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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維權律師助理趙威參加NGO研討會時，發現自己被疑似便衣國保（全稱「國內安全保衛」，是公安機關的一個警種）的幾個人在夜色中監視。她打開手機閃光燈照向其中一人，對方猶豫幾秒，向另一方位打了個手勢，兩撥人一起撤走。
被追蹤、被監控，是公民抗爭運動者處於政權打壓下的生活常態。但彼時的趙威沒有想到，幾天後，她尊敬、信任、稱呼為「大哥」的公民記者朱瑞峰，會利用她對人身安全的擔憂，創造性侵的條件。
趙威回憶，研討會結束後，朱瑞峰自稱為避免國保追蹤，用他人身份證在酒店開了一個房間，然後在半夜突然壓到她身上，實施強姦。侵害發生後，她恥於向好友求援、也找不到公民圈內的救濟渠道、更無法報警。兩個月後，「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發生，23歲的她被關押，接着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被認為是中國當時最年輕的在押政治犯，半年後取保候審。
如今，住在舊金山的趙威講述這些經歷時語氣冷靜。八年來，公民運動被鎮壓至銷聲匿跡，而女權運動抓住網絡公共輿論的微薄空間，在2018年夏天的米兔風暴裏衝擊並塑造了一代人的性別意識。她趟過這些鉅變，努力尋找相對安全的環境，同時盡力恢復性侵和拘捕留下的創傷，但卻未曾和任何親友正式且完整地敘述那次侵犯，更未考慮過公開講述——直到今年六月。
2023年6月2日，受台灣#MeToo浪潮鼓舞的政治工作者李元鈞指控六四學運領袖王丹性騷擾，點燃了中國民運圈#MeToo的星星之火。6月21日起的三天內，共有四名女性公開指控被公民運動者性騷擾，引發對民運圈生態與文化的爭議。
民運圈由對抗中國政治體制、立志推動民主法治進程的運動者組成。從文革結束後的民主運動，到八九民運，再到本世紀初的公民運動與維權行動，凡是參與其中的抗爭者、異見人士、律師、記者、NGO工作者等，都能被籠統地歸為「圈內人」。流亡後長期在國外從事中國民主活動的群體，與在國內推行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們，可分別被稱為「海外民運圈」與「國內公民圈」。兩個圈子相交卻不重合，但均站在中國政治體制的反面，常被一起討論，視為一個整體。
此次#MeToo橫跨這兩個圈層，被概括為「民運圈米兔」。許多人批評圈內的男性權威與男性氣質成為性騷擾的土壤，但也有人反擊稱#MeToo抹黑民運圈形象、「不顧大局」、與中共合謀打擊處於低谷的「反共事業」。
記者採訪了趙威、李元鈞等性騷擾指控者，並詢問了TA們在所述侵害發生前後的困境。由於性騷擾發生的隱蔽性以及部分當事人的政治風險，其所指控的侵害沒有直接證據留存，記者亦無法獨立證實這些侵害的發生。但是，指控者們所述經歷具有相似性，一定程度上能印證侵害運作的共通邏輯。
本篇報道的近十名受訪者中，除了公開指控的#MeToo當事人，還有另外三名女性行動者向記者表示，自己曾遭受過民運圈人士的性騷擾，且她們知道還有其他受害者，出於種種原因未能站出來公開指控。
MeToo風暴裏的五名被指控者，僅有身處美國的王丹和滕彪在社交網絡公開回應。王丹否認性騷擾，表示願意就此事對薄公堂，但聲稱支持#MeToo運動；滕彪在指控者公開陳述前，搶先發表「道歉聲明」，否認性騷擾，稱自己的行為是「異常笨拙的求愛」。另外三名身處國內的被指控者，目前均不再活躍於公民圈，有的甚至已進入官方體制：曾被稱為湖南公民社會「精神領袖」的鄧林華，如今身為農工黨湖南省委副處級幹部。記者試圖聯繫本文涉及的被指控者，均未獲得回覆。
多名指控者、抗爭行動者和女權運動者對記者表示，民運圈內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性別結構，以及性別意識的普遍缺乏，成為性騷擾發生的系統性原因。侵害發生後，被政治壓迫的受害者難以尋求社會機制的幫助，而民運圈本身也缺乏相關救濟渠道，致使受害者處於更加孤立、隱秘、脆弱的地位。一方面，施暴者被圈內的父權化的熟人關係網庇護，難以被問責懲罰，而另一方面，受害者可能面臨圈內的攻擊、污衊、道德綁架，遭受二次傷害。
「這些被指控性騷擾的人，也是想努力擺脫極權體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但他們也是施暴者、父權制的受益者，沒有意識到極權和父權的同構性，對自己壓迫者的角色一無所知。」擁有十年維權運動經驗、女權主義者黃思敏律師接受採訪說。
「是他們該反思自己作為壓迫者的時候了」，她說，「如果他們連這個都反思不了，他們所搞的民主運動，註定人越來越少，沒有人願意和壓迫者一起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