了。」

蕭紅在東京學習日語，也有專心寫作的時刻。她留在東京差不多半年，住在麴町區富士見町二丁目九番五號寫了多少字，不計書信，粗略統計，作品加起來的字數有四五萬。

我的視野從文字回到眼前地景。當下我才來到這個社區，那種出奇的寧靜，與東京繁華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圍，相隔近一世紀的變與不變，真不知可從何尋起。這就是九番，坐落小高坡旁的高尚住宅，地基還留著幾十以至幾百年前的石垣，石上鑲了牢固的污濁，想是每年盛夏雨水與隆冬大雪積累的水漬。

如果這就是她住處的正確位置，最接近這裏的小橋就是牛込橋，是江戶時期牛込氏領地的標誌。今日社區似乎有種神秘的幸福感，它當然未到上山閉關的那種莊嚴認真，環顧再沒太多連鎖店的、難得的地景，「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除了是蕭紅當時在這裏生活的心境，也容易令遊人遠離消費品的引誘，這種環境的確適合讓人平靜地研習文學作品。

那種出奇的寧靜，與東京繁華有著截然不同的氛圍，相隔近一世紀的變與不變，真不知可從何尋起。今日社區似乎有種神秘的幸福感，它當然未到上山閉關的那種莊嚴認真，環顧再沒太多連鎖店的、難得的地景。

神保町回程，「黑色的河」

回顧蕭紅來到日本差不多一個月，提到「第一次自己出去走個遠路」去神保町。如果蕭紅沒有估計錯誤——「其實我看也不過三五里」就可走到神保町，現在有了電子地圖，簡單測量一下，這裏與神保町就是兩公里左右。看來她的確是住過我現在站著的位置附近了？

「那地方的書局很多，也很熱鬧」，蕭紅筆下的神保町，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商店性質和氣氛竟也沒有太大變化。「但自己走起來也總覺得沒什麼趣味，想買點什麼，也沒有買，又沿路走回來了。」

她寫回程看到「黑色的河」，今日地圖所示，如果不是外濠往南延伸的支流，就是皇居北端的內濠？可是內濠按理不會有人划船，還是「黑色的河」指的就是外濠？今日外濠臨近九番的河沿，倒也真有小艇在，那是1918年開設的水上俱樂部，營運至今，不知道蕭紅寫「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見上文，8月17日），是不是指這個俱樂部了。

她寫回程看到「黑色的河」，今日地圖所示，如果不是外濠往南延伸的支流，就是皇居北端的內濠？可是內濠按理不會有人划船，還是「黑色的河」指的就是外濠？

蕭紅想念蕭軍，也想念書：「我是渴想著書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既不燒飯，又不談天，所以一休息下來就覺得天長得很。你靠著電柱讀的是什麼書呢？普通一類，都可以寄來的，並不用掛號，太費錢，丟是不常丟的。唐詩也快寄來，讀讀何妨？」

多次在神保町蹓躂的她，看到那麼多書，相信是增強了她學習日文的決心：「一定要把日文學到可以看書的時候，才回去，這裏書真是多得很，住上一年，不用功也差不了。」從書簡與文章讀到，蕭紅大約是日間學習日語日文，晚上看書和寫作：「我放下了帳子，打開藍色的電燈，並不是準備睡覺，是準備看書了。」（8月9日）

在散文《孤獨的生活》也這麼寫：「藍色的電燈，好像通夜也沒有關，所以我醒來一次看看牆壁是發藍的，再醒來一次，也是發藍的。天明之前，我聽到蚊蟲在帳子外面嗡嗡嗡嗡的叫著，我想，我該起來了，蚊蟲都吵得這樣熱鬧了。（⋯⋯）」

她寫看書：「《水滸》之外，還有一本胡風譯的《山靈》」，也寫吃煙：「於是又回到了房間，我仍要想我所想的：在席子上面走著，吃一根香煙，喝一杯冷水，覺得已經差不多了，坐下來吧！寫吧！」

蕭紅寫過她居住的房間面向一個陽光可照進去的方向，不知是正東、東北還是東南。1936年9月21日，她寫「早晨也是好的，陽光還沒曬到我的窗上，我就起來了，想想什麼，或是吃點什麼。這三兩天之內，我的心又安然下來了。什麼人什麼命，嚇了一下，不在乎」。

許粵華成了蕭紅在東京期間的引路者：「可笑的是華在的時候，告訴我空中飛著的大氣球是什麼商店的廣告，那商店就離學校不遠，我一看到那大球，就奔著去了。於是總算沒有丟。」到了8月27日，位於神田神保町二丁目二番二十號的東亞學校還未開學，許粵華則要回到上海，今後在東京的日子，蕭紅都沒有相熟的朋友照料。她在書信多次提到「東亞還不開學」，多次來回走，為的就是等著學校開學招生的消息，也成為蕭紅在東京頭兩個月的生活。

許粵華曾帶蕭紅到東中野市郊一位朋友沈女士的家。10月19日，魯迅病逝，隔日她在報上讀到一些，將信將疑，於是她乘電車找這位朋友：「車上本不用擁擠，但都是站著。『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魯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樹和人家，它們卻是那麼平安、溫暖和愉快！我的臉幾乎是貼在玻璃上，為的是躲避車上的煩擾，但又誰知道，那從玻璃吸收來的車輪聲和機械聲，會疑心這車子是從山崖上滾下來了。」如果她是從飯田橋駅上車到東中野駅，電車車程大約二三十分鐘。

「『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魯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樹和人家，它們卻是那麼平安、溫暖和愉快！⋯⋯但又誰知道，那從玻璃吸收來的車輪聲和機械聲，會疑心這車子是從山崖上滾下來了。」

被日本當局探訪的左翼作家

在富士見町二丁目九番消失掉的五號，隱隱讓我感到不安。許多文字記錄似可印證，畢竟地名已改，再看地圖，如果不看富士見町只看麴町二字，附近倒也有一個地方叫麴町，就在皇居東面的半藏門旁。放心不下，還是乘車去看看，結果找不到富士見町；環繞二丁目走了兩三圈也找不到九番，再看它與神保町的距離，比較富士見町二丁目九番，要沿內濠往北走一大段路。

當然，要這麼走到神保町，要多花點時間，又不是沒有可能，只是這區的確沒有富士見町，比較那邊九番五號沒有五號，又有資料明確寫過該區麴町易名，幾乎可以刪去這邊的可能了，才放心乘車到神保町。

以往，每到東京都來神保町逛逛書店，今次是為尋蕭紅而來，多了些想像。在她與蕭軍述說魯迅逝世的感受時，提到她本來買了一本畫冊送他，這本畫冊，如沒猜錯應是在神保町買來的吧。

蕭紅或者不知道，當日出席講座的聽眾包括她自己，共五百人。在許多研究與紙片間，郁達夫1936年應約在日演講的內容，近年才由日本當局開放當年警察偵查的材料，是郁達夫研究者一直渴望尋找的拼圖。

時至1936年12月2日下午，蕭紅來到神田區西神田二丁目二番地，聽郁達夫講座：「會場不大，差一點沒把門擠下來，我雖然是買了票的，但也和沒有買票的一樣，沒有得到位置，是被壓在了門口，還好，看人還不討厭。」

蕭紅或者不知道，當日出席講座的聽眾，包括她自己，總共有五百人。在許多研究與紙片間，郁達夫1936年應約在日演講的內容，近年才由日本當局開放當年警察偵查的材料，是郁達夫研究者一直渴望尋找的拼圖。

今日再看蕭紅在書簡側寫演講當日盛況，這無疑是另一個重要視角與線索：連曾留學日本九年的郁達夫都受警察關注，記錄他的公開言論，關注他政治立場，難怪蕭紅都接受過「刑事」探訪：「今晨刑事來過，使我上了一點火，喉嚨很痛，麻煩得很，因此我不知住到什麼時候就要走的。情感方面很不痛快，又非到我的房間不可，說東說西的。早晨本來我沒有起來，房東說要談就在下面談吧，但不肯，非到我的房間不可，不知以後還來不來？若再來，我就要走。」（9月12日）

當年日本特別關注他們眼中的左翼作家，回顧郁達夫文件的仔細程度，他們這樣對待蕭紅也算保守？蕭紅在刑事來查的那天，書簡寫了這麼一句：「我主要的目的是創作，妨害——它是不行的。」還不斷告訴蕭軍，她寫了幾多字、寫了幾多張原稿紙。

當年蕭紅在滬的文藝生活是與魯迅見面，來到東京唯一的文藝生活就是聽一場講座，在神保町上學和逛書店，後來還會獨自乘電車散心。「學校我每天去上課，現在我一面喝牛奶一面寫信給你。（⋯⋯）我的房東很好，她還常常送我一些禮物，比（如）方糖、花生、餅乾、蘋果、葡萄之類，還有一盆花，就擺在窗台上。」

蕭紅在東京一時戒煙，一時又忍不住吃半根；一時胃病，一時發燒。盛夏蟬鳴陪伴她寫過許多短篇小說與文章，無休止的病痛在書簡裏嘮叨。

在富士見町二丁目九番消失掉的五號，隱隱讓我感到不安。

尋找，只是開端

我帶著她八十多年前在這裏寫過的文字，來到神保町附近，也知道有不少人寫過文章，說這裏自清代已有留學生的足迹，日華學會與東亞學校的背景，以蕭紅當時一邊尋親一邊自我療傷的初衷，應該沒了解多少。

神保町沿街書店為她在哀悼魯迅、忘憂蕭軍的情緒裂縫間帶來學習日文的熱度，說要學成就買書看個明白。這與她初來東京的生活比較，有了更積極的面向，在書簡中，她最感困擾的就是信件、書籍與雜誌往返的時間不夠快、身體狀態的不理想，其他事情都不比她寫作進度更重要了。她沒有像郁達夫那樣積極發言的意識，在東京一心寫作。

神田區西神田二丁目二番地現在是一所學校、幾間商店，改建為公園的學校不遠處還是滿佈書店的神保町。蕭紅在這裏學習日語約有三個月：「今天我去交了學費，買了書，十四號上課，十二點四十分起，四個鐘頭止，多是相當多，課本就有五六本。全是中國人，那個學校就是給中國人預備的。可不知珂來了沒有？三個月連書在一起二十一二塊錢，本來五號就開課了，但我是錯過了的。」

珂就是指蕭紅弟弟張秀珂，寫信當天是12月10日，她還不知道自己會比預計回滬的時間早了這麼多，就要動身回到充滿情感傷痕的地方。

1935年魯迅為她籌措出版《生死場》後，經魯迅結交了更多的文友。書在12月出版至1936年7月，短短半年多，發生了那麼多事，後因黃源而寄居許粵華在日留學的住處，在小房間短短半年寫了這麼多傳世作品，卻因蕭軍為魯迅治喪期間，與許粵華有了新的情感。一個曾在東京照顧自己的文友，竟與自己愛人走在一起，蕭紅再次經歷蕭軍出軌，又一次活在言情小說才會寫得出的情節裏。

我帶著她八十多年前在這裏寫過的文字，來到神保町附近，這裏自清代已有留學生的足迹，日華學會與東亞學校的背景，但以蕭紅當時一邊尋親一邊自我療傷的初衷，應該沒了解多少。

那張在1936年7月16日拍攝的黃源、蕭軍、蕭紅三人合照，時隔八十多年，還是令我感到驚心動魄，難怪許多文字紀錄都沒怎麼強調的事，在電影《黃金時代》描述後，擊起了那麼多討論。我也漸漸理解為什麼沒太多人考證蕭紅在日足迹：當事人大約不會再願意談論當年文青時期的各樣事情，在許多被陳述或過度詮釋的蕭紅事迹中，甚至關乎他們下一代的事情，就是今日文章提到的，或仍有他們的後人讀著，誰又願意翻出這等陳年舊事。

早在蕭紅東渡前，寫了一組詩。詩的文學成就不高，陳列的卻是蕭軍待她的態度。1936年7月前的《苦杯》可視為她離開上海暫別蕭軍的理由。8月9日寫《孤獨的生活》，14日隨函有寫《異國》，同月完成《王四的故事》、《牛車上》，寫到9月有《家族以外的人》，蕭紅寫給蕭軍的信有寫她「五十一頁就算完了。自己覺得寫得不錯，所以很高興」，「我自己覺得滿足，一個半月的工夫寫了三萬字」。

原稿紙上的就是《家族以外的人》，尚有千餘字小說《紅的果園》。1937年5月出版的《牛車上》，除了一些短文如《永遠的憧憬和追求》與詩《沙粒》等，上述四篇小說一則散文都載錄下來，可以理解為蕭紅在日本寫作的作品展了。

蕭紅完成這批重要作品後，在信中看到她正在努力地學習日語，也享受著東京生活，直到10月至11月，或受魯迅死訊影響，只寫了幾則散文和詩，其後知悉蕭軍與許粵華的事情。回滬前的日子，她在東京寫了《沙粒》組詩，有寫東京在降雪：「東京在落雪，／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鄉」。

在情緒未有那麼波動的日子，她有與蕭軍說，想去溜冰。在這個初冬天氣與故鄉有點相近的地方，在這個侵佔她故鄉的國度想起自己已失去了的故鄉，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她給黃源寫的信「每日花費在日語上要六七個鐘頭，這樣讀下來簡直不得了，一年以後真是可以，但我並不用功，若用起功來，時間差不多就沒有了」。

留到1937年7月⋯⋯蕭軍情感失序固然深刻地傷害了蕭紅，在關係裏最無辜的是黃源他啟動二蕭情感小休期，又為二人編輯作品發表，身邊關係卻因蕭軍失序，凡此種種的錯綜複雜，難怪許多讀者被他們的愛情故事吸引著。

那張在1936年7月16日拍攝的黃源、蕭軍、蕭紅三人合照，時隔八十多年，還是令我感到驚心動魄，我也漸漸理解為什麼沒太多人考證蕭紅在日足迹。

在我看來，蕭紅在日本生活的短短半年，可視為她在港書寫的序章。許多人不了解為什麼蕭紅會來香港生活，更有與她有深交的文友非議，如果我們把研習的年份調撥一下，看看她在1936年的東京生活，對照香港生活來閱讀，自會明白蕭紅其實是嚮往處身自由地域的寫作生活。1940年1月，她在香港重返身處異地書寫故鄉的狀態，相對健康和舒適的生活，寫出幾部重要作品，比較她在東京寫的短篇與散文，有比東京時期更成熟。

2023年人在東京尋找蕭紅足迹，只是個開端。我希望可尋回昔日麴町區市貌，從已知的年月日追查蕭紅在社區內的步伐，探訪1936年的車站、電影院、溜冰場、麵包店等，讓各地讀者先從作家生活閱讀，再讀她在東京時期的作品，添上更多地理元素，在她生活過的空間閱讀蕭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