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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太太:被取消、社死?台灣MeToo運動中,不平等分配的同理心

對於「誣告」和「潑髒水」的擔憂,來自於一種不合理、不平等分配的同理心。

2023年6月12日,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沛君在台北市議會舉行記者會,回應性騷擾事件。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3年6月12日,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沛君在台北市議會舉行記者會,回應性騷擾事件。攝:陳焯煇/端傳媒

V太太

刊登於 2023-06-14

#台灣metoo##metoo#性別平權

自5月底一位民進黨前黨工在社群網站上公開發文,指出自己於民進黨工作期間遭到外部合作廠商性騷擾,和主管申訴後卻未能受到妥善處置起,MeToo的浪潮似乎終於來到了台灣。

從政治、學術、媒體、文化、演藝到社運界,各個產業幾乎都有女性(及部分男性)現身,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經驗。他們多半將這些經歷隱藏在心中多年,因為各種擔心——無人相信、遭遇報復、影響個人工作發展、破壞所在組織或團體的情誼、自己反倒深陷污名——而不敢、不願說出來,直到台灣社會終於隱隱打造出了一種氛圍,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故事值得、應該被訴說,也可能、可以被傾聽、被相信。而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鼓勵,願意分享自身經驗,我們也才終於得以看見,台灣女性的真實生活樣貌。

他們陳述的方式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選擇隱去姓名細節,有些人則採以「直球對決」,有些事件較為近期,有些則可稱得上年代久遠。這些事件所涉及的傷害樣態也不盡相同,有些是語言上的性暗示,間或伴隨著威逼和恫嚇,有些則是不恰當、違反當事人意願的肢體接觸。兩造所處的情境,以及雙方關係也都包含了各種異質性。

這些異質性一方面讓我們意識到性別暴力之複雜度,尤其是受害者的樣貌如此多元。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一些提問,有些和性別暴力的基本概念相關,例如類似於「這沒什麼吧?這樣子也算性騷擾?」的評論,另一些則關乎到體制層面的問題,比方說這些不同樣態的性騷擾背後,是否有共同的環境與結構成因?而面對不同樣態、程度的行為,我們應該給予同樣的反應和懲罰嗎?我們又應該如何區分、判定不同事件之間的嚴重性,例如:摸一把就比強吻不嚴重嗎?

在越來越多受害者發聲後,我們也看見兩種新的現象。其中之一是除了受害者本人的陳述以外,有些人則以「旁觀者」的身份出面,表示自己身處的環境也有類似的權勢男性,利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地位和權力,對身邊的女性進行程度不等的性騷擾、脅迫等。他們或許得知了身邊尚未準備好現身的友人的親身故事,或許是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經常「有所耳聞」,因此在此波MeToo風潮中,決定也做一個揭發者。

2020年7月28日,針對英國報紙《太陽報》(The Sun)提起的誹謗訴訟案,強尼.戴普離開英國倫敦斯特蘭德皇家法院。
2020年7月28日,針對英國報紙《太陽報》(The Sun)提起的誹謗訴訟案,強尼.戴普離開英國倫敦斯特蘭德皇家法院。攝:Samir Hussein/WireImage

另一種現象則更為常見,是擔憂這樣的網路「控訴」風潮難以被證實,最後卻可能造成被控訴者的嚴重後果,如社會性死亡或是被「取消」等。

因為包括性騷擾與性侵害在內的性別暴力經常發生在隱密、私人的環境中,且現場只有兩造雙方,在當下發生的許多事情沒有紀錄,也難以被證實,因而產生了所謂「他說/她說」(he said/she said)的情境,也為這類事件的後續司法路徑與正義之取得增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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