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9日是台灣的律師節，台灣律師團體會舉辦盛大慶祝活動，今年恰逢國民法官新制上路，司法院長許宗力前往「全國律師聯合會第76屆律師節慶祝大會」致詞時指出，處理國民法官案件的律師表現如「一盤散沙」，檢辯實力不對等若成常態，有害司法公信力，引發全律會的不滿。
全律會隨後於12日發布聲明，直言對許宗力的言論「難以苟同」，並要求合理計付國民法官案件法扶律師酬金。雖後續司法院再以新聞稿感佩律師的付出，試圖為這起紛爭止血，但這起「散沙說」的爭論，也在在凸顯國民法官上路後有待正視的隱憂。
台灣國民法官制度於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擔任國民法官需為年滿23歲的中華民國國民，且在地方法院轄區內連續住滿4個月以上，在逐案隨機抽選後，經過法院選任程序抽出6名國民法官與3名職業法官組成國民法官法庭共同審理、評議、判決。案件類型為因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的案件，如酒駕致死等。
目前，全台各地的國民法官法庭已審結7件，待審案件將近60件，已審結的7件國民法官分別為：新北地院家暴殺夫案判7年2月；台北地院的酒駕致死判7年2月；基隆地院酒駕致人於死判9年徒刑；新北地院單親母親殺子案判16年5月徒刑；金門地院酒駕致死肇逃判9年；台北地院酒駕致死判7年2月；台中地院毒駕致2死1傷判12年，對此結果，法界多認為國民法官有重判的現象。實際上，此趨勢不約而同與日本裁判員制度上路後相仿，裁判員判決案件量刑亦大幅提升；雖被告得透過上訴行使救濟，但上訴審法院原則上仍應尊重國民法官的量刑結果。（延伸閱讀：《台灣首起國民法官判決出爐：不堪37年家暴，妻殺夫判7年2月｜Whatsnew》）
對此重刑化的趨勢，法界有意見指出，此為檢辯訓練差異致使，但也有律師認為，這樣的「實力差異」源於市場經濟因素考量，以承接國民法官的法扶律師酬金來看，國民法官案件酬金相較過去法扶及義務辯護人的案件，已提升1.5至2倍，且國民法官案件每位被告至多由三位法扶律師辯護，且依實際投入的工作量，每人至多僅可領取最多7萬5千元新台幣的酬金。
須留意的是，因國民法官案件壓縮在5至7天內審理期間內，辯護律師必須放下手邊其他案件、全神貫注為國民法官案辯論，而此是否會排擠到律師處理其他案件的時間，影響到律師整體的經濟收入，則為不得不正視的「理性」考量。此也為「散沙說」的癥結所在。
律師「實力差」，源於雙方資源差異
沿此脈絡，許宗力9日在全律會上的發言指出，雖然國民法官法庭案例還不夠多，但各界均點出檢辯雙方實力不對等的現象，律師傾向單打獨鬥，即便多名律師出庭，但欠缺組織奧援與約束。許宗力直指，看不出律師有團隊合作的傾向，像是一盤散沙。
許宗力也表示，如果檢辯實力不對等的現象未獲改善，進而成為常態，將不利於當事人權益保護，有害司法公信力。他說，司法院作為國民法官制度的推動機關，需要有所因應與作為，不能消極透指望藉由律師的市場機制來解決。
許宗力說，司法院正研議如何協助半官方的法扶基金會，在法扶律師團隊中，以專門承接國民法官案件的「任務編組」方式，強化辯護能力，進而使檢辯實力對等。
司法院則澄清，院方理解此為官方與非官方的律師界，在組織、訓練、人力配置上自始即有明顯差異，才會出現檢察官在法庭上能展現團隊合作成果、律師卻顯得勢單力孤之情；許宗力應邀於律師節慶祝大會致詞時，是要向律師界說明，司法院已積極研議應對之道，並非要批評各案中辯護律師的表現。司法院指，也將研議是否酌量提高法扶律師承接國民法官案件的酬金。
國民法庭誘因不足，難以吸引有經驗律師參與
無論許宗力這段被指摘為「訓話」律師的發言、或司法院後續提出的澄清，內容皆指出國民法庭中檢辯雙方實力不對等的現象；而此實力上的落差，多指向制度與資源上的差異。
林俊宏律師對此指出，律師在近幾件的國民法官法審判，確實表現未盡人意。國民法官新制對於律師來說，並沒有參與的誘因，自然不會有太多人會認真研究及投入，因此律師資源在國民法官新制中，自然是不可能充足的，想要辯護人有力的表現，在現狀下，顯然是緣木求魚。
陳奕廷律師受訪時也表示，真正參與過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律師，都明白地表示不願意承接國民法官案件，而目前承接國民法官案件的律師，都是沒有經歷過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的，自然無法馬上上手國民法官案件。
沈元楷律師認為，律師對於國民法官案件最大的問題，出在於「經濟理性」。實際上，國民法官案件遠較一般刑事訴訟案件繁雜，從收案、準備、審理估計要花到近百、甚至上百小時，然而以目前法扶最高為7萬5的酬金，難以吸引有經驗有戰力的律師長期投入，在報酬十分有限的情形下無限投入，非常困難，違反經濟理性的制度，也很難長久存在。
即便許宗力提及可採行「任務編組」的方式應對，法學學者黃丞儀則在《上報》專欄指出問題：沒有長期合作的律師，要如何在法庭上有默契？黃丞儀分析，當找了一堆人來，誰才是主力、費用又該怎麼算？黃文認為，律師平常面對市場競爭、搶案子是常態，如今要合作的動機是什麼？他直言，「一盤散沙」是常態，律師界生態即是如此。
而許宗力發言則被外界視為在指責律師「能力差」，黃文指出，就國民法官實施結果來看，不見得是律師能力差，而是律師界生態很難承接這類案件，「大所不接、小所勉強接，但報酬低，難以投入」，雖然律師具有公益性，但律師也要求生存。
在台灣，律師承接訴訟案件一個審級（台灣為三級三審制）約5萬至15萬元新台幣的律師費，並會隨著律師資歷、案情複雜度向上提高酬金。國民法官案件相較其他案件，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辯護工作，除開庭前的案件研讀、訴訟策略制定等需花費一定時間成本外，也勢必排擠到分配給其它案量的工作時間。
在國民法官上路前，即有法界人士提醒，國民法官制度會讓有錢的被告以更高的酬金聘請律師，但沒錢的被告只好尋求法扶或公設辯護人、義務辯護人，或是願意酌收部分酬金的律師。在論件計酬的律師界生態下，不同案源的收入多寡將影響律師投入的心力與程度。這樣的提醒，如今在國民法官上路後隨著院長許宗力的「散沙說」，再次發酵並重回台灣輿論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