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生倫敦放浪記：三年間，我移居了11個地方，跨越10個區份

倫敦的隆冬，濕風冷雨。下午時分天已入黑，得提早面對爬滿全身的孤寂感。乍來時，跟我同時到埗的印度朋友情緒低落，她哭訴，「到處靜悄悄烏燈黑火的，可怕之極。印度家鄉深夜，街上明如白晝，苦悶時落街隨時可吃上熱呼呼的小食，熱熱鬧鬧的。」

我也在好多個夜晚思念著同樣的情景。樓下的菜市場，茶餐廳，大排檔，甚至曾經厭煩的擠擁嘈雜的人群，招牌街燈的光害，如今都變成温存的記憶。

記憶當然是再造的。我跟香港的疏離與跟倫敦的同樣大，只是肇因不同。面對香港資本鋪張的景觀、文化和歷史的洗刷，即使在被噤聲前的香港，我已開始失語。

我跟香港的疏離與跟倫敦的同樣大，只是肇因不同。

「跟鄉愁重遇」

「來到這裡彷彿回到香港少時的鄉愁，像是回到了更像家的家。」一位搬過來的朋友如是說。「我在天主教中學就讀，牆上掛滿英國總校舍的照片。落腳後，望見四處都是相片中的紅磚屋，就像現實中跟鄉愁重遇。」

我也恍惚回到自小受世界思潮浸潤的青年時期，在現實中與遙遙吸收文藝養分的「原點」相遇。工餘遊博物館看免費常設展，很多是影響我一生的大師作；隨便在酒吧搭訕總會碰上從事文化的人，大談電影音樂文學，連地鐵的燈箱也滿佈音樂劇演唱會的海報。來自不同族群社群的藝術展覧、舞蹈、劇場、電影放映、講座，各式各樣可以想像到的活動，在遍佈城市角落畫廊劇場戲院發生。

曾經聽過、讀過的藝術、其人其作都在面前，單是近月頂尖的藝術展覧，便有David Hockney, Anselm Kiefer、杉本博司，畢加索⋯⋯Booker Prize 所有Shortlisted作者剛親身進行了演讀講座，Marina Abramovic為她的最大型回顧展作演講，馬田史高西斯親身跟千計觀眾對話——身在文化鄉愁的搖籃中感覺仍然是超現實的。

倫敦同時是許多激進前衛文化藝術的大本營，例如東倫敦就有多個各個搖滾、民族、實驗等等音樂場地。回應性別、種族、環境議題的作品如露春筍，論述在交流中激盪。今年就有女性藝術史學家出版了平地一聲雷的著作，勾沉沒被寫進歷史但在藝術流派影響深遠的女性藝術家，引發更大一波影響著視覺藝術走向的議論。另一邊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樂手、詩人唸詩吟唱，「在黑暗時代中，讓聲與詩繼續流動」⋯⋯倫敦就是如此一幅由閃亮碎片組成的星圖。

有些時候，就算沒想到去哪，漫無目的在沿泰晤士河一帶閒盪，由Shakespeare Globe, Tate, National Theatr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走到Southbank文化區，又或在這些旗艦文化大樓中間、到訪舊書攤，看滑鐵盧橋下年輕滑板好手練習，塗鴉牆上的每日新作，甚至是大街小巷獨立小店構成的市容風景和街區活力，都可感受到文化如何植根在社會價值當中。每天都有新相識的人、新的對話、新的意念、新的路途，能量流動，就算只隨便在一個公園走走，或行經街上人家的花園，每天樹影和葉色變幻，感受在香港從未能達至的踏實和遠離沉悶的美感。

然而，新自由主義籠罩著這個城市，在這城市留下大片陰影。

倫敦同時是許多激進前衛文化藝術的大本營，例如東倫敦就有多個各個搖滾、民族、實驗等等音樂場地。回應性別、種族、環境議題的作品如露春筍，論述在交流中激盪。

自由和不自由

待在這裡時日久了，當鏡頭從宏觀的圖像到個人的生活形態，那片陰影更為清晰和無遠弗屆。

很大部分文化活動都被資本化（Capitalised）了（次文化或左翼獨立藝術則在相反的另一邊）。足不出戶窩居在家煮食是常態，而這佔著生活整整的另外一半，甚或更多。儲了的錢就為去付著名藝術家的演出和特設展覧費用高昻的門票或去喝酒。到後來，即使有好多夢寐以求的活動，我也無法負擔。單是外出的交通費已很高，數年間加價三、四次。我也由較近市中心的二區（Zone 2）一路往外移至租金較相宜的南倫敦四區（Zone 4) 。

藝術工作者的薪酬卻是和許多工作一樣不成比例的低，且不斷下滑，自是租不起哪怕是劏房的獨立單位（很多至少1100英鎊，約10896港幣），大部分倫敦人跟多人分租單位（Flat Share），房租平均700至900英鎊（約6958-8946港幣），且仍在飛升。文化工作大部分也是半職或自由工作者的形式，沒有長期合約，多半領最低工資的時薪。

通貨膨脹飛快的這年，倫敦被視為陷進最大Living Crisis（生活危機）的國際城市之一。公共和私人基金對個人和機構的資助都在扣減，藝術和文化工作者生活更為艱難了。

通貨膨脹飛快的這年，倫敦被視為陷進最大Living Crisis（生活危機）的國際城市之一。公共和私人基金對個人和機構的資助都在扣減，藝術和文化工作者生活更為艱難了。

多個月裡，尤其是Covid期間，我忍受著窩在節用水電暖氣、寒氣迫人的房間內，遙控工作。一個來自日本的前室友Y，在東京IT公司銷售部工作了數年，帶著積蓄和家人的財政支持，三十歲時決志中途出家到倫敦讀當代表演藝術。畢業後積極開展不斷找展演和藝術駐留計劃的機會，在微薄的津貼裡維持生活。運氣好的話，未來的她會在學院可能教授一個科目，領著同樣微薄的薪金，租用多數沒有暖氣設備的失修工作室繼續她的創作。

但每每當和Y在廚房裡相遇，天南地北談起藝術，所有酸苦都會暫時被忘掉。我們談移民女性的處境、以藝術家為職志的自我懷疑、哪裡看到好展覧好演出⋯⋯有些夜晚在客廳一起看電影聽音樂或純粹買醉，又或匆匆吃飯、交換日常、人際煩惱或處理廁所漏水網路失靈等等問題過後，就回到各自的小房間裡工作、又或跟在外地的親友情人通上幾小時電話，然後在失修的花園抽煙時再度碰頭。都是典型的「倫敦漂」年輕甚至中年人的共居風景。

很多人勉力留下，又有很多人，像脫歐落實後的歐洲勞工和專業人士，像我阿塞拜疆、印度來進修的朋友、甚至英國本土的朋友，都因為找不到工作、或經受不起高生活成本，而離開了倫敦。然後更多人湧進來，政府剛公布數字，移民人口創新高為74萬，比上年高了3倍 。很多人都說，我不喜歡到倫敦生活，但到倫敦見識這個名符其實的「世界」，是我的想望 。

「移民、亞洲、女性——我不想我的創作只是因為述說和代表著這些邊緣性才得到注意。」

當下的共同體

「移民、亞洲、女性——我不想我的創作只是因為述說和代表著這些邊緣性才得到注意。」

身旁的前室友Y在巴士上氣沖沖說。她說話時總是直率不留餘地，「我不想我的創作變成異色（Exotic）的東西被西方世界消費。這個表面多元實則白人主導的城市，我不認為他們真正對這幾個議題感興趣。他們大談性小眾、環境、人類世、他國的戰爭，他們沒怎麼親身經歷過真正的政治壓迫，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優越性。」

車子行經市中心商業區，轉至建成於17世紀的聖保羅大教堂，陽光把建築物和歷史都切半。我沒有開腔道出我身邊其實有好些很自覺而得不到注視和資源的白人藝術家，白人也有來自不同國家和種族，有的是水肚不服的移民，也有很多是被富人壓詐的窮人，因此變成了政治上另一種被隱去的、被視而不見的人。

「我不想我的創作變成異色（Exotic）的東西被西方世界消費。這個表面多元實則白人主導的城市，我不認為他們真正對這幾個議題感興趣。」

存活在陽光與其陰影下，繁茂又艱難的大環境，政治正確同時不正確，同理包容和無感仇視並行。我和這裡好多人一樣，在自我矛盾和掙扎中，自然而然地展開了尋找創造和發表自身聲音的歷程。

初來英國的時候，我延續在香港的工作，以寫作掙取文稿收入。寫這裡的文化風景，千瘡百孔的Covid政策，自身患病的經歷，一眾移民者之歌。

然後，在封關封城不見天日的病疫時期，我開始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說。追尋祖父輩在東南亞50年代排華期間被監禁打壓的過去，寫殖民的經歷如何跨越到我們這代身上。我來到前殖民者的土地上，有了開筆的動力、感受和視野。漸漸地，因著角色的對調、文化的對照和並行，在這個廣闊了許多、但不知有沒有觀眾的舞台上，述說「香港」「亞洲」「殖民」「離散」的故事。

兩年前，和同是剛來英的一些電影人，成立了全英首屆以香港為主題的電影節，游走於各個城市，跟隨散落港人群體的步履踪跡。

剛開始找戲院和場地的時候，都是石沉大海了無消息。倫敦獨立戲院和社區中心林立，放映大量邊緣社群的電影，鼓勵多元發聲，但聲音雜多至令人難以耐心聆聽。那時，唯一獨立戲院迎接了我們——它座落在東倫敦最為混雜和貧窮的移民聚居地之一、以孟加拉、印巴裔為主的Tower Hamlet，由此展開了我們第一屆的放映。

他們指的「亞洲」多指印巴人即南亞人。東亞是他們漸多留意的、亞洲界別內的第二大他者，以日本為首。資助申請書上，「亞洲人」一項只有東亞和南亞，多年來漏掉了一整塊「東南亞」的界別。

當在這裡的巨型銀幕上能夠放映香港人在社會動盪中的身影，觀眾都在流淚。當中很多人，才剛匆匆落戶英國，適應陌生的環境和冬天的澟洌，首度動身到戲院，首度看到這麼多的香港人和關心香港的其他國族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創造了能量和思想交流的「場所」，一個在異鄉形成的短暫的共同體。

這裡的戲院重視締造凝聚社群（community building）的社交空間（Social Space）。每家戲院總有讓人群能夠聚集閒聊的Lounge，時有DJ演出、演唱、座談等等。香港文娛空間少有成為隨機認識連結的空間，在這裡卻倒是尋常。

在香港從來沒有懂得或積極地做的東西，在這裡又自然而然地學習、吸收、試行。

香港被稱為多元混雜的社會，然而以自身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和觀察裡，卻都多是單元的，在種族、階級、志趣的同温層裡打轉。

香港人以外，有台灣英國愛爾蘭拉丁印非裔的觀眾來看電影節的放映。香港被稱為多元混雜的社會，然而以自身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和觀察裡，卻都多是單元的，在種族、階級、志趣的同温層裡打轉。而在倫敦，你的鄰居、同學、同事，酒吧搭訕的侍應⋯⋯總是來自不同膚色不同文化背景，很多居英的港人都跟我說，到這裡第一次交上不同國籍的朋友，有些更來自未曾想像過的地方。

當英國戲院大多仍只展映香港上個世紀的經典電影，我希望把關於當下離散、公義、性別、貧窮、青年等等的當代香港故事，鮮被看見而被放大至銀幕，跟這裡的香港人、其他背景的人對話。

倫敦處在「Overwhelming」的狀態，也是生活在其中的感受和經驗，無論是好或壞的方面。大都會的無名（anonymous），無盡的雜聲，比香港更甚，隱沒在其中，感受到自由，同時可以很無力。在眾聲喧嘩中要聆聽跟自己文化上遙遠的聲音顯然不易。然而較為包容及以移民人口為主的環境成為了滋長情感連繫和同理心的土壤。

疫情中針對亞洲人的hate crime而激發的ESEA（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身份運動，各離散亞洲民族連結，探討身在英國的亞洲人的可見度、Representation，以及自身身份根源，在英國社會掀起迴響。而香港新移民帶來了另一重亞洲性，我期望能夠透過影像深入地緣、歷史、和英國的關係，參與編織多面貌的、此起彼落的亞洲性 。

在眾聲喧嘩中要聆聽跟自己文化上遙遠的聲音顯然不易。然而較為包容及以移民人口為主的環境成為了滋長情感連繫和同理心的土壤。

漸漸地，我也走進其他社群的肌理去。例如近來看了歷史上首部英國黑人拍的長片、看保加利亞首位女性劇情片導演60年代前衞反極權諷刺喜劇——坐在身旁的女孩問我來自哪裡，「我是保加利亞人，在座的都是保加利亞人。好奇你怎麼會來看？」在不少亞洲以外少數族群的獨立電影的放映裡，我是院內唯一的亞洲人，倒是頭一遭被如此詢問，「對電影本身、尤其早期的前衛和女性電影很感興趣吧。電影的超現實寓言本身就是懾人的，尤其用於訴說神秘的、統懾人們行為的權力核心，又何嘗不會有共感？」

女孩一笑，「我在英國成長，對從未真正生活過的故鄉有種鄉愁。你呢，你的鄉愁是怎樣的？」四目交投，我們沉默。電影開場，片中的鄉村場景、肢體動作和幽默，有種陌生的趣味，只是當身旁女孩和四邊觀眾都在笑的時候，我沒法感應。顯然英文字幕並沒有把保加利亞的地道方言和文化翻譯出來——而翻譯成的英文也是我正在學習的第二語言。

在倫敦就是恆常在翻譯再翻譯的文本裡團團轉，時而得出不同的誤讀或創造性的解讀。那可以是具啟發性的撞擊，但同時也被提醒我處身「外在」的位置。

「你的鄉愁是怎樣的？」

「多元」

但外在的感覺顯然是倫敦人的共同感受。這也正是群落連結的根基。

在英國朋友的生日會上，遇上因批判以色列政權而流放巴西的著名巴勒斯坦詩人F。說起她的家人仍在加沙，她說嘗試保持強大，但感到自己正在瓦解。她說時全身顫抖。我們緊緊相擁，她忍不住放聲痛哭。她嗚咽，「我明白你的，你和你的香港朋友們。我明白的。」

多元很多時正是Tokenism式的量化。意願良好，但最後得到資源的是懂得玩剔格子遊戲的人，倫敦當局是否真正懂得和真正支持最隱蔽的聲音得以被看見？

我已不知道如何去哭，但擁抱是美好的。然後猶太人鼓手朋友S走過來，跟我們相擁。S參與每周倫敦市中心反對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的示威遊行。S、F和我傳送著温熱的共同，來自世界的三邊。歧異從未被抹平，但連結實在而寶貴，這是我在香港從沒有如此真切地感受過的。

首屆的電影節選映了十多部香港獨立電影，觀眾的熱烈反應震動了獨立戲院界，他們突然看見了英國原只佔少數的「香港」、「東亞」觀眾。第二屆電影節得到英國最重要的電影節基金的資助，是英國電影界別的一大肯定。但資助金額卻不成比例的小，一般資助只佔預算成本的一至三成。大部分資源實需來自跑其他贊助、基金、票房，追逐永遠也追不完的「自負盈虧」那無望的目標。

這不免令我憶起香港藝發局「分餅仔」的資助計劃，它正正沿用英國的藝術資助制度：申請者眾，每個機構都分上一小部分、方案為本的資助，而非支持機構年度或長遠發展，只僅僅令你不願放棄手上創造的文化方案，艱苦勉力地在不成比例的回報下完成。

多元（Diversity）是英國文化政策的關鍵詞，因此「分餅仔」變成成就多元的一個重要姿態。大家都在不能持續和成長的情況下發展各自的聲音，聲音結果變得零碎而短促，也因此無法令相關省思和議論深化、壯大。資源和贊助依然落在最大的藝術機構身上。

而我們在辦的電影節也經歷同樣的命運。一屆的資金完了，中間的資金卻是真空，然後是沒完沒了的爭取資源，多於去籌辦計劃、去想我們如何有創意地表達自身的聲音。

英國政府的資助政策、平權勞工政策，強調少數族裔、身心障礙者、性小眾得到平等甚或優先的待遇。但卻被批評是以「剔格子」，或稱之為Tokenism的方式實行，即以規範或奬勵計劃去達成，即愈多符合邊緣族群的資格愈「高分」，因此合乎法例或得到更多資助，而未必考慮方案或創作的高度和是否真正帶出多元。

和「分餅仔」邏輯一樣，終究聲音有沒有真正多元、和締造互相理解？在我申請這些資助的過程裡，多元很多時正是Tokenism式的量化。例如展影的作品、工作團隊裡有多少個創作人員是上述的邊緣族群，你會在倫敦其他偏遠城市放映的場次有多少等等，去決定你的資助額，而不是你對多元的思考有多深入。

意願是良好的，但最後得到資源的是懂得玩剔格子遊戲的人。當局是否真正懂得和真正支持最隱蔽的聲音得以被看見？英國人對亞洲的認識，或他們指的「亞洲」 ，指的多是印巴人，即南亞人——印巴人是久遠而為數較多的移民群體，和英國的文化交換和融合深入得多。東亞是他們漸多留意的、成為亞洲界別內的第二大他者，以日本為首——在資助申請書上的格子中，「亞洲人」一項只有東亞和南亞，多年來漏掉了一整塊「東南亞」的界別。

我愈來愈感受到，香港人在「亞洲」和「華裔」的文化版圖上，是小眾裡的被代言的小眾。

我想敘述的，就是小眾裡的被代言的小眾那隱去的故事。香港文化不是「華人文化」這詞所能概括的。我想敘述的，是這小小的一片土地，如何嘗試脫離來自經濟和政治殖民者的典型目光、對其中西都會亮麗想像以外，微小但勇敢的，殘缺而獨有的和聲。

這片離散的異聲每刻都在新的環境下演化，一路和香港本身深遠轉折的歷史相對照。這個故事，我仍然想說下去，而且現在更有反省的距離說下去。但有時又恍惚返回香港那資本主義製造的匱乏的黑洞裡，需要從離散的共同體中尋找力量，走出來。

我想敘述的，是這小小的一片土地，如何嘗試脫離來自經濟和政治殖民者的典型目光、對其中西都會亮麗想像以外，微小但勇敢的，殘缺而獨有的和聲。

我把過去和未來、此地和彼地虛構連繫，瓦解故鄉和異鄉、被中心化的故鄉和外緣化離散的二分世界，延續在故鄉的外來者身份至他鄉，在不斷的置換（Displacement）和遊移中嘗試創造和想像。

孤獨

黑夜，寂靜無光，街上總見著一頭又一頭的狐狸悠然在黑暗中踱步，尾巴搖曳，展示王者之姿。

在都市中行走的狐狸是倫敦特有的風景。時而在他人家中花園歇息，在泥土挖掘吃的，時而在垃圾叢中啃咬人剩下的食物。追踪狐狸的步履和氣息，成為倫敦移居者的情感投射方式。

三年間我移居了十一處地方，橫跨十個區份。和其他倫敦人一樣，永恆處於過渡的情態，沒有真正投身任何社區。然而在這裡，我慢慢地跟同樣在流徙的樂手、畫家、詩人，形成了友朋的圈子，遊牧式的情誼。作為新移民，在社會的「外邊」，有繼續下去的力氣和新奇；就像我的英國本地藝術家、樂手朋友，都愛到西班牙、德國、荷蘭等歐洲沒那麼資本化而文化上同中有異之地，演出、創作，激發靈感——我們都在置換的經歷中創造自己、讓「身份」以可審視的距離檢視著。

「巴黎比倫敦封閉多了，自傲和沉醉於自身的文化遺產當中。我感覺我的思維和Vibe (氣息）跟倫敦才配，對我來說這裡才是文化的地方，在這裡另類電影放映的機會多太多了。但在這裡久了，我的感受逐漸模糊。」我跟第一家接待我們的戲院的電影策展經理L成了朋友。她來自法國中南部的小鎮，在南法修讀電影史，十多年前隨姊姊的步伐來到倫敦。我們分享共同的電影口味，到戲院後門的花園抽煙，那天是她的工作的最後一天。戲院財政不穩，在這裡工作數年打開了一片天的她，被裁員了。

L下班時間到了，我們緊緊相擁，是英式禮儀中最親切的部分。我們約定，在她自家鄉回來以後再見。遠行前道別，久別後不知何時重逢。不斷的相遇與分離，在倫敦的幾年間，重演過不知多少遍。

我和自身的過去、文化、語言、身邊人、社會斷裂——許多時我跟這裡的人、事和社會也一樣。新的連結滋長，它們美麗，但無法肯定能否成形，抑或最終不過是一地情感、混沌和自相矛盾的意識的碎片。

倫敦的黑夜不像我記憶中香港的黑夜，但或許更加像今天我未能親眼目睹的香港的黑夜了，也或許比記憶中的更加不像呢。

我把過去和未來、此地和彼地虛構地連繫，瓦解故鄉和異鄉、被中心化的故鄉和外緣化離散的二分世界，延續在故鄉的外來者身份至他鄉，在不斷的置換（Displacement）和遊移中嘗試創造和想像，所謂意義。

兩地的黑夜形成我的一對鏡子，在世界的另一邊凝視自身的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