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震東專訪：變成另一個人很好玩，但要有辦法離開

柯震東知道自己走到哪裡都會引人注意，他的態度可能多少有點「何必再講」的感覺。當我們在商場中央為他拍照的時候，有店鋪的店員看到他而欣喜，他就很自然地向對方揮手示意。那樣自然，好像完全習慣了和他人的這種距離，習慣了自己的職業帶來的那份關注。

人們似乎時刻都在關注著他，他的戀情，他在片場的意外。

「還好啦，可以承受。選擇走這條路的話⋯⋯」他的口氣聽起來，完全沒有遺憾或者像是在講自己讓渡了什麼權利。那是一個他生活中的常識。

訪問開始沒多久我就忍不住問柯震東，所以你在中學時代是一個怎樣的小孩。

他似乎並不想那樣談論自己，我嗎？我就是一個每天打籃球的人。

存在感很強嗎？

「還行，因為那時我是籃球隊隊長。」

柯震東有太多壞小孩般的銀幕形象了。他不說自己壞，也不說不壞。儘管被無數新聞推到風口浪尖，他看起來並不緊繃，甚至很樂觀。他說因為家庭跟成長環境，自己小時候沒有什麼擔心的事情，最多只是擔心考不好。

現在他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比如賺錢養活自己的公司，想辦法讓自己簽的新人更紅。但逼迫不來。

本來在《黑的教育》之中，他要再演一次壞小孩。這部戲在七年之前已經有大綱，「七年前我還可以演一下高中生。」高中生肯定是大眾對柯震東揮之不去的印象，也是他演藝事業一開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眾形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戲中的柯景騰。

他的事業軌跡沒有在偶像小生那條線繼續下去，2014年因為大麻事件他暫停了兩年演藝事業，2016年以《再見瓦城》再出發，業界肯定了他的表現，柯震東的演員形象開始多元起來。

也是在七八年前，他看了那部在影展口碑甚好的Victoria，一鏡到底拍發生在柏林一個夜晚的故事。柯震東希望自己的公司也可以拍一個類似這樣一路狂奔的電影。但還沒討論出眉目，《再見瓦城》就必須進組了，之後又是其他的戲要拍，這部電影被擱置了。疫情期間，它又被翻了出來，大家討論了半年，聊到決定導演人選的地步。

九把刀對柯震東說，如果要找一個導演來拍，案子又要再多討論三個月到半年，「不如你來導」。

柯震東答應了，他也有顧慮，「其他都還好，我主要是怕丟臉而已。」

用他的話來說，《黑的教育》沒有愛情，沒有搞笑，也沒有鬼，照這個故事線，在台灣比較難賣。他們沒有太在意票房，只想把成本壓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內，沒有票房壓力，放手去做。

他有主動去了解台灣市場有什麼片可以賣，「其實蠻容易看得出來的，每年台灣其實就大概是這些元素比較好賣。畢竟這幾年陸續都演電影。每次都會去看一下同期國片或者是好萊塢片的票房跟走向，那就會覺得，好像近五到八年，近幾年的走向都是這樣。黑道，鬼，高校，或者是愛情。」

「我也不確定還有沒有第二部，所以這一部我要保持自己的狀態去拍完。就算成果不好我也要自己承擔。」如果沒有第二部，他希望這部作品不論好壞，自己都沒有很多妥協或者遺憾在裡面。

「我的主業是演員，我很不想要被人說成想要過水當導演。」他說既然想做，就肯定不要只是掛一個名字在那裏，他沒有幫自己找任何執行導演，一個人去做所有的決定，所有東西都要自己承擔。「因為我的名字大家都認識，業界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誰。做演員如果被批評，那沒辦法，就是再演下一部。但換到導演的第一部電影，自己肯定會在意一些。」

《黑的教育》最後沒有拍成一鏡到底的故事，不過以三段式的結構講述了三個即將高中畢業的學生突然一夜長大的暗黑經歷。這的確是又一個關於壞小孩的故事，但柯震東不覺得那與他的經歷有關。「我就是想拍一個觀影過程讓人可以很開心的電影，我一直不覺得電影是必須要告訴你什麼，或者表達什麼。」

「我希望買票進戲院那幾個小時，會是很開心或者很放鬆的幾個小時。很愉快或者很悲傷都可以，就是享受當下。」

他說他找到了做導演的樂趣，從剪輯，到配樂，到美術。做把握電影風格導向的那個人，面對素材做不同的取捨，他有樂在其中。

號稱自己有強迫症，他在做演員的時候大概難以想像自己要向什麼妥協。「我們有一個製片會決定製作費怎麼用，用在哪裡。我就是一直被告知，可能場景要變小一點，車上的戲可能半天就要拍完，什麼東西沒有辦法，總之就一直在刪。」

做演員的時候，他只知道拍攝場景很漂亮，卻永遠不知道一個場景要花多少錢。每次因預算而刪減的內容，當下讓他痛苦，過後想通了，覺得那是將想像力發揮到極致的有趣體驗。

「我現在很佩服導演這個崗位。他們要用好幾年做一個項目，實在吃力不討好。」柯震東算了算，時薪太低了，他說。不到一千塊台幣。

《再見瓦城》的導演趙德胤，同樣也擔任了《黑的教育》監製。柯震東說，趙德胤好像就是定心丸，「他有沉穩的力量。他的存在，就是有一種氣場。他也不會跟你講什麼，但只要他在你就有一種一切都在控制範圍內的心情。」

劇組內三個年輕男生，本身很有活力，趙德胤讓拍攝現場穩定了下來。但柯震東承認，他自己也是一個嘻嘻哈哈的導演，「整個組的氛圍，我覺得拍攝愉快蠻重要。三個演員壓力已經很大，我不覺得在相處過程中給他們更多壓力，他們就會演得更好。」

柯震東也不希望趙德胤在拍攝現場給太多意見，「包括我們的編劇也是導演，攝影師也是導演。」跟劇組開會的時候，柯震東對所有的人說，現場沒有人可以指揮演員怎麼做，演員只能聽他的，「這是我唯一的要求。」

台灣業界基本接受了他的導演角色，《黑的教育》先後入圍多項金馬獎和台北電影獎，柯震東也為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那個旅程比當演員的時候更興奮。

「位置變了之後，大家對你的感覺也有些改變。比較有趣，就是在跟其他以前碰到的導演或是監製們，好像可以有更多的交流，」他在影展看到明星，心態也有些改變，「我以前也沒有這樣覺得，但現在可能想『他們都是明星』，碰到導演就可以聊說，他們接下來的案子有什麼內容，可以互相再多了解一下，討論一下，或是大家可以比較理解拍片上的一些困難和一些樂趣。」

柯震東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變成一名導演，導演不是他一開始加入演藝圈的職業規劃，「因為我是認真覺得各行各商，就是就算在同一個產業內不同崗位有巨大的鴻溝，每個崗位都有他的專業性在。」在跟不同導演合作之後，他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樣子。

也主要可能因為，他拍攝的《再見瓦城》，當時劇組很小，「因為劇組很小，所以在沒有我戲份的時候，可能要在現場幫忙其他事情，趙德胤會跟我很常分享，拍電影要怎麼拍，他怎麼開始思考。」《再見瓦城》拍完之後，他對電影的其他工作崗位有了更多認識。柯震東看到了電影在演員之外的面向。

《再見瓦城》確實改變了他的職業軌跡。2014年沉寂之後兩年，再露面時憑藉這部電影入圍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柯震東從偶像變成了一個可以嘗試各種路線的演員。

「《再見瓦城》這種戲，接到很開心。但這種戲我覺得不能每年都接。我是說對我而言啦，我不知道其他演員。對我個人來說，這樣的過程很消磨我對表演的熱情。就跟減肥一樣，你要找到一個很適合你的減肥方式，你才會長久。如果你都不吃，都只吃那種很難吃的東西。可能前面幾個月瘦得很快。然後未來一鬆懈就變超胖的人。 」

他說他找到了一個舒適的飲食的方式。《再見瓦城》的壓力是他從影以來最大的，「因為我是演一個完全不同地區的人。我的口音，我的生活作息，什麼都要磨合。我光語言就練了快七、八個月，然後再被丟到緬甸，丟到泰國也是三四個月。」

變成另外一個人是很累的。

柯震東曾經很怕蟑螂，《再見瓦城》劇組在泰國住的房間裡，甚至柯震東的床上都有很多蟑螂。可是入戲之後，他好像沒事了，「那時候看到就覺得，還好。」他的戲份殺青之後，率先回到台灣。過一個月，再看到蟑螂，他又會嚇得尖叫起來。

那段拍攝過程中，他沒有戲的時候，就在泰國走來走去，真的變成另外一個人。

「變成另一個人真的蠻好玩的，但是就要有辦法離開。」他停了一下，「你看每一個表演班，都會教你怎麼入戲，但沒人教你怎麼出戲，那是一個可能需要研究的東西。」

柯震東說自己天生樂觀活潑，出戲相對沒有那麼難，「但我不確定別人是不是這樣。」

《再見瓦城》之後，柯震東又消失了一段時間。

「那之後有一年，確實是沒有工作。」並非他主動想要休息，「但確實就是沒有什麼工作，那也蠻好的。」《再見瓦城》拍得他有點身心疲憊，「老天爺刻意要給我放一年的假吧。」

他當起了YouTuber，或是在社交平台直播與粉絲互動，和蔡昌憲拍片上山下海，有一個系列是特地帶著鏡頭讓人參觀他的家，人們甚至可以看到他為了把床單被子鋪整齊而反覆收拾。

做一個YouTuber好玩嗎？

「我覺得蠻好玩的。YouTuber是少數我覺得可以，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職業。因為掌控了想拍的內容，然後又沒有那麼多的票房壓力。因為它就是取決於觀看數多少，賠錢也都不會賠到很多的事。」

他的 Youtube 頻道現在超過十萬訂閱，開箱自家住所的那一條片超過了百萬點閱。
對很多人來講，《黑的教育》問世，像是大家看到了柯震東的畢業禮。他的偶像生涯對觀眾來說，一如一次超長的學期，之前經歷不同事件，大眾對他的印象變了，在人們心目中，他還是學生。直到《黑的教育》，他好像畢業進入社會，拿到了第一份工作。

柯震東沒有餘地地否定了這個說法，但他不勞氣。可能無從比較，到底這樣的不勞氣是逐漸改變，還是一早性格使然：「其實《黑的教育》劇本在九把刀寫的時候的骨幹就差不多了，我們只針對一些角色的個性跟結尾該怎麼收做了一些討論而已。有人說這部片的三個角色，可能是三個不同階段的我，我完全完全沒有這樣想。」

大概是不想把話說死，成全觀眾對他的好奇和想像，他才微微把話往回兜了一點：「只是可能，第一次當導演，會比較投入自己的個人情感吧，或是人生中發生過的一些事。」

他說，在打籃球的時候，他每一刻都想贏。但在拍電影的時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