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我求職不順，陰差陽錯之下進入圖書零售行業，在一家大型連鎖書店做了兩年店員。事後回看，這是我最快樂的兩年。我和我優秀的同事們共同創造了一個類似烏托邦的環境，簡單而幸福。
那也是我最窘迫的兩年。店員起薪2800元人民幣，算上加班、補貼、獎金，不過三四千元，難以支撐一個年輕人在深圳過上寬裕的生活。我跟朋友合租，擠在客廳，每到月底為還花唄發愁。
這樣的生活難以持續，朋友和家人的質疑也催促着我尋找一份更體面的工作。兩三年後，我和同事們陸續離開。有人進入出版行業做編輯，有人進入外貿行業做運營，還有人轉行做了HR。出路各異，但都進入了寫字樓，在格子間裏敲敲打打。
八年後，彷彿是一陣旋風，公共輿論開始討論「年輕人從事體力活」的現象。在主流的描述裏，這是一場關於年輕人「想要、需要什麼」的思考與實踐。他們背棄格子間，為自己的人生尋找新的意義。
然而，大量年輕人脫離既定軌道，是否意味着原有的社會結構正在失衡。三年疫情後，經濟下行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白領崗位大量減少，年輕人失業率高企。當階層跨越的應許之地不再，躺平替代了努力、內卷，「向下」流動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在這種宏大敘事之外，我對其間的個體，對「娜拉出走」之後的故事更為好奇。探索並不會在進入體力勞動的那一刻就結束。我想要回答，結構問題如何在他們身上展演，個體又如何通過選擇進行靜默的反抗？這種實踐能否延續，又將停在哪裏？如果無法延續，我們能在過程中收穫什麼？
雙減、爛尾、封城，被時運甩離格子間
用世俗的眼光看，傳英的人生此後急轉之下，不僅「歸咎」於個人選擇，也是我們這代年輕人太「脆弱」，總能被各種力量掀翻在地。
見到傳英之前，她在微信上問我是否介意她穿拖鞋。不坐班的理由是，「不能穿拖鞋，no，我真的不能忍受這些東西。」
當然不只是這些，在重慶長長的斜坡道路上，她踩着人字拖，跟我說起她的故事。
2017年，傳英從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畢業，她深信自己」愛自由」，沒有考公考編考教資。畢業後，她先在一家英語學習app做社區運營經理，不久跳槽去了美聯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