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在倫敦一間無家者中心工作，我看盡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失靈

【編按】：說到異鄉人，我們總是關心人到他鄉是否適應，以及原鄉的一部分如何被我們帶在身上行走；又或者，來到我們附近的是來自他鄉的人，從他們的視角，重啟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認知。但另一方面，移居之後，人總是要活在當地的，他鄉的課題又會否嵌入我們的生命？我們又是否能以理解原鄉的精力，再去理解他者，直至那真的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四月到英，一直躊躇着要找新工。最後讓自己下定決心的，還是銀行户口上的數字。我在香港時，做過學術研究，又曾於慈善機構工作。然而，開始到處發CV才發現英國NGOs處理工作申請的效率奇慢，幾乎要四至六星期才有回音。我已經半年沒有工作，頹廢到底，就勞煩招聘中介先幫我找臨時工。

結果就找到一份，一星期後上班，工作地點是倫敦東部的一間無家者日間中心，我是一個小小的接待員（receptionist）。土生土長英國人的男朋友聽後，有點不知所措，一方面替我找到工作高興，一方面欲言又止：「倫敦的無家者情況很差，許多都有精神病，又濫藥，當中有些人還可能犯過罪。這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你肯定要去上班？」

根據2023年倫敦議會（London Councils） 的數據，倫敦人口中平均每50人便有1位是無家者，每23位兒童中有1名無家，換言之，每1間教室之中也有1位無家的學童。倫敦為全英國無家者人口最多的地方，佔全國數字一半以上，現時約有17萬名無家者居於短期住所，當中8萬3千人為兒童。倫敦無家者數字於2013年至2023年之間急升54%。而這間中心的服務對象——露宿者，更於2023年攀升至1萬人以上；與2008-2009年相比，倫敦露宿者的數字一共翻了3倍。

我帶著休息了半年的幹勁、還有一份「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樂觀，上班去了。

名字與面孔

上班的第一天，我一大早就到了日間中心。中心地方不算大，大閘以內是一個久未修葺的露天花園，幾張長凳，花卻沒有幾朵。入內，先經過用來登記及打點雜務的前台，向前走，右邊是廚房，這裏每天向無家者派發免費的早餐及午餐，左邊是活動室，我記憶中卻沒有舉行過什麼活動，通常是無家者吃飯、聊天、午睡的地方。

繼續直走，是要用匙卡（key card）才能內進的面談室、以及社工的辦公室，通常社工會在這與無家者會面、進行評估或輔導。面談室旁邊還有一間小房間，門外貼著彩虹旗，是為毒品施用者提供安全針筒、輔導、以及戒毒服務的地方。中心還有供無家者沐浴的洗手間、以及天台花園 —— 不得不一讚，在倫敦市中心建天台花園，本身已經是既環保又善用空間的好主意，同時也為無家者提供了園藝種植課程。

回到前台，身旁的同事是一位年輕金髮的波蘭女生。她自少已經移民英國，説流利的波蘭語和英文，正攻讀Social work學位，想在暑假賺賺外快，才早我一天上班。

早上八時半是中心開門的時間，通常時候未到，已經有幾位無家者在外等候。開門後，他們魚貫而入，先到前台作登記並領取早餐的籌號。

「早晨！」面對我們兩位新面孔接待員，有些無家者禮貌地打招呼。有些則表現得很冷漠、冷眼觀察著我倆，滿滿的戒心。我抄下了他們的名字，遞上早餐的籌號。身後身形高大、帶著一頭長曲髮、較年長的經理細聲説著：「你們要趕快記起他們的名字啊！中心大多的訪客（clients）都是常常見面的熟客。你若叫不出名字，他們會很暴躁呢。要知道，無家者在社會上就是無名地存在著。中心以外，未必有人惦記他們的名字。」

露宿者也好，無家者也罷，即使我們為他們冠上再好聽的稱呼，他們每一個個體對於這個社會而言，都只是一塊叫「homeless」的鐵板，他們的名字、身份、過去都在這塊鐵板上磨平了。除了同路人，大概就沒有人會對他們問道：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當沒有人問起、想起、說起我們的名字，我們還算有名字嗎？名字，原來也是一種非所有人能及的特權（privilege），我想得入神。

生活成本危機

一整天下來，看了五、六十來張臉孔，跟我想像的、以及男朋友所説的都不一樣，因為根本沒有一種單一的描述能概括他們每一個人。這五、六十位無家者，來自不同的種族，各自帶着不同的口音，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見過年邁八十的伯伯，也見過剛成年的青年。

他們當中有些人一身襤褸，拖著滿滿的手推車、載着一身家當，彎起身弓著腰，頭低得看不見面孔，一如我們在電視劇中所看到的無家者；同時卻也有為數不少的人一身整潔的衣服，頭髮和鬍子打理得簡簡單單但也貼貼妥妥，腰板挺直，背着背囊。若在倫敦早晨的繁忙時間見到他，你會以為他只是其中一位營營役役的上班族。

當然，少數人明顯濫藥已久，瘦削的身軀上沒有幾件衣服，蓬頭垢面，臉上長著膿瘡，眼神總是渾濁而渙散；也有人精神健康衰落，難以自我照顧，嘴上總是嘀咕着什麼，問候起來卻只是直直的盯着我、或是説起不相關的事情來。

這五、六十位常客彷彿是整個倫敦無家者社群最底層的縮影。在英國，無家者（homeless people）其實是一個泛稱，當中除了我們刻板印象中流落街頭的露宿者（rough sleepers），同時亦包括暫住於朋友親人家中的沙發客（sofa surfers）、面臨逼遷的家庭、以及生活於旅社收容中心等短期居所（temporary accommodation）、和住處過度擠逼或不合標準（squats）的人們。他們的共通點都是沒有穩定而合標準的長期住所（permanent housing）。

「我還記得去年夏天，中心每天平均服務30位露宿者。到了今年，來的人越來越多，入夏以來，中心每天有近60人，忙得不可開交呢。」經理嘆氣道，「都怪生活成本危機（Living cost crisis）啊！」

自2021年年底，由於俄烏戰爭、Covid 疫情導致全球消費品需求上漲、以及英國脱歐令勞工短缺等種種原因，英國物價一直急升，當中能源、食物、住屋等生活基本開支升幅令人咋舌。與2017年相比，倫敦租務市場供應下降41%，租金則自2021年來上升31%。政府由2020年起凍結住屋津貼後，情況雪上加霜，The Savills and LSE 研究指，在 Rightmove —— 英國最受歡迎的物業網站上，只有2.3%的倫敦租盤，是領取住屋津貼的低收入家庭可以負擔得來的。

租金飆升，除了令家庭財政百上加斤，亦令有責任為無家者提供住屋的地區行政政府（borough councils）不勝負荷。London Councils 估計，倫敦各個地方政府加起來，每月一共花費6千萬磅於提供短期居所。地方政府由於難以租賃私人住宅，出盡法寶，甚至租用只提供牀及早餐、所謂B&B（bed and breadfast）的非正式住所，來安頓無家者家庭，獲安頓於B&B的家庭數字一年內飆升一倍。然而，更多人卻因為地方政府無法及時提供短期居所、或者居留身份不合資格等，而淪落街頭。

街頭暴力

上班久了，跟中心的訪客混熟了，他們不再是初見面時的冷漠或暴躁。早上碰面，是互相叫起名字來親切的問候和和藹的笑容，有時見我被其他訪客欺負，還會冒著捲入打架的風險，為我出頭，很是窩心。熟絡了，他們就聊起自己的生活。

「你有膠布嗎？我昨晚被打了。」P是個金髮及肩、藍眼睛、鼻大大、帶著法國名字的中年男子，他指了指自己瘀青得發紫、還明顯帶著傷口的鼻子。「我的天啊！發生什麼事了？」我一邊忙著找膠布，一邊問道。「我只是睡在公園，就被打了。噢，你還沒聽說過，對吧？最近流行把欺負流浪漢的影片上載到社交媒體，有些頻道還是要付錢才許進入呢。」

我驚訝得目瞪口呆，P只説了句謝謝，向洗手間走去。「這樣的事情可多了，」社工組的督導（director）剛好在前台，喝著茶説道：「幾星期前，我還聽過有人向露宿者放火呢。趁露宿者睡著了，向他們發煙花，燒著了他們的睡袋，他們正睡在裏頭呢。」「為什麼？」「沒有為什麼。人們根本不把露宿者當人看，還總覺得他們會露宿街頭，一定是咎由自取。倫敦街頭，人們喝醉了，向露宿者撒尿，時有發生。而且，往往是年輕男性的露宿者最常受到暴力欺凌。露宿街頭的日子，不容易啊！」

「露宿街頭的日子，不容易啊！」——聽起來像是人所共知的廢話，我卻直到在無家者中心工作後，才稍為真正體會到這句話的重量。露宿者遭受暴力的可能性高於常人17倍。平均每3位中便有多於一位曾於街頭，遭陌生人惡意拳打腳踢、或者以其他形式的暴力對待。而女性露宿者中，則每10位內有3位曾遭受性暴力。另外，約一半露宿者曾被威脅使用暴力，近6成曾被語言欺凌或騷擾。同時，近8成露宿者曾於露宿時，成為罪案或反社會行為的受害人。他們被偷竊財物的機會超出常人47倍，過半數人曾遭盜竊，而每四位露宿者當中便約有一位的財物曾被惡意破壞。

「我⋯⋯我昨晚被偷東西了。你可以替我報警嗎？」眼前的A，是一位年約七、八十歲的伯伯，來自南亞，長長的白鬍子，總是穿着寬寬的長袍，他英語不好，走路很慢很慢，卻總是帶着微笑，十分和譪可親。我領著A到會談室，打開電腦，找來了線上報警的網站，隨着表格上的問題，一句一句地問了起來。

「那你損失了什麼財物？」「行李袋內有幾件衣物，有少許現金，但那都不重要。我一生中所有的文物（documents），都在裏頭⋯⋯」一直回答得冷靜的A，忽然大哭了起來，我手足無措，趕緊遞上紙巾。「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但我一生中所有的文物都在那個被偷的行李袋裏啊。」A 不斷重覆著，大顆大顆的眼淚掉了下來。看著白髮蒼蒼的老人哭得像個小孩，我想起了自己的外公，説不出一句話來，只能寂寂地看著他哭。

回想起初見面時，不少訪客對我的厚厚的戒心和防備，我恍惚大悟——生活根本沒有賦予他們對人寬厚信任的權利。

「濫藥」與無家可歸

然而，露宿者的窘境，不止於社會的惡意，還有生活為他們身體及精神健康所帶來的折騰。露宿街頭，不只是無瓦遮頭，亦代表生活環境極不衛生、三餐不繼、無法維持個人衛生、難以及時使用醫療服務、以及不堪重負的精神壓力。

於英國，男性露宿者的平均壽命為46歲，女性則為43歲，遠遠低於英國普通人口的76歲及81歲。身體健康方面，四成露宿者患有身體長期病患。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研究指出，與同樣極低收入但有住所的人口比較，露宿者死於中風機會為兩倍；同時，三分之一的露宿者死於肺結核、胃潰瘍等及時就醫便可以治癒的疾病——意味露宿者在英國以住址劃區登記單⼀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的制度之下，往往成為醫療制度的漏網之魚。

而精神健康方面，露宿者患有常見精神病，如抑鬱症、焦慮症等的機會，比普通人口高出多於一倍；而患上思覺失調（psychosis）的可能性更高達15倍。一半的露宿者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醫療需要，他們的自殺率亦是常人的9倍。

「她剛攤坐在大閘外，我怕她有危險，就請了她進來。」我剛吃過午飯回來，便看見一位年輕的金髮女子，半坐在前台旁的牆角，眼睛半合，腦袋不時向下晃，有點像累極的人在打嗑睡。在中心工作久了，我一眼便看出是剛剛用過毒品。「我問過了她，要不要報警送院，她説了不用，那就唯有尊重她了。我們在旁觀察，她沒有過度用藥的徵兆就可以了。」經理聳聳肩接著道。

中心的宗旨很簡單，每位訪客都是成年人，只要是不傷害到他人的選擇，我們都予以尊重。就算是用藥，只要不在中心內施藥，我們都不予批判，只嘗試儘量減害，例如派發免費乾淨的針筒以防傳染。

不過，「嗯⋯⋯似乎還是要報警了。」經理一邊説著，一邊憂心郁郁地看着女生。她的身體軟爛地挨在牆角，明顯比一刻鐘前更加無力，我叫了叫她的名字，沒有回應，同時，她的呼吸變得很慢很慢。另一邊廂經理已經打通了緊急求助電話⋯⋯

「我有點受夠了，老實説，我很想戒毒。我過夠了每天都在追著毒品跑的日子。」P搣著嘴説道，請我替他撥通負責毒品減害那位同事的電話。説來有趣，儘管中心強調尊重個人選擇，卻有不少露宿者願意被轉介至戒毒服務。我相信，正是平等的尊重令露宿者願意放下戒心，當雙方建立起信任，他們似乎亦對戒毒這個選擇抱有更開放的態度。相反，一味主張戒毒，反而會一早把他們嚇跑罷了。

當然，戒毒並非易事。「他又喝醉了。」經理說的是W？我認識中的W，從不喝酒，身形高大的他留著非裔社群中常見的雷鬼辮，話不多，但總是整潔斯文，在街頭遇上，你不可能想過他是個流浪漢。「他有嚴重的酒癮，早前接受了戒酒服務，真的滴酒不沾了個來月，好可惜啊！」

從那天起，我便再未見過酒醒的W，他換了個人似的，人遠在閘外，已經讓人聽到他吵吵鬧鬧，話多了，説的卻大多是不清醒的話，一身酒氣，衣服也變髒了，還常常與其他露宿者爭執起來，被罰禁足中心好一些日子。

大同小異的故事，時不時在中心發生。

每每説起露宿者，總有人滔滔不絕地説他們是如何把儲蓄還有福利金都用到毒品上去了，才會落得無家可歸的田地。然而，幾乎每位在無家者NGOs工作過一段日子的社會工作者，都可以娓娓道來：使用毒品往往不是令無家者露宿街頭的原因，而是他們飢餐露宿的結果；精神疾病亦然。

露宿街頭，不但危險，而且寂寞又絕望。露宿者一邊要保護自身安全、一邊要想方法餵飽自己，天冷的日子還要去找保暖的物資。地板睡多了，腰會痛，睡不好，還要顧著自己的財物。沒有朋友親人在旁，被打了被欺凌了甚至被性侵了，亦不一定有可以信賴的人傾訴幾句。受了傷，想用乾淨的水洗洗傷口，也是一種奢侈，只能忍受傷口發炎含膿。

研究發現，41%的露宿者會濫藥或酒精成癮，36%同時罹患精神疾病，數據指出大部分露宿者濫藥其實是為自己的精神疾病自行用藥（self-medicate）。另有研究指出，除了舒緩精神疾病外，露宿者使用毒品亦為了改善睡眠、減低痛楚、以及於嚴寒日子中感到溫暖。

人活在絕望太久，會生病，會想找出口。

諷刺的是，縱使36%的露宿者同時患有精神疾病及對毒品或酒精上癮，不少精神健康服務會以患者毒品或酒精上癮為由拒絕提供支援，而戒毒或毒品減害機構亦會因當事人患有嚴重精神疾病而不願提供服務，令露宿者處處被拒，難以尋求協助。三成半露宿者死亡的個案，均與酒精或毒品有關。

隔代貧窮

「我快要錯過福利官的電話了⋯⋯」才二十出頭，卻已經是四位孩子的媽媽的L，跺著腳，著急得雙眼都是淚水。這天是L取回自己女兒撫養權最後一輪面試的日子，這種網上面試極其嚴格，稍為遲到便會前功盡廢，偏偏負責為L安排面試的社工請了病假，我趕忙撥通不同社工的電話，試試誰有空幫忙。

「我為了把女兒領回身邊來，真的很認真很努力，照著福利官的每一句話來過活，我把毒戒了，不再喝酒，好好學習照顧小孩的知識，還嘗試去找工作。就只差這一個面試⋯⋯」L嗚嗚地哭了起來，從辦事處跑來的社工凑來了電腦，把L領到會面室去。

的確，L很愛女兒。閑來無事，她總會跑來前台，讓我們看看福利官剛傳來的她女兒的照片，談起女兒，她總是笑咪咪的。那是她的孻女，L甚少談起另外三位兒女，我只從社工口中聽説過，四個孩子都在出生不久後，被福利官以無能力照顧子女為由帶走，由政府代為撫養。

「你可以想像一次又一次與子女分離的創傷嗎？許多早為人母的少女，本身在原生家庭、及成長過程中，已經傷痕累累。我們都還未來得及為她們療傷，她們又要經歷母子分離。她們的孩子更是可憐，苦了兩代人啊。」社工經理見盡無家者之間的際遇，唏噓地道。

在外人眼中，L可能是個不稱職的母親。但我每天看盡不同訪戶在毒海中浮沈，明白戒毒有如登天般難，明白心裏要藏著許多愛，才可能活在無家者這殘酷的現實中而不屈服於毒品，L對女兒的愛毋庸置疑。

孻女的父親是L的前男朋友，我從未見面，卻已經三番四次聽過有關他的警告。他不時致電中心，謊稱是L的表哥或朋友，打探L的行蹤；也曾跟縱L到中心，恐嚇要向她潑上漒水。中心的社工深信L的前度不只是説説笑，極有可能向L施害，L也曾多次因為前度的滋擾而被送到安全住所。可想而知，當L與前度還相戀時，L曾被多次施暴。

那時候的L，是位母親，但同樣也只是個孩子。

「你今天有看到我的母親嗎？」L哭乾了眼睛，據説剛剛因為遲到，L被福利官重重訓了話，面試延期。「母親？」我困惑道。身旁的波蘭同事I搭嘴道：「沒有啊，今天不見她在中心呢。」看L走遠，同事I接著説：「你記得有位較年長、長金髮、說波蘭語的嬸嬸嗎？她也是中心的常客、還常常喝醉呢——她就是L的母親啊。你有沒有留意，她們有著同一個姓氏？」

我驚呆了，母女都是露宿者啊。大學唸社會政策時讀過的隔代貧窮，彷彿化成了真人般向我招手。父親缺席，母親是露宿者，自幼無家回歸，年少時已經被伴侶家暴，究竟這個社會保障過L了什麼，又給予過L哪些機會？

家庭暴力與牢獄

「活動室內有許多男人，我怕⋯⋯我怕不安全。我可以站在前台附近等嗎？」F大概跟我年紀相若，身段纖細，看起來十分柔弱，粉綠色的穆斯林頭巾整整齊齊地繫在她髮絲上。她是新來的訪客，正在等與社工會面。「當然可以啦。我問問同事，看看有沒有空置的房間，可以讓你先坐下來。這裏沒有座位，而且人來人往。」F應該是看在我和波蘭同事都是女生，才會覺得站在前台附近比較安心罷了。

「我有好消息！」平時忙得不可開交的短髮社工，難得興致勃勃地跟我們聊了起來。「剛剛新來的F，我只用了一個上午，便為她找到短期住所。其中一間女性收容中心，剛好有一個床位，太好了！可憐的F，又是另一位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家庭暴力，長期位居令人流離失所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2021年的數字，英國近乎每五個被地方政府歸類為無家的家庭之中，便有一個是因為家庭暴力。

四成無家女性亦指，家庭暴力是令她們無家可歸的原因之一。不少經歷家庭暴力的幸存者，面對伴侶精神及肉體上的折磨，往往要於咬實牙關、忍受虐待以求有瓦遮頭，或者離開關係但同時失去住所、顛波流離之間，作出選擇。向左走、向右走，似乎都走不到一條出路。

「可以請你們幫忙嗎？我已經露宿幾天了。」他叫T，個子不高，蓄著幾乎是平頭的短髮，一臉灰白色的鬚根，説話輕聲細語的。「噢⋯⋯今天社工人手有點緊絀，未必可以可安排會面，很抱歉呢。」「那我該怎樣辦？我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去了⋯⋯」T緊張了起來，一臉無助，但聲音依然溫柔。

社工經理剛路過前台，眼見我們四目相覷，便乾脆問起了T的近況。「那你要打電話給你的假釋官（probation officer）啊，他們有責任在你出獄前處理好你的住屋！」T向我借了電話，打給假釋官，慢慢説起自己剛出獄便淪落街頭的遭遇。然而，只見他越説越激動，聲線急促，時而嘆氣，時而語塞，兩頰通紅。

「可以請你跟我的假䆁官説幾句嗎？」T幾乎是紅著眼無奈地問道。我接過話筒，電話另一頭的假釋官氣勢凌人，劈頭便問我憑什麼叫T向假釋官要住所。「因為這是你們的責任啊⋯⋯」我一邊壓著怒氣，一邊堅持假釋官應該早在囚犯獲釋前，為他們處理好住屋需要，過了良久，假釋官大概發現我不能被敷洐過去，終於答應跟進。我放下電話，意氣難平，我固然明白假釋官能力有限，他們也只能請地方政府幫助尋找住所，但是電話中的假釋官明顯是欺負T不懂政府政策，企圖糊弄過去，完全推卸責任，只可憐本來已經焦急無助的T，被一再刁難，處處撞壁。

在中心工作的日子內，幾乎每隔幾天便會遇上遭遇相似的訪客。他們鋃鐺入獄的原因可能不盡相同，但獲釋後的故事卻幾乎如出一轍。入獄之後，大多囚犯由於無法承擔租金或按揭、或違反租約，失去本來的居所。坐牢期間收入菲薄。出獄時，如果沒有假釋官的幫助、又沒有親人可以依靠，釋囚幾乎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覓得居所。即使申請了福利金，住屋津貼亦難以負擔得起倫敦昂貴的租金。向地區政府求助，䆁囚又往往因為不被列入「優先需要」類別，而被拒諸門外。

結果，英國每十名釋囚中便有一位於獲釋當日露宿街頭。無瓦遮頭，亦代表釋囚沒有固定地址、無法接收郵件、難以為電話電腦充電、亦無法維持個人衛生——沒有以上基本生活條件，從何談起自我進修、尋找工作？這個聲稱要把人改邪歸正的制度，彷彿把釋囚放上了俄羅斯輪盤，被珠子找上的釋囚，在重獲自由的一刻，便隨即流離失所、三餐不繼。

相反，他們唯一的出口是一條​​回頭路——每三位因為違反假釋條件重新入獄的釋囚中，便有一位為無家者；67%露宿街頭的釋囚於一年内再次犯案；暫住短期居所的無家釋囚再犯率亦達54%。

倫敦West End赫赫有名的音樂戲《孤星淚》，講述19世紀初的法國，貧富懸殊嚴重，主角因為家貧偷了一塊麵包，便身陷囹圄，出獄後即管立志洗心革面，面對貧窮失業歧視，走投無路下偷走了教會的銀器卻又被逮個正著……兩個世紀之後的倫敦，彷彿還是照著同一個劇本，上演著一幕又一幕異曲同工的社會悲歌。

脫歐遺民與難民

「Dzień dobry! Jestem tu na śniadanie.」幾位年長的clients 與我身旁的同事I飛快地說着波蘭語。我固然一句也沒有聽懂，但卻早已習以為常。中心裏有不少波蘭裔的常客，他們總是三五成群一起出現，有空便到前台跟I閒談，我總是被擱在一旁，也怪不了他們，跟同説著母語的同鄉打諢説笑，自然盡興得多。

除了波蘭，中心還有許多來自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拉脫維亞、以及其他大大小小歐盟成員的訪客 。他們通常較為年長，英語比較蹩足。大部分人在英國2020年正式脫歐前，已經定居倫敦，但或因居留時間未夠五年、或因無法負擔移民費用，或因脱歐前未有登記移民資格，而尚未獲得「定居身份」（Settled Status）。

沒有「定居身份」的歐盟國民，難以獲得英國福利保障，以無家為例，除非他們可以證明自己有工作在身、或是在學兒童的主要監護人，否則均不能申請地區政府的住屋津貼、或短期住所。

諷刺吧？無家保障只限有工作的人，讓社會上最弱勢旳人通通跌出政府福利網，也令這班來自歐盟國家的露宿者失去離開街頭的可能——他們唯一的機會是等待慈善機構短期居所的宿位。

顯然易見，政府的目的是要趕走在英的歐盟國民——尤其是東歐人。2015年，英國保守黨意外地以大比數姿態勝出議會選舉後，隨即開展脫歐公投運動，口號為「拿回掌控權」（Take Back Control），右翼大張旗鼓地宣傳脱歐能令英國重奪邊境控制權，話裏話外都是針對來自東歐的移民人口。右翼反移民的浪潮是英國脱歐派勝出公投的關鍵。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方法不怕老，最重要有用）」2024年乃英國大選年。保守黨面對國家經濟衰退、生活成本危機，措手無策，人民生活捉襟見肘，怒聲載道。根據最新民調，在野自由黨以41%遠遠拋離24%的執政保守黨。保守黨故伎重施，過去半年，繼續以反移民大做文章，意圖重奪民意，脱歐後少了歐盟國民作代罪羔羊，保守黨便向難民及尋求政治庇護者開刀（asylum seekers）。

保守黨先針對冒險橫渡英倫海峽的尋求政治庇護者，不理大部分偷渡者均為英國內政部認可的合資格難民，立法褫奪他們申請成為難民的資格，及後又花費巨額金錢與東非獨裁國家盧旺達簽定協議，企圖將尋求政治庇護者放逐至盧旺達。本土之內，內政部以開支太大為由，要求尋求政治庇護者於收到確認難民身份書後七日內，搬出由內政部提供的住居。

為了逃離政治迫害、戰爭、或暴力的尋求政治庇護者，抵達英國並申請成為難民後，往往要經歷極嚴格的考核及漫長的等待。等待難民身份的一兩年期間，尋求政治庇護者不可以工作，僅憑每星期不足50英鎊的救濟金、及由內政部提供的住屋過活，生活艱難可想而知。當他們終於收到確認難民身份書，卻要於七日內遷離住所。

七日，即使是帶著一生儲蓄移英的香港人，亦不大可能於七日內在英國覓得居所，更何況是逃離戰亂、而且已經一兩年無法工作、沒有工作證明、還來不及申請福利金的難民？收到確認難民身份書，本來象徵着他們夢寐以求滿心期待的新生活，現在卻變成令他們流離失所的噩夢。政策出台後，全國露宿街頭的難民數字大幅飆升，過去一個月僅僅於倫敦已經上升四成，倫敦市長警告，如政策不變，倫敦將成「紙皮城市」（Cardboard City）。

尾聲

M大吵大鬧：「等，我已經等了兩個月，我還是睡在街上！我等不了，我真的等不了。」身形矮小、皮膚黝黑、一頭短曲髮的他，堅持要見剛好外出工作的負責社工，不論我怎樣安撫，都無補於事。

還記得剛入職時，M已經是常客，卻十分安靜，通常吃過早飯，便在活動室倒頭大睡，等到中心關門，便悄悄離開，從不生事。近一星期，M卻越發暴躁，幾乎每天早上都跑到前台咆哮一輪。事實上，負責社工已經三番四次向M交代過，可以辦的手續、可以申請的幫忙，都全部辦過，現在只可以等，等地方政府或收容中心的回音。

「再等下去，我真的寧願死了算……」M哭了起來，讓我也紅了眼睛。在中心工作只是不到兩個月的日子，我看著不少訪客，精神健康急速轉差，有些如M一樣變得暴躁，有些鬱鬱寡歡，有些則漸漸喪失神志，活在混濁當中。磨人心智的露宿生活，如童話中的催狂魔一樣，一點一滴地吞噬著他們的生命力……

「上星期你休假的時候，中心又報警了。」同事I淡淡然地説。是平時安靜得幾乎從不説話的D，在背包裏塞了幾塊磚頭，在中心吃過早餐後，忽然拿起轉頭狂砸活動室的設施，又襲擊其他clients——「説是襲擊，其實就是輕輕地踢了一腳。我們為了其他訪客的安全起見，還是報了警。後來，他對社工說他在街上真得待不下去了，他寧願回去坐牢……」

I説罷，我們對望了一眼，便都低下頭來，默默工作。

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執政，開啟了英國以新自由主義掛帥的時代。2015年保守黨於大選中取得議會大多數後，越發右傾，福利國家一説蕩然無存。政府論述鼓勵各家自掃門前雪，個人成敗全靠自己付出多少，所以窮人偷懶沒飯吃也是「自作自受」。今年入秋以來，先有英國首相辛偉誠大聲疾呼要提高福利金門檻，要求「偷懶」的人必須工作，後有剛被辭退的內政大臣柏斐文指「無家可歸乃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Homelessness is a lifestyle choice）。相似的論述由上而下，從最具話語權的國家領導人，散播到以下每一個階層，每一句都是指著窮人露宿者的鼻子，大罵「你們活該」。

罵人容易，罵人不但替政府擺脫提供社會福利保障人民的責任，還會為我們帶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我不懶惰，所以我不會淪落街頭。然而，朝朝暮暮坐在前台、看著新舊訪客來來往往，我知道每一位露宿者身後都藏着一條共同的主軸——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不論是生活成本、隔代貧窮、家庭暴力、司法制度、還是移民政策，都如不可抗力的巨輪般，把他們一個又一個輾到社會的邊緣，邊緣的盡頭便是淪落街頭。飢餐露宿，不是他們被社會邊緣化的原因，而是他們被邊緣化的結果。

一星期後，中心又報警了，情節嚴重得多，而我亦身處其中。事故之後，我每天上班也不自覺地惴惴不安，深怕類似的事故會再次發生，更怕下一次會有人命傷亡。男朋友天天勸道，與如擔驚受怕，不如辭職罷了。我卻捨不得朝夕相對的訪客們，更擔心中心人手短缺，我若不上班，必定有一段時間無法開放。不久之後，中心僱上了長期工，我便遞上了辭職信，轉到另一間NGO，擔任幕後的傳訊工作。

執筆之際，倫敦的溫度降至零下二度。男朋友躺在沙發上，笑説要下雪了吧，我查過天氣預報，嘟著嘴道，這幾天天晴呢。冬天，於我們是要下雪了嗎？對露宿者而言，卻是捱得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