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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免費讀】白臉、黃臉和更黃的臉:誰有資格書寫華裔故事?

她佔據了英文世界裏屬於亞裔的的位置,但浪費了引發一場重要公共討論的機會,將它換成了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呆得更久的機會。

小說《Yellowface》封面。圖:網上圖片

小說《Yellowface》封面。圖:網上圖片

特約撰稿人 池騁

刊登於 2023-08-06

#Yellowface#審查#小說

【編者按】過年好,端傳媒從年二九到大年初五、連續七天每天推出一篇免費深度文章,陪伴你過年。我是今天值班的編輯楊靜。

今年是大陸和香港人口繼續大量外移的一年,新移民落地未必容易生根,討生活的同時在文化上也尋求滋補。我們的很多作者也都處在這樣的變動狀態裡,如何寫作、用什麼語言寫作、為誰寫作——都变成不得不做的選擇題。這也是為什麼美籍華人作者鄺靈秀的英文小說《Yellow Face》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本小說主題設置巧妙——白人寫作者偷竊已故亞裔作家的手稿,登上文壇顯赫位置,卻也迎來華裔內部和美國其他族裔光譜的質疑挑戰。

早前我們邀請也在移民過程中的寫作者池騁撰寫書評,分析小說核心議題——美國華裔創作者在以白人為主的文化界的艱難處境和華裔內部的競爭關係;池騁也把這本書放入不同世代和位置的全球華裔創作者之間,詢問「黃色的臉與更黃的臉:誰有資格寫什麼故事?」,這既是創作倫理問題,也是當下身分政治與階層問題——黃的純度與權威度存在嗎?重要嗎?正如一些讀者留言,期待流行小說作家追問這樣艱難的問題有些奢求,但「華裔的位置在哪裏」、「華裔中有多少個不同的位置」的確是很多人要日日回答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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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偷竊的故事。

一個白人女孩受邀去亞裔作家朋友家做客,卻碰上朋友意外去世。震驚之餘,她不假思索地拿走了朋友剛剛完成但尚未示人的小說手稿——同樣出版過作品,這位白人女孩遠沒有自己的亞裔朋友那麼成功,眼前這份手稿是絕好的翻身機會,她豈能放過?她將手稿交給文學經紀人,與編輯合作,修改完善了手稿的細節。然後,她以自己的名義出版了它。

正如她預料的那樣,偷來的故事令她收穫了難以想象的成功,過上備受矚目的暢銷作家生活。終於,通往文學天堂的階梯就要為她垂下。但也因為這本書的出版,她被捲入巨大的輿論風波:這個來自亞裔作家的故事聚焦於一戰時期歐洲戰場上的中國勞工,而作為白人寫作者的她,有沒有資格講述一個不屬於白人族裔背景的故事?與此同時,關於真相的危機也在悄然逼近……這個白人女孩能夠從她一手造成的局面中成功脫身嗎?

亞裔作家 Rebecca F. Kuang (匡靈秀) 。圖:網上圖片
亞裔作家 Rebecca F. Kuang (匡靈秀) 。圖:網上圖片

關於出版界的諷刺小說,《芭比》式的「小罵大幫忙」

這是今年5月,亞裔作家 Rebecca F. Kuang (匡靈秀) 出版的小說《Yellowface》(扮黃臉)的故事。Kuang是近幾年英文世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人生經歷幾乎和小說裏死去的亞裔作家Athena Liu如出一轍:她們都出身於美國亞裔中產家庭,一路從私校讀到耶魯,出版的第一本書就獲得成功,逐漸成為同齡人中最暢銷的作家,而且都是以書寫亞裔題材的小說而聞名。她們倆甚至塗一樣的口紅色號:櫻桃紅。

從某種角度來說,Kuang是講述「種族議題+出版行業黑幕」的諷刺故事的最佳作者人選。首先,她是生活在當代美國的華裔——一個較少被關注的少數族裔,這意味著她在種族議題上有免於批判的優勢位置;其次,暢銷書作家Kuang了解出版業,了解那些不為人知的規則,更了解如何揭露這些規則的規則。就像她在採訪中所說的,如果《Yellowface》是她的第一本書,她絕不敢寫這個故事——成功者的反思會被認為是發人深省、值得聆聽的,失敗者則只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但,就算是暢銷作家Kuang來寫這本以剽竊者為第一人稱的小說,閱讀體驗也不舒適。女主角白人女孩 June 是個不折不扣的不可靠敘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文學作品中讀者不可完全信賴的講述者),她有危險的個性和價值觀,眼中的世界扭曲變形;而這些東西在《Yellowface》中得到了特寫般的展現。Kuang有意識設計出令人不適的閱讀體驗,讓讀者全景式體驗着一個毫不遮掩的白種種族主義者的內心世界,「在書中讀到種族主義的情節本來就令人不適」,她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

《Yellowface》中有大量關於出版界的諷刺情節。比如,當 June 和著名出版社簽約,共同編輯 Athena Liu的手稿時,她毫不猶豫地遵從出版社對亞裔題材作品提出的一系列建議,這些建議基本上是為了讓這本書與白人讀者貼得更近,包括:柔和處理反派白人角色;將部分負面白人角色改成華裔;增加白人少女和華裔勞工之間的浪漫情感情節;刪除角色口中「雖然事實如此,但容易引人不安」的種族主義用詞;刪改白人讀者不容易理解的中文名字和複雜的中式人際關係。最後,在出版前夕,編輯建議June把她的作者名字從June Hayward 改成種族身份模糊的Juniper Song。 如果讀者因為Song這個拼寫誤以為June是華裔,肯定有助於這本書的銷量。

這些的確都是歐美出版界,甚至是更廣義的文藝界存在的問題。雖說現在人人都標榜開放多元,但實際上種族主義就像電影《芭比》中某個精英男士描述的父權制度——「我們不是不搞(父權制)了,我們只是把它藏得更隱蔽。」Kuang選擇在小說中從一個白人的內心世界,徹底暴露那些「藏得更隱蔽」的東西。有趣的是,這本大膽揭露出版界暗渡陳倉的小說,偏偏是由全球知名出版社Harper Collins推出,這和《芭比》出品方是芭比母公司美泰如出一轍。商業公司展開一輪頗為積極的自我批評——其中也偶有人性光輝閃現——但最重要的,仍然是賣玩具、賣書、賣東西。《芭比》諷刺美泰公司,卻令現實世界掀起「芭比粉」消費浪潮;小說《Yellowface》諷刺出版界,但它立馬登上暢銷榜,為出版社和作者帶來豐厚的利潤和名聲。我們不會知道Harper Collins的編輯和Kuang的往來是否跟June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但我很好奇,為了確保小說獲得商業成功,這次他們又做了什麼?

但Kuang明顯拒絕引發這樣的疑問。在《Yellowface》的致謝部分,她甚至特地為此澄清。「與June和Athena相比,我得到來自最棒的朋友、家人和出版團隊的支持,為此我心懷感激。這是一個作者所能期望的一切。」——縱然這本書裏有再多關於出版界的黑暗,這些不光彩的事情都跟Harper Collins無關,也與作者本人的經歷無關。

但,真的嗎?這本書真的跟她本人的經歷無關嗎?

2020年1月24日,人們走在紐約唐人街。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4日,人們走在紐約唐人街。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Kuang與Athena:她逃避了,她也是

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Kuang就是小說中Athena的原型。或許由於這個緣故,雖然小說是從June的視角展開的,雖然June對Athena不抱善意,但每每寫到Athena時,作者就忍不住釋放愛意:要麼忽然開始堆砌漂亮的詞藻,要麼就安排June妒嫉地盯着Athena——當然,June的嫉妒心只會更加襯托Athena的優越和高大。

但作為重要人物的Athena,在小說裡就只有這些好上加好的形容詞。小說對Athena的描繪相當單薄。除了June在內心不停地與Athena的幽靈鬥爭以外,真正屬於Athena的有意義情節並不多。其中一處令我印象深刻:一個推特賬號言之鑿鑿,聲稱June偷走Athena的遺作,網絡輿論逐漸發酵,來到沸騰的頂點時——作者忽然寫起了Athena。

在這場輿論風暴中,故去的Athena也受到攻擊。推特網友說起Athena生前的作品,指出作品中對國民黨、對台灣原住民、對作者個人家族史、對亞裔角色的面部描寫等,種種細節都有失當之處。「我們華裔美國人社群早就不爽了,憑什麼這麼多年來,只有Athena可以寫種族化和中國歷史。」一位名叫@NoHeroesNoGods(沒有英雄沒有神)的推特賬號說,「Athena總是把中國最糟糕的歷史和文化展現出來,博取白人讀者的同情。她是種族叛徒。」在這些口號式的指控中,有一條詳細分享Athena如何挪用他人的經歷,進行創作:在美國歷史博物館,Athena採訪了也在參觀展覽的老兵,錄下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基於此寫了一部關於韓戰的、飽受讚譽的小說。「就像(她)從老兵嘴裏摳出字眼,寫在紙上,當成自己的作品。」

這些指控正是現實中一些讀者對Kuang過往作品的批評。她的處女作,軍事幻想小說《The Poppy War》(罌粟之戰)背景基於二戰中的中日戰爭,書中每個虛構國家都有現實原型。其中一個叫Speer的種族原型是台灣原住民,她將這個種族刻畫得「暴力、好戰、缺乏人性」。小說裡來自Speer的主角就像June一樣不討喜,不斷展示暴力本性,最後甚至對另一個原型為日本的種族實施慘無人道的種族屠殺,故事的結局和《Yellowface》一樣,走向無可挽回的崩塌。

除了對台灣原住民的誤用以外,整部《The Poppy War》都在挪用中華民族在中日戰爭期間的苦難往事。二戰中滅絕人性的一樁樁悲劇性事件,例如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被她拿來赤裸而潦草地使用,只是簡單地把現實中涉及的國家、角色和場景替換成小說中虛構的替代品。一些讀者指出,曾經蒙受過真實痛苦的民族(很諷刺,那正是作者自己的民族),讀《The Poppy War》,只會引發創傷應激反應。用這樣的寫法寫中日戰爭,對於很多華人來說,無論從情感還是從對歷史的熟悉程度上來說,都是難以想象的。但Kuang在成年後才第一次長時間訪問中國、學習中國歷史,也許對她而言這不是很大的問題。

小說中,當Kuang安排Athena遭遇相同批評時,小說出現了一個岔路口,路口的另一頭延伸出一條不同尋常的路。Kuang本可以在這裏停下來探究,難道歷史只能有一種解讀嗎?中國官方的歷史難道不也只是一種敘事而已?歷史上的苦難不應當出現在通俗文學中娛樂大衆嗎?怎樣書寫苦難往事,才不算是「文化挪用」?如果Athena和她都沒有資格寫,那誰才有資格?

但這些問題,她一個也沒有問。她藉着June的口吻,為這些針對Athena,同時也是針對她本人的批評做出了解讀:「Athena是一個完美的靶子。她太漂亮、太成功、太清白,一點把柄也沒有。」所有攻擊Athena的人,當然也包括June,都是在嫉妒完美之人。

岔路口過去了。她走上了那條更簡單的路。

2018年2月16日,紐約市曼哈頓唐人街,一名婦女在慶祝農曆新年期間彈出五彩紙屑。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2018年2月16日,紐約市曼哈頓唐人街,一名婦女在慶祝農曆新年期間彈出五彩紙屑。攝: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Kuang與June:她塑造了她,她利用了她

那麼,《Yellowface》本身發問的最重要議題——「誰有資格講述族裔故事」,Kuang的立場究竟是什麼呢?她是那種將個人經歷和想法與創作緊密結合的作者,但她寫着寫着,失去對自身聲音的把控。她既是作者,又是這個議題的局中人,她不由自主地附身到敘述者June的身上,用白人角色的嘴來說自己的話,這導致June最後的面目模糊不清。

小說中,Kuang用了幾乎一半以上的篇幅,描述June遭遇的輿論風波。最大的戰場是推特,另一個是書評網站 Good Reads。在這兩個平台上,出現任何話語、議題都不奇怪,Kuang貪婪地網羅着這個故事能夠牽涉到的文化熱點,儘可能地呈現輿論本身——但就像她在Athena的本質問題上堅持視而不見,她對推特熱點也從未進一步引導和探究。

小說中最常描繪的場景就是June一個人在家,不停上網搜索關於自己的新聞和帖子,然後產生各種各樣的心理反應。在各個關鍵節點,圍繞着June的是不同的爭論和文化議題,但June的反應基本上都一樣——要麼下意識逃避,要麼防禦性回擊。June 從不直面自己偷走Athena手稿的事實,而是一廂情願地相信自己的貢獻已經名正言順;June 從未真正反思過講述亞裔故事的不正當性,而是理直氣壯地認為攻擊自己的人就像曾經攻擊Athena的人一樣,純粹出於下位者對上位者的嫉妒。顯然,她非常缺乏安全感。但問題是,缺乏安全感的,究竟是June,還是通過June的內心流露出真實感受的Kuang?

Kuang同樣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安在June的身上。June剛出版修改編輯過的手稿時,就有一個ID像是亞裔的評論者在Good Reads提出大段嚴肅批評。評論者認為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剝削歷史的小說」,並沒有如它所說那樣挖掘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從而讓成千上萬中國勞工的苦難被看到、被感知、被承認,而是將他們寫成了一部「不真實的故事」,以供白人讀者獲得娛樂和良心慰藉。這類批判不正是《The Poppy War》在現實世界遭遇的批評?

June的第一反應仍是逃避和回擊:「難道你有資格評判什麼才是真實的?你的ID後綴看起來像是日文吧?日本人和中國人反正也不一樣。」為了獲得支持,她還將這條評論發到私聊群組,她的作家朋友立馬錶明跟她站在一起。「批評者只會通過詆譭別人來獲得關注。」其中一個作家說,「這是他們存在的唯一價值。」

緊隨其後,在一場獨立書店舉辦的作家分享會上,一個華裔美國女生問June:「你認為一個白人作者為什麼可以講述中國人的故事,並從中獲益?你為什麼認為自己應當講述這個故事?」June從華裔女生起身提問時就在心裏不斷嘲諷對方,這時則開始回答她早已準備好的答案。

「我認為審查一個作者應當寫什麼、不應當寫什麼是很危險的。我不想生活在一個人們通過膚色告訴一個人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的世界。」果然,她將話題從文化挪用轉向了言論自由,一個老生常談的技巧,「黑人作家沒有資格寫白人主角嗎?寫二戰的作家都必須親身經歷過二戰嗎?你可以從文學成就角度或歷史代表性角度批評一個作品……我認為寫作是同理心的實踐。閱讀使我們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文學建構起橋樑,讓世界變得寬廣……」

這不是角色,而是Kuang在說話。類似的回答我在Kuang的採訪中不止一次地看過。今年5月,Kuang接受《衛報》採訪,她表示,「誰有資格寫什麼故事」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我們講故事的核心,就是要超越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自身以外的人共情,在理想情況下,真實地、富有同情心地塑造一系列角色,否則我們能寫的只有回憶錄和自傳,沒有人想看這些。」她認為最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去寫這個故事,比如說,「作者和被代表的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可是,這正是她的書寫令人失望之處。她塑造了完全基於她自身生活經驗的角色,Athena,使其成為這個故事中相對無辜和受損害的一方;她同時塑造了與自己族裔和階級背景大相徑庭的角色,June,並使其成為加害者、虛僞的婊子、精神崩潰的罪犯。某種程度上,她與這兩個角色都共情了——針對Athena的批評全都是現實世界裏針對Kuang本人的批評;圍繞June的輿論風波,大部分也來自Kuang親歷的遭遇。這些批評或許大部分都是網友瞎起鬨,但其中也有中肯合理、有參考意義的評價。但Athena和June將批評者劃為嫉妒之流,不是逃避就是回擊;這當然不是角色的責任,而是創造她們的作者的責任。作者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些批評,所以兩位主角也像作者一樣,走上更簡單的那一條路。

除了 Athena 和 June 以外,這個故事裏其他角色多少也像工具人。他們都承擔着固定功能。與出版相關的角色只談論出版,負責表演出版行業的黑幕;June 的母親和姐姐負責表演一個不理解家人夢想的庸俗家庭;網絡上所有評論者最多隻有一個ID,全都面目模糊但分外可憎;Athena 的前男友專為揭露 「Athena 身上也有問題」而登場;最後揭開真相的華裔女編輯也充滿了設計感——怎麼會這麼巧?最好要有一個華裔女編輯,這裏就有了一個華裔女編輯;華裔女編輯說的話應當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在結尾處給人留下深深的思考,華裔女編輯剛好就說了這麼一番話。從主角到配角,所有角色沒有一個是立體的,能引人共鳴。

2018年9月14日,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兩名年輕婦女走過唐人街牆上的壁畫。攝:Robert Alexander/Getty Images
2018年9月14日,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兩名年輕婦女走過唐人街牆上的壁畫。攝:Robert Alexander/Getty Images

黃色的臉與更黃的臉:誰有資格寫什麼故事?真正重要的問題

我能理解,為什麼Kuang反覆說「誰有資格寫什麼故事」的問題不重要。這個問題對Kuang而言非但不重要,反而會給她帶來限制。

她成長在美國一個能夠負擔私立學校學費的富裕中產家庭,接受了美國和英國的頂尖教育。她面臨的問題不是無法成為「優秀的亞裔代表」——她已經是了;她煩惱的是自己只能是「優秀的亞裔代表」,而她不想這樣。雖然她以少數族裔的身份寫作,但她生活經歷裏並沒有太多少數族裔通常經歷的「邊緣化」和「受壓迫」,她的階級身份修正了她的種族身份,她的中產父母將她一路護送至一個又一個像消滅了狂犬病一樣消滅了種族剝削的天堂。她出版了三部基於中日戰爭的幻想小說,「與自己的家族和歷史聯結」,從她受到的批評來看,很難說這樣的聯結究竟有多真誠可靠——但現在她想跳出這種聯結。

她成長在美國,正經也是個美國人,為什麼不能寫其他美國人寫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她對亞裔歷史和苦難的理解似乎已經耗盡了。

延續在《The Poppy War》中「剝削他人痛苦」的風格,Kuang在這本書裏也用冷酷的口吻描繪了一些與華裔相關的刻板場景——是的,這些場景或許是真實存在的,但作者明明可以選擇自己的寫法。一些寫法會令人痛苦,一些寫法會帶來柔情。在書的後半部分,June為了尋找新書靈感第一次去了華盛頓的唐人街,她走進一家餃子館,這家餃子館的桌子是「剝落的」,窗子是「油膩的」。June一邊自我安慰,「這些或許是一家真正的中餐館的標誌」,一邊落座,女服務生一言不發端上「盛在髒兮兮杯子裏的水」和一張塑料餐牌。她看到餐牌上寫著湯餃,心裏開始後悔。「我不知道什麼是湯餃,聽起來很噁心。」她想着,「從廚房飄來的強烈、發黴、垃圾箱一樣的氣味也讓我反胃。」

考慮到這時候離開有些不禮貌,June只好點了餐。在等餐時,她試圖跟中年男服務員攀談,後者偶然使用了一個有點難度的英文單詞,June立馬腹誹:「他的英文比我想象中要好。他的口音很重,但剛學英文的人怎麼可能用那個詞?」她猜測,他要麼是為了向白人展示「地道中餐」而裝出來的口音,要麼是個教授或醫生,因為觸怒了中國政府流亡至此。「兩種原因都是不錯的情節反轉。」她滿意地想。

可惜,June還未能挖掘下去,就被女服務生認出是那個「剽竊了Athena的白人」,只能落荒而逃。餃子館的情節結束了——整個過程,關於餃子館的一切,關於餐館、食物和兩位店員,Kuang沒有使用任何一個正面詞彙。當然,這是June的視角,一切負面感受都是June這個無可救藥的人的內心世界,但讀者能從這一段故事中獲得什麼呢?整本書都在告訴讀者June有多爛,挪用他人文化而不自慚,我看不到非得用一場難堪的唐人街之旅來重複強調的必要性。作為一個喜歡中餐館、身為第一代移民的讀者,我讀到這裏,意識到Kuang對餃子館的描述中傳達的是她——是的,是Kuang,而不是June——不能共情的凝視,她的目光毫不留情地穿透June的眼睛,投射在我和我的族群身上。她的寫法沒有柔情,她的審視刺痛了我。

Kuang之所以能一次次把華裔的痛苦掰開揉碎,作為一種guilty pleasure(有罪惡感的快樂)呈現在讀者面前,正是因為英語世界對「誰能代表亞裔」和「如何書寫亞裔「的正當性思考太少,對這種行為表達抗議的聲音又太小。在白人主導話語權和審美的世界中,Kuang長着一張黃色面孔,受過良好教育,說着一口流利英文,被認為是邊緣和多樣性的代表,足夠資格受邀分享「少數族裔的真實生活」;她寫的亞裔故事天然可以免去敏感性審讀,她是寫亞裔的最佳人選。

但事實真是這樣嗎?Athena和Kuang都不太會說中文,她們有生以來在中國的日子加起來不超過一年。如果她們一直生活在上等的中產階級泡沫中,對亞裔平民的真實生活缺乏認知,那麼她們憑什麼更有資格講述亞裔的故事?而她們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強化了對亞裔平民的刻板印象,這又算怎麼回事?

這讓我想到同樣發生在唐人街的一個細節。June希望在這裏找到特別的情調,卻不無失望地發現,雖然那裏許多店鋪外頭招牌上是中文,但裏頭和華盛頓其他地方沒有什麼區別,該賣星巴克還是星巴克,該賣意大利冰淇淋還是意大利冰淇淋。我不知道這是否是Kuang有意為之,但這個場景實際上構成了對她本人的隱喻:雖然長了一張黃的臉,掌握了一些足以震懾白人的中文,能寫白人沒有資格寫、大部分中國人沒有足夠英語能力寫的華裔題材文學,但她內裏卻是一個美國人。

她不是那間斑駁油膩、令人反胃的餃子館,倒像個有中文招牌的星巴克。想要寫好那個餃子館需要一點兒溫柔,而溫柔需要親身體驗,那是大學課堂上再多的中國歷史書和中文課本也無法創造的聯結。

到底是誰挪用了誰?小說中,June挪用了Athena的手稿;現實中,白人佔據了Kuang以亞裔以外的身份發表作品的機會。Kuang眼中的文化困境到此為止。但Kuang本人同樣也在挪用,她挪用了亞裔血統為她賦予的正當性,在試圖講述一種她不了解的亞裔生活時,錯誤地代表了階級條件和教育水平都遠不如她的亞裔聲音。

必須承認,Kuang開啓了一個富有潛力的議題,白人對亞裔作品的偷竊,以及背後主流族裔對少數族裔的文化挪用議題,這其中有一大堆複雜的角度,一大堆值得深挖的細節,但她沒能展開討論任何一個。她執着於書寫那些流於表面的網絡糟粕,以及爛人主角的爛人內心。她不斷地寫,反覆地寫,用誇張的語氣來寫,確保每一個讀者都能領悟她最淺顯的用意,即,「白人的文化挪用是錯誤的」。她認為這是遵循寫實主義的諷刺手法,她這麼寫是因為現實如此,現實中存在太多壓迫與剝削。但由於她本人的生活經歷實在順遂,所以寫來寫去,除了充分傳達了那一層最淺顯的用意以外,沒有值得一提的反思——無論是對現狀的,還是對自身的。

諷刺小說普遍冷酷尖刻,將現實摔爛給人看,但絕不是就這樣結束。什麼是錯誤的,我們都懂得了,那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值得追求的,我們怎樣才能追求到它?這些真正重要的方面,為這本小說賦予社會意義的可能性,岔路口上的另一條曲折但深邃的道路,Kuang全都逃掉了。

可惜,這樣摔爛一切的寫法備受歡迎。《Yellowface》成為英語世界的暢銷書,被公認為是一本關於亞裔和亞裔困境的佳作,但它實際上不能讓人對亞裔的真正困境增添認知和反思——這些本該由作者率先探索的東西,在這個熱鬧但貧乏的故事裏根本不存在。

2023年4月18日,倫敦書展第一天,《黃臉》的宣傳板在出版商展位上。攝: Richard Baker/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2023年4月18日,倫敦書展第一天,《黃臉》的宣傳板在出版商展位上。攝: Richard Baker/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說到底,這本書會引起這番「資格論」的探討,並不是因為只有根正苗紅的中國人才能講好故事,而是,Kuang缺乏講述這樣一個故事所需要的誠懇和勇氣。她佔據了英文世界裏屬於亞裔的、可供訴說的位置,但沒能承擔這個位置上所要承擔的責任;她浪費了引發一場重要的公共討論的機會,將它換成了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呆得更久的機會。

但這不完全是Kuang的問題。多年以前,她或許只是隨手寫了一個關於中日戰爭的幻想故事——本來也可以是別的話題——這本書忽然在Tik Tok上流行起來。她擁有一張和作品主題吻合的黃色面孔,她被賦予書寫亞裔故事的特權,當出版行業希望展示多元和先進時,大家想起這個優秀的亞裔。她寫了一本又一本以華裔為主題的故事,但她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個裝飾。「我討厭這樣。」她在採訪中強調。

不過,從目前來看,一位亞裔作家得到了名聲,而出版行業完成一次進步,雙方都拿到不少錢,看起來沒人受到傷害,皆大歡喜——哦,除了那些每天守着餃子館的人。文化困境對他們而言是什麼樣的呢?但問題不大,反正他們也不一定看得懂這本書,看懂了也不一定說得出什麼,說出來也不一定有人想聽。還沒人真的在乎他們,雖然他們也長了一張黃色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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