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直治疗”在香港：谁造就了同志基督徒的罪与苦？

张煦峰（Alvin）一直保留着18年前的日记。

翻开其中一页，上方用大字写着“软弱感性VS刚强理性”，他在正文中提到，“有两个我，其中一个我其实好奸”，“我讨厌这个‘我’，我要对付这个‘我’”，“我内心好hurt”，但他又告诉自己，这只是其中那个“好奸的我”，这个“我”感到hurt“关‘我’咩事”。

Alvin日记中提及的这个“好奸的我”指的是他的同性性倾向，18年前的2005年，21岁的Alvin正在一家名叫“新造的人协会”的机构接受改变性倾向的心理辅导。

打开新造的人协会的网站，扑面而来的是四个大字“敢于不同”， 网页导航栏是彩虹色，这样的外观会让人以为这是一个LGBT+友好的机构。然而这里所指的“不同”，是这间自2004年成立以来、有着基督教背景的机构一直从事让同性恋者“离开同性恋生活”的工作。

改变性倾向，一场对自己的战争

Alvin从小便跟着母亲一起去教会，幼稚园和小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中一的时候无意在网络上看到男性裸体，他很兴奋，但又赶紧告诉自己这样是不好的。中三那年他喜欢一个男生，对方是基督徒，曾经在他面前有意无意说起，“基很恶心”，其他人都一起笑，他也赶紧跟着笑，生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

他说，“就连看porn，我都是打‘boy’而不敢打‘gay’，或者就看男女的片，发现自己眼睛一直在看着男生，又逼自己去看女生那一边。”

大学时期，他喜欢上一个基督徒异性恋男生，Alvin更多地和他去教会。Alvin曾看见教会的单张上写着，“七成的同性恋都是可以改变的”，喜欢的男生在知道他的性倾向后，也对他说“没关系，神会帮助你”。于是，Alvin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对自我开战的过程。

2005年，Alvin来到新造的人接受心理辅导，并加入“生命更新小组”，与其他几位男同志在辅导员的带领下，尝试改变同性恋性倾向。据悉，Alvin是该小组的第二届成员。

Alvin向记者展示了当时报名“生命更新小组”的表格，上面显示，小组一共聚会12次，每半个月一次，费用为1200港元。底部有一个“我的宣告”写着：“1、我已下立决心，愿意借着神的帮助，改变我同性恋的性倾向。2、我愿意在参与小组期间，终止一切同性恋的关系和性行为。……”

表格的下方要求参加者签署。而小组最后几节课分别为“与异性相处”、“异性恋爱”。小组还有一课的题目是“重建自我——恢复男女特质”。

参与者会一起读书，比如《我不再是同性恋》，《恢复真我：挣脱同性恋的枷锁》等，这些书籍均试图分析同性恋形成的个人和家庭原因，可能是“性格软弱”，可能是“家庭原因”，然后给出“解决方法”，让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

一段时间后，Alvin开始在日记反思：

“引起我造成同性恋的原因：

1、男子气概不足：膊不够横，皮肤白；2、自觉不被爱；3、害怕被拒绝；4、严重嫉妒；5、低的自我形象，价值观；6、没有体育细胞；7、害怕与一般男孩相处（他们常说踢波）；8、缺乏指引；9、害怕被遗弃；10、害怕受伤害”

他又写道：“同性恋者常会不期然地依靠别人替他办事，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不懂独立，不想独立的孩子。”

小组亦将同性恋视为“性沉溺”的一种，从中释放的方法为“找人认罪：不再否认问题”等。此后，每次坐在喜欢的男生身边有了身体反应，Alvin也会责怪自己“自控力差”。他将自己分成两个“我”，一个是理性的、靠近神的“我”，一个是被同性吸引的、软弱的“我”，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想要战胜后一个“我”。

没多久，Alvin开始精神不济，经常疲惫、头晕，情绪极为低落，甚至时常崩溃。而此时，新造的人小组则多次强调“受苦”的价值。Alvin向记者展示的一份小组材料中，有一节标题为“苦路”，里面多次提到“悔改”，“悔改是指带有行动的伤痛”，具体行动可能包括，“与爱侣分手、与相识多年的朋友绝交、放弃工作，甚至搬到新和陌生的环境居住”。

新造的人辅导员看到Alvin情况每况愈下，甚至想要自杀，转介他去见协会创始人、精神科医生康贵华。在Alvin的一份会面笔记中，他问康：“我改变便没有了自我，抑郁、焦虑，（是动机不正常，为别人而做好自己），我想寻找我自己，但自己是需要一段同性情感，你可否帮我解这两难？”

他指当时康贵华称，“改变不会带来抑郁，抑郁的成因有很多，study显示同性恋这类人特别会有抑郁……”

康贵华从1984年开始从事同性恋者性倾向改变的工作，长期以来备受争议，有一些人指责他给许多同性恋者带来心理创伤；有些人则觉得他是在帮助同性恋者。他曾受访指，部份人在同性恋关系中受伤、失望而想离开这种生活方式，但往往求助无门。

2011年，他曾受香港社会福利署邀请开展一项社工培训课程，引用研究等证明同性恋“可矫正治疗并变成异性恋”。此举引发同志团体的抗议，质疑课程触犯人权法及联合国标准，歧视且将同性恋病态化。社署则回应称曾邀请同志团体进行培训，社工评估案件时应采取多种视角。

2007年，Alvin挣扎许久后决定离开康贵华。他停止剖析自己的“问题”，半年后在日记里写：“原来只要接受了性倾向，什么问题都没有。自我形象提升了，也没有那么抑郁”。

18年后回看日记，Alvin说，“我后来发现自己很有体育细胞，游泳、打羽毛球都是我喜欢又擅长的运动。”他说，当初在新造的人氛围里将“同性恋”当成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被迫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其实是“拗直时内化的自我评判”。

基督信仰和同志身份，二选一

2022年，当Alvin在剧场中讲出这段经历时，Kit（化名）坐在台下，“我当时心想，我完全明白他在讲什么”。

Kit与Alvin年纪相仿，都是基督徒，2015至2016年，她曾参与过新造的人的小组与义工活动。

Kit自小学便知道自己喜欢女生。她时常和身边的人出柜，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求助，她想知道“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不同，我该怎么办”，但老师会说“因为你爸爸离开了，所以你才是同性恋”，或者“你还没有长大而已”。

她知道同性恋不是什么好词，“小时候看TVB，每一个同性恋的角色都被丑化，要么是变态，要么是跟踪狂，都是令人惊怕的”。

后来她和一个女生开始拍拖，但被对方背叛，经历失恋之后，Kit回到教会哭得很伤心。牧师很冷静，问她：“你哭是不是因为你舍不得同性恋生活？”，牧师说同性恋是罪，他觉得Kit是明知犯罪仍去做。他说，“你这样不像基督徒，你做的事情也不是。神画了一个羊圈给羊，如果羊离开这个圈，自然就会受伤”。

对Kit而言，基督徒的身份是极为重要的，当牧师当面说她“不像基督徒”时，她非常害怕。那几年，她开始经常上教会。Kit比喻，“好比有人觉得，同性恋是不可以吃生菜的，吃生菜就不能做同性恋。那几年，我非常投入在信仰中，选择只吃生菜，不拍拖。”

这样的理念和新造的人协会的第三条路——即“后同”的生活不谋而合，Kit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投稿给他们。收到新造的人的邀请，2015年，Kit开始参与“生命更新小组”，也在家长小组中担任义工。

“当时的想法是，在里面（新造的人）都是很矛盾痛苦的，我当时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所以可以去励志其他人。”那几年，她非常努力地拗直自己，尝试和男生拍拖，但却是“非常灾难”，Kit说，“总之我不行，要和男生在一起，我想死。”

每次和异性在一起，协会的人都很开心，“一看到你跟异性一起，就在那里鼓掌，很开心。这就变成，我是不是不行（和男生拍拖），你们就不替我人生开心呢？”。

两年后，她重新与一位女生坠入爱河。

她回想：“矛盾就是这样，我开心的事就是永远令他们失望的事。当我把拍拖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言谈之间我听到的态度是，‘很可惜，不过不要紧，你还是可以过来’，这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过了。”

Kit告诉记者，“生命更新小组”分为男同志组和女同志组，每组6至8人，由一对夫妇郑先生、郑太太（化名）分别带领。她指郑生也是一名同志，郑太知道丈夫的身份，他们育有两个孩子。

十年前，正是郑先生为Alvin提供心理辅导。Alvin说，郑生常用自己的经历来共情和鼓励大家改变，Kit也提到郑太说过郑生在婚后仍有去过同志场所，有过“挣扎”。十年后的2015年，Alvin指曾接到过郑生的一个致歉电话，对方说“你都知道我当年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辅导员，我现在更加开放，可以接纳同志了”。记者曾联络郑先生邀请访问，但对方并未回复。

2016年至2022年，当男同志周卓枫（阿枫）在新造的人时，郑生仍在里面做辅导员、带领小组，直到2022年与郑太举家移民离港。

阿枫今年31岁，从6岁开始意识到喜欢男生，28岁真正接纳自己，他花了22年的时间。

阿枫的母亲是虔诚基督徒，他自小在教会长大，一直在教会勤恳服侍。他曾带领教会的青少年小组，清楚记得教材的拍拖指引写着“同性恋是罪”，但作为导师，他不得不一遍遍说那这句话。“我那时候真的相信，没有想过要挑战它。但它令我很痛苦。”

2016年阿枫通过网络了解到了新造的人，开始接受辅导和参与小组。他记得入小组前有一个“圣洁宣言”，大致内容是要大家“以神为主，离开同性恋生活”。小组内，大家都被鼓励去和女生交往，当时阿枫也在尝试向一位女生表达好感，但这个时候他又遇到了一个喜欢的男生，发现自己“对男生的喜欢是对女生喜欢的一万倍”，他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让阿枫决心离开新造的人。他的小组中有一位60多岁的阿叔，一辈子都在性倾向中挣扎，从未拍过拖。疫情期间，阿叔喜欢的男生约他一起去staycation，但他仍然在挣扎。阿枫听到他的故事，非常震撼，“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浪费了我的人生。明明很喜欢一个人，为什么要为了所谓的‘圣洁’挣扎到60岁、70岁，仍然改变不了。”

拗直，是自愿的吗？

“性向试改”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是指尝试消除个体被同性性吸引，并促使其被异性性吸引的行为，最常见的方法包括拗直治疗（或称扭转治疗）等。但早于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已表决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上剔除同性恋——1950年代同性恋首被列入DSM，一度被视为精神疾病。

一直关注香港性小众“拗直治疗”的真光社，和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副教授陈俊豪在2023年发布了《2022香港性向试改研究报告》。报告中的219名受访者，有21.9%的LGBTQ受访者曾尝试改变性倾向，其中73%的人有宗教背景，大部分人受家人与宗教领袖等的压力而尝试改变性倾向。

新造的人协会多次强调不会“强迫”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记者致电协会创始人康贵华的医生诊所，值班护士询问康后，回复“康医生不接受访问”。面对争议，康过往的回应都会强调如果有同性恋者自愿改变性倾向，应该得到帮助；自己并不是强逼改变性倾向，而是让他们“离开同性恋生活”，成为“后同”；也承认成功改变性倾向，和异性拍拖结婚生子的比例极低。

在同志运动的大浪潮下，康贵华和新造的人等机构称同志团体反对“后同”是“打压”、“后同”亦是多元的存在，“尊重差异”意味着应该接纳想要改变性倾向的同性恋者。

然而，改变同性恋性倾向真的是自愿的吗？

香港1991年完成了同性性行为的除罪化，根据2023年调查显示， 60%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婚姻，17%表示不支持，23%持中立态度。然而，香港同性婚姻合法化仍然未被提上议程，民间团体多年推动的《性倾向歧视条例》也一直未获通过。

这些争议切实地影响着同志的自我接纳。

2004年，全港热议梁威廉诉律政司司长一案。当时香港针对男同性恋者的性合法年龄为21岁，而异性恋则为16岁，申请人、20岁男同志梁先生认为违反了《基本法》及《人权法》，申请司法覆核。2005年，该案裁决将肛交的性合法年龄改为16岁，及后再驳回政府的上诉。

当时正处在性倾向认同挣扎中的Alvin也注意到此案。他说，“异性恋就可以16岁性交，同性恋就要等到21岁。这背后其实就是在说同性恋是不好的，要等到更成熟才能去选择。我觉得不公平，但是又没有办法”。

真光社的创办者兼主席黄政光（Dino）表示，“说改变性倾向是自愿的，但为什么他们会想改变自己的性倾向呢？如果他们知道其实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路，LGBT只是其中不同的选择，我相信他们不会选择去拗直。”

真光社没有宗教背景，强调“用科学的方式”讨论性倾向试改的议题。不过Dino与副主席姚皓璋（Jensen）本身都是同志基督徒，Dino在成长路上也曾一直尝试“拗直”自己。他13岁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一直无法接受自己，“当时觉得同性恋很奇怪，社会不会接受，而且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正面的同性恋的形象”。

2007年，《家庭暴力条例》修订，把保障范围扩大，但指明不保障同性同居伴侣。同志团体发起抗议，但部分宗教团体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前奏。历经近三年，条例最终改名为《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引入“同居关系”涵盖同性同居伴侣。

当时Dino在念中学，同学们热烈讨论，“大家都会说，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怎么能算是家庭呢。那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气氛是对同志很不友善的。”

那时他没有宗教信仰，“我当时知道最不喜欢同性恋的就是基督教，那我觉得我信了基督教就一定可以被改变”，Dino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谁知道，耶稣很厉害没错，但还是没法改变我”，近20年后，已经自我接纳的Dino这样开玩笑。

19岁的他跟随大学老师去云南丽江体验农村生活，才发现“喔原来人不一定要生活在城市，人类的生活如此多元，不一定要跟着主流走”，才逐渐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副主席Jensen则自小就是“很乖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小到大的愿望是“有一个女朋友，18岁结婚”，但却总是落空。“我从小就是一个恐同的人，恐自己也恐别人。每次开始想男生，我就会跟神忏悔，觉得自己有罪；在街上看到有男男拖手，我都觉得他们不该这样”。

2012年，部分宗教团体发起反对《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的联署，当时还是学生Jensen在Facebook上看到后也参与了联署。直到Jensen工作后，有同事向他出柜，他才恍然大悟般感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gay存在”，开始接纳自己喜欢同性。

新造的人协会强调使命“并不是‘扭转性倾向’”，但亲历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阿枫说，“他们可能不是很强硬，但立场都是想让人改变”。尽管新造的人不会责怪他和男生交往，但会有“情感上的和信仰上的绑架”，比如会说“很心痛，真的很不想见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被组内其他人质问“同性恋是好事吗？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你怎么对待自己的信仰？”，这些都会给参与者造成压力从而想要改变。

Alvin更是因为这段“治疗”经历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几度想要自杀，也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无法开展一段亲密关系。医生认为他患上了PTSD，且记忆力和逻辑思维都受到了影响。

截至2022年1月，加拿大、法国等地已全面禁止性向试改；英国、美国等则正在咨询或有部分州分禁止。《2022香港性向试改研究报告》显示，经历过试改性向的人中，29.2%感到羞耻、内疚和憎恨自己，分别有39.6%和27.1%达到了临床抑郁与焦虑水平。虽然有20.8%人感到被接纳，也有27.1％人认为找到安全地方分享，但有83.3%的人有过自杀念头。

记者曾邀请新造的人协会接受访问，希望求证受访者的说法、了解对造成被辅导者心理创伤等问题的回应，对方回复称“由于我们不清楚相关情况，因此不会做出任何回应”。

为何香港今天仍有“拗直治疗”？

2023年6月，真光社出版了《性小众辅导手册》，推广性小众肯定式实践手法 (LGBT+ Affirmative Practices) 在社福界及辅导界的应用。

Jensen和Dino发现，在香港，很多辅导员都渴望了解和LGBT相关的知识，却没有渠道。Dino读过社工与心理学课程，他说课程基本没有提到过性小众，“就是非常简单地说，LGBT中的L代表什么，G代表什么。但我的同学中很多做心理学家，他们都可能会面对性小众，没有这的training，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做的。”

因此，手册也被他们视为“在香港语境中，唯一给辅导员看的关于性小众的reference”。

另一方面，香港心理学会主席徐佩宏对端传媒表示，目前香港没有针对心理学家的法定注册制度，部分自称心理学家的人可能并未接受过相关训练，被服务的对象也很难追责或起诉。目前，心理学家的“认可医疗专业注册计划”仍未属法定性质。

成立于1968年的香港心理学会是重要的心理学的专业协会之一，该学会分别于2012年和2023年发布了《心理学家与性、性别多元个体工作的立场书》，其中提到“心理学家应认识到不同的性倾向不是疾病”，“不同的性倾向只是人类自然状态的一部分”。

比起2012年的声明中提到“改变性倾向的尝试并没有被证明有效和无害”，2023年的声明中直言“心理学家应放弃拗直治疗，因为此项治疗已被科学证明是无效且有潜在伤害的”；更进一步提出心理学家应该采用“多元肯定式”（diverse-affirming ）手法为性小众提供服务。除此之外，2023年的声明也将跨性别者纳入范围。然而，此项立场声明文件仅是表明香港心理学会的立场，仅约束学会成员。

另一专业协会——香港专业辅导协会则在专业守则中提到，辅导员应意识到并尊重来访者的性倾向等身份。但同样，香港针对辅导员并无法定注册制度，加入协会亦非必要条件，即使因受到投诉被开除某一协会/学会会籍，亦不影响其继续在港执业。

性向试改的背后，还有部分宗教团体的连结。记者查阅新造的人协会背景时，发现其创始人康贵华还参与创立香港性文化学会、香港心性教育协会、后同盟等三个机构，此外，康贵华亦在明光社担任董事。

从网页介绍来看，新造的人、香港心性教育协会和后同盟主要从事改变同性恋者性倾向的工作。而香港性文化学会、明光社，则主要做公众教育，宣扬一夫一妻的家庭伦理观念。

明光社的成员名单中，也不乏基督教教会背景的人士，来自播道会恩福堂、宣道会以及浸信会等。康贵华与明光社现任总干事蔡志森则同为维护家庭基金（前身为维护家庭联盟）的顾问、成员。明光社和维护家庭联盟都曾经明确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

新政治环境下的性别平权路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与研究课程讲师曹文杰（小曹）博士曾是香港同志运动的活跃参与者，他认为，基督教右派对于“维护家庭”的推崇起源于殖民时代的家庭计划，更在香港主权移交后被特区政府挪用于培养中国人身份认同。

195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得到殖民政府的补助，经费更按年增加。而筹组的医生、护士、社工以至于名流绅士不少是基督教徒，推广计划时不免夹带着基督教关于家庭与性的观念。曹文杰指，这对香港影响深远：“第一就是生产了核心家庭的理想模型；第二， 改造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第三，建立了新的婚姻性伦理；第四，激起了社会大众对儿童及青少年性活动的特殊关注。 ”

而九七之后，“家庭价值被特区政府高调挪用，成为新自由主义下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说词；第二，俗世化基督教家庭婚姻观跟政府急于打造中国身分认同的工程合谋，导致家庭价值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和任务。”他说，“特区政府推行的爱国教育，旨在培养中国人身份认同，基督教右派的家庭价值正好能够跟所谓中华文化尊崇家庭、这类庸俗的说法扣连在一起。 ”

曹的结论是，“跟香港同志运动周旋比拼的，不单纯是俗世化基督教家庭婚姻观，还有与它紧密勾结的国家政府权力”。

1998年，政府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下设立平等机会（性倾向）资助计划。自2014年起，这个计划每年都会向明光社、新造的人协会及香港性文化学会等至少一间机构批出资金。2017年起该计划会公布每项资助金额，2017年至2022年，这些团体共获得近70万港元资助。

记者向该计划查询“认为这些组织从事的活动是否属于歧视性小众”、“计划的审核、选拔流程具体，以及出现争议后有无相应机制重新审视受资助机构的资格”等问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并未直接回应，只回复资格评审委员会由包括非政府人士组成及担任主席，会考虑项目目的以及内容和可行性、财政因素、预计受惠人數、申请机构的经验及管理能力等；重申项目须符合计划宗旨，即促进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享有平等机会或为性小众提供支援服务。

自1990年代起，香港民间力量便开始推动《性倾向歧视条例》的立法。香港主权移交之前，1994和1996年，时任立法局议员的胡红玉及刘千石，分别以私人草案方式提出包括性倾向的反歧视的草案，但有关性倾向部份皆未获通过。

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议员提私人草案如涉政府政策，提出前必先有特首的同意，也要过立法会事务委员会、律政司、立法会主席，首读二读和“分组点票”等重重关卡，由立法会发起《性倾向歧视条例》的路径几乎无可能达成。

至于政府一方，曹文杰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2019年之前，作为一个弱势政府，其实不想触碰如此具有争议的话题，这并不是政府的priority，多一事不如少一事；2019年之后，这一议题不仅不是priority，更已不在政府的agenda上了，政府在意的是国安，如何与内地融合等议题。”

公民社会的萎缩亦影响到同志运动。过去，如果同志运动行动者想搞倡议，会做研究调查，联络立法会议员办记者会、邀请采访，跟着上街示威、去递信。“但这在2019年后的香港不能够再被重复。”他解释，“首先大家对（现时的）立法会议员了解有限，第二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同志运动，大家都不再愿意跟用这样的方式选举出来的议员合作。这个不单是同志运动的困境，也是整个社会运动或其他公民团体都面对的困境。”

真光社亦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反对拗直治疗好的方式就是立法禁止，但是推动立法这条路在今天的情况下可以说非常困难，性小众议题都不是现届立法会和政府关心的议题”。

不同的宗教团体对政府有不同的立场，不过曹文杰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中，宗教团体也面临政府对宗教的管控不断加强的问题，“就算是支持警察都未必能保护他面对这种大浪潮的影响”，所以，“如今宗教团体面对的问题未必是同志对家庭价值的‘破坏’，或者黄蓝，而是面对中国因素的冒起，他们要如何自处？”

自我接纳，已完成或仍在路上的

Alvin曾经三次向教会表达受洗的意愿，但都被拒绝，对方说，“不如先处理好自己的事”。

曾经，他试着用《圣经》来取代同性恋的身份，上街不看男生，只看《圣经》，求神改变自己；如今很久以来，他都不愿意再读《圣经》，“《圣经》成为我的创伤之一，我曾以为受苦是必须的，同性恋是罪恶的，现在想来都是洗脑”。

他曾在2018年参与香港的同志游行，记得自己拿着麦克风大喊口号“同志不同志，都是社会一份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疗愈。如今的香港，却很难再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而Kit说，“同志是少数，同志基督徒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很多人都说，‘那你不信（宗教）就可以了’，但， 信仰和性取向这两件事都是一早已经在我生命里面了。”

香港也有对同志友好的基督教会，1992年成立的“基恩之家”是香港首个由同性恋者创立的基督新教教会，也是亚洲第一件正式注册的同志基督教团体。近年来，还有对同志友善的九龙佑宁堂、基督众乐教会等。只是现时环境下，这些教会仍属少数。

拗直治疗的经历改变了Alvin的生命轨迹，他原本主修工程，副修音乐，喜欢演奏单簧管，创伤让他十多年无法再演奏音乐。后来他去读社工学位，从事心理辅导，希望能够帮助其他有相同经历的性小众。2018年开始，他实名接受媒体访问，“心理辅导只能影响个人，但‘拗直’本身是个社会问题，应该改变的是这个社会，我希望自己站出来接受访问，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拗直’的危害。”

在Alvin的影响下，Kit也开始面对媒体，她说现在仍然没有完成自我接纳，一直在保守的行业工作，不敢对周围的人出柜，还时常向同事假装自己有男友。“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在这个社会环境生活的性小众，都会想拗直自己，因为整个社会是歧视的。”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妈妈接受了自己的性倾向，她可以常带女友回家和妈妈一起吃饭，已经“心满意足”。

今年的“5·17世界不再恐同日”，阿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出柜了：“性倾向本身系中性，没有好坏之分……不会勉强所有人接受，但我已懂得接纳自己”，这是他挣扎22年后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