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直治療」在香港：誰造就了同志基督徒的罪與苦？

張煦峰（Alvin）一直保留着18年前的日記。

翻開其中一頁，上方用大字寫着「軟弱感性VS剛強理性」，他在正文中提到，「有兩個我，其中一個我其實好奸」，「我討厭這個『我』，我要對付這個『我』」，「我內心好hurt」，但他又告訴自己，這只是其中那個「好奸的我」，這個「我」感到hurt「關『我』咩事」。

Alvin日記中提及的這個「好奸的我」指的是他的同性性傾向，18年前的2005年，21歲的Alvin正在一家名叫「新造的人協會」的機構接受改變性傾向的心理輔導。

打開新造的人協會的網站，撲面而來的是四個大字「敢於不同」， 網頁導航欄是彩虹色，這樣的外觀會讓人以為這是一個LGBT+友好的機構。然而這裏所指的「不同」，是這間自2004年成立以來、有着基督教背景的機構一直從事讓同性戀者「離開同性戀生活」的工作。

改變性傾向，一場對自己的戰爭

Alvin從小便跟着母親一起去教會，幼稚園和小學上的都是教會學校。中一的時候無意在網絡上看到男性裸體，他很興奮，但又趕緊告訴自己這樣是不好的。中三那年他喜歡一個男生，對方是基督徒，曾經在他面前有意無意說起，「基很噁心」，其他人都一起笑，他也趕緊跟着笑，生怕自己的秘密被發現。

他說，「就連看porn，我都是打『boy』而不敢打『gay』，或者就看男女的片，發現自己眼睛一直在看着男生，又逼自己去看女生那一邊。」

大學時期，他喜歡上一個基督徒異性戀男生，Alvin更多地和他去教會。Alvin曾看見教會的單張上寫着，「七成的同性戀都是可以改變的」，喜歡的男生在知道他的性傾向後，也對他說「沒關係，神會幫助你」。於是，Alvin開始了一場長達數年的對自我開戰的過程。

2005年，Alvin來到新造的人接受心理輔導，並加入「生命更新小組」，與其他幾位男同志在輔導員的帶領下，嘗試改變同性戀性傾向。據悉，Alvin是該小組的第二屆成員。

Alvin向記者展示了當時報名「生命更新小組」的表格，上面顯示，小組一共聚會12次，每半個月一次，費用為1200港元。底部有一個「我的宣告」寫着：「1、我已下立決心，願意藉着神的幫助，改變我同性戀的性傾向。2、我願意在參與小組期間，終止一切同性戀的關係和性行為。……」

表格的下方要求參加者簽署。而小組最後幾節課分別為「與異性相處」、「異性戀愛」。小組還有一課的題目是「重建自我——恢復男女特質」。

參與者會一起讀書，比如《我不再是同性戀》，《恢復真我：掙脫同性戀的枷鎖》等，這些書籍均試圖分析同性戀形成的個人和家庭原因，可能是「性格軟弱」，可能是「家庭原因」，然後給出「解決方法」，讓同性戀者改變性傾向。

一段時間後，Alvin開始在日記反思：

「引起我造成同性戀的原因：

1、男子氣概不足：膊不夠橫，皮膚白；2、自覺不被愛；3、害怕被拒絕；4、嚴重嫉妒；5、低的自我形象，價值觀；6、沒有體育細胞；7、害怕與一般男孩相處（他們常說踢波）；8、缺乏指引；9、害怕被遺棄；10、害怕受傷害」

他又寫道：「同性戀者常會不期然地依靠別人替他辦事，是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不懂獨立，不想獨立的孩子。」

小組亦將同性戀視為「性沉溺」的一種，從中釋放的方法為「找人認罪：不再否認問題」等。此後，每次坐在喜歡的男生身邊有了身體反應，Alvin也會責怪自己「自控力差」。他將自己分成兩個「我」，一個是理性的、靠近神的「我」，一個是被同性吸引的、軟弱的「我」，他多次在日記中提到，想要戰勝後一個「我」。

沒多久，Alvin開始精神不濟，經常疲憊、頭暈，情緒極為低落，甚至時常崩潰。而此時，新造的人小組則多次強調「受苦」的價值。Alvin向記者展示的一份小組材料中，有一節標題為「苦路」，裏面多次提到「悔改」，「悔改是指帶有行動的傷痛」，具體行動可能包括，「與愛侶分手、與相識多年的朋友絕交、放棄工作，甚至搬到新和陌生的環境居住」。

新造的人輔導員看到Alvin情況每況愈下，甚至想要自殺，轉介他去見協會創始人、精神科醫生康貴華。在Alvin的一份會面筆記中，他問康：「我改變便沒有了自我，抑鬱、焦慮，（是動機不正常，為別人而做好自己），我想尋找我自己，但自己是需要一段同性情感，你可否幫我解這兩難？」

他指當時康貴華稱，「改變不會帶來抑鬱，抑鬱的成因有很多，study顯示同性戀這類人特別會有抑鬱……」

康貴華從1984年開始從事同性戀者性傾向改變的工作，長期以來備受爭議，有一些人指責他給許多同性戀者帶來心理創傷；有些人則覺得他是在幫助同性戀者。他曾受訪指，部份人在同性戀關係中受傷、失望而想離開這種生活方式，但往往求助無門。

2011年，他曾受香港社會福利署邀請開展一項社工培訓課程，引用研究等證明同性戀「可矯正治療並變成異性戀」。此舉引發同志團體的抗議，質疑課程觸犯人權法及聯合國標準，歧視且將同性戀病態化。社署則回應稱曾邀請同志團體進行培訓，社工評估案件時應採取多種視角。

2007年，Alvin掙扎許久後決定離開康貴華。他停止剖析自己的「問題」，半年後在日記裏寫：「原來只要接受了性傾向，什麼問題都沒有。自我形象提升了，也沒有那麼抑鬱」。

18年後回看日記，Alvin說，「我後來發現自己很有體育細胞，游泳、打羽毛球都是我喜歡又擅長的運動。」他說，當初在新造的人氛圍裏將「同性戀」當成一種不自然的狀態，被迫要從自己身上找到原因，其實是「拗直時內化的自我評判」。

基督信仰和同志身份，二選一

2022年，當Alvin在劇場中講出這段經歷時，Kit（化名）坐在台下，「我當時心想，我完全明白他在講什麼」。

Kit與Alvin年紀相仿，都是基督徒，2015至2016年，她曾參與過新造的人的小組與義工活動。

Kit自小學便知道自己喜歡女生。她時常和身邊的人出櫃，對她而言也是一種求助，她想知道「為什麼我和其他人不同，我該怎麼辦」，但老師會說「因為你爸爸離開了，所以你才是同性戀」，或者「你還沒有長大而已」。

她知道同性戀不是什麼好詞，「小時候看TVB，每一個同性戀的角色都被醜化，要麼是變態，要麼是跟蹤狂，都是令人驚怕的」。

後來她和一個女生開始拍拖，但被對方背叛，經歷失戀之後，Kit回到教會哭得很傷心。牧師很冷靜，問她：「你哭是不是因為你捨不得同性戀生活？」，牧師說同性戀是罪，他覺得Kit是明知犯罪仍去做。他說，「你這樣不像基督徒，你做的事情也不是。神畫了一個羊圈給羊，如果羊離開這個圈，自然就會受傷」。

對Kit而言，基督徒的身份是極為重要的，當牧師當面說她「不像基督徒」時，她非常害怕。那幾年，她開始經常上教會。Kit比喻，「好比有人覺得，同性戀是不可以吃生菜的，吃生菜就不能做同性戀。那幾年，我非常投入在信仰中，選擇只吃生菜，不拍拖。」

這樣的理念和新造的人協會的第三條路——即「後同」的生活不謀而合，Kit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投稿給他們。收到新造的人的邀請，2015年，Kit開始參與「生命更新小組」，也在家長小組中擔任義工。

「當時的想法是，在裏面（新造的人）都是很矛盾痛苦的，我當時以為自己已經成功了，所以可以去勵志其他人。」那幾年，她非常努力地拗直自己，嘗試和男生拍拖，但卻是「非常災難」，Kit說，「總之我不行，要和男生在一起，我想死。」

每次和異性在一起，協會的人都很開心，「一看到你跟異性一起，就在那裏鼓掌，很開心。這就變成，我是不是不行（和男生拍拖），你們就不替我人生開心呢？」。

兩年後，她重新與一位女生墜入愛河。

她回想：「矛盾就是這樣，我開心的事就是永遠令他們失望的事。當我把拍拖的事情告訴他們的時候，言談之間我聽到的態度是，『很可惜，不過不要緊，你還是可以過來』，這之後，我就沒有再去過了。」

Kit告訴記者，「生命更新小組」分為男同志組和女同志組，每組6至8人，由一對夫婦鄭先生、鄭太太（化名）分別帶領。她指鄭生也是一名同志，鄭太知道丈夫的身份，他們育有兩個孩子。

十年前，正是鄭先生為Alvin提供心理輔導。Alvin說，鄭生常用自己的經歷來共情和鼓勵大家改變，Kit也提到鄭太說過鄭生在婚後仍有去過同志場所，有過「掙扎」。十年後的2015年，Alvin指曾接到過鄭生的一個致歉電話，對方說「你都知道我當年不是一個很有經驗的輔導員，我現在更加開放，可以接納同志了」。記者曾聯絡鄭先生邀請訪問，但對方並未回覆。

2016年至2022年，當男同志周卓楓（阿楓）在新造的人時，鄭生仍在裏面做輔導員、帶領小組，直到2022年與鄭太舉家移民離港。

阿楓今年31歲，從6歲開始意識到喜歡男生，28歲真正接納自己，他花了22年的時間。

阿楓的母親是虔誠基督徒，他自小在教會長大，一直在教會勤懇服侍。他曾帶領教會的青少年小組，清楚記得教材的拍拖指引寫着「同性戀是罪」，但作為導師，他不得不一遍遍說那這句話。「我那時候真的相信，沒有想過要挑戰它。但它令我很痛苦。」

2016年阿楓通過網絡了解到了新造的人，開始接受輔導和參與小組。他記得入小組前有一個「聖潔宣言」，大致內容是要大家「以神為主，離開同性戀生活」。小組內，大家都被鼓勵去和女生交往，當時阿楓也在嘗試向一位女生表達好感，但這個時候他又遇到了一個喜歡的男生，發現自己「對男生的喜歡是對女生喜歡的一萬倍」，他覺得沒有辦法再繼續欺騙自己了。

還有另外一件事讓阿楓決心離開新造的人。他的小組中有一位60多歲的阿叔，一輩子都在性傾向中掙扎，從未拍過拖。疫情期間，阿叔喜歡的男生約他一起去staycation，但他仍然在掙扎。阿楓聽到他的故事，非常震撼，「如果換成是我的話，我會覺得我浪費了我的人生。明明很喜歡一個人，為什麼要為了所謂的『聖潔』掙扎到60歲、70歲，仍然改變不了。」

拗直，是自願的嗎？

「性向試改」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是指嘗試消除個體被同性性吸引，並促使其被異性性吸引的行為，最常見的方法包括拗直治療（或稱扭轉治療）等。但早於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已表決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上剔除同性戀——1950年代同性戀首被列入DSM，一度被視為精神疾病。

一直關注香港性小眾「拗直治療」的真光社，和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陳俊豪在2023年發佈了《2022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報告中的219名受訪者，有21.9%的LGBTQ受訪者曾嘗試改變性傾向，其中73%的人有宗教背景，大部分人受家人與宗教領袖等的壓力而嘗試改變性傾向。

新造的人協會多次強調不會「強迫」同性戀者改變性傾向。記者致電協會創始人康貴華的醫生診所，值班護士詢問康後，回覆「康醫生不接受訪問」。面對爭議，康過往的回應都會強調如果有同性戀者自願改變性傾向，應該得到幫助；自己並不是強逼改變性傾向，而是讓他們「離開同性戀生活」，成為「後同」；也承認成功改變性傾向，和異性拍拖結婚生子的比例極低。

在同志運動的大浪潮下，康貴華和新造的人等機構稱同志團體反對「後同」是「打壓」、「後同」亦是多元的存在，「尊重差異」意味着應該接納想要改變性傾向的同性戀者。

然而，改變同性戀性傾向真的是自願的嗎？

香港1991年完成了同性性行為的除罪化，根據2023年調查顯示， 60%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婚姻，17%表示不支持，23%持中立態度。然而，香港同性婚姻合法化仍然未被提上議程，民間團體多年推動的《性傾向歧視條例》也一直未獲通過。

這些爭議切實地影響着同志的自我接納。

2004年，全港熱議梁威廉訴律政司司長一案。當時香港針對男同性戀者的性合法年齡為21歲，而異性戀則為16歲，申請人、20歲男同志梁先生認為違反了《基本法》及《人權法》，申請司法覆核。2005年，該案裁決將肛交的性合法年齡改為16歲，及後再駁回政府的上訴。

當時正處在性傾向認同掙扎中的Alvin也注意到此案。他說，「異性戀就可以16歲性交，同性戀就要等到21歲。這背後其實就是在說同性戀是不好的，要等到更成熟才能去選擇。我覺得不公平，但是又沒有辦法」。

真光社的創辦者兼主席黃政光（Dino）表示，「說改變性傾向是自願的，但為什麼他們會想改變自己的性傾向呢？如果他們知道其實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路，LGBT只是其中不同的選擇，我相信他們不會選擇去拗直。」

真光社沒有宗教背景，強調「用科學的方式」討論性傾向試改的議題。不過Dino與副主席姚皓璋（Jensen）本身都是同志基督徒，Dino在成長路上也曾一直嘗試「拗直」自己。他13歲意識到自己喜歡男生，一直無法接受自己，「當時覺得同性戀很奇怪，社會不會接受，而且從小到大沒有一個正面的同性戀的形象」。

2007年，《家庭暴力條例》修訂，把保障範圍擴大，但指明不保障同性同居伴侶。同志團體發起抗議，但部分宗教團體極力反對，認為這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前奏。歷經近三年，條例最終改名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引入「同居關係」涵蓋同性同居伴侶。

當時Dino在念中學，同學們熱烈討論，「大家都會說，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怎麼能算是家庭呢。那時候你就會覺得整個氣氛是對同志很不友善的。」

那時他沒有宗教信仰，「我當時知道最不喜歡同性戀的就是基督教，那我覺得我信了基督教就一定可以被改變」，Dino成為了一名基督徒，「誰知道，耶穌很厲害沒錯，但還是沒法改變我」，近20年後，已經自我接納的Dino這樣開玩笑。

19歲的他跟隨大學老師去雲南麗江體驗農村生活，才發現「喔原來人不一定要生活在城市，人類的生活如此多元，不一定要跟着主流走」，才逐漸完成自己的身份認同。

副主席Jensen則自小就是「很乖很虔誠的基督徒」，他從小到大的願望是「有一個女朋友，18歲結婚」，但卻總是落空。「我從小就是一個恐同的人，恐自己也恐別人。每次開始想男生，我就會跟神懺悔，覺得自己有罪；在街上看到有男男拖手，我都覺得他們不該這樣」。

2012年，部分宗教團體發起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聯署，當時還是學生Jensen在Facebook上看到後也參與了聯署。直到Jensen工作後，有同事向他出櫃，他才恍然大悟般感到「原來這個世界真的有gay存在」，開始接納自己喜歡同性。

新造的人協會強調使命「並不是『扭轉性傾向』」，但親歷者卻有着不同的看法。

阿楓說，「他們可能不是很強硬，但立場都是想讓人改變」。儘管新造的人不會責怪他和男生交往，但會有「情感上的和信仰上的綁架」，比如會說「很心痛，真的很不想見到這樣的事情」，或者被組內其他人質問「同性戀是好事嗎？你和神的關係是怎樣的？你怎麼對待自己的信仰？」，這些都會給參與者造成壓力從而想要改變。

Alvin更是因為這段「治療」經歷留下嚴重的心理創傷，他幾度想要自殺，也因此在過去的十年中無法開展一段親密關係。醫生認為他患上了PTSD，且記憶力和邏輯思維都受到了影響。

截至2022年1月，加拿大、法國等地已全面禁止性向試改；英國、美國等則正在諮詢或有部分州分禁止。《2022香港性向試改研究報告》顯示，經歷過試改性向的人中，29.2%感到羞恥、內疚和憎恨自己，分別有39.6%和27.1%達到了臨床抑鬱與焦慮水平。雖然有20.8%人感到被接納，也有27.1％人認為找到安全地方分享，但有83.3%的人有過自殺念頭。

記者曾邀請新造的人協會接受訪問，希望求證受訪者的說法、了解對造成被輔導者心理創傷等問題的回應，對方回覆稱「由於我們不清楚相關情況，因此不會做出任何回應」。

為何香港今天仍有「拗直治療」？

2023年6月，真光社出版了《性小眾輔導手冊》，推廣性小眾肯定式實踐手法 (LGBT+ Affirmative Practices) 在社福界及輔導界的應用。

Jensen和Dino發現，在香港，很多輔導員都渴望了解和LGBT相關的知識，卻沒有渠道。Dino讀過社工與心理學課程，他說課程基本沒有提到過性小眾，「就是非常簡單地說，LGBT中的L代表什麼，G代表什麼。但我的同學中很多做心理學家，他們都可能會面對性小眾，沒有這的training，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的。」

因此，手冊也被他們視為「在香港語境中，唯一給輔導員看的關於性小眾的reference」。

另一方面，香港心理學會主席徐佩宏對端傳媒表示，目前香港沒有針對心理學家的法定註冊制度，部分自稱心理學家的人可能並未接受過相關訓練，被服務的對象也很難追責或起訴。目前，心理學家的「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仍未屬法定性質。

成立於1968年的香港心理學會是重要的心理學的專業協會之一，該學會分別於2012年和2023年發佈了《心理學家與性、性別多元個體工作的立場書》，其中提到「心理學家應認識到不同的性傾向不是疾病」，「不同的性傾向只是人類自然狀態的一部分」。

比起2012年的聲明中提到「改變性傾向的嘗試並沒有被證明有效和無害」，2023年的聲明中直言「心理學家應放棄拗直治療，因為此項治療已被科學證明是無效且有潛在傷害的」；更進一步提出心理學家應該採用「多元肯定式」（diverse-affirming ）手法為性小眾提供服務。除此之外，2023年的聲明也將跨性別者納入範圍。然而，此項立場聲明文件僅是表明香港心理學會的立場，僅約束學會成員。

另一專業協會——香港專業輔導協會則在專業守則中提到，輔導員應意識到並尊重來訪者的性傾向等身份。但同樣，香港針對輔導員並無法定註冊制度，加入協會亦非必要條件，即使因受到投訴被開除某一協會/學會會籍，亦不影響其繼續在港執業。

性向試改的背後，還有部分宗教團體的連結。記者查閱新造的人協會背景時，發現其創始人康貴華還參與創立香港性文化學會、香港心性教育協會、後同盟等三個機構，此外，康貴華亦在明光社擔任董事。

從網頁介紹來看，新造的人、香港心性教育協會和後同盟主要從事改變同性戀者性傾向的工作。而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則主要做公眾教育，宣揚一夫一妻的家庭倫理觀念。

明光社的成員名單中，也不乏基督教教會背景的人士，來自播道會恩福堂、宣道會以及浸信會等。康貴華與明光社現任總幹事蔡志森則同為維護家庭基金（前身為維護家庭聯盟）的顧問、成員。明光社和維護家庭聯盟都曾經明確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

新政治環境下的性別平權路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與研究課程講師曹文傑（小曹）博士曾是香港同志運動的活躍參與者，他認為，基督教右派對於「維護家庭」的推崇起源於殖民時代的家庭計劃，更在香港主權移交後被特區政府挪用於培養中國人身份認同。

1950年代，為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得到殖民政府的補助，經費更按年增加。而籌組的醫生、護士、社工以至於名流紳士不少是基督教徒，推廣計劃時不免夾帶着基督教關於家庭與性的觀念。曹文傑指，這對香港影響深遠：「第一就是生產了核心家庭的理想模型；第二， 改造了父母與子女的關係；第三，建立了新的婚姻性倫理；第四，激起了社會大眾對兒童及青少年性活動的特殊關注。 」

而九七之後，「家庭價值被特區政府高調挪用，成為新自由主義下緊縮社會福利開支的說詞；第二，俗世化基督教家庭婚姻觀跟政府急於打造中國身分認同的工程合謀，導致家庭價值被賦予新的政治意義和任務。」他說，「特區政府推行的愛國教育，旨在培養中國人身份認同，基督教右派的家庭價值正好能夠跟所謂中華文化尊崇家庭、這類庸俗的說法扣連在一起。 」

曹的結論是，「跟香港同志運動周旋比拼的，不單純是俗世化基督教家庭婚姻觀，還有與它緊密勾結的國家政府權力」。

1998年，政府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設立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自2014年起，這個計劃每年都會向明光社、新造的人協會及香港性文化學會等至少一間機構批出資金。2017年起該計劃會公佈每項資助金額，2017年至2022年，這些團體共獲得近70萬港元資助。

記者向該計劃查詢「認為這些組織從事的活動是否屬於歧視性小眾」、「計劃的審核、選拔流程具體，以及出現爭議後有無相應機制重新審視受資助機構的資格」等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並未直接回應，只回覆資格評審委員會由包括非政府人士組成及擔任主席，會考慮項目目的以及內容和可行性、財政因素、預計受惠人數、申請機構的經驗及管理能力等；重申項目須符合計劃宗旨，即促進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或為性小眾提供支援服務。

自1990年代起，香港民間力量便開始推動《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香港主權移交之前，1994和1996年，時任立法局議員的胡紅玉及劉千石，分別以私人草案方式提出包括性傾向的反歧視的草案，但有關性傾向部份皆未獲通過。

香港主權移交之後，議員提私人草案如涉政府政策，提出前必先有特首的同意，也要過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律政司、立法會主席，首讀二讀和「分組點票」等重重關卡，由立法會發起《性傾向歧視條例》的路徑幾乎無可能達成。

至於政府一方，曹文傑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2019年之前，作為一個弱勢政府，其實不想觸碰如此具有爭議的話題，這並不是政府的priority，多一事不如少一事；2019年之後，這一議題不僅不是priority，更已不在政府的agenda上了，政府在意的是國安，如何與內地融合等議題。」

公民社會的萎縮亦影響到同志運動。過去，如果同志運動行動者想搞倡議，會做研究調查，聯絡立法會議員辦記者會、邀請採訪，跟着上街示威、去遞信。「但這在2019年後的香港不能夠再被重複。」他解釋，「首先大家對（現時的）立法會議員了解有限，第二不管是社會運動還是同志運動，大家都不再願意跟用這樣的方式選舉出來的議員合作。這個不單是同志運動的困境，也是整個社會運動或其他公民團體都面對的困境。」

真光社亦感受到這樣的變化，「反對拗直治療好的方式就是立法禁止，但是推動立法這條路在今天的情況下可以說非常困難，性小眾議題都不是現屆立法會和政府關心的議題」。

不同的宗教團體對政府有不同的立場，不過曹文傑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中，宗教團體也面臨政府對宗教的管控不斷加強的問題，「就算是支持警察都未必能保護他面對這種大浪潮的影響」，所以，「如今宗教團體面對的問題未必是同志對家庭價值的『破壞』，或者黃藍，而是面對中國因素的冒起，他們要如何自處？」

自我接納，已完成或仍在路上的

Alvin曾經三次向教會表達受洗的意願，但都被拒絕，對方說，「不如先處理好自己的事」。

曾經，他試着用《聖經》來取代同性戀的身份，上街不看男生，只看《聖經》，求神改變自己；如今很久以來，他都不願意再讀《聖經》，「《聖經》成為我的創傷之一，我曾以為受苦是必須的，同性戀是罪惡的，現在想來都是洗腦」。

他曾在2018年參與香港的同志遊行，記得自己拿着麥克風大喊口號「同志不同志，都是社會一份子」，對於他來說是一種難得的療癒。如今的香港，卻很難再為他提供這樣的機會。

而Kit說，「同志是少數，同志基督徒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很多人都說，『那你不信（宗教）就可以了』，但， 信仰和性取向這兩件事都是一早已經在我生命裏面了。」

香港也有對同志友好的基督教會，1992年成立的「基恩之家」是香港首個由同性戀者創立的基督新教教會，也是亞洲第一件正式註冊的同志基督教團體。近年來，還有對同志友善的九龍佑寧堂、基督眾樂教會等。只是現時環境下，這些教會仍屬少數。

拗直治療的經歷改變了Alvin的生命軌跡，他原本主修工程，副修音樂，喜歡演奏單簧管，創傷讓他十多年無法再演奏音樂。後來他去讀社工學位，從事心理輔導，希望能夠幫助其他有相同經歷的性小眾。2018年開始，他實名接受媒體訪問，「心理輔導只能影響個人，但『拗直』本身是個社會問題，應該改變的是這個社會，我希望自己站出來接受訪問，可以讓更多人意識到『拗直』的危害。」

在Alvin的影響下，Kit也開始面對媒體，她說現在仍然沒有完成自我接納，一直在保守的行業工作，不敢對周圍的人出櫃，還時常向同事假裝自己有男友。「某種程度上，每一個在這個社會環境生活的性小眾，都會想拗直自己，因為整個社會是歧視的。」如今，經過多年的努力，媽媽接受了自己的性傾向，她可以常帶女友回家和媽媽一起吃飯，已經「心滿意足」。

今年的「5·17世界不再恐同日」，阿楓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出櫃了：「性傾向本身係中性，沒有好壞之分……不會勉強所有人接受，但我已懂得接納自己」，這是他掙扎22年後學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