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碼頭工人大罷工十週年：罷工與社運的相輔相成，在香港還能重現麼？

（麥德正，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

今年是「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大罷工」（下稱：碼頭罷工）十周年，碼頭工會舉行了一系列回顧活動，到來的參加者和記者，都問同樣的問題：這樣大規模的罷工有可能再發生嗎？碼頭罷工對於今天的勞工有什麼意義？其實，這些問題並不是「十周年」才給提出來，而是每談到碼頭罷工，都必然涉及，只是今天的社會環境跟十年前完全不同，而當年協助碼頭工人的「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亦已解散，令這些問題有更深刻的意義。

2013年5月6日，碼頭工人以「半杯水勝利」結束40天的罷工，即是罷工之初要求加薪20-23%，最後與資方達成加薪9.8%，及一些改善待遇的協議。對於勞方來說，這結果不算理想。相對於罷工「半杯水」的結果，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罷工所引起的廣泛民間聲援和支持。當時媒體在輿論上支持，廣大市民和各團體出錢出力，捐贈物資和金錢，探訪露宿的罷工工人，參加聲援遊行及集會等。有些積極的市民和團體更發起行動，向和黃集團示威和施壓。碼頭工人罷工引起強烈的社會共鳴，足比擬2007年紮鐵工人36天罷工，而市民對碼頭罷工的金錢和物質支援，更數倍於紮鐵罷工，十分罕見。

有意見認為，公眾如此的規模的支援和參與，就是一場社會運動，而這場「社運」也就是碼頭罷工的一個主要部份。

「碼頭罷工」持續40天，與「社運」的關係的確密不可分。筆者從這個角度理解，認為「碼頭罷工」存在著兩個不可分割的部份，其一為碼頭工人為了爭取合理待遇而進行的罷工（即「罷工」），其二是市民支援罷工的行動，及由此衍生的反財閥剝削的行動（即「社運」）。了解兩者如何互相關連，互為影響，對於回答「這樣大規模的罷工有可能再發生嗎？碼頭罷工對於今天的勞工有什麼意義？」或有所幫助。首先分析「罷工」與「社運」的發展和構成。

一、十年磨一劍

我們從「一系列」的「碼頭罷工」和爭取權益事件說起。說「一系列」是因為，其實在2013年大罷工之前，碼頭工人已不斷爭取權益，發動過罷工。

從史料所見，最遠的一次貨櫃碼頭罷工發生在1996年，當時「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外判商「東方新記」打算削減工人，工人罷工一天，以示抗議。後來 HIT 終止「東方新記」的合約，由另兩家與 HIT 高層有裙帶關係的外判商「成功」和「富大」接手，繼續減人手和減工資。

工序外判和勞工待遇低下，從來是碼頭勞資關係問題的一體兩面，這與葵涌貨櫃碼頭的商業營運制度有關。自1972年貨櫃碼頭啟用之後，政府就交由私營承辦商營運，至2013年，和記黃埔有限公司透過「和記港口信託」（HPR）及隸屬旗下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的一番收購和商業合營，佔有整個貨櫃碼頭11個泊位之中的8個，可謂壟斷。

和黃雖然壟斷碼頭，卻沒有直接營運所有碼頭泊位，而是將大部份工序外判。2013年，HIT 直接聘用的「公司工」約1500人，他們獲較合理和穩定的待遇，另有多個外判商聘用和管理的外判工人約2000多人。外判的主要目的就是將成本盡量壓低，令利潤盡量增加。碼頭外判商之間為了爭奪地盤和利潤，競相將人力成本壓至最低，令勞工待遇越來越差。碼頭外判工人（下稱：碼頭工人）被壓逼過甚，陸續反抗，後來導致2013年的大罷工。與2013年碼頭大罷工有承傳和發展關係的爭取勞工權益事件，得從之前十年，即2003年算起。

2003年至2008年，是工人「追討法定權利」的階段，碼頭工會就是在這期間成立。當時，外判商無視勞工法例，拖欠碼頭工人薪金、假期工資、遣散費和強積金供款等，工人要勞心勞力依法追討，更遑論得到其他合理的勞工待遇。當時，職工盟的屬會「運輸及物流業職工會」協助工人追討法定權益，而且有相當成果，工人從中建立了權益意識和鬥志，一些積極的碼頭工人更站出來，組建屬於自己的工會，之後更成為工會的核心份子，2006年「香港碼頭業職工會」（下稱：碼頭工會）成立，並加入了職工盟。碼頭工會成立之後，就向外判商追討工人上千萬元的強積金供款。

幾年來，眾多工人除了以上的揭發及追討，還有追討工傷賠償和農曆年假開工雙倍工資等，都令外判商有所忌憚，公然違法勞工法例的事件減少。2008年之後，碼頭工會進一步出擊，從「追討」法定基本保障，進入另一階段，去「爭取」法定基本保障「以外」的權益，包括：爭取加薪、拒絕在風暴中工作等。碼頭工會最初以問卷調查、員工集體建議等十分溫和的手段，要求外判商解決低工資、工作環境惡劣及職安等問題，但資方一直拒絕與工人對話，只向傳媒發話，評論工人的訴求。外判商除了在2010年及2011年因碼頭工會施壓，而輕微加薪外，對於工人要求提升工資水平，外判商完全抗拒，碼頭工會只好把行動升級，在2013年發動罷工。

從2003年至2013年，經過十年，煉成了碼頭大罷工。鋪陳這段歷史，並不是說「罷工一定要慢慢來，起碼要等十年」，而是要說明碼頭罷工，與其他罷工及工業行動一樣，縱使背境各有不同，也需要有一段醞釀和組織的時期，不會單憑突然「吹雞」，就會平地一聲雷的發生。至於這個歷程的速度和形式，就是另一回事。香港最近的2021年和2022年 foodpanda 外賣員三次大規模罷工，也有醞釀和組織的過程，但速度是以月計，而不是以年計；外賣員的組織形式是網絡「平台」，而不是碼頭工人的工會「大台」。

幾乎所有參加罷工的工人都會說，罷工的最大推手是無良老僱，要不是逼不得已，打工仔女都不會站出來反抗。工潮爆發前夕，碼頭工人工資被越壓越低，工時越來越長，尤其在船期旺季，外判商不增加人手，只一味催逼工人加班。2013年，有些工人工作「直踩」72小時，但日薪只有1315元，比18年前，1995年的1456元更低！平均時薪只有約55元！各外判公司也不重視工業安全，碼頭內工業傷亡頻生，不少工人患職業病。工人的其他工作待遇亦十分惡劣，沒有規定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連如廁的地方也缺乏。

資方壓逼，當然是罷工的重要因素，但不見得那麼多受壓逼的勞工會發動罷工，這是因為各行各業的工人都面對重重障礙，不能反抗，包括：員工各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團結，沒有一致行動的基礎；又憂慮爭取權益可能有風險，會遭資方算帳，甚至解僱等。工人處於渙散，沒鬥志的狀態，罷工就不可能發生。本來，碼頭工人也是這樣，沒有發動罷工的條件，然而，經過上述的追討法定權益的行動，工人組織起來，建立了自己的工會，團結力增加。工人感到有靠山，有了跟資方一拼的心理，而資方繼續壓逼，罷工就有可能發生。可以說，醞釀、組織，以至實行罷工，這三個階段，是一般罷工的「共性」，分別在於各罷工在這三個階段的時間長短和具體情況各有不同，當中亦因為社會環境和偶然的「機緣」，產生出一些醞釀罷工的特別因素。筆者大膽舉出兩個孕育碼頭罷工的微妙因素：

（一）碼頭的辛酸@互聯網

資訊科技發展，智能手機、社交媒體 Facebook 和通訊軟件 WhatsApp 普及，正好趕上了2013年，對碼頭罷工產生了一定的助力。香港工人從來都不輕易罷工，縱使他們在同一境遇下，例如在同一行業或職場受到壓逼，成為「命運共同體」，也只有長嗟短嘆的抱怨，非到壓逼加劇，工人之間也不展開討論，商量對策，而 Facebook的 出現，則打破了這個困窘。工人就可透過手機，在身份隱密的情況下，在網上空間表達不滿，及發表相關意見。2012年大約9月至10月，即大罷工之前的半年，有碼頭工人開設「碼頭的辛酸」facebook專頁，除了工人之間的交流，也向公眾揭露了碼頭內無法無天，不為人知的惡劣工作環境，尤其是違反工業安全，這成傷亡的真人真事，更是駭人聽聞。罷工爆發之後，本來主要是碼頭工人瀏覽和留言的「碼頭的辛酸」Facebook 專頁，吸引了大量公眾，對於碼頭工人更加關注和同情。

雖然「碼頭的辛酸」有影響力，但也不代表多數的碼頭工人在網上交流資訊，因為有些碼頭工人沒有瀏覽 Facebook，也有一群工人沒有上網，主要憑人際關係，面對面傳遞資訊，碼頭工會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紮鐵罷工的啟示

2007年紮鐵罷工32天，規模之大，影響之深，與碼頭罷工齊名。紮鐵工人最終逼使資方談判，而且獲得勝利。工潮期間，數以千計紮鐵工人包圍地盤、遊行集會，市民熱烈支援，捐助罷工基金和物資，媒體輿論亦廣泛支持工人，甚至直指地產財團壟斷，就是剝削勞工的根源。紮鐵罷工示範了一個工潮的模式，讓全港勞工明白，可以透過罷工、輿論、公眾參與和支援，向資方施壓。

現時的碼頭工會理事長陳欽和，2007年是碼頭工會秘書，他表示，當年眼見紮鐵工人罷工，對他帶來很大的啟發和衝擊，他當時說：「點解紮鐵工人得，我哋碼頭工人唔得呀？唔通佢哋大隻啲呀！（難道他們肌肉比我們發達嗎！）」當時不少碼頭工人談論紮鐵工人罷工，他們飽受壓逼，萌生仿傚紮鐵工人罷工的念頭，實在不難理解。

其實，紮鐵工人罷工發生後，被即時吸引的，並不是碼頭工人，而是其他的，希望待遇獲得提升的建築工人，而大眾也關注紮鐵工人罷工會否引起建築業，以至其他行業的連鎖罷工，但這一切並沒有即時發生。翌年，2008年7月，一個月內，維他奶、屈臣氏、雀巢、雅潔蒸餾水運輸工人接連發生工潮，工人罷工爭取加薪。再五年之後的2013年，碼頭工會才發動罷工。

陳欽和理事長表示，在2007年紮鐵工人罷工的時候，碼頭工人罷工的條件尚未成熟，當時除了參加工會的少部份核心份子，核心以外的「第二層」和「第三層」工人群眾並未組織起來，力量不足以發動罷工，而組織工作需要投入心思和時間，讓工人與工會之間，和工人與工人之間建立默契和信任，沒有捷徑。此後，紮鐵工人大罷工一直在縈繞陳欽和的腦海，他相信也有其他碼頭工人跟他一樣。

2008年，碼頭工會開始要求加薪。在當年工會會慶活動中，就有一群裝卸工人到來，主動跟工會理事面談，表示工資太低，要商討爭取加薪的方法。2010年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反對削減薪酬福利，在機場進行41小時靜坐，並預備發動罷工，陳欽和也特別留意，參考工業行動的手法。

碼頭工人對於工資和工作條件持續不滿，而工會的組織工作令一定數量的工人團結起來，建立了爭取加薪的共識，向資方反映。資方不答應勞方的要求之後，藏在工人心中的罷工種子隨即發芽成長，考慮發動工業行動，也有員工願意站出來，與資方談判。碼頭罷工的條件漸次形成，最後只欠一個導火線。

雖然和黃與外判商拒絕正式與工會對話，但外判商還是有跟工人代表在2013年3月，大約在大罷工兩星期前，幾次在非正式的「飲茶」場合談工資問題，但次次都是拒絕加薪，大致就是和黃不增加承包服務費，外判商就沒有辦法加薪云云。工人受壓逼多時，與資方談不攏，就只有罷工一途。2013年3月28日，碼頭工會發動罷工。

紮鐵罷工是16年前的歷史，而手機、社交平台和通訊軟件早已是日常事物，不再新鮮。然而，紮鐵罷工啟發了碼頭工人，也同樣可以啟發其他工人。爭取勞工權益的事例，無論發生在任何時代，都值得人們借鏡，從中汲取經驗。另外，資訊科技是工具，得注意人們如何利用工具，推進了工運。碼頭工人經營「碼頭的辛酸」專頁，在團結碼頭同業的同時，也向社會控訴資方剝削，這些經驗都很值得參考。

二、碼頭罷工 = 階級矛盾

在碼頭罷工的遊行和集會中，曾出現了一條十分醒目的橫額，斗大的字體寫著「階級鬥爭」。

香港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期經濟好景之後，經歷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非典肺炎疫症及2008世界金融海嘯三次經濟危機，既得利益階層都輕易把幾次經濟危機的苦果轉嫁給勞工大眾。香港政府一向奉行向商界傾斜的所謂「大市場、小政府」政策，保障勞工大眾的法規和社會福利十分不足，更遑論合理的社會資源再分配機制和社會安全網。於是，經濟危機發生後，減薪、裁員、低工資、工作量增加、就業不穩、失業無保障等，威脅和打擊著著所有勞工，從草根基層、普通收入階層，以至中產階級，無一倖免，令本來就十分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進一步加劇。2000年，政府更減少對民生的承擔，將社福服務商業化，向社福界非政府機構開刀，實行「一筆過撥款」。

香港政府限量土地供應，以促進地產業蓬勃，財團配合著巧取豪奪，囤積房地產賺大錢，平民百姓卻無立錐之地，一生為頭上片瓦營營役役。市民的基本住房淪為商品，棲身蝸居難求，是為重大的民生問題。200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樓價不斷上升，而公屋興建量沒有增加，輪候入住的時間漫長，大量基層市民擠入狹窄而貴租的劏房，而政府竟在1998及2004年分別撤鎖了租金管制及租住權保障，基層租客越窮越見鬼。

香港社會兩極化，不公義越演越烈。國際上，經過2008世界金融海嘯，及隨之而來的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全球風氣向左轉，批判權貴貪得無厭，造成社會貧富懸殊。這段期間，反對財團壟斷，抗議朱門酒肉臭的事件不勝枚舉。筆者姑且列出碼頭罷工前十年，一些較著名和影響較大的事件：
2004年，停售居屋，賣紅灣半島事件：政府為了維持地產市場的高樓價，停售居屋，政府將原為居屋的「紅灣半島」屋苑變賣，以8.64億港元的低價，賣給興建「紅灣半島」的地產發展商，遭公眾質疑官商勾結。

2005年，香港世貿會議韓國農民抗議示威：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人士從世界各地來港示威，尤以南韓農民的隊伍最大，抗爭手法多元化，令香港人印象深刻。

2006年，「李氏力場」：颱風「派比安」襲港，天文台不發出八號風球，引起市民不滿，質疑天文台受到商界壓力，為了保持全城開工，罔顧公眾安全。「李氏（李嘉誠）力場」令八號風球不會懸掛一說，開始興起。

2007年，紮鐵工人罷工：紮鐵工人大罷工36日，爭取工資回復到10年前水平及8小時工作。罷工揭露地產商及建築商巧取豪奪，市民廣泛支持紮鐵工人。

2008年，《一百萬人的故事》節目播出：全名為《了解．關懷一百萬人的故事》，意謂香港有七分之一人口活在貧窮線下。這是無線電視的五集節目，深入訪問多個貧窮個案，引起社會關注。「一百萬貧窮人口」這數字深入人心。

2010年，反對興建高鐵：政府興建高鐵的計劃在財政預算、收地、車站選址、行車路段等各方面，遭輿論質疑，甚至被指為向既得利益者輸送利益，引起很多爭論和衝突，爆發了一連串反對興建高鐵的行動。

2010年，《地產霸權》出版：《地產霸權》一書出版，揭露地產商在政府的配合下，如何造成香港寡頭財團壟斷的局面，引起社會轟動。「地產霸權」一詞亦流行起來。

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美國示威者持續佔領紐約華爾街，抗議大財團貪婪，「1%人壓逼99%人」，造成社會不公平。行動在全球多個地方獲響應，香港亦有示威者持續佔領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地下大半年之久。

財團壟斷，政府助紂為虐，滿腔怨憤的市民都想以言論和行動回應，碼頭罷工正好提供了一個可讓民眾參與的舞台。罷工的主要角色是碼頭工人 VS 和黃，代表著權貴與被/反剝削的階級，上演著「雞蛋對高牆」的較量。加上之前《爽報》對碼頭的報道，不少公眾對碼頭罷工最直接的觀感就是，工人罷工是給逼上梁山，決不是閒極無聊。公眾對碼頭罷工的支援迅速發展，根本的原因是社會良知，既同情碼頭工人，也想抵抗財團對自己的壓逼。

民間支持碼頭罷工的力量可簡略地分為三類：民間團體、參與支援行動的市民、態度上支持罷工的市民。前兩者採取了實質行動，探訪罷工工人、做義工、參加遊行、捐助物資和罷工基金……都是與罷工工人一起參與抗爭的方式。

三、媒體的助力

市民大眾了解碼頭工人的苦況，最初源自2013年1月《爽報》一連幾天報道碼頭的黑暗狀況，當中的一段是從「機手」的視角，拍攝在吊機中工作的照片，指出不人道的情況，包括「機手」在吊機駕駛艙內工作12小時，不能去廁所，沒有指定休息時間，必須邊吃飯邊開工等，對大眾帶來很大的衝擊。雖然碼頭工人對於這一切可能早已麻木，習慣了，但對於其他行業的工人，理應是人人都應當擁有的「去厠所權」和「食飯時間」被剝奪，可說是人權問題，十分震撼。

《爽報》對碼頭工人的苦況做專題報道，不局限於工資、工時、賠償等勞工法例問題，而且令勞工問題成為爆炸性的新聞。這種將「日常新聞報道」轉為「雜誌化深入報道」的處理手法，源於「壹傳媒集團」整個新聞機構從2011年至2014年進行的重大改革，後來成為媒體趨勢。

《爽報》是「壹傳媒集團」發行的免費報紙，印量達50萬份，有相當數量的讀者群，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今日市民大眾了解社會事件，都是透過傳媒在網上發放的「即時新聞」，或其他在網上流傳訊息。2013年3月，碼頭罷工發生時，網上「即時新聞」未興起（周凱亮殺人事件，同是在2013年3月發生，剛好碼頭工人在之前，有傳媒為報道此命案，開始做「即時新聞」）。對於整個碼頭工潮的報道，報紙還是重要的推手。當時工會發佈罷工的最新消息，都要趕及在電視台6點半新聞，及報紙晚上的截稿之前，而各媒體為了趕及截稿時間，也跑到葵涌碼頭外訪問工會代表，隨即作出報道。

《爽報》的報道，除了震撼公眾，也為以後有關的新聞打下基礎，之後媒體對碼頭工人、工會和民間團體的訪問，很多都是從工人的「去厠所權」，在吊機駕駛艙內工作「有上無落」等不人道的情況談起。讀者或會忘記是《爽報》首先對這一切作出報道，但《爽報》報道已起了蓮漪作用。

相比2007年的紮鐵罷工，就更明白媒體報道對罷工的影響。2007年，紮鐵工潮之初，飽受壓逼的工人情緒激動，在雪廠街堵塞馬路。當時公眾對紮鐵工人的苦況並不了解，沒多少同情，卻有很多輿論指責，說他們工資不算低，卻貪得無厭，行動過激，阻塞交通，擾亂社會，令紮鐵工人大受挫折。而碼頭工人和支援人士在工潮第二天就不顧碼頭保安的阻撓，突入碼頭範圍，露宿了幾天。因為有之前的《爽報》及其他媒體隨後的跟進報道，公眾都表示同情，沒有什麼譴責。

碼頭工潮爆發之後，各媒體跟進碼頭罷工進展，及作出相關的評論，揭露和批判碼頭不為人知的黑暗。和黃及葵涌貨櫃碼頭一直被本港公眾，以至國際社會視為香港繁榮的象徵，其壓搾勞工及草菅人命的真相曝光後，公眾譁然，迅即成為社會公義的議題，激發民間對碼頭罷工作出迅速和有力的支援。

四、工運社運融合

3月30日，罷工第二天，400多工人罷工，留守在碼頭內，不斷有學生和市民前往支援，在碼頭內遊行，高呼訴求。晚上，罷工工人留宿碼頭，設立了物資站，市民送到來食物、食水、衣物、被鋪……罷工工人與前來支援的熱心學生和市民一起露宿，關係十分親近，罷工留守區成為了小社區。當天，碼頭工會宣佈成立「碼頭工人罷工基金」，準備長期抗爭。翌日，碼頭工會邀請了社會人士組成「罷工基金管理委員會」，監察基金收支帳目。

商業電台連日關注罷工，在早晨節目呼籲市民踴躍支持和捐助罷工基金。更多熱心市民到碼頭現場給工人打氣，捐贈食物、日用品、被服、帳篷等各種物資，當中一群有心人編製了網上及實體版的「日報」――《大眾碼經》（之後編集成書《撐到底：碼頭工潮40晝夜》，現可下載，見文末註解）。除了呼籲公眾支持罷工，也每天派發給碼頭工人，以激勵士氣。有了6年前紮鐵罷工的經驗，各方都顯得有備而來，支援工作可謂一蹴而就。

HIT 和外判商堅拒與碼頭工會談判，HIT 更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不許罷工工人留守碼頭。4月1日，碼頭工會決定將工人留守區轉移到碼頭外的行人路，所有帳篷和物資延綿數十米，被稱為「碼頭村」。

「碼頭村」全天候24小時有罷工工人和熱心義工駐守。4月17日，因為資方一直故意拖延談判，碼頭工會工行動升級，另一條「碼頭村」設於中環長江中心（李嘉誠旗下長江集團的總部）門外，更延伸至新中銀大廈旁邊。香港以至全世界對碼頭罷工的視覺印象，就是「碼頭村」。「碼頭村」是罷工的象徵和核心，是集會和遊行的地點。碼頭工會在「碼頭村」舉行記者會，記者天天到「碼頭村」訪問工人；各界人士不斷到來給工人打氣、捐款，支援物資天天送到。「碼頭村」也是罷工事務的「辦事處」，工人報到參加罷工，物資和罷工津貼的統籌和派發，也是在「碼頭村」進行。

有一些民間團體長駐「碼頭村」，與工人一起經歷「碼頭村」的日常，與罷工工人促膝詳談，又舉行了電影放映，促進工人自下而上發聲，讓碼頭工會的談判代表了解更多工人的意見。社運團體策劃和進行了一些支援罷工的行動，矛頭指向長和以及大股東李嘉誠的反財團壟斷行動，包括舉行了全港苦行、杯葛百佳和多次示威，事前跟碼頭工會和罷工工人密切聯繫和討論，配合罷工行動。民間團體在罷工中的舉動與工會有所不同，可見兩者的差異。既然碼頭罷工包括「罷工」和「社運」兩個部份，就需要了解工會與團體在罷工中各有不同的角色。

首先要澄清「工會」這個概念，近年有不少市民，以至媒體記者，都把關注勞工事務的民間團體稱為「工會」，實在是有所誤解。工會的確是集中於工資、工時、工作待遇、勞資關係之類的事務，但單純關注這些，並不等如「工會」。工會（英文為 Trade Union）是由某類工人所組成，會員都是該類工人，務求具有一定代表性，以代表工人發言及辦事。所以，工會需要從會員中選舉出領袖（工會理事）。維持會員與領袖上下溝通的關係，令工會行動符合會員的意旨。工會以科層機制運作，處理事務要層層上傳，待工會理事討論及作出決定，再層層下傳，至落實執行。工會注重代表性，有領袖，依程序做事，就是所謂「大台」的性質。至於工會在實際運作時，其議事、決策和執行動力，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則視乎各工會的組織文化和所面對事務。

以碼頭工會為例，由碼頭工人組成，所有會員都一定是碼頭工人，碼頭工會每兩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選出大約7名工人作為工會理事，組成理事會，理事會中有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及司庫等職位。工會組織和號召罷工，當罷工進行，工會就要統籌當中的大小事務。

至於眾多「民間團體」有各自的宗旨，例如：推動社會公義、參與社區事務、關注環保、推廣動物權益等等……各「民間團體」的成員資格不一，組織架構也各有不同，可以是類似上述工會般的科層機制，也可以是「平台/網絡」，即是有共同目標和立場的人們，建立互相沒有從屬關係，沒有強烈責任約束的簡易架構或聯繫網，參與者之間有一定共識，但不強調規章，處事有彈性，成員參與和退出亦比較寬鬆。碼頭罷工爆發，一些「民間團體」不論其宗旨和本身的主要工作，都為了社會公義，參加支援罷工的工作。

雖然「工會」與「民間團體」在性質、組織模式和行動取向等方面有所差異，但「民間團體」均以大眾福祉，推動社會進步和公義為目標，與工會的宗旨絕不矛盾。那麼，有從事社運的，以至參加過支援紮鐵罷工的「民間團體」動員起來，支援碼頭罷工，與工會一起工作，是自然不過的事。

「工運」與「社運」合作，並不受工會和民間團體的本質結構所影響。碼頭罷工前兩年，就有了兩次工運與社運的交集。2010年10月，連鎖快餐店大家樂在最低工資實施前夕，扣減工人「飯鐘錢」，被「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揭發，並在11月公開呼籲杯葛大家樂，民間團體也參加，以各不同的方法向大家樂施壓，結果成功阻止資方削減員工的工資。2010年1月，眾多民間團體及「八十後青年」反對興建高鐵，「建築地盤職工總會」也出席大集會，表示反對將高鐵總站設於西九，而改為設於錦上路，把省下的錢建公屋和居屋。在云云反對興建高鐵的意見中，這是最突出的勞工觀點，得到一眾團體的支持。

五、罷工的邏輯

碼頭工人忍無可忍，在工會的統籌下，從2013年3月28日開始，罷工40天，爭取合理待遇。

工人長期罷工，向大財團討公道，雙方地位和力量懸殊，對比強烈，惹人關注。碼頭罷工成為香港以至國際的大新聞，媒體連日焦點報道，社會氣氛沸騰，各種支持罷工、反對剝削、探討工運和譴責財團的輿論在媒體和網絡湧現。和黃高層以碼頭工序外判為由卸責，不介入碼頭的勞資糾紛；外判商一直拖延，不與碼頭工會談判，已經令公眾反感，而和黃總經理「打工皇帝」霍建寧肆無忌憚向媒體說：「係咪李卓人派人，搵班人嚟做我哋度『做世界』呀？（找了群人在我們那裏暗中玩陰的啊
？）」；又有外判商代表在勞資談判期間表示「夠鐘返屋企食藥」，終止談判。

資方不斷作出令人反感的言行舉止，火上加油，引起公憤，激發大眾對罷工工人更多的聲援和支援，數以千計市民參與了碼頭工會舉行的四次遊行和集會；市民捐款給罷工基金合共890萬元，津貼工人生活開支。工人罷工，手停口停，風餐露宿，罷工基金對他們日常生計補貼，的確起到一些作用。碼頭工人能夠撐40天罷工，實在離不開社會大眾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

很多市民希望碼頭罷工勝利，既令到碼頭工人待遇得到改善，也是要挫大財團的氣焰，給自己和勞苦大眾出一口氣。這場罷工已不只是關乎碼頭工人的自身利益，也是背負了普羅大眾的期望。無論是工人罷工、團體的行動和公眾的支援，都是向和黃施壓。和黃和外判商讓步，令工人的工資水平和工作待遇得到改善，就是罷工的成功指標。

有一個普遍現象，也是人之常情：罷工工人期待待遇獲改善，而不期待罷工。工人長期罷工，有很大的心理矛盾，是一個非常不容易作出的決定。罷工不是工人早就預設的手段，而是使用過其他不同的方法去爭取權益，而不得要領，最後才罷工，碼頭工人當然也不例外。工人都期望罷工速勝，盡早復工。而罷工幾天之後，工人大概知道資方態度如何。如果資方繼續態度強硬，工人就要考慮是否持續長期罷工，以打擊資方盈利，令其願意讓步。罷工工人都明白，唯有團結才有力量，如果大部份同僚退卻，自己亦無法堅持。罷工的核心，無論是工會「大台」或「網絡/平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組織和統籌，讓大家齊上齊落，一切重大決定，非經充分的集體討論和集體決定不可。罷工期間，形勢不斷改變，新的消息和傳聞亦不斷出現，所以，碼頭工會的領袖和談判代表不斷討論對策，同時要聽取工人群體的意見。為了關於罷工的重大討論和決策，工會舉行了幾次工人大會。

貨櫃碼頭由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所管理，HIT 讓幾個主要外判商聘請碼頭工人，包括永豐、現創、聯榮等。400多名罷工工人佔碼頭整體工人約8分之1，佔外判工人的5分之1，他們罷工對碼頭運作造成一定影響，但仍不足以癱瘓碼頭。罷工工人不夠多，碼頭沒有全面停工，對資方威脅不夠大。工人要增強罷工力量，令資方生意虧損，只好繼續呼籲更多工人參加罷工，可惜沒有多少成效。

雖然從一開始，碼頭罷工就得到社會大眾同情和支持，但財團和外判商卻不因此讓步，勞資雙方拉鋸40天。在任何罷工中，資方往往不顧公眾輿論非議，除非令其聲譽下跌足以令其盈利受損或有所威脅。和黃作為跨國大企業，理應要顧及自身聲譽，但觀乎其種種頑劣的表現，根本無意向工人讓步以解決糾紛，只在乎拖跨罷工。不難想像，和黃和外判商早已有所盤算，認為碼頭罷工所造成的聲譽損失，對其利潤並沒有太多影響，又或者只有短期，暫時性的損失。所以，縱使眾多市民譴責和聲討和黃，和黃也堅持不與工會對話。眾多市民參與了遊行集會和支援罷工，民間團體甚至發起杯葛和黃行動，如罷買百佳超市，都沒有效果。

工會和支援力量盡一切方法打擊和黃利益，逼使其讓步，這是罷工的「直線邏輯」。與勞方對立的資方，同樣是「直線邏輯」，就是盤算能否承受罷工所帶來的捐失，只要能撐得住，就一直拖延勞方，令勞方知難而退，停止罷工。勞資雙方就此拉鋸40天。在罷工最後兩三天，工人代表與罷工工人舉行了大會，判斷形勢，認為罷工實力難以再增加，持續下去實在太艱辛，結果與資方達成加薪9.8%，及一些改善待遇的協議，這就是「半杯水」的結果。

雖然罷工結果不算理想，但碼頭工會是工人自己的組織，之後必定繼續跟進工人的勞工權益，再視乎將來的實際情況，而決定再有什麼爭取行動。熱心市民和團體無論對罷工的結果意見如何，支援工作也是隨之而完結，民間團體都回到各自本來的崗位工作。有部份團體在碼頭村與罷工工人建立了深厚的關係，罷工之後繼續互相聯絡。

小結：經驗可作參考，歷史不能複製

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兩個問題：碼頭罷工般的大規模罷工有可能再發生嗎？碼頭罷工對於今天的勞工有什麼意義？在上文分析之後，筆者小結如下。

今日社會環境與十年前有很大差異，碼頭罷工的醞釀、組織和實行方式，都不能擺脫其時代背景，及其他獨特的，偶然的因素。莫說將之複製，就算是模仿，也沒什麼可能。但香港勞工權益低下，財團壟斷資本，這兩個導致碼頭罷工的惡劣狀況並沒有改變，甚至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雖然市民大眾對社會大勢有極強的無力感，但總會有些勞工在面對危機和剝削的時候，作出大大小小，形式不同的掙扎和反抗，碼頭工人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碼頭罷工之前的十年間，工人不斷追討法定權益，爭取合理工資和工作待遇，從中組織起來，更發動了罷工。縱使罷工以「半杯水勝利」結束，成果不如理想，但工人的工作環境和職業安全還是得到了一些改善。罷工之後，碼頭工會繼續跟進工人權益，直至今天。如果這二十年來沒有碼頭工人和工會的努力，2013年碼頭罷工，及碼頭工人今天所爭取到的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

歷年多次罷工，都是職工盟介入協助。但作為工會大集團的職工盟，已於2021年解散。現時政府對工會的監管，對工會造成壓力，好些工會表現得低調、不活躍，甚至解散，工人對於成立新工會亦表示卻步和擔憂。以往各工會以示威、集會和遊行表達勞工訴求的熱鬧景象不再，萬馬齊瘖。

然而，職工盟解散40日之後，就有 foodpanda 外賣員發動罷工，於2022年10月和11月，他們再發動了兩次罷工。這幾次罷工，展示了香港勞工運動的其他模式：各行各業或不同企業的員工/從業員可以就各自關心的事情「圍爐」，發展出互相維繫的「網絡/平台」，有別於有會員和領袖，有正式架構的「工會」。2013年，民間團體在碼頭村與工人深入討論，重視每一位工人的個性和自主權，鼓勵大家獨立思考，踴躍發聲，增加參與的積極性，正是推動自下而上的組織文化，促使一些工人在碼頭工會的科層制度之外建立了互相維繫的「網絡/平台」。其實，現時的工會在架構和行事方式上，也可引入「網絡/平台」的成份，嘗試更多不同的組織手法。

碼頭罷工暴露了財團貪得無厭的醜陋，也突出了勞工權利的可貴，迅即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支持，發展為反抗財閥剝削的社會運動，掀起廣泛市民共鳴。持續40天的罷工在大眾心中留下痕跡，爭取勞工權益的意識和經驗在社會上紮了根，影響了日後的社會風氣，和各式各樣爭取權益的運動。

註：本文部份資料來自《撐到底：碼頭工潮40晝夜》。出版者「香港職工會聯盟」已經解散，而網上還流傳著這本書，可點擊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